Google+ Followers

2012年5月31日星期四

管见:官僚当国的悲哀


陈光诚事件发生,官方媒体避免触及事情真相,除了含含糊糊指责陈光诚“挟洋自重”之外,就是猛烈攻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而“五毛”们,则对陈的所谓“挟洋自重”作更多描述,据说陈光诚之所以成为今日之陈光诚,地方干部之作为其实不算什么,“问题的全部”在于陈结识了“民运分子”,接受其经费,进而又被美国人利用。

“多维网”则显得公允些,它的文章说,陈光诚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更有可能来自于当地政府的擅自妄为和无法无天”,当然,“中央政府要负领导责任”,因为它难以制止地方一意孤行,通常是“认为已尽人事,不再坚持立场,得过且过”。

然而,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他的家人被地方政府派人带到北京,显然是中央政府所授意,而陈光诚受到威胁,若不离开美国使馆,其家人将被带回山东,更分明是事件的点睛之笔──将陈光诚一家任由地方处置,证明了中央与地方沆瀣一气,合起伙来无法无天

“多维网”如此严词批评地方,对中央的责任轻描淡写,极力维护其正面形象,自有其良苦用心。不过,今日中国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之毛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格局,的确已有很大变化,甚至有“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神描述,因而,诸如“多维网”之类竭力为中央辩护,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地方自行其是,或“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往往掩盖着中央与地方在多数场合中一起站在民众对面的现实,其典型,恰如陈光诚之事,正是在于,中共容不得民众对其专政统治的批评,尤其以中共政法系统支持下的地方政府表现最为突出。

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滞后,权利制约权力的两大途径,即普选权对立法机构的制约,以及言论出版及结社自由,都在党权及其行政权的严密控制下遭到压制,形成了权力缺乏制约而肆意妄为的局面。

在此大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积极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然而,这种复杂的权力相互制约,实际只是权力的“内政”,而官僚们施展权术,有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央或颐指气使,或暗中操纵,体现其强势,同时,也有力不从心,则颇为尴尬,而中央本身就在所谓“集体领导”的名义下呈现政出多门的特征,这样,派系背景下展开中央与地方的合纵连横,更有一番奇特的面貌。

中共三大支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通常人们较多注意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博弈,而江泽民派系在中共高层盘踞十多年,退下来之后也还一直呼风唤雨,显示出非团派官僚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江派实力雄厚,体现在非团派官僚与太子党展开合作。团派领袖蜇伏十年、担任总书记十年,仍深受对手制约,堪称中共历史上弱势领导人之奇观。

“文革”失败,中央控制力大为减弱,地方官僚得到一个特殊的发展机会。万里和赵紫阳等地方大员在实践中敢于突破教条,脱颖而出,成为开明政治家。胡耀邦同为开明政治家,但他缺少担任地方大员的经历,保守派打倒他,以及中共对他恢复正面评价,都相对容易,而对赵紫阳,则完全不同。温家宝也有类似之处,他本是党机构官僚,未经地方历练而晋身为总理,运用权力很是自如,展现姿态也不乏精彩,但作为政治家,终究略逊一筹。

共青团干部以“党的助手”为本色,他们进入党政机构,一般都成为平庸官僚,即使当上地方大员,也依然多以平庸为特色。最典型之胡锦涛,他以镇压藏民而获青睐,然而即使身为总书记,他也还是难改其平庸官僚的本性。人们曾经对“胡温新政”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一个团派官僚,一个党机构官僚,他们“新政”十年,只是兢兢业业地随波逐流──经济增长潜力逐渐耗尽,经济转型则因为“国进民退”愈益彰显而步履维艰,官僚们普遍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痴迷“土地财政”,对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则无动于衷。

至于李克强与胡春华,在地方任上都沾染了要命的污点,而汪洋,虽竭力展现个性,也还是摆脱不掉依恃权力操纵市场变化的计划经济旧习气。由此来看,未来的中共高层,若团派力量更为强势,则官僚气可能更盛,中共党政官僚机器可能变得更为危险。

人们厌恶江泽民的表演欲,讨厌胡锦涛的平庸,转眼去看太子党,似乎他们自恃根红苗正而具独特气质,可能更会有一番作为。特别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数年,看似无为,貌似平庸,却正合民营经济、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让人期待地方大员的经历对太子党们有正面影响。不过,习近平对外国人的批评,曾私下里口出狂言,而薄熙来在重庆力图标新立异,也还是基于“中国模式”起舞,更为极端地以投资刺激增长,以巨额债务经营政绩。同时,太子党圈里涌出一股衷情于以“新民主主义”升级党专政的浪潮,则显露出太子党内心中的狂妄与封闭。如此这般,让人觉得,闹来闹去,中共所谓与时俱进,其实不过如此。

可以说,由于“文革”之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地方大员中出现万里、赵紫阳那样杰出的政治家,实际表明,非团派官僚中的确有可以脱颖而出之人,而太子党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问题是时间不等人。

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曾报导,三场宏大技术变革已在今年初发端,它们可能足以匹敌上个世纪的电气化、电话、汽车时代变革。这些新变革的“震中”都在美国,它们是,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不久前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制造数字化”的时代,工厂需要的劳工将越来越少,但需要更高的技能。它意味着,到工资低的海外国家设厂的模式,正面临挑战。近来愈益明显的“美国制造”之复兴,实际上恰与这一新浪潮相呼应。

而中国共产党,还在那里一步三摇,还照样很是自鸣得意,实在可怜又可笑。它不仅自诩“中国模式”能够拯救世界,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甚至欺侮一个盲人维权人士而毫无愧色。它口中的“机遇”,其实不过意味着它对现实发展放松些微控制而已,而真正的机遇到来,它其实毫无察觉,十足一个现代的怪物。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6月号

李平:紅歌隊與知青劇 誰更文革?


在中央電視台開播連續劇《知青》翌日,重慶和諧紅歌隊又上街表演了。是巧合,還是有因果?熱爆「貓眼看人」論壇的評論,讓人看到兩件事背後都有文革陰影,由此引爆自由派與左派的相互攻擊,令人懷疑中共當局以《知青》獻禮十八大、為習近平造勢,是否明智?


「豬狗比賽唱紅歌」

作為唱紅歌的大本營,重慶市人民廣場在薄熙來被撤銷市委書記一職當日就發佈通告,禁止市民再舉行歌舞活動。令人意外的是,相隔兩個半月後,而且是在薄熙來已被撤銷中央政治局委員後,重慶街頭昨日再現紅歌表演,地點還是江北區觀音橋商圈。

對重慶紅歌隊復出,內地網民反應激烈。支持者稱:「人家自發唱紅歌,關你屁事?」反對者則引用大文豪郭沫若的詩大加譏諷:「雞鴨結伴跳紅舞,豬狗比賽唱紅歌。」也有人保持清醒:「不同的觀點應該可以自由表達。不過從紅歌泛起可以看到,他們的爭鬥,只不過是權力和利益的角逐,絕不是甚麼路線之爭,或者民主與專制之爭!」

紅歌隊復出令人對重慶的文革遺風之盛感到不解,但央視播出的連續劇《知青》,引發對文革背景下的上山下鄉運動的兩極評價則在意料之中。1960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受害者不計其數,任何美化這場運動的文藝作品、政治評論,都勢必引起反彈,但同時又會受到擁護文革的極左派的歡迎,甚至有人稱《知青》播出的時機是「正當西方自由派小勝而大慶祝時刻,正當正義的聲音受到禁止的時候」,直指《知青》的播出是對唱紅歌被禁、烏有之鄉等左網被禁的補償。

《知青》為文革去惡

一些當年被逼下鄉的知青,痛斥《知青》是「一部乏走狗為文革去惡化的作品」,連批評的用詞都富有文革色彩。也有人質疑當局的動機:「這個電視劇會使不少毛左分子看了熱血沸騰、蠢蠢欲動,也會使不少不明就裏的少年對那段歷史充滿了嚮往,莫非是想忽悠過剩的大學生再來一次上山下鄉?」

李平 / 港蘋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死难者离世二十三周年

『天安门母亲』六四20周年时的活动照片
今年,是“六四”死难者离世二十三周年。今年秋天,中共将要召开十八大。
回顾十年前,在中共的十六大上,确立了所谓“胡温新政”。 我们作为“天安门母亲”, 曾郑重地向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过如下的呼吁:
“我们真诚呼吁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平复民怨,化解危机,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发生。
“如果贵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民主、人权是现代文明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如果贵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民主、人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就有理由期待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拿出对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负责的胆识和魄力,重新评价‘六四’,果断地结束一党专制的陈旧体制,以此推动并着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可惜!时过境迁,十年一场南柯梦。
十年前,民主、人权至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头上还承认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在今天,国内的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已把“普世价值”扫进了垃圾堆,更不用说把民主、人权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也变得遥遥无期。人们对于未来感到极度的无奈和迷茫。
人们还发现,当年“天安门母亲”所提出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地递增、激化了。中国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侵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的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中国的制度性腐败一发不可收拾,人们的道德底线几近崩溃,社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维稳”成了中国当前保持执政党政权稳固的第一要务。这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制度性伤害无法估量。
在胡温任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本来可以为启动政治制度改革、公正解决“六四”遗留问题提供大好时机。但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因循守旧僵化官僚白白放过了这十年和平转型的历史机遇。
在如此沉闷、停滞的时局背景下,温家宝独自一人重提政改要求,说改革只能前进,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他甚至重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年两代会期间他又说:中国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会付诸东流,中国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的覆辙。其言凿凿,其情切切,既令国人敬佩,又让人感到重言轻诺。
好像是故意“背书”,英国《金融时报》3月20日接着又报道说:近年来,温家宝已在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于三个不同的场合表示过“平反六四”的建议,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们的封堵。此类传言也令人顿生疑窦。
温家宝关于“平反六四”的谈话无从证实,但愿像他政改的要求一样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又能实行得了什么呢?
现行的政治体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是凭任何一个大人物可以动摇得了的。这个集团的利益已经最大化、凝固化、网络化。就像《红楼梦》里的《护官符》所说的四大家族一样,这四家“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在人们眼里,即使温家宝真的提出“平反六四”的建议,一碰到这样一道《护官符》,也只能退而却步,充其量只是图个身后不坏的名声而已。
不出人们之所料,在今年两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哀叹改革之艰难:“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们的支持、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无异于告诉民众,改革靠共产党的上层靠不住,靠党内个把青天大老爷也靠不住,只有靠广大的民间力量,靠民间的压力和推动。历史的经验早已表明,中国民间曾经经历过1989年暴风雨般的觉醒,天安门广场上百万民众显示出的史无前例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业已载入史册。凡是当年的亲历者,对于那时的情景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事实是民众的觉醒、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都被强权者的坦克、机枪碾得粉碎,随后又迫使民众淡忘,渐渐从记忆中抹去。我们认为,今日的执政者唯有救赎与弥补以往的罪错,除此别无它途。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一如既往。只要这个群体存在,我们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只要有抗争,“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理念,就依然存在,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
愿“六四”死难者的亡灵早日得到安息!
签名者:
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    珏尹    敏杜东旭宋秀玲于    清郭丽英
蒋培坤王范地赵廷杰吴定富钱普泰孙承康尤维洁黄金平贺田凤孟淑英
袁淑敏刘梅花谢京花马雪琴邝瑞荣张艳秋张树森杨大榕刘秀臣沈桂芳
谢京荣孙    宁王文华金贞玉要福荣孟淑珍田淑玲邵秋风王桂荣谭汉凤
孙恒尧陈    梅周  燕李桂英徐宝艳狄孟奇管卫东高    婕索秀女刘淑琴
王双兰张振霞祝枝弟刘天媛黄定英何瑞田程淑珍郝义传任金宝田维炎
杨志玉齐国香李显远张彩凤王玉芹韩淑香曹长先方    政齐志勇冯友祥
何兴才刘仁安熊    辉韩国刚石    峰庞梅清黄    宁王伯冬张志强赵金锁
孔维真刘保东陆玉宝陆马生齐志英方桂珍肖书兰葛桂荣郑秀村王惠蓉
邢承礼桂德兰王运启黄雪芬王    琳刘    乾朱镜蓉金亚喜周国林杨子明
王争强吴立虹宁书平郭达显曹云兰隋立松王广明冯淑兰穆怀兰付媛媛
孙淑芳刘建兰王    连李春山蒋艳琴何凤亭谭淑琴肖宗友乔秀兰张桂荣
雷    勇
(共121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苏冰娴姚瑞生杨世钰袁长录周淑珍王国先包玉田林景培寇玉生
孟金秀张俊生吴守琴周治刚孙秀芝罗    让严光汉李贞英邝涤清段宏炳
刘春林张耀祖李淑娟 杨银山王培靖袁可志 潘木治萧昌宜

邱立本:六四幽靈與現實互動


维权网图片:糜崇膘与纪念"六四"横幅

讓六四當事人和全民參與尋找真相,也尋找平反的途徑與時機,揮別不合理政治制度的陰影。


二十三年了。六四的幽靈仍然在神州大地的上空盤旋,並且會與現實緊密互動,改變人心的軌跡,也勢將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跡。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北京當局對六四的定性已經在不斷鬆動,改變了過去視六四為洪水猛獸的態度,不再大驚小怪,反而是開始降溫,將這宗事件的政治敏感度降低。從反革命政治事件,變為了一場「風波」。

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的前夕,六四問題似乎突然成為一項政治變數。下一屆的黨與政府領導人,是否可以走出了二十三年前的陰影,不要讓這議題成為執政黨的原罪?

事實上,今天的領導人,從胡錦濤到習近平,從溫家寶到李克強,都和六四的血腥沒有關係。他們如果敢於走出了平反的一步,也將贏得新的民意資產,也為執政黨尋回近年不斷流失的統治正當性。

而重要的是人心的變化。由於網絡的發達,出境人口的激增,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擁有全新的信息結構,也帶來新的價值結構,對長期以來被視為禁忌的六四,有越來越多的認識。他們發現了官方版本的謊言,也發現了多年來被蒙蔽的荒謬,開始思考中國改革的迫切性,不能讓一個壞的制度製造不必要的悲劇。

當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他們會到
深水埗汝州街
 街剛剛成立的六四紀念館,雖然只是民間微薄力量始創,比較簡陋,但卻讓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震動,看到那些讓他們驚奇的資訊和實物,也看到了拒絕歷史記憶斷層的巨大能量。不容青史盡成灰,也不容歷史的真相在神州大地被埋沒。

而真相也正在神州大地冒出來。最新的發展是:貴州貴陽市鬧區出現紀念六四的示威,連續兩天,都沒見當局出來抓人,約百人聚集,而領導示威的則是一位國民黨將軍之後、今年已七十多歲的糜崇驃。他透露長期以來,六四前後他身邊都有不少國安、國保等維穩人員跟著他,但今年他出來組織紀念六四的遊行,卻沒有人管他,也沒找他麻煩,讓他覺得中央高層政策是否出現變化。

更奇怪的是這位長期被維穩系統列為黑名單的人物,卻可以接受境外媒體的電話訪問,不受干預,手機也沒有被屏蔽。這與劉曉波、余杰、艾未未等人的待遇,都不可同日而語。

這到底是暫時的孤立事件,還是政治風向的晴雨表?但可以肯定的是,六四是中國政治繞不開的一道坎。在十八大權力重組的敏感時刻,特別引人矚目,而陳希同親述六四的新書,和當年李鵬的六四日記一樣,都要努力為自己撇清,洗刷罪名。

這也客觀上打破了那塊堅硬的政治鐵板。讓所有的當事人和全民參與尋找真相,也尋找平反的最佳途徑與時機。讓中國人告別二十三年來的魔咒,也揮別一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陰影。六四的幽靈不斷與現實互動,也催生了中國浴火重生的未來。■


李平 / 港蘋

――亚洲周刊

香港六四紀念館拒絕遺忘






作者:余槐凝

香港深水埗的「六四紀念館」搜集大量六四時期留下來的物品,為年輕人和內地遊客提供歷史教育,讓民主形象長駐人心。支聯會募集捐款,計劃修建更大的永久性紀念館。


--------------------------------------------------------------------------------
在熙熙攘攘、擺滿地攤的深水埗汝州街,有一棟不太起眼的唐樓,門口只拉起簡易橫幅做成的招牌,寫著:‘六四紀念館’,懸掛在搭滿腳手架的外牆上。紀念館地址是汝州街二六九號二樓,共一百多平方米(約一千平方英呎)。在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民主大遊行」的當日,迎來了八百多人次參觀,對一個最多只能同時容納四十人的場館來說,有些不堪重負。從四月二十九日開館以來,已經迎來六千人次。

走近屋內,迎面是一座和人等高的民主女神像,神聖、莊嚴地矗立在那裏,很容易讓人回想起八九年那一幕,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像以前所未有的平等姿態遙遙相對,卻在最後被狠狠的砸爛。但歷史的真相不是毀屍滅跡就能消散的,更多的民主女神像被建造和複製,成了民主的象徵,駐扎在人們內心深處。
在這處簡易的臨時紀念館裏,分為五個部分:互動區、歷史牆、文物區、圖書閣、心意卡和禮品閣。

歷史牆記載了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後民運發生的經過。背景是維園的燭光,寓意薪火相傳,這一直是原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的遺願。另一道牆的主題是:「腳印與戰叫——香港人與八九民運」,背景是八號風球的當日,香港百萬人冒雨大遊行的畫面,對港人來說,這一幕彷彿歷史的定格。

在圖書閣裏,擺放著剛剛去世的民運領袖方勵之的大幅照片。除此之外,還有兩面牆,放著「六四屠殺死難者」的照片,並標註了姓名。常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問館裏的支聯會義工關於是否有遇難者的問題,義工都會指指這道牆,有名有姓,還有許多圖書可以對照著驗證。

還有一處掛著許多泛黃的六四期間的舊報紙,義工李建英告訴亞洲週刊,很多都是市民保留下來,捐贈給支聯會。掛在牆上的有《明報》、《文匯報》和《快報》,每日的內容幾乎都有六四的消息。最廣為人知的是《文匯報》開天窗的那期,在社論上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字,並打了一個驚嘆號。

舊報欄裏還貼有當時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發表的《聲明》,表達對北京當局的抗議和對愛國遇難同胞的哀悼,並把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大名用螢光筆圈出來。李建英說,香港的參觀者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當時義正辭嚴的官員,現在卻不敢表態?這種政治上的禁聲,讓港人無奈又氣憤。

從去年十二月開始,支聯會開始準備籌建六四紀念館。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亞洲週刊說,在六四事件二十三年之際修建紀念館的原因是,很多香港年輕人並不了解六四是怎麼回事,如果學校可以做多點教育,學生則能加深對歷史的知曉程度,紀念館恰恰就提供這樣一個歷史教育的場所。

吸引內地遊客參觀

其次,香港每年有三千萬的內地遊客來港,而他們不少人本來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討論六四問題,來到香港後,有這樣一處參觀之地,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料。李卓人說:「全中國目前沒有地方建立過六四紀念館,填補歷史的空白相當重要。」

紀念館只用了四個月的籌備時間,其中很多都是得益於義工義務的幫助,包括房子的設計、民主女神像的雕塑、紀念館還有很多九零後的義工。

李卓人說,臨時紀念館之所以籌備比較容易,是因為支聯會有許多經年累月保留下來的素材,包括文物區展示的由當時香港記者帶回來的子彈頭、簽滿名字的雨衣,還有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留守到最後的記者為了抵抗催淚彈所帶的口罩等等,在圖書閣裏珍藏著關於六四上百本圖書和當時珍貴的照片,供參觀者翻閱。

然而,要修建永久性的紀念館就並非易事,初始資金就需要五百萬港元(約六十四萬美元),用於購買房屋等固定資產。其次,如果紀念館一次容納八十餘人,面積需要二百平方米,比現在的臨時紀念館大一倍。

對紀念館的建立,李卓人並沒有對香港政府寄予希望。在成立初期也被政府的相關部門詢問籌款是否申請、有沒有公共娛樂牌照。李表示這並不是娛樂場所,所以不會申請。在此之後,紀念館順利開張,到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已經籌集到七萬餘元的募捐。李表示,會在六四維園的當日活動上,呼籲大家捐款,希望能在二十五週年之際建成永久紀念館。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中五年級的一批學生到紀念館參觀,義工馮愛玲表示,已經有十幾所學校預定時間參觀紀念館。何同學說,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六四,以及趙紫陽的事蹟,但是一直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六四,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為什麼中國當局一直不肯承認?希望能都看到點資料,尋找答案。

在留言牆上,有一位內地人士留言,寫著:「在內地生活了十六個年頭,到了香港才知道中共犯了如此大的罪行,難怪日本人也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怎麼有臉皮叫日本人認罪呢?……」

現場有一對已經六十六歲的香港夫妻在參觀,他們回憶起當年,看TVB直播坦克進城,對槍響聲終身難忘,講著講著就哽咽了。

義工馮愛玲說,前兩天有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連續兩日來紀念館,感觸極深,看到痛哭。

禮品區有個別致的徽章頗受歡迎。徽章上標註的日期是五月三十五日,這是因為「六四」是大陸不能提及的敏感詞。圖案是一隻躺在地上死掉的鹿和一個倒轉過來的玻璃瓶,取的是廣東話的諧音:「平反,六四」(瓶反,鹿死),以此表達香港市民的堅持與抗爭。■


――亚洲周刊 /

陳希同反駁李鵬 揭開鄧小平六四角色



作者·江迅
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目前仍「保外就醫」的前北京市長陳希同親述六四內情的新書出版,他接受退休體制內學者姚監復八次訪談,反駁《李鵬「六四」日記》說法,否認自己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以致鄧作出鎮壓的決定;否認自己是戒嚴總部正指揮。陳也指被判十六年刑期是冤獄,是中共高層權鬥結果。十八大前夕,平反六四傳聞不斷,重新釐清鄧小平的角色,也為高層尋找平反六四的最佳時機。
--------------------------------------------------------------------------------
矜偽不長,蓋虛不久。歷史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則可以打扮。但真相只有一個,沒有真相才害怕謊言。五月下旬,正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三週年前夕,一部《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記錄》在香港出版,引發政壇震撼。陳希同,「六四」事件時任北京市長,作為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儘管是一家之言,卻頗具歷史價值。「六四」事件,至今仍存在諸多謎團,人們可以一時編寫歷史,篡改歷史,演繹歷史,但時間是最好的檢驗標準,對於篡改的歷史,總會有還原真相的時候。

這是歷史的本色,在歷史的演繹中,看那些潮起潮落的影子。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陳希同親述》,二百六十七頁,十一萬字,首版七千五百冊。全書收錄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對友人的八次談話記錄,內容集中,主要談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自己在「六四事件」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中扮演負責角色,反駁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李鵬「六四」日記》中,指稱陳希同擔任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說法,澄清自己從來不知道被任命為「正指揮」,直到二零零零年,他看到李鵬的那本「日記」書中的文字,才知道李鵬任命他擔任「正指揮」。

第二個問題是:陳希同否認當局對他貪污罪指控,詳盡披露所謂「貪污禮品」和享樂「豪華別墅」、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他說:「對我的這種判刑,被人稱為『文革後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錯案』、『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最不人道的大案』」,「尉健行(前中共中紀委書記)這個人是後來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我確實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去收集江澤民在上海的什麼材料,向薄一波告狀,薄一波把我的告狀信交給了江澤民,因此,江才整我。後來薄一波兒子薄熙成來看我,兩個人談起這樁傳聞,我們都哈哈大笑,因為這是無中生有的事……但是,江澤民是否對我有懷疑,中國古話:主疑臣死」。全書還涉及中南海高層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李先念、喬石、李錫銘、尉健行、江澤民、朱鎔基的言行,大多首次披露,陳希同對胡耀邦、趙紫陽特別讚許。

可以說「六四事件」是當年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尚有五六個月,令人關注的中共十八大召開。「不改革,死路一條」已是中南海共識。重溫二十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強化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而「薄熙來事件」則是催生改革新動力,十八大將吹響「再推改革新號角」。二十多年來,說起「六四事件」,從戒嚴到鎮壓,人們普遍認為是北京市領導人曾經向鄧小平提供了不真實情況,「欺上瞞下,謊報軍情」,從而導致天安門事件危機。

陳希同在談話中卻一再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判斷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陳希同以趙紫陽的話,強化這種說法,趙紫陽說:「如果鄧小平會被騙上當,那就不是鄧小平了」。陳希同說:「有人說,是北京市委、教委誇大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認為鄧小平辨不清真假,不了解情況。實際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況,而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情況,北京市的人誰不知道,鄧小平怎麼會不知道」,「說鄧小平受騙,是低估了鄧小平」,「如果我能欺騙鄧小平,那你們不是把鄧小平說成是昏君、庸君了嗎?」鄧小平拍板軍事戒嚴、最後下令鎮壓,這無疑對鄧小平的評價帶來巨大衝擊。

盛傳習近平會平反六四

這一陣,北京盛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議「平反六四」,又傳將於中共十八大上位總書記的習近平,會在任期兩三年之際「平反六四」。且不論這些傳言可信度多大,但「六四平反」已經沒有爭論餘地,問題只是時機。隨著隱藏的歷史真相,逐漸脫去包裹的層層外衣,對鄧小平評價的重新認識,必將對他的改革開放思想作一番清理。習近平會推出什麼理論,高舉什麼大旗,無疑引人關注。

《陳希同親述》一書的八次談話,由姚監復記錄、整理、著述。今年八十歲的姚監復,曾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採訪,他說,見到陳希同完全是「一個偶然機會」。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上午,他前往北京昌平小湯山陳希同寓所登門拜訪。事緣,姚監復表姐鍾鴻是文化人,曾在陳希同屬下工作,她寫了一本回憶錄《風雨半枝蓮》。書中有一段講述她寫曹雪芹電視連續劇時,時任市長陳希同曾支持過她。姚監復便上門將書贈送給陳希同。他倆交談時,便聊起了當年的「六四」事件。姚監復回憶說:「歷史的偶然性給了我一個特殊機遇,見到一位歷史的重要見證人。」

姚監復說:「我以前與陳希同沒有單獨直接接觸,這是第一次面對面談話。但這第一次接觸,我覺得我們倆互相感受到對方是真誠的,因此後來談話都比較坦率。這些談話,我是拿筆做的記錄,沒有用錄音機,一旦用錄音機,會讓陳希同感到緊張,談話反而不自然。每次談完後,我就回家當即整理成文,下一次見他時就帶給他審閱、修改。見面談話至今一共十次,有兩次談話時間不長,內容重複,我就沒寫。最初的書稿是六次談話,半年前交了書稿,今年四月又將最近的兩次談話筆錄稿交出版社,作書稿補充。」

在書中,陳希同訪談澄清了「六四事件」的幾個重大問題:他是不是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他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他在學生運動期間,有沒有向中央、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他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開會;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陳希同說:「凡是錯誤的,歷史一定會否定。正確的,歷史一定會肯定。正確的誰也改不了。錯誤的,可能長期存在,但是絕對不可能永遠存在……真相總會戰勝謬誤,無非是時間問題。」

陳希同說,他是二零一零年讀了《李鵬「六四」日記》的影印本,才知道自己曾被任命為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當時,沒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訴他這一重要任命。他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揮戒嚴」,「我想有機會時,要請問李鵬:什麼時候你或者指定過另一個人通知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嗎?有正式文件嗎?這是什麼組織,什麼時候由什麼人決定和什麼人批准的?為什麼不在當時通知我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這個指揮部設在何處?由什麼人組成?北京戒嚴指揮部的任務、職責是什麼?我這個『正指揮』的職責、任務、權力是什麼……副指揮周依冰沒有找過我這個『正指揮』請示,我這個『正指揮』也沒有指揮過周依冰副指揮」,「北京市這一邊的工作人員,原來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員,也都沒參加過戒嚴指揮部的會。如果我是『正指揮』,他們都應知道。但是,他們原來也都不知道」。

歸咎市委書記李錫銘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而誤導中央?陳希同說,「我作為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我在一九八九年不是政治局委員,上面的重要會議我沒有參加,一般都是李錫銘參加,回來傳達的。現在看了《李鵬『六四』日記》,才知道上層爭論得這麼激烈,李錫銘回來都沒有全部傳達過。對於改革,他不積極,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對。關於政治思想情況向上面的彙報、簡報,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簽發的」,「李錫銘是市委書記,當年他負責政治思想、處理學潮。我作為市長,要保證好水電氣、肉奶蛋糧食的正常供應。關於『六四』的許多書,有真有假。我的真實思想確實是不同意發生動亂,希望局勢很快平靜下來」。

陳希同說,「李錫銘跟江澤民太緊,他病重時,坐輪椅,也住在小湯山療養院,他託人捎話願見見我。他先來看過我,後來我也去看過他,他對改革開放的起碼常識都不懂,鄧小平南巡講話記錄稿的初稿點他的名,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多一個三資企業,多一份資本主義』,後來正式定稿時刪掉了李錫銘的名字。李錫銘原來跟江澤民跟得很緊,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江澤民把李錫銘拋了出來,把責任推給了李錫銘,最後江澤民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沒有事,而李錫銘調動了工作,當個部長,李錫銘發現江澤民態度變了,出賣了他,把責任推到他身上,他說:『江澤民是政治投機分子』。把我打入監獄,李錫銘心裏有個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錫銘時,我講:『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至於李錫銘講『李鵬是個大混蛋』,可能是認為李鵬也不支持他」。

陳希同究竟有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開會?陳希同說,有的書說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是四川人,耳背,聽不清別人發言,陳希同坐在鄧小平背後用四川話大聲在耳邊重複一遍,「似乎我陳希同與鄧小平私交很好。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鄧小平家,更沒有在他後邊耳旁大聲重複別人的講話。我也沒去過他家裏打撲克、搓麻將或下棋」,「我沒去過鄧小平家、胡耀邦家,只有一次趙紫陽有事找我去他家,出來時他說:可多來,我也沒有再去過」,「我對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身正氣。對鄧小平,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沒去過他家,萬里、彭真、劉仁是老領導,只是過年時拜年去,平時也不去」。

向市民廣播講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六四」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報告,是否他起草的?對此,陳希同說:「這些報告在討論時,我沒參加。是中央負責起草的。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六四悲劇原可避免

陳希同說:「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辦法,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對於『六四』的評價,趙紫陽、鄧小平、李鵬的評價,歷史會有評價的,黨內的文件材料,將來總會公開的,真相總會在解密後清楚的。我相信歷史無欺。學生勸說後回去了,怎麼後來又回廣場了?天安門廣場死了幾千人,是胡說。解放軍也確實被打死了、燒了,也是一種仇恨」,「總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有了上面的決定,宣布戒嚴令了,北京市只能執行,有的是李鵬發了令,根據李鵬意見,北京市也就簽發了通告。有的書中也有不準確的胡說八道,造謠成分,結果眾口鑠金難鑠真,需要對歷史負責」。

陳希同被判刑十六年,到二零一三年七月刑滿,當下仍處於「保外就醫」期。按規定,他寫的文字不能公開發表,他也不能接受採訪。他的談話記錄卻整理出版了,引起讀者莫大好奇。問姚監復:陳希同是否知道這本書要在香港出版?姚監復回應說:陳希同同意他作記錄,也同意他拿去出版,同意在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將談話記錄稿公之於眾,以澄清一些不實之詞。但陳希同考慮到自己仍為「帶罪之身,刑期未滿,只是保外就醫的特殊身份,不願引起當局誤會,以至給他本人和家屬帶來新的麻煩,因此,陳希同並未決定,立即公布這份談話記錄稿」。陳希同曾對姚監復說,「我現在的身份還是犯人,如果發表,可能有危險」。

陳希同已全權委託律師王耀庭,於零八年十二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報送「對陳希同一案向高院請求復查的申訴書」,至今已三年,沒有任何答覆,既沒說「同意復查再審」,也沒說「維持原判」。因此,陳希同說:「訪談錄的發表,還是再等等。我死不了,看看情況,再等等。……再看一段時間,如果仍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盤托出……這個案子完完全全是一個冤案。」

姚監復說:「我已屆八十,腦力日衰,難以對這些訪談錄再做更深入細緻的考證,我想,只有早日公開發表,引起有識者重視,研究核實,才能使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為了對歷史負責,對勝負兩方面的當事者的回憶錄都應公布,讓讀者自己判斷。我相信,讀者永遠比作者更聰明。因此,作為訪談的記述者,我個人決定公之於眾。這一決定與陳希同無關。我希望不要給他帶來麻煩。和諧社會中,申訴、申冤不應引來壓制與迫害。現在,陳希同本人還不清楚這本書要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後會有什麼後果。」

陳希同可在北京活動

談到陳希同近況,姚監復說,陳希同身體還不錯,思維敏捷,思辨清晰,記憶力很不錯,互動交談是坦誠的。陳希同曾告訴他:「我現在保持低調。我可以在北京活動,見誰都可以,如果離開北京,要打招呼。上網,也要注意。」姚監復說,現在陳希同拒絕了秦城監獄每月發放的三千五百元人民幣(約五百八十美元)的待遇,因為他認為接受了監獄的錢,就等於承認犯罪。他可以在家接待客人,除了外國記者。不經批准,不能離開北京,可在北京市內活動。

姚監復說:「陳希同談話中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並非全都一致。但有兩點我覺得是真實的。第一,他不是貪官,他是想把禮品捐給人民藝術劇院,放在辦公室只是為了估價。第二,他不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覺得這兩點是最主要的,應該也是沒有爭議的。所以他說『莫教後人考證愁』,我想這也是他的希望。這部談話錄披露了不少以前人們並不了解的真相,比如,陳希同根本就沒有去過鄧小平家裏參與討論戒嚴的會議。他沒有寫過信告江澤民的狀,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陳希同與姚監復談話時,幾次提到他在秦城監獄寫的一首詩,題目是「眾口鑠金難鑠真」。談話尾聲,陳希同拿來兩首列印好的詩送給姚監復,並在詩末簽上他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這一首。陳希同寫道:「被打倒入獄後,對陳某的污言謊語多如牛毛,中外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各呈其能,不顧起碼的真實,大肆傳播,經久不衰,因感而寄之。」七言詩云:慣聽污言心氣平,假話千遍詡高明。幾桿曲筆文革亂,三聲訛傳曾母驚。權慾熏熏滅心智,忠直代代鑄冤魄。謠言世家還謠斃,眾口鑠金難鑠真。

將出版胡趙新政啟示錄

姚監復說:「陳希同相信歷史最後會給予真相。我覺得應該爭取盡早將真相弄明白,因此自己做這樣的事義無反顧。最近我還跟胡績偉談話二十次,幫他整理了二十篇文章,結集《胡趙新政啟示錄》在香港出版。我這樣做,無非是搶救歷史,提供一點真相,讓大家思考、判斷。其實,我們已經喪失了很多,像朱厚澤、杜潤生,我有機會接觸他們,但我沒能跟他們談很多,記下很多,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在歷史漩渦邊上,有很多的見聞沒有及時記下。所以我會抓緊時間多做訪談,記錄和轉達談話人的原話和原意。」

出版《陳希同親述》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子。五月二十八日,他接受採訪時說,要寫信史,就需要對各種資料研究的基礎上找出真相。有時候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現象,而真相卻一直隱藏著,需要去揭開。關於「六四事件」,中共檔案尚未公開。因此,當事人的回憶,即使是一面之詞,也是研究歷史最好的材料。作為出版人,能把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的回憶留下,是很有意義的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當事人去世了,如果不留下他們的記憶,就什麼都沒了。

他說:「陳希同訪談中,我最感興趣的是他作為當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負多大責任,陳希同有責任講清楚事實,他的訪談如今公開了,可由讀者自行判斷。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畢竟是隱瞞不了的。」無論歷史的車輪以何種姿態碾過歲月,人們總有一種對真相的期待。■

——亚洲周刊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