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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陈迹:从重庆事变看中共

薄熙来与军方关系密切,图为国防部长梁光烈与薄熙来一同出席成都军区的一次军事演习

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象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而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而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根本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

管见:文革背后是“社会主义”


今年的"两会"前后,真是热闹得很。

先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表面化,弄出一个王立军事件,"唱红打黑"蒙上阴影,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恰在"两会"召开之时发表重庆"黑打"中"李俊案"的长篇报道,随后又有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实名举报与王立军相关的重庆贪腐问题,居然在北京"被失踪"。先前,学者童之伟关于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报告已经引起不少关注,现在,"重庆模式"的实质更为清晰了。

乌坎村民则在"两会"召开之际选举他们的村委会。这些村民在沉重的压力下,坚持依法、依法定程序推进他们的选举,展开了竞选,实行了秘密投票。与"重庆模式"对照,与"两会"对照,这些村民的确在做着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情。

同样有意思的是,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智囊机构合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敦促中国改变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份报告中"有关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核心信息苦得让人难以下咽",于是,它遭到国资委严厉批评,甚至有反对者到这份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去闹场。

军界也不平静,据传因"军队国家化"而致使温家宝强调"党指挥枪",更显得不寻常。

然后,"两会"结束之际,温家宝在记者会中再次触及政治改革问题。他尖锐指出"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谈到王立军事件时,坦言"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再次强调,"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锋芒所向,直指薄熙来,也直指"重庆模式"的实践。翌日,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

薄王二人免职,主要还是关乎权力政治,不一定意味着"重庆模式"真的被中共否定,然而,温家宝那样一讲,使得事情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人们记得,这位总理谈论政治改革已经有好几次了,越来越被视为老生常谈,唯独这一次,他不仅具体有所指,而且与"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话语份量的确很重。

 


但是,大煞风景的是,中共操纵全国人大的表决机器,不惜违反程序规定,强行表决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反对票和弃权票加在一起,不到百分之八(见图)。如学者萧瀚所言,一个"综合了密证、密捕、非法长期监禁、技术侦查,足以置任何人于死地"的恶法,宣告"一个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下子,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调门再高,也显得苍白无力,而那投下赞成票的数千"全国人大代表",与乌坎村民相比,显得格外渺小。

于是,重庆事变与恶法放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前者似乎意味着对"文革"悲剧重演的势头稍有遏止,而后者分明意味着比"文革"之无法无天更为可怕的黑暗。

其实,民间对"文革"悲剧重演早有议论,温家宝的说法表明,中共官方对于这种现实的趋势发展,也已经感到了某种威胁。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以"文革"失败为直接起因,就是要避免"文革"悲剧重演。到现在"文革"阴霾依然浓重,足以证实中共对改革开放其实是三心二意。中共当时拉开了架势,作它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梳理中共执政后的变化,若真能实事求是,本来是它的一个极好的走出毛泽东阴影的机会。然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的对手已经失势的情况不同,以邓小平为代表,中共坚持维护毛泽东、维护党专政,尽管第二个"历史决议"声称否定"文革",但毛泽东与"文革"无法切割,"文革"阴霾也就难以散去。

就实质而言,"文革"基本精神在于坚持毛泽东创造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猴气十足,他讨厌官僚化的趋向,但他痴迷于他的"社会主义"所迷惑,将"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潮流视为"修正主义",以为官僚就是"走资派"。久为中共党政官僚所苦的民众跟着毛泽东"唱红打资",打来打去,难以阻挡党政官僚机器在血泊中再次崛起,而市场经济在红色浪潮中更趋萎缩,民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其实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现实,在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之际,在新社会"胎儿"毫无踪影的情况下,试图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出来,只能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学说,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温空想社会主义的旧梦而已。毛泽东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硬着头皮承认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刻没有放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缓过劲来,"国进民退"之势即悄然兴起。玩这种花样,让市场化改革悄悄变味,瞒不过明眼人,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明证。

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权力与市场、于资本结合,就出现比自由资本主义下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严重更普遍的贪腐。这样一来,那些象毛泽东一样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现实的"左派"们,也象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激动起来,为再次发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义愤填膺。他们激情澎湃,要为"文革"平反,要发动新的"文革"。

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中,"重庆模式"是更为极端、更具特色的一个支流。它以"打黑"震慑社会,实行对官场、对民营企业和对农村的改造,象是要重演当年的"五反"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而"唱红"则明显效仿"文革"。这样来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大有将1950年代的"改造"与1960年代的"文革",毕其成功于一役之势,气魄直追毛泽东。薄熙来的实验场仅局限于西南一隅,易于显示"地方自主性",而"打黑"对于治安有影响,自然颇有好评。即使他垮台,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仍有相当的吸引力,也许只有再经历一次"文革"惨败才会有真正的转机。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

政改路径: 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曹思源)


                                           
翻开世界地图,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哪里经济发展好?哪里文化艺术繁荣?哪里的人权有保障?哪里的人们能更好地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答案并不复杂:就是那些走上了宪政民主道路的国家。
什么是宪政?什么是民主?
宪政是通过实施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机构权力的制度;民主就是公共事务由选民及民选机构决定的制度。宪政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制度。
台湾作家龙应台对于民主还有一段文学式的描述:
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
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
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
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
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宪政以宪法为前提,法治为基石,民主政治为核心,,人权保障为目的。
国家宪政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最大公约价值,也是中国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最优越的、最有生命力、最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民主。美国总统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说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党内民主”,同样是我们在当下需要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民间学者,我深深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果执政党想要与时俱进,长治久安,那就必须以宪政、民主、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织自己,在践行和追求普世价值中实现国家的福祉。
政治体制包括很多方面。可以概括地说,包括国家政权管理制度与执政党管理制度两个方面。因此,政治改革既包括国家体制改革,也包括党的制度改革,二者缺一不可。或者说,要“两条腿走路”,缺了哪一条腿,恐怕都不好办。
而现在我们是“几条腿”走路呢?一条都没有,既没有在宪政上下工夫,也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动真格。
试想一下:如果缺了国家宪政的大方向和良好氛围,党内民主如何推动?没有压力,就没有变革的动力。我们应当以宪政潮流为标,规划进取。
如果缺了党内民主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都没有实现民主、分权,国家又怎能实现宪政呢?
实现国家宪政,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有东、西方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有没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然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向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作为公民,都应当尽力去推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上下包罗万象都由各级党委说了算。而这应该是全民来参与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靠相关人士(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内)共同投入体制变革来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一、关于党内民主

我想提个问题:党委归谁领导?有人说:是党委书记。
实际上应该是“党代表大会”来领导党委、授权党委和审议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党内民主要求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有哪三权?
一是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二是党委行使执行权;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国家机构的三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党内机构的三权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经过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
让我们发挥想象力,试问一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如果所有党员都能说话,让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那对全党和各地工作就会带来很大的起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让党的内部多样化,互相争鸣、公平竞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内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前景是可以争取的。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级应该是谁?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吗?不是的。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无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向全国党代会负责并汇报工作。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办好事,三权分立则可以使好事考虑得更细致、更全面,而严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个权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从而防止“好事办坏”。

二、关于国家宪政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
笔者有幸根据中国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所载中国和其他110个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收获。愿选择部分成果,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
究竟什么是宪政潮流?这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我选取了十八个问题进行考察,以110个国家为基数,计算相关国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1.   56%的国家宪法规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3.   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
4.   69%的国家承认或不禁止双重国籍;
5.   69%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6.   71%的国家元首兼任军队统帅;
7.   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
8.   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
9.   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
10.  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11.  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12.  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3.  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
14.  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15.  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
16.  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
17.  98%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权;
18.  99%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如果说,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八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世界宪政潮流的话,我们可以说: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的大方向。
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尔什维克先后消灭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从1921年开始,俄罗斯由多党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制国家,显然是历史的倒退。
2、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权同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经历了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到“一切权力归党的总书记”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专制,红色恐怖笼罩全境。仅1935—1941年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平均每年杀100多万人。
3、前苏联宪法虽然载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但实际上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指定,然后交给选民去按等额投票,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选举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剧。
4、前苏联无新闻自由是举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新闻,这就是对否定宪政原则的绝妙讽刺。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说,关键在于它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达的国家,谁要以“皇帝”为题材做博士论文,非到中国考察不可。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沃土,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恰恰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谁对称孤道寡感兴趣,就让他去沾沾自喜吧。这也许是某些人强调“特殊国情”的潜台词。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帝制的阴影。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永远只能植根于过去几千年的落后惯性,那怎么能实现后来居上?那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社会变革和“与时俱进”?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岂不是也有点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
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
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
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
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
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
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
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
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2012年3月27日第5稿

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自焚藏人江白益西啦遗体隆重火化

图片AA: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向遗体敬献哈达。

图片BB:印度警车的开道疏通下,负责护送遗体的车队往达然萨拉的途中。

图片CC和GG:结束悼念后,遗体运往上达然萨拉的火葬场

图片DD和EE:带着沉痛心情,前来参加火葬仪式的藏人学生。

图片FF:火葬场附近的森林中,挤满了各界人士。


(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整理提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前夕,既2012年3月26日年轻的流亡藏人江白益西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点火自焚。臧人抗议者和印度警察连手迅速扑灭火焰,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非常严重,于3月28日离开了我们。


他的遗体于3月30日自新德里运低达兰萨达大昭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公职人员,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数千人参加了悼念活动和隆重的遗体火化仪式。


3月30日上午7点钟,一辆印度警车的开道疏通下,挂有西藏雪山狮子旗和达赖喇嘛尊者法相的数百辆车辆从距离达兰萨拉约18公里处的冈热县一路护送江白益西啦的遗体到达然萨拉。而在大昭寺院内外和达然萨拉上镇街道两旁,则有一万名民众手持哈达和雪山狮子旗,默默流泪、沉痛悼念并迎请爱国英雄江白益西啦的遗体。名民众齐声高唱西藏国歌,并纷纷向遗体敬献哈达,表达沉痛悼念。


在悼念活动仪式上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丹增央宗宣读了江白益西啦在自焚前留下的遗嘱。随后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藏人行政中央代理首席部长白玛曲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先后发表讲话。结束在大昭寺举行的悼念活动后,流亡僧俗民众抬着江白益西啦的遗体,一路高呼各种口号,到上达兰萨拉火葬场,并按照西藏传统的方式,迎请西藏僧侣,在颂经和祈祷声中,隆重举行了遗体火化仪轨。(发言内容请参见:http://www.vot.org/?p=9347


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之前为了出席这一悼念仪式,还特别把访问日本的行程推迟了一天,但因为遗体运送的具体时间临时出现变动,最终指示内阁阁员和所有公职人员参加有关悼念活动,而他则在遗体运往达然萨拉的途中,向遗体敬献哈达,表达沉痛悼念和深深的敬意。


江白益西啦是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人,2005年流亡印度,曾就读达兰萨拉西热噶才彩林成人学校,约三年前移居德里。为了藏民族的利益,虽然江白益西啦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和遗书内容深深烙印在每一位藏人心中。


以下链接是护送江白益西啦的视频整理,视频来源挪威西藏之声网站。http://vimeo.com/39488642  相关图片取自网友脸书、推友、藏人行政中央网站。


胡少江:“不争论”的底线守不住了


2012-03-30
尽管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党内的路线问题提出了“不争论”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执行过。所谓的“不争论”,实际上是党内的一把手说了算,别的人都不能发声,不能与党内的“大家长”争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真理越辩越明”。因此,在不争论的政治环境下面是不能产生服众的真理的。

邓小平要求不争论,除了要搞“一言堂”的高效率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做得那一套没有想透彻,因此也说不明白。他要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法统,因此离不开马、列、毛。为了笼络人心,他又想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哪里是没有地位的;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打架,邓小平说不清楚,他的那些理论家也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只有不准争论才能避免尴尬。

由于是拿著枪杆子打出的天下,又始终牢牢地控制著军队,邓小平有本钱坚守“不争论”这条红线。无论是党内的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谁想要在路线问题上跟他说三道四,想把道理弄明白,把理论搞透彻,在邓老爷子那里都过不去。他今天打党内改革派一巴掌,明天打保守派一巴掌,总之,谁想争论,掌嘴伺候。在邓小平时代,不争论的原则是靠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来维持的。

现在的领导人是被人“抱上”大位的,在历史贡献、理论素养、权力基础等各个方面并不服众。缺乏历史形成的权威,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勉强维持了几年,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薄熙来事件从本来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薄熙来在政治路线上与现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事件。薄熙来的“重庆经验”就是对邓小平的路线的一个修正,是对现行中央权威的一个挑战。

如果说薄熙来下台是因为他在治理重庆的过程中动用私刑、贪污腐败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行为,那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在众人眼中,这些都不是拿下薄熙来的真正理由。因为违法乱纪的事情,中国的各路诸侯干的多去了,绝对不止薄熙来一人。如今单拿薄熙来开刀,维护法治显然不是真正的动机。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薄熙来是因为敢于在重庆修改中央的路线、挑战中央权威而下台的。

虽然我不喜欢薄熙来和他的那一套路线,但是他因为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而不得不下台,这本身缺乏正义性。在我看来,中国之大,应该允许各种路线施展本领,相互竞争。薄熙来可以有他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国企为龙头”的重庆经验,中央政府也应该让温州、深圳等地推行“以民间为主导、以私企为基础”的别的什么经验。薄熙来可以大张旗鼓地唱红,别的地方也可以放手引进世界文化精粹而不受限制。

最好在政治上也让各地来一个竞争。假如大多数重庆的老百姓愿意,哪怕是被蒙蔽得愿意,薄熙来愿意全盘复古毛泽东那一套政治路线:政治高压、新闻一律、党的一元化领导,尽管让它去做就是了;但是也应该允许别的地方搞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最后让中国的企业家和老百姓用脚来投票,他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那里去,这样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特色”,优劣胜负,不出二十年,便可以见分晓。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2年3月29日星期四

萧峰: 伪善亦善――评温家宝


温家宝不只一次公开地表达了对现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和在中国展开政治改革的呼吁,虽然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见不到那怕是一丁一点的行动,他本人也赢得了影帝的荣光。即使是今年情况已经有了一点变化之后,因为他有说完之后,立即就将高举血腥旗帜的薄熙来免了职,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至少是有一份功劳的。对于薄熙来我不想做更多的评论,我是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好感,而且我还曾经逃避过单位组织的唱红歌运动。很多人对他的"善意"依然做"恶"的解读。

不知是那一位西哲说过:伪善是恶对善表达的敬意。基于这个道理,我认为即使温家宝有关政改的言论不是发自内心而仅仅是作秀,也是值得善意的响应而不是恶意的咒骂。即使是作秀,也说明他不敢公然否定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这在中共党内肯定是个另类。如果全体的中共成员都该被恶意咒骂,他也应该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位,而不是要骂中共首先骂他。

在中共最高层现有的成员中,温家宝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至少是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就很欠缺,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理,但他给我的感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知道克制自己权力的人,在责任的中共最高层中,他是他管治下的民众敢于公开取笑的唯一。这不仅是中共,在中国的历史上,治下民众胆敢公开取笑的领导人,不论是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非常少的,也许是我本人无知,我就不知道有过另外的一个。当然,台湾和香港奥门不算。就凭这,温家宝即使也要被咒骂,至少也应该排在最后。

回到政改本身,停留在言论当然是不够的,但言论起码是一个态度,更是一个起点,如果言论都没有,事情是更糟还是会更好,我以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温家宝的政改言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他个人的独白,民间的响应并不热烈,甚至很快就有影帝的称号强加在他的身上,这对他其实也是不公平的,政治民主化是少不了民间力量的,只有在上层有人振臂一呼,下面民众应者云集的情况下,才是有希望达成的,但我们看见的不是云集的响应者,而是除了怀疑、嘲笑、咒骂的旁观者外,就是沉默的芸芸众生。我以为这正是他的言论只能停留在言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的对立面最高兴见到的局面。

我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响应过温家宝的政改言论,因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没有冒险的勇气,但是我知道中国的现状有我本身的一份责任,有人曾经说过:"通往朝鲜的路是每一个沉默者铺就的。"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韩寒,即使是有人给他准备好了讲这话的底稿,这也是他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的。

眼下,中国很可能又面临一个机遇,二十多年前,中国也曾经有过一个机遇,就是因为缺少有勇气的国民,机会消失了,这一次,如果还是失之于同样的原因,就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没有国民的国度,那就还是把它交还给上帝吧。到时,要寻求谅解和宽恕的将不应该是温家宝,而应该是依然保持沉默的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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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评薄案即红卫兵内斗 抢班夺权不成终倒台


2012-03-29
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任职,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把薄熙来被免职一案视为 "红卫兵内斗"的闹剧。宋永毅根据薄熙来在文革期间策动"红海洋"等事件,和近几年在重庆高调唱红打黑,展现出多年未变的政治性格,最终把自己推向倒台之境。

图片:宋永毅在洛接受本台访问,指薄熙来犯中共"抢班夺权"之大忌.(记者萧融拍摄)
旅美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引述马克思说过的话,视薄熙来遭免职事件为中共党内一场闹剧。

宋永毅表示:"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我把薄熙来的悲剧定位成红卫兵内斗,用马克思说的话即是'革命事件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时,常常是悲剧;当悲剧第二次被模仿和重复时,常常是闹剧,在薄熙来身上,这闹剧成份非常清楚。"最近几年,薄熙来在重庆高调唱红,强力打黑,宋永毅说,薄熙来旗帜鲜明的极左路线可追溯到文革期间,他还是一名高中红卫兵当时的诸多作为。

宋永毅指出:"文革初期有一批高干子女创立了红卫兵,他们当时有两个'杀手锏',其中之一是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打江山,我们要坐江山',换言之,这些高干子女想要掌权。当年薄熙来在北京四中积极参加红卫兵活动,高唱所谓 '毛泽东主义'和造反精神,这就是唱红。当时有所谓'红海洋',他们上街张贴毛泽东像,戴起红袖章,把北京城搞得像红色海洋一样,这就是薄熙来等人搞出来的事。"

宋永毅再以薄熙来与同学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突显薄熙来数十年来政治性格并无改变。宋永毅说:"我认识一个薄熙来的同学,这人后来毕业自美国耶鲁大学,这位同学出身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出身党员干部家庭。当年他俩是同校学习,也是薄熙来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之时。薄熙来曾经当众打了这位同学两耳光,指他是'狗崽子',可是,薄熙来明明知道他出身是好的,为何又要打他骂他呢?那是因为薄熙来要建立一个专政的红色恐怖,就像后来在重庆打黑一样,当年薄熙来打人两耳光,不是为了'打黑',而是'黑打',他明知这位同学不是黑五类子女。
今日在重庆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不是打黑,是黑打!我为薄熙来感到悲哀,他几十年来没有进步。"

当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被免职,是为他的极左作风,但宋永毅有不同见解。宋永毅表示:"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的'左'是导致倒台最主要因素,他之所以倒台和1966年12月老红卫兵倒台一样,就是挟持中央抢班夺权。当年老红卫兵以为已得到毛泽东支持,就想借着唱红打黑挟持中央,结果把毛泽东惹火了,不再用中学红卫兵,把他们全数打成反革命。 "

宋永毅分析,薄熙来高捧毛思想并大声唱红,令熟悉文革历史,已知他父亲薄一波与毛泽东宿有积怨的一代人深感矛盾和讽刺。此外,薄熙来对权位的意图高调外显,都是走到今日境地主要原因。

宋永毅说:"首先,薄熙来近年在重庆表现出文革时期的行动模式,是对第一次悲剧性革命事件闹剧性的重复。第二,他的问题不在于 '左',而是自以为自己的革命干劲可以挟持他其实撼动不了的中央,这一点和老红卫兵当年犯了相同错误,自以为可以挟持毛泽东。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红卫兵内斗,薄熙来野心之大,想成为'薄泽东',想要一人专政,甚至想把习近平搞掉,最后被搞掉的人当然是自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德《世界报》 艾未未:“我不愿意离开中国”

核心提示:艾未未自述文,谈个人经历、谈艺术、谈科技、被失踪……以及他的观点变化。

原文:"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
作者:艾未未
发表:2012年3月27日
本文转载自“艾未自由”网站,经 @aiww 授权发表

原文提要:一年前,中国警察让他“被失踪”。在经历了“精神折磨”之后,艺术家艾未未为什么仍然相信自由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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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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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3/30/2012 12:03: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未普:从薄熙来下台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意外收获和未来走向


2012-03-28
3月15日,在政治镁光灯下表演了四年之久的薄熙来,突然从重庆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对此,中共高层至今也没有给出正式解释。温家宝说,此事“一定要给人民以交代”,但“人民”却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其实,薄熙来到底为何被去职,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了。以我之见,这一事件,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认识这些意外收获极其对未来政治走向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

目前,海内外不少学者和分析人士正在逐渐达成共识:薄熙来下台不等于改革派上台;胡锦涛打左不等于中共向右转;极左派日子难过,不等于自由派日子好过。但是现在有一些迹像显示,中国民众对薄熙来突然下台的强烈反响,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造成正面效果: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开放网禁,要求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到退。

我说这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是因为所有这些明确的或并不十分明确的政治诉求,统统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而决定把薄熙来突然免职的胡温习,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打算,要在上述几个方面,开政治之闸门放改革之活水。

譬如,右派为左派要言论自由。民间学者和自由派人士指出,薄熙来和极左人士的言论自由,就像自由派人士一样,都应该受到保护。艾未未说,所有言论都受保护才叫言论自由;胡少江说,即便薄熙来的公民权利也应该捍卫。这倒不是自由派人士故作矫情,刻意证明自己心胸宽广,而是本应如此,如果自由派连这点心胸都没有,谈何普世价值?

胡锦涛当政后,实施宁左勿右的治国政策,对右翼异议人士严加打压,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左翼,从来是睁一只眼闭一眼。这次借薄熙来事件,胡封闭左派网站,消除左派声音,他如此左右开弓,所为何来?我以为,他其实并非刻意打压左翼,只是为了防止左派把言论变成行动,诸如孔庆东号召上街支持薄熙来,张宏良发表类似行动纲领一样的东西,都不被胡锦涛所喜。虽说言论自由一直列在中国宪法第35条,但历届中共当局从未兑现过。这次胡锦涛打压左派,遭到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能否促使中共在兑现其承诺方面有所突破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

再如,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大陆网站借机闯关,频打擦边球,挑战互联网封锁,这对开放网禁,有积极的促进意义。2月21日,赵紫阳的名字出现在百度百科,点击率达200多万,一些“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六四学生运动”等历史图片也出现在百度网,甚至包括坦克车开入长安街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照片。此外,2004年北大教授焦国标发布的《讨伐中宣部》也被部分解禁,经常批评薄熙来的姜维平也被百度松绑。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共要开放网禁。大陆的网管和网监部门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等,早已靠钳制言论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要破除他们的盘根错节的利益,达到言论和声音多元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薄熙来下台,对习近平等下一代中共领导人具有警示作用,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一些民间学者指出,像薄熙来那样的藐视法制、滥用权力等文革式的极左方式,对中国政治发展危害最大,因而决不能再搞。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张木生的屡次讲话,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上台后可能会推出新民主主义的执政理念及其相关政策,而他们的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农联盟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如果向左多偏一点,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外界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一直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然而,这次薄熙来下台及其代表的极左思潮的萎缩,和中国民众的反映,就像是黑暗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虽然我们不应过度乐观地解读薄熙来下台,但是,其间反映的汹涌澎湃的中国民意及其代表的方向,则不应小觑。我相信,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将会在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方面,扮演越发吃重的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2年3月27日星期二

梁京:胡锦涛的困境与中共的险境


2012-03-27
在如何给薄熙来定罪这个问题上,胡锦涛显然陷入了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根源恰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也就是说,胡锦涛今日的困境是因为他把中共带入了空前的险境。

今日的中共有如一条突然发现自己驶入危险海域的航船。此前,中共顶层并非不知有这种风险,但胡锦涛只顾顺风飘行。他的如意算盘是,在接近危险海域之前,就可以安全交班了,后面的事自有后面的船长负责。温家宝作为大副,薄熙来作为一名有野心的二管,对此都十分不满,认为胡锦涛太不负责,给中共带来翻船的风险。所不同者,温家宝认为向右转是生路,薄熙来则认为只能向左转。温家宝只是呼喊,而薄熙来则串联一帮人,准备在时机到来时自己操舵。

薄熙来挑战了船长的权威,这是海上航行的大忌,不能不处理。但胡锦涛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惩治薄熙来并没有解决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中共才能脱险的问题。如果温家宝真像所传的那样,坚持要为六四平反,是不是也应看作挑战船长的权威?因为胡锦涛绝不可能接受这个主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治薄熙来的罪?这个问题的麻烦就在于,胡锦涛很快就不是船长了。搞不好,他今天整治别人的手段,明天会被别人用来治自己。

因此,对薄熙来的处理,既涉及重大路线,又涉及游戏规则。这两个选择有一个错了,都会给中共政权带来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共今日面临的险境。胡锦涛的困境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即将离任的船长,既要对这两大决策负政治责任,又没有时间掌控决策之后的政治过程。而即将接班的船长,既可以推托责任,又有机会来清算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胡锦涛对薄熙来问题难下决心的原因。

薄熙来下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对底层有利的政策会不会随之夭折。薄熙来离去的重庆已经向官僚们释放出一个信号,只要不站错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官帽,因此,没有了野心勃勃的地方大员相互竞争,也就没有了民生政策的政治动力。评论家长平已经从广东的变化看到了这个苗头。这其实是导致薄熙来卷土重来最有效的途径。胡锦涛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让那些骄奢淫逸的官僚们去认真关注民生呢?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1203/20120325195631.html

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试图打出政治民主化的旗号对抗薄熙来的共富路线。温家宝的路线显然不可能被党内接受,他只可能寄希望于党外力量的响应。问题是党外的自由派到底有多大力量?孔庆东最近的言论表明,在党内失势的左派也完全可以接过民主的口号,如果他们把民粹的民主和共富旗号一同打出来,岂不是做实了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中共最深刻的危机就在于,自六四以来的党内政治生态,已经没有正派人士生存的空间。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是一种纯粹机会主义的选择。这和文革之后的情况存在根本的差别。当时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共内部有一大批因为敢说真话,实事求是而长期遭受屈辱的干部。习仲勋就是这类人的代表。这些人是支持邓小平代表的文革中失势的中共当权派发动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毛泽东种种荒唐政策的反思,他们亲历的不公平遭遇,都成为八十年代改革宝贵的思想和道德资源。没有这股力量,邓小平向右急转的改革路线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坏,这已经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如果继续沿著过去二十年的路子走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发生革命。薄熙来并不是中共党内唯一看到这个危机的人,但为什么只有这个大家都害怕的野心家采取了行动?这才是真正值得胡锦涛和中共大员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作为一个无能的船长,胡锦涛宁用奴才和坏人也不用好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薄熙来能兴风作浪,离不开这种政治生态。如果胡锦涛对薄熙来的处置不能给新船长改弦更张带来机会,则翻船的风险会更大。而新船长若不追究胡的责任,又如何能改变这种政治生态?这是胡锦涛的难题,也是习近平的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余英时:谈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图为2011年6月28日至30日基辛格访问重庆期间在薄熙来的陪同下前往重庆大学…… 

2012-03-26
薄熙来在3月9号记者招待会上,对于王立军事件,只是觉得用人不当、失察,没有好好地认识人,出了问题很痛心;但是还强调“打黑”是一个大成就,不能否定的。至于王立军在“打黑”中也只是人员之一。关于王立军,中央已经正式宣布他的行为属于叛国叛党,正在严格调查;但是关于薄熙来的事情,中央一直没有说明白了当的话。

但是,两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的谈话引起很大的注意。第一点他强调王立军事件的严重性,中央是高度重视,而且重新在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习近平,他调查完了以后,还要严格地依法处理。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跟我们所了解的,它是有道理的。像文革时期有一个年轻学者沈元,逃到一个非洲大使馆,被抓回来以后,就枪毙了,所以这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的,何况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又透露了不少的国家机密,更是罪不容诛的。

温家宝第二点谈话特别重要,他先说重庆过去在建设上面也有一些成就,但是说到最后,说现任的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这是很重要的话,而且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照记者的报道,他声音忽然提高了,换一句话说,就这件事情他认为明显地针对了薄熙来。现在温家宝特别强调这一点,否定的是他“唱红”的问题了。

温家宝特别提到,从1978年,那时候是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做一个最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对文革是做了最彻底的否定。所以温家宝这次谈话中提到最后这个决定是现在中央依然坚持的、绝不能放弃的。这话言外之意就是说绝不能再有任何企图想回到文革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指的是现在的“唱红”。关于“打黑”, 最初虽然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变成报私仇,像李庄,都进行了迫害,习近平在这一点上曾经批评过他。所以现在“打黑”,薄熙来虽然还肯定过去的成绩,但不是做他主要的宣传了,后来主要的宣传就是讲他要回到毛时代,那就是“唱红”,就是要回到文革,新左派的人在重庆给他做意识形态上的工作。这一点现在由温家宝直接出来否定,这是很重要的。中央对于薄熙来是个什么态度,这是最明确信号。

薄熙来处理王立军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不当,显示出他心中没有中央。据我们从别的地方得到的消息,薄熙来去年年底曾找过美国的基辛格,给他“唱红”,而且给他建议,要他拿出勇气,做一个新时代的领袖。因此之故,薄熙来得到鼓励,也得到灵感,最大的目标就是进了十八大以后,能够把现在的主席跟总书记分开,这党内早就有人反对,包括乔石这类人,他想在这上面打主意,然后他就可以做国家主席了。像六四以前的情况,由他来做国家主席,争取更大的权力。

所以这是他目前报道的一个野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将来秋天要召开的十八大,因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把内部斗争的激烈状态显示出来了。这里面还有牵涉到一点——军队的力量。所以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以后,跑到昆明见加拿大的总理,他后面就有军队。所以军队将来怎么动向,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今后我们要注意中共的权力斗争,一定要把眼光放到它在军事上怎么处理的问题。因为在军事怎么处理问题上,共产党内部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分歧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军队有不同的想法,将来军队的动向会影响到中共党是否还能继续控制地方上军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内政「诈稳」与外交「坑爹」――中共自选的两条丧亡之路


作者:荆冬雨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自杀方式,但一个政党可能。高压维稳与在国际上支持叙伊等独裁政权,中共走在不归路上,积重难返。


中国社会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有多高,北京权力核心层的九大常委比全国十亿之众的底层民众更明白。但是,九个人以及他们手下大大小小的权力分子都无心也无力改变既存体制,因此「四个越」就成了中共政权丧亡前的典型特征――越反越腐,越维越乱。
「越反越腐」无须多说,它是中国版的「北京共识」最大特征。而「越维越乱」除了社会日益多发的暴力性抗争之外,仍然是「维稳体系本身才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对于这个悖论情况,民间观察家私下里称之为「诈稳」。

百万维稳人员保「两会」

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地方政府由省至县动员大约近百万专职维稳人员进京,实施劝访、拦访、遣送、关押等维稳定作业。进京维稳作业人员不允许跟家人频繁联系,每两天通话一次,每次不能超过三分钟,「尤其不能谈工作的具体情况,也不得透露具体住址」。二月下旬,北京各中档旅馆就预定完床位,有的的甚至将二人房间加床而改为三人同住。业内反映,定床位者有三分之二的是各地维稳人员。
「今年两会的额外经费肯定是有『维稳』这词儿以来最多的一年。额外费用的主体就是地方各级政府进京维稳作业的开支。」北京一家官办舆情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如是说,但他没推算开支总额。
估计该项开支不会少于五十亿,尽管对于全国去年财政收入来说,这是个很小的开支。但是,与中共十八权力交接关系重大的「两会」,恰是靠「诈稳」机制勉强支撑的。在「诈稳」背后,官民对立呈不可调和之势,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底层百姓往往不惜豁命,因此放火与爆炸严重事件颇有发生。

积极试水文化特务体制

维稳与维权对立,前者显然没有义理可言,而北京最高决策层也豁出脸皮扛起臭名昭著的维稳招牌。不过,如此下去,终会引爆全面社会冲突。为了实施当局认为的「从根本上消除激化矛盾的因素」,在文化改革名目下,李长春与刘云山诸人策划了耗资巨大的文化特务体制:其一,在资金支持上不惜血本,费用列属文化改革基金项下的「其他开支」;其二,网罗有毛主义情结与反西方观念的落魄文人,在网上死盯异议言论与民间意见领袖的反映,此种人是改进版的「高级五毛」;其三,蓄意制造不同层级的网络话题转移公众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关注程度,韩寒作品真伪争论就是最成功案例,从此转移了整个社会「无条件民主」的前苏联式政改压力。
文化特务体制已经深入或曰干预到各大门户网站的正常运营。比如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相对开放的网易网站被「电话指令」控制微博讨论。据网易一位资深编辑透露说:「由于一篇名博文章在讨论王立军事件时,涉及到了辽宁『蚁力神事件』,中宣部直接来人要求关闭该文项下的评论功能。」而据现已离开新浪网站的一位年轻的(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硕士透露,「新浪已经这么自律了,王立军事件后三天内竟然有来自各部门的五十多个电话,或是要求『私信』某段微博或是要求博文推荐备案」。
国内较为敢言的知识精英大多遭遇了所在单位的警告或婉劝,被要求停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指责。在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四家大学的宣传官员召开了秘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限制教授们对广东乌坎事件的正面评论以及对重庆王立军事件的负面评论。这次会议秘商了对「言论出格」教授的「无形制裁」。至于这些措施为何物,外界无从得知,但有一条已经泄出:谁的言论出格,谁的非专业著作就更难出版。
可以预见:文化特务体制将会激化当局与体制内开明知识分子的矛盾,从而给政权造成致命内伤。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说:「前苏联在社科文化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让全社会走上克格勃化的不归路。克格勃成立的『匿名作者侦察局』其功用,在今天中国环境下,就是微博实名制。」

「叙事」特使支持屠杀

中共忧惧叙利亚局势崩盘导致伊朗(石油重要进口地)专制导台,因此不惜代价在国际上「保卫巴沙尔」,并且中共政权一如巴沙尔独裁一样完全「阿拉维化」。(关于中共政权「阿拉维化」的分析,请见本刊去年十月号,观耘闲人文章《胡温之间已无改革共识》。)对于中共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民间分析人士指出:为了其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继续盘剥社会,中共一边大规模进口石油,一方面阶梯性提高成品油价格而致国内物价腾涨,「实属『坑爹』行为」。
中共外交政策对国内的坑害只是其背离国际法的小部分后果,而其大部分后果则由全球承担。
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的表决投反对票后,中共派出了特使到叙利亚,帮助亚巴沙尔寻找不下台又能缓和国内矛盾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对此,外交部的绝密档案标以「叙事」之称。表面上,翟隽是与温和的反对派接触且表示支持前者反对外国军事干预的主张,但暗地里却促使巴沙尔政权采取血腥镇压手段。翟隽踏上返途后,巴沙尔立即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的命令,并专门实施了针对反对派新闻机构所在地霍姆斯市的爆炸袭击,致两名西方记者身亡。
不惟如此,中共当局还在继续支持北韩金氏政权对脱北者惩罚的反人道行为,将数十名逃到中国求生的脱北者以违法「越境」理由遣返至北韩。此举进一步激化了与南韩的矛盾,南韩就此通过遣责中国的决议。

习近平配不出「新药」来

中共在外交方面行「坑爹」之不义,在国内将「诈稳」常态化,其唯一目标是保住政权,所谓核心利益的核心。但是,无论「诈稳」还是「坑爹」都是自杀性选择。一方面,全球危机以来,人民个体主权意识全球性觉醒,中国底层社会的权利诉求越来越广泛,必然与现在的僵化体制产生总摊牌的最后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秩序趋好,解决叙伊等独裁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必然会面临与西方一决雌雄的选择,但胜算希望为零,即使其率先使用核武器。
正是内政外交都到崩亡的极限,党内开明派才起来救亡图存,敦促习近平实行断然的政治改革。但是,习也没有什么「新药」可治中共丧亡之沉疴,无非是以启用些许体制内开明人士为虚饰。因为中国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沉积六十多年的社会体制扭曲之根本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严家伟:评重庆事变后的“拥护歌颂综合症”并发现象

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都似乎患有一种通病,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拥护歌颂综合症”。即凡事总在官方或明、或暗的诱导下便按自己的—厢情愿去往好处想。表现出来的便是跟着起哄,跟着拥护、欢呼、歌颂、庆祝,甚至幻想。可是后来无情的事实往往都给了他们狠狠的一记耳光,证明不过是在“梦里娶媳妇----尽想着好事情”而已。

谓予不信请看: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当时真是万人空巷,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翻身”、“解放”,说是从此“当家作主人”了。结果60多年以后,你在“公仆”们的眼里仍然只是个“屁民”。“土改”又有多少人激动得—把鼻涕一把泪,说是“土地还家”,从此“挖掉穷根裁富根”了。结果不到几年,你的土地,外加耕牛、农具、锅盆碗盏全都归公社所有,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奴。属于你的只有一碗难以吊命的大锅清水汤,几千万人就这样去了“共产主义”的“天堂”,进入了“非正常死亡”的名单。再后来,文革来了,打倒了刘少奇,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坏事,于是又庆祝欢呼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片红”。再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样欢呼、庆祝伟大的胜利。再后来打倒四人帮,这批人更认为是“大快人心事”,甚至许多城市中—时鞭炮断档,酒类售罄。

于是大家又在心里盼邓小平东山再起取代华国锋早点上台,邓又成了—些人心目中的“大救星”。结果真的把“小平同志”盼上台了,可人们看到的除了—张“四个现代化”远景的美丽兰图外,实际上就只是让他们“—部份人先富了起来”,我们草民则无缘与焉。至于政治上,从镇压民主墙,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切仍是“毛规邓随”。甚至“毛规”中都没有的向学生开枪,邓也敢“天才、创造性”的加以发展而实现了。

后来“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一出现,又有人立马认为中国政府将转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再到“胡温新政”,又有人出来称“和谐社会就是既要让人有饭吃(‘口’中有‘禾’)又要准许人说话(‘皆言’为‘谐’)”。请看,哪一次不是想得如此美妙?哪一次不又是这些人出来坚决拥护,热烈欢呼,热情期待。而直到近期,甚至还在继续误导大家。记得两年多前,一位自称的“老作家”,“老报人”更以其当过右派,坐过二十多年牢的“特殊经历”,来对我等右派老人和呼唤民主宪政的人进行“启蒙”,并大声疾呼:“‘胡温新政’比毛泽东老政好!‘团派精英’比党派精英棒!我喜欢‘胡温新政’相信他会逐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并谓:“我相信六十年���後,胡��得拿出一些新的招�,不然何以向小平同志交差”。这里所谓“六十年华诞”就是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现在已过去快三年了,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新招数”在哪里?“小平同志”早去了天堂,又何须“交差”?

而今当薄熙来被免职,“重庆模式”被打入冷宫后,同样的歌颂声又开始响彻云宵快塞满了人们的耳朵了。甚至乐观到中国的政局已在“向右转”,好像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已经开始了。姑且不谈王希哲之流的什么“右派党中央的伟大胜利”一类的胡说八道。而那位以“救党”策士自居的辛子陵先生,则还在“闭门思过”期中又发出高调赞颂胡锦涛与习近平开明的高论。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篇辛子陵先生在军队总参高干的VIP病房内与与一位“老作家”私下的谈话记录(由他人“侧记”)。辛子陵不但说胡锦涛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早在“20072月《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作者:谢韬---笔者注),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辛先生不过是国防大学一个退休的教授,恐怕欲见胡总书记—面也不大可能。离中共高层权力中心不说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五万四千里。其可信度自然令人质疑。接着辛先生更称;“正是胡锦涛领导中国走出了对毛个人崇拜的误区。为避免毛左攻击,他不宣传,埋头做事”。做的什么事呢?如果人们不健忘,肯定会记得,正是在胡主席主持的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典上,却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文革后已多年绝迹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游行大方阵。对此有人的解释竟然是此事乃当时的中宣部长干的,胡锦涛事前不知情。这么大的事,不经胡首肯,一个部长敢拍板?对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视此为新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接下来辛子陵的话就比神话更“神”了,他说:“201012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接着辛子陵更称:“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号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

好一个“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然而与辛子陵先生天花乱坠的美妙说词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中国严酷的现实情景。姑且不谈辛子陵那些扑朔迷离的“内部消息”从何而来,有几分可信。人们更要看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辛子陵所谓的“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和今日中国的现实完全是冰炭不容的情景。单看最近在全国上下掀起“学雷锋”的名曰“活动”,实则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众所周知,“学雷锋”学他的什么?其核心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国上下大肆号召学雷锋,就是要全国的人从上到下继续尊毛为圣,崇毛为神,独尊“毛术”,罢黜“百家”。这个“百家”中当然就包括辛先生说得唾沫横飞并说胡锦涛也欣赏、赞成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和什么“取消毛泽东思想”沾得到一点边吗?既然在党内都—致通过了“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却转过背来号召全国上下学雷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自打耳光吗?其实学雷锋与唱红歌,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

此次薄熙来被罢官,重庆“变天”,并不是因为他“唱红歌”得罪了胡锦涛或习近平。正如胡锦涛朝拜西柏坡,习近平朝拜井冈山也不会得罪薄熙来—样。在这—点上他们绝对是同志,是—家人。也不存在什么主义、路线之争。薄熙来被罢官,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是官高一级如泰山压顶。说得好听点就叫“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薄熙来则是野心太大,且不听“招呼”,不但要卡位“入常”还想问鼎“大位”。这还了得!当然若薄氏生在英、美等民主国家,此人绝对算个人才,完全可以尝试去挑战奥巴马,“颠覆”小布什都可以去干。如果“成”了他也不敢为“王”,因为有选民、记者、媒体监督,弄不好叫他成尼克松。但“败”了也不会成“寇”,没有人会说他是要“篡党夺权”弄他去“双规”的。可惜此君生不逄“地”,偏生在中国官场。故倒霉就活该。但这决不是什么主义、路线上的错误。重庆事件只是人家党内的一场权斗,不关什么“主义”、“路线”。要说“主义”,双方都是一党独裁主义;要说“路线”双方都搞的是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只是在表演作秀上有些差别而已。

薄氏的唱红歌,只不过是一场“秀”,而且此“红”也不全是文革的彼“红”。其中甚至还有诸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甚至《雪绒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小资”的粉红与淡红。在倡“读经典”中还有诸子百家的“封建”经典。而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据我旅渝亲眼所见所闻,他在整治社会治安,整饰警风,改善市容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并未如何欺压普通弱势民众,故不少人对其有好感。例如重庆农民60周岁以上的,每月都可领到50元补助。重庆的房价比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低,在重庆买—套80平米左右的房,首付三万多元就可入住(其他余款由银行按揭),这在北京,上海想都别想。故薄氏今日下台,亦不应“墙倒众人推”将其说成是罪恶的化身。而他的对手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人民的“救星”了。宣传这—套的人,其实是甩给你一张兑不了现的支票,意在叫尔等草民永远抱有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乖乖地等着,别吵!

辛子陵先生不否认他是党的人,甚至以“朝中人”自居、自豪。但他不但不同于胡锡进之流,且因《红太阳的殒落》—书而颇负盛名。不久前更遭打压整肃。这样身份的人说出一些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小道消息”,对民众的安抚作用,乃至“维稳”的效果,是人民日报社论无法企及和代替的。当局必然心存感谢,只是不能明说。但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我们几十年来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所以我对此,不妨把去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那句“名言”借用来改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2012320日完稿
2012325日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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