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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俞梅荪:天没亮,路正长……――纪念赵紫阳逝世七周年纪实


2012年1月17日是紫阳离世7周年忌日,前往紫阳书房瞻仰的各方人士近三百人,超过往年。人们对紫阳的怀念,对宪政民主法治的向往,与日俱增。

16日晚,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候车,与一位中年人聊。他说:“要吃粮,找紫阳。”但不知紫阳已去世。在回京的列车上,一位澳大利亚青年游客说,上大学时就知道中国的领导人赵紫阳很了不起。

早上7时,我在103路公交车上问10来位中年乘客,两人说知道紫阳是好人,其余沉默不语。

8时,我来到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口,迎面遇两位并肩巡逻的警员,百米之内又遇三拨。胡同口站着6、7位大都戴红袖标的街道干部,沿途有几位便衣人员在游荡,在寂静的胡同里凭添压抑。(图1)
图1,8时起,富强胡同口站着6、7位大都戴红袖标的街道干部。


仁人志士相携鼓励


我来到富强胡同6号,书房依旧清芬,紫阳旧照在鲜花丛中微笑。

墙上挂着手书字幅:“都说改革开放是希望,你知道它始于何方?它一头挑起家庭联产承包制,它一头连着国企改造的仪航。兴邦难,道路长。道路沿途讥声扬。若要问讥声来哪里?你听那一阵阵左调噪腔。都说中国实力在增强,你知道几经风霜?凝聚了先人志士的无畏担当,才有了今天国家的繁荣兴旺。紫阳照,德绩藏。紫阳功名万古扬。若要问紫阳在哪里?就在咱老百姓的心坎上。”我被这苍劲手书的宣示所感染,想到如今,农田被强征,农舍被强拆,农民没活路;国企改制被贱卖,工人被下岗;全国访民剧增,求告无门,生存无着;官场腐败,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警方非法维稳打压,激起大规模群体性民变事件愈演愈烈。

在院子的小屋见到55岁作者朱刚。他是北京某饭店职工,北大法律系毕业,是紫阳之子的好友,常以亲戚名义来探访。紫阳离去,每当忌日,他有感而发的作词,由其在荣宝斋的哥哥书写装裱,悬挂紫阳书房。他说:“时间越长,结合现实,越发感到紫阳奋力推进改革的求索,无与伦比。如果社会还在前进,就感觉不深。”他吟另一字幅的结尾:“八九突变,航船搁浅,叹民主法治全然抛天边。念仁人志士莫休眠,企盼航船再扬帆。”“且听沧海哪般说,天下曾失语;不卧青山无所谓,人间自有情。”(图2)
图2,北京某饭店职工朱刚每年创作两首词并装裱悬挂在书房(右侧)。


“天安门母亲”、中国人民大学76岁丁子霖教授夫妇顶者警方压力前来献花篮,人们围着他俩嘘寒问暖。蔡文彬(紫阳的老部下)说:“我们大家都是您的儿子。”丁子霖顿时脸色凄苦,低头流泪,丧子之痛溢于言表。她在书房留言:“紫阳先生:我们唯有坚持,坚持,再坚持!”因17岁独子在“六四”被枪杀,23年来,丁子霖顶着各方压力,努力查找到203位死难者家属,每年发起联名上书和上访“两会”,呼吁平反“六四”和国家赔偿,长期被警方监控和打压,仍坚持不懈。图3)
 
图3,1989年“六四”痛失独子的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在书房留言。 

退休女记者张凤挽着丁子霖默默流泪,张凤之子“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侥幸逃命,她每年代其子来书房敬拜。

北京市残疾人读书会会长80岁高晓京拄双拐,带着20人捧着紫阳像和花篮,黑缎带金字:“赵公紫阳七周年祭,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同志——我们怀念您。”(图4)

 
图4,残疾人读书会高晓京(右2)80岁拄双拐带20人捧着紫阳像和花篮。 

河南省滑县赵荣现、朱志民等30多位村民抬着花篮,齐跪拜,他们每年来为紫阳烧纸钱。紫阳在位时,从未对贫穷落后的家乡给予任何特殊关照,拒绝修缮紫阳之母的土屋。1986年11月19日,紫阳总理嘱其办公室给家乡县委、县政府的信:“坚决反对修缮故居,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搞特殊化。”家乡的父老乡亲却以此为荣。如今,紫阳子女又谢绝企业家集资修缮并建纪念馆。(图5)

图5-1,河南省赵庄赵荣现等30多位乡亲齐跪拜,右侧站立者赵二军。
图5-2,紫阳总理嘱其办公室给家乡县委、县政府的信。

西安市民营企业主段玲夫妇带来自产的一箱苹果献在紫阳像前。香港市民赵顺源夫妇第三次专程前来献花。紫阳的秘书李树桥、李湘鲁,炊事员崔学军等,每年来献花。紫阳软禁期间的秘书王添生夫妇留言:“心系百姓,功在千秋。”紫阳的大秘书鲍彤每年被警方看管在家中,无法前来。(图6)
图6,西安市民段玲带来自产的一箱苹果献在紫阳像前。


访民话心声  欲语泪先流


11时半,上海董佩丽、张雄明,青岛林秀丽、抚顺张福英、鞍山许高为、本溪马志学、中山黎容好、许昌聂丽娜(怀抱3月婴儿)等20多位访民来献花。下午3时来的一群访民说:“早上我们四、五十人从北京南站上访村陆续出发,有些被警员拦截,到了富强胡同口问路,警员告知紫阳家不在这里。我们以为走错了,回去后我们30人又找来了。”

面对紫阳像,访民们喃喃自语。有的说:“您在(位)时,为百姓办事,我们有尊严。现在社会黑暗,我们饱受欺压,求告无门,生存无着,思念好总理”。

“您的精神怎么感化不了现在的贪官啊!”

“总理大人家,能让我们进,那些地方小官家却不让进。”

合肥访民马海玲失声痛哭道:“您为百姓谋利益,我们有饭吃,如今我有冤无处伸,没有活路啊!”

访民们大都默默流着泪,跪在地上,向紫阳像六磕头,脑门撞击木地板的咚咚声,使人心碎。(图7、8)


图7,上海访民张雄明等在紫阳书房留言。

图7-2,河南许昌访民聂立娜抱3月婴儿在紫阳书房。

图7-3,11时半,上海董佩丽、张雄明,抚顺张福英、鞍山许高为、本溪马志学、中山黎容好、青岛林秀丽、许昌聂丽娜等访民到紫阳书房献花。

图8,下午3时,各地访民到紫阳书房献花。

图8-2,安徽合肥访民马海玲痛哭道:“赵老为百姓谋利益,我们有饭吃,如今有冤无处伸,没有活路啊!”。 

图8-3,各地访民依次向紫阳像六磕头。


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耀邦住在这里,他热情接待各地访民,为其讨还公道办实事不计其数,还以家常饭招待;他力排众议,努力纠正中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领导全国党政部门和信访部门,为上百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恢复中共的形象和执政的合法性。

据悉,当日在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市政府信访办,9位访民悼念紫阳。谈兰英说:“赵紫阳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反对镇压学生,被迫下台,受迫害。如根据他的改革措施,我们百姓不会受这么多的苦难。我们都很怀念他。”他们表示,通过追思、怀念,追求人权、自由是永远的理念,同时控诉官场腐败对他们的残酷迫害。

后据悉,23日(大年初一),上海董佩丽等数十位访民到东交民巷温家宝家拜年,被警方关押6小时,送回上海要处罚,他们高唱国际歌,绝食抗议。另有不少访民前往胡锦涛、温家宝家拜年,均被警方抓走,有的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名,拘留5至10天。


倡改革  紫阳是耀邦的继承


原中央党校教授80岁孙长江的到来,使赵家子女感动。1978年孙与人合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胡耀邦审定和支持得以在《光明日报》发表,被各报转载,在全国掀起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紫阳被软禁,他曾来探访。

孙长江认为:“耀邦和紫阳对改革开放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观念一致,在工作中有分歧是正常的,不应夸大。有人对紫阳没有保耀邦而责难其参与‘倒胡’(紫阳曾对此愤怒),这是不懂当时我国的老人政治,耀邦和紫阳实际上只是办事的秘书长。紫阳如保耀邦,与事无补,也要被下台。紫阳晚年对体制的深刻反思,无人超越。”

同来的施滨海(原《中国经济时报》编委)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间,把紫阳要求平反“六四”而致中央的公开信,在海外发表,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关押8个月,被报社开除。“十五大”之后,当局加强对紫阳的监控,不准其会客。(图9)


 
图9,80岁孙长江(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之一)。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80岁姚监复捧着为95岁胡绩伟(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编著的《胡赵新政启示录》(约30万字书稿校样将在香港出版),要我为他在紫阳像前留影。他说:“我悄悄进行的此事,竟被当局秘密侦查监听而察觉,最近单位党组织找我谈话,不准出版,我严词拒绝。”(图10)


 
图10,80岁姚监复捧着为95岁胡绩伟(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编著的《胡赵新政启示录》(30万字书稿校样将在香港出版)。

在紫阳软禁期间,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和宗凤鸣等五位老同志顶着压力常来探访,冒着极大风险,秘密访谈并整理出版《改革历程》(赵紫阳录音谈话2009版)、《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2010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2007版)相继在香港问世,流入大陆,影响深远。当时,杜导正最年轻最操劳。如今,四位前辈相继离世。

每年忌日,杜导正的花篮最醒目,挽词铿锵。他步履矫健,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唯今日,未见89岁他的身影,令人伤感。(图11)

图11,赵二军接待来访者。


天没亮,路正长,历史的重任向吾辈袭来。




●本文原载《动向》2012年2月号,修改补充于2月26日

●续文《魂系天外,情暖人间——有识之士思紫阳》原载《争鸣》3月号

未普:重提政改,中共当局为何突然转向?


2012-02-29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共当局试图回避的老大难问题。虽说温家宝十数次呼吁政改,但每一次都“泥牛入海无消息”。去年中共第二号人物吴邦国对外宣布“五个不搞”,更是郑重其事地堵塞了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但是就在最近一个星期,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密集发文,大声鼓噪,呼吁政改。一时间,政改又成了时髦议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人民日报》1月23日发表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是,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面对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

中国各大网站均以“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为题转载。紧跟著《环球时报》、《解放日报》等也发出“必须改革”的声音。号称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沪宁早年写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也被翻出热炒。而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1月24日举办的记者会上,语带玄机地告诉说媒体,政治体制改革,“你们会看得到”。

这里最有趣的问题是,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下定决心、绝不作为、抱著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的胡锦涛当局为何突然转向?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向左转”的重庆模式因王立军事件而遭受重大挫折有关。但是依我之见,中共的突然转向有两个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胡锦涛的不作为在党内已经面临直接挑战。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第443次双周讨论会李伟东的发言(见《新世纪新闻网》转载的“思潮-时局-未来”),刘源把他为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写的17页序言,报给了胡锦涛,胡批示在中宣部的内参上传阅。由此可以肯定,刘源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想主张,已经传到中共高层,而他们的类似于“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的对局势的判断,也应当一并传到了高层。

对中共目前面临的危险,胡锦涛并非不知情。他去年发表的七一讲话中关于四大危险的提法,就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但从他采用的应付手段来看,他试图用加强社会控制、避免推出改革引发震荡,来渡过难关。他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拖到把中共政权平安交给习近平的那一刻。可是刘源等太子党的直言,有可能包括即将接任的习近平的意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从现在起,到他转交政权的那一刻止,大的危机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拖延和不作为会使中共陷入危险境地。

另一个深层原因是,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官民对立和朝野分歧非常严重,而反映胡锦涛不作为的官方思想,因严重脱离中国现实,而受到民间思想的严峻挑战。就在中国民怨沸腾,革命之火似乎一触即发的危险关头(用张木生的话,中国又到了1989年),中国官方依然歌舞升平,忙著向全世界大唱中国模式之赞歌,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在2012将会变成某种现实。可是在非官方思想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现在的中国局势忧心忡忡。李伟东和各派领军人物均有深入交谈。从他对中国的十种思潮的分析来看,左右思潮目前均有激烈化、极端化和情绪化的倾向,一些极端人物甚至开始采取极端行动。这说明中国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

在愈发严峻的局势下,根据李伟东的转述,张木生希望胡锦涛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羊头挂住,保证现有政权不在2012年崩盘,等到换届后,下届领导人一定会重整山河。但是现在中共重祭改革大旗,说明连“稳”如泰山的胡锦涛也觉得这个“羊头”挂不住了,大维稳手段已经黔驴技穷了。胡锦涛及其团队和智囊即使再无能也算得过来这笔账,与其不小心弄丢了人家太子党的江山而备受人家的谴责,不如主动做点什么,但求缓解眼前危机,平安撑过十八大。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呼吁改革、提倡改革、力挺改革的官方造势运动就突然出台了。这个造势运动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还会形成高潮。但中共的突然转向,显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特别是安抚焦虑的、即将上台、但又担心随时会崩盘的太子党,也顺便安抚一下左派和右派的不满。因此,这次重提改革的结果,一定是只打雷不下雨,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鮑彤:畫虎不成反類狗的「社會主義制度」

——序杜光先生近作《回歸民主》

 

图为鲍彤先生2012年2月摄于北京寓所


  「歷數近百年來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是把專制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的。」這是杜光老人在近作中對迄今各種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概括。這個概括以事實為根據:北起蘇聯,南到柬埔寨,凡是以「社會主義」命名的革命和制度,都缺乏同情弱勢群體的靈魂,卻具備專制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本來是美好的理想之一。古印度,古中國,古希臘,都出現過一些有吸引力的理想。西歐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理想,其中有一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的共產主義。按照他們的設想,共產主義應該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旗幟上應該標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當然極有吸引力。儘管如此,馬恩並不認爲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更不認爲自己有權去強制別人「堅持社會主義」。相反,他們認定,共產黨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馬克思甚至宣佈,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不幸的是,馬恩被某些人爲了一黨一派甚至一人的利益而神化了。馬恩的假設後來被冊封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一切自稱進行了「革命」和建立了「制度」的社會主義,其實只是變種,源於俄國的列斯,與德國的馬恩無關。所謂變種,就是怪胎,就是異化,好比馬援說的「畫虎不成反類狗」,在實際生活中時有發生,從而啓發人們創造出「龍種變為跳蚤」之類的故事。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列斯,馬克思的學説本來應該和摩爾的烏托邦、傅利葉的「小公社」、歐文的新村一樣,成爲世人繼續汲取的源泉,而不致落到今天這種局面:雖然在某些特殊的國度被送進了神龕,但在世界各地卻淪爲笑料。


  列寧和斯大林都是自命不凡的革命家,唯獨在師承淵源方面非常謙虛,自稱爲馬克思的門徒。這是爲了利用馬克思的聲望和影響。其實他們和馬恩不是一碼事,至少存在著三大差別:第一,馬恩認爲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列斯則相反,主張革命決定社會形態。第二,馬恩認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一國實現;列寧則宣稱,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能夠發生,而且能夠勝利。第三,斯大林進而斷言,社會主義的制度也可以在一國範圍內建成,哪怕這個國家在物質條件和社會關係方面多麽落後。僅此三端,已經判若天淵,列斯怎麽能冒充馬恩呢?


  何況馬恩也是凡人,難以避免凡人的錯誤。他們對形勢的估計常常過於樂觀和激憤,以致脫離實際。馬克思曾經把「無產階級專政」稱爲自己對工人運動的唯一貢獻,但他在西歐的許多同志並不以爲然。馬克思死後,恩格斯總結馬的一生,也沒有給「無產階級專政」以一席之地,只是把馬克思「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平實地表述為:人必須首先吃喝穿住,然後談得上其他;社會的制度和觀念,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相反。的確,這才是馬克思學説的基礎。馬克思的國際影響,始於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出版,而他的理論的確立,則體現在1859年完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恩格斯的上述墓前演説,正是複述了馬克思在此書《序言》中闡明的原理。關於新舊社會制度的演變,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是這樣表述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他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兩個「決不會」,斬釘截鐵,簡潔準確,顛撲不破。這也正是在和吳邦國委員長討論「幾確立」和「幾不搞」時杜光先生的立論的基礎。


  馬克思的這個原理,是試圖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上科學的起點。共產黨喜歡把所謂「資本主義」稱爲「舊社會形態」,把所謂「社會主義」稱爲「新生産關係」,那麽好吧,我們就得到了如下結論:資本主義制度,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請一切願意做(或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注意,這纔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這正是西歐社會黨實行社會改良綱領的堅實的基點!也正是在這裏,真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


  馬克思的理論沒有什麽玄虛。揠苗不能助長。瓜熟才會蒂落。共產主義如果真的是人世間最偉大的理想,當然不會是因陋就簡的茅草棚,必然將是巍巍然的千層高樓。既然如此,當然必須以此前的999層為自己的基礎,一層也少不得。要建設千層以上的「新」社會,先決條件一定是把第999層以下的「舊」社會建設好。「白手起家」是神話,「推倒重來」是胡鬧。恕我直言:第一,列寧所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的命題已經被一百年來的全部歷史所徹底推翻了。資本主義這個「舊社會」,它現在的活力比諸一百年前的列寧時代,二百年前的馬克思時代,不是更老朽了,而是更成熟了。由此得出的唯一結論應該是:這個「舊社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從而在可以預測的將來也斷乎「決不會滅亡」。第二,處在舊社會「決不會滅亡」的歷史條件下,誰如果真的熱心於社會主義,誰就不應當仇視資本主義,而應當真心愛惜它,努力改善它。毛澤東曾經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比喻為「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這個比喻妙極了!的確,在動手做社會主義那個下篇以前,必須首先做好民主主義這個上篇。在資本主義制度「決不會滅亡」的當今世界,真正的「走社派」首先必須是「走資派」!須知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準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東西有自身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用不著靠專制制度去推廣。只有假貨和劣品,才需要威脅利誘老百姓去「堅持」。列斯的「社會主義」已經被前蘇聯的人民所共棄。毛的「社會主義」已因餓死4500萬人和鬥爭一億多人而破產。現在需要進行評估的,是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曾經把「社會主義」概括為兩條,一是生産力要發達,二是兩極分化要小。我很願意舉手贊成。問題在於,如果這兩條真的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那麽,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屬於北美和西歐,中國還遠遠沒有資格。因爲按照鄧的第一條,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尚不及美國或西歐的十分之一;按照鄧的第二條,被腐敗掘開的社會鴻溝,已經使中國的基尼系數在短短十幾年中突飛猛進超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積累!鄧小平不是笨人,顯然知道強詞奪理無法改變鐡的事實,所以轉而在姓社姓資的討論中高掛免戰牌,這就是「不爭論!」他甚至喟然而嘆:什麽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原來,鄧小平要求全體中國人「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居然是個說不清楚的東西!他甚至不惜動用坦克和衝鋒槍來為這種東西開路。幾億中國人,人人有服從的義務;一個鄧小平,卻有不僅信口開河,而且一言九鼎的特權,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小小的特色。


  杜光先生是馬克思主義的嚴肅的研究者。感謝他在這十五篇新作中,給吳邦國委員長,也給我們大家,上課啓蒙。我們還要感謝已故的許德珩教授,這位五四運動的先驅,早在1947年就在北京大學給杜光和他的同學們開過啓蒙課。當然我們首先必須感謝馬克思,是他給許德珩啓了蒙。薪火不息,就是這樣傳播繼承的。


於是出現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和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事實上結為同盟。因爲,前者不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當做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後者也不把遙遠的理想視為當今的現實。這兩部分人終於達成了今世不搞社會主義的共識。至於那些依仗專制制度強迫別人非「堅持社會主義」不可的人,在歷史的長河中成不了什麽氣候,充其量不過是曇花一現。何況,儘管他們在騙人害人,但同時又的的確確在受騙受害——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纔是迫切需要進行啓蒙和開導的對象。


                                          2011年12月12日

(《回歸民主》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3月1日出版)

http://www.newcenturymc.com/Du%20Guang.html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杜光新书《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


由杜光先生撰写的《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将于3月1日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去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吴邦国委员长在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八个“确立”、 五个“不搞”。报告发表后,杜光先生连续撰写了15篇文章,以“关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思考”为总副题,对“八确立”、“五不搞”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鲍彤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前言,题目是《画虎不成反类狗的“社会主义制度”》。

   吴邦国委员长提出的“八确立”、“五不搞”,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的全面概括。它的前四个“确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转化形态,其他四个“确立”和五个“不搞”,都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延伸和具体化。所以,对“八确立”、“五不搞”的批判,就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的批判。

   杜光先生为《回归民主》所写的前言,题为《为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中国》。他认为“八确立”、“五不搞”是为维护专政体制、巩固专制制度服务的,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最大障碍。《回归民主》的任务就是揭露它的欺骗性,并且指出它是一种理论上的蒙昧主义,只有破除蒙昧主义,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人权。

   进入新世纪后,民间自由、民主的呼声渐高,争取自由民主、揭露专制祸害的著作、文章不断问世。但像《回归民主》这样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传统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的作品,还很少见。杜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承载着破除理论蒙昧的历史责任。希望它在朝野内外广泛传播,发挥启蒙教育的重要作用。

   (《回归民主》在大陆另有简体字试印本,书名为《评“八确立”、“五不搞”》)


梁京:中国经济会硬著陆吗?


虽然这个问题是中国和世界广为关注的问题,但因为厉害关系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对什么是硬著陆,大家其实有相当不同的定义。

一种在中国财经界比较流行的定义就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低于6%,就是硬著陆,因为在这个增速下,中国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因而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金融危机。而在许多国外人看来,6%的增长是一个很不错的速度,只要中国还能够正常进行国际贸易,对国际市场作正常反应,就不算硬著陆。

我倾向于认同后一个定义。按照这个定义,最近发生的王立军事件,减少了中国经济在近期发生硬著陆的可能性。薄熙来在打黑获得成功之后,进而提出“共富”纲领,极大地加深了权贵阶层、富裕阶层和自由派的恐惧。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薄熙来在十八大得势,中国会急剧向左转,或者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会导致经济政策的混乱,严重恶化社会对未来预期,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现在,由于王立军事件,“害群之马”薄熙来出局,改善了富人和多数政治精英的政治预期,给中共最高当权者比较从容地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了机会。

这是否意味著经济硬著陆的风险不存在了呢?不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已经非常狭窄。目前中国经济银根短缺,不仅危及民营经济,且已危及到国营经济,如不放松银根,很可能导致硬著陆。但放松银根不仅会增加通胀压力,而且会加剧权贵阶层借机再捞最后一把的疯狂,加剧社会不满。尽管权贵阶层对薄熙来的出局而感到高兴,但他们也知道,十八大之后,中共不得不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大改革,捞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了,而且,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及国际经济形势,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权贵和富人的这种心理,必将影响放松银根后的资金流向,从而增加金融市场、资产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

因此,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是中国稳定经济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严重的制度和政治障碍。最大的制度障碍就是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系统歧视。薄熙来正是利用这个问题,为自己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最近,北京以不寻常的方式宣布,放松对农民迁入城市的户籍控制,首次允许农民比较自由地获得地级市的居民身份和福利待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2/24/12745073_0.shtml

这一非常举措,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地方政府并未对此作好准备。由此引发的地方财力和服务能力不足,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而且在短期内,户籍改革对扩大内需稳的效果并不明显。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还遭遇到严重的制度和政治障碍。这首先表现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这个问题在医疗服务方面尤其突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不仅能力不足,而且严重腐败,道德沦丧。因此,迅速扩大公共医疗服务会加剧医患矛盾,并且增大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

直接向底层人群进行收入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助于迅速改善收入分配和提升内需。比如提高对农村老人的直接补助,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直接向农村加大收入转移的力度,将会减少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增加工资上涨的压力,从而不利出口,也不利控制通胀。

不过,目前世界经济需求不足,对抑制通胀有利。人民币坚挺,并且和美国达成了避免竞争性贬值的约定,这就有利于中国通过大量进口石油和大宗商品来对冲中国的通胀压力。但是,一旦中东发生战事,原油价格飞涨,则会对中国经济非常不利。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在十八大之前发生硬著陆是小概率事件,主要危险,国内方面来自货币政策严重失误和地方政府在中央权力交替过程中失控,在国际方面则是中东危机导致原油价格过高,引发滞胀。在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硬著陆是大概率事件,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留下的是全面危机,中共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孙立平所言,目前中国的“容错空间”已经很小,而各种危机相互激发,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则空前地高。

2012-02-28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y

aops:中国民族改造论――兼谈南京大屠杀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是最能篡改,掩盖,歪曲历史的民族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在上中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历史。可是他却没有去学历史。因为每一个新朝代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前朝的历史,也就是篡改历史。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是最残忍,变态的民族之一。不谈过去的什么凌迟处死,骑驴,。。等种种酷刑,不谈义和团,不谈通州事件,不谈文革期间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到今天,在北美,还时不常地有来自中国的人砍人头的事发生。在这点上,中国人大概仅次于穆斯林。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是最能撒谎的民族之一。当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栽赃日本人。如果不是被外国记者当场揭穿,今天立在花园口的一定是日本人炸开花园口纪念碑。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是最没有法治精神的民族。一个人被活活地打死。作为法律象征的法医开出的死亡证明是死于心脏病。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在美国,在法庭上,李昌钰等福尔摩斯们统统都在撒谎那是一个什么情景?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最能耍无赖的民族之一。人家国王打到家门口,中国皇上被迫找个丫鬟冒充公主(欺骗啊!)给人家国王当小老婆. 这竟然成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铁证。

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中国人大概最不认真的民族之一。二战各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都是有名有姓的。只有中国人是一笔糊涂账。国民党说几百万,195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说1千万,现在是3千万,4千万。日本当年在中国一共就几十万军队。无论和中共,还是和国军都长期处在不战,不和状态。法拉盛图书馆有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共军作战实例一书。抗日战争的战例,除了平型关外,只有两三个和日军大队一级的战例。真不知道这几千万人是怎么死的。当然死1千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作战实例,抗战集中,和日本人没打几仗。和国军却没少打。动不动就是消灭几万人。

中国人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人在国际社会毫无诚信而言。如果中国人不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中国人的证据,证言是很难被国际社会所采信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南京大屠杀的那些铁证照片,竟然都是通州事件日本人拍的照片。
其实,中国人的这些特点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不管什么事,中国人说了是没有人信的。警察,法官,省委书记,国家主席都一样,没人信。一定要外国人出来作证才有人信。不管这个外国人是军火商,还是毒品贩子。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出口转内销"的原因。

先声明一下,这里用的中国人是单数。指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干哪些事。与单个的,具体的中国人无关。

再谈一下,南京大屠杀

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我一点也不怀疑当年日本在南京犯下了战争罪行。美军一个中尉在伊拉克打死了一个付了重伤的俘虏。结果被军事法庭判刑。一个右翼电台主持人怒不可遏,要捐款为这个中尉打官司。他问身为律师的访谈人。当年海军陆战队检查日军尸体。发现有没死的都要补一枪。这个中尉为什么就成了战犯?律师回答,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海军陆战队员一半以上都犯有战争罪行。我的上帝啊!

从已知的,较为可靠的,似乎连日本人都不否认证据来看,日本人当年确实犯有大量杀死俘虏的罪行。大量守军脱下军装,藏匿民间。日军大肆搜捕这些人。以脱下军装就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为借口大量屠杀这些人。当年,伟大领袖萨达姆手下的百万大军也都脱下军装逃之夭夭。如果美军到处抓这些人枪毙会怎么样?

二战中,中国的动员率极低。远达不到全民皆兵的程度。即使是青,壮男性大部分也不是军人。日本人到处抓逃兵,抓了就杀,其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是逃兵,有多少人是平民?我想可以肯定的说,有相当一部分平民被杀。

历史不应当忘记。但已经过去的事不应当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就象巴丹死亡行军,东京大轰炸,广岛原子弹没有成为美,日关系的障碍一样。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相连的国家之间都有恩恩怨怨。冤冤相报永远没完没了。

中共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死的那点人和中共杀的人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提什么南京大屠杀。自80年代以来,中共高调宣传南京大屠杀,无限夸大事实,伪造证据,是因为中共过去的宣传已经骗不了所有的人。所以煽动民族主义来自保。

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有共同防御条约。打日本就是打美国。即使没有美国。今天的日本也远比中国强大。中,日之间不会有,不应有,不能有战争。而中共杀中国人的事却很有可能再发生。事实,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因此,纪念镇反,土改,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严打,64,打黑要比纪念南京大屠杀有意义。
――独立评论

2012年2月25日星期六

刘自立:对王立军事件的另一种观察




   王事件震动网络,轰轰烈烈;但是,这个轰轰烈烈,是不是最后空空洞洞,还要看人民如何借此参与其中,而跳出打倒四人帮时期,那种等待官方解救百姓之老套路。这是比较王死不死之类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商讨和应对的问题。所有那些猜测事件真相的努力值得尊重,但是,如果他们只是围绕着共产党内斗的孰轻孰重,孰是孰非,那就多少有落入他人兴衰之余趣,而无自身解救之渴望。我们看到,王属薄派之毛主义类型——但是,这个类型,其实和毛主义实质无关,它只是新贵阴阳于民的一种非毛把戏——而反毛派之右翼,也确实不是西方定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是毛派权力在先,利益跟随之的一种伪右派。换言之,这两种派别,都是似是而非的,左、右翼一统之中国权-钱派。于是,从此前提出发,支持其中一种派别,打倒另外一种派别,不过是人们常说的,涉入“他们自家之事”。这个自家之事,因为没有固定的原则和国则,往往容易陷入混乱和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并无可能在人民不加参与的情形下,转换成为新局面和大改变。这是我们看待王事件被人们忽略的一点。于是,如何参透这样的政治危机,排列着N种可能。

   一是,当中国政治因为突如其来的危机而处于中央和地方失控的情形下,是不是有填补危机和真空的力量,可以弥补之,解决之,从而达到政治真空的消失和政治动荡的改变,是为一问。毛时期,人们所言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是不是应该由反对派系统的人们自行组织,抑或只是等待王一类政治异数,煽起蝴蝶效应,从而瓦解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导致政治转换为无政府主义和颓败溃烂而无由自主之乱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如果不然,极权主义非稳定机制导致的人事混乱和社会动荡,就会瓦解其自身,继之瓦解社会(从理论上讲,这是所谓社会革命能不能转换成为政治革命,制度预设的课题)。当局的非逻辑思维和非稳定政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制衡力量。这个缺失,导致民间势力坐山观虎斗,却不能入穴擒渠首;这是我们中国人戏谑王事件背后,严重缺乏的一种观察,一种介入,一种选择。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不等于不要选择。“所有”政治力量如果在位,我们可以期待一总变化出现——但是,我们所谓的“所有”力量,如今并未出现。这是介入(真正介入之)王事件真正阙如的力道。就像任何改变一样,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旁观和嬉笑之中,价值之重,自由之重,并无法自减其份量。

   第二点,王事件并非象人们现在所估计的那样,只要取消和消弱了毛派的天平分量而归入正轨(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的”正轨、主流和正统是什么……),一切就会自然解决。尽人所知,非毛派右翼势力,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毛派,这个问题要打上问号!是的,按照常理,这个非毛右翼其实也是毛派——说薄如何不按常理出牌——谁,又是常理之出牌者?他们有些什么常理?这是明显的逻辑和事实之误断。换言之,薄之消弱,并不能转轨到一种比较健康的维持会,而是转轨到一种继续并不健康的维持会。请问,这样的两种维持会,究竟以什么区别?就像人们前此欢呼四人帮垮台一样,那些阻击且处死四人帮的家庭及其后代,成为浑身摇金,亿万缠身者,完成了他们子子孙孙之“门阀”权贵的再新生,权势再世袭,请问,那些肯定之人士们,是不是也鸡犬升天或者并无粘连呢?是的,打击毛派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打击毛派,不过是肯定另外一种隐蔽毛派之手法,这其间有何本质区别?

   王,鼠窜狼奔,且逃入美国地界,这事情并不象人们所言是他的末日绝择,其实是一个大棋局的边角。王不过以此转轨和跳槽于另。所以,拿掉王或者安抚薄,本是一笔两划,稀松平常。美国人暗通款曲,认为不宜站队,选择立场和低调处理,本身就是衣服于身,眼望当局(中国当局)。这是人们常常意料不到的内外皆安的里外策略大施行。给人的印象,仍旧是美国人期望一个“稳定的”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操纵下,施行美国式协助维稳。故此,要调查真象的美国人,成为此番事件的边缘化、非主角。

   最后,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政坛已无原则主义和理想。所有混迹于此的人们,“可以拿世界万物当根据”。前此,人们炮制的毛派和非毛派,本身就是一大荒诞。重复言之,没有毛主席权力的奠定,就没有他们的钱;没有钱+权,就没有现在的毛派和权贵阶级。说毛派是底层的人们忘记了,真正的毛派,不在底层,而在上层(去看看华的坟头之华美浩大吧)。在另外一边,毛派和刘派打得死去活来的历史,业成往事,业成苟合(刘,毛大和谐于早些时期,众人皆知)。其间,历史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毛主席革命乱象和理想双重唱,改变成为一条船主义和人在船上,不要不低头,不要不妥协,不要不识象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即便在王事件发生后的今天,还是算数的,奏效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一条船主义”(或者铁板一块)要大于,重于和紧迫于过去的毛,刘你死我活之内斗。这是为邓后政治观察家所证明的一个事实,一个史实。这个史实的根据是区隔极权主义之毛和后极权主义之现在不同之处。

   毛,可以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是因为他是那个极权主义政治中的神;神可以说是非,定生死。现在,这个神不在了,没有了。穷凶极恶,变成富凶极恶,如“王”一类人。这是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的概括就是,钱权之下,有妥协,覆巢之下,望完卵。这是一种“奇迹”。这个逻辑,他们应用了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离谱,基本上为安无事;为了这个稳定无事,他们针对此新闻事件,当然,还会如法炮制这个无规则规则和无原则原则。直接说,就是,他们可以拿下陈希同,陈良宇,但是,他们不会刑上太子党而驱除薄。因为,这是历来帝王家的教训所在,血脉所在和利益所在。所以,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回到原点。“王”家事情,可以有被打入冷宫禁苑或宗人府者,但是,要想让其回到毛刘,毛林那样的殊死斗争局面,你认为可能——他们却绝对认为不可。你不相信吗?这一切,其实还是停留在中国没有一个昂山素季,没有一个曼德拉,没有一个哈维尔阶段所致。如果设有那个反对势力要求真相,要求干预,要求自由报道,要求独立司法……此黑箱还会是此黑箱。可惜,现在国人隔靴搔痒,以为娱乐,甚至以为可以庙秣休兵,你好我好,去掉王八蛋就好……。我看,这其实是目盲道眇,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泥潭,被人诱导也。

  《北京之春》 (2012/02/14 发表) ——读者推荐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陈迹:红星照耀下的乌托邦――鲍彤先生“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它”浅议

图为鲍彤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马克思的理想在美国开花结果

美国国会审议反盗版法案,支持与反对该法案的势力针锋相对,而许多网站群起抗议,就使得这一立法行动停了下来,与中国当局不顾网上舆论而坚决推动微博实名制,恰成对照。更巧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多家海外中文网站发表了鲍彤先生去年十月“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它”的一篇谈话内容。

美国人反盗版弄出轩然大波,与鲍先生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以及“简单明�,直截了当”,“回到民主主义”,似乎完全不相干,可是据笔者看来,其中却有关联。

反盗版遇到麻烦,并非孤例。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门多年来推动反色情立法,也同样不顺利。对美国政府而言,色情泛滥的最大受害者是青少年,必须加以管制,但是,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却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权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制约,难以为所欲为。而反盗版法案的风波中,支持该法案的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内容供货商受挫,白宫站到了反对者那边,声称它“不会支持有损表达自由、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或破坏动力十足而富有创新性的全球因特网的立法措施”,这一立场,与美国司法部反色情方案受到的批评,很是类似。

反色情或反盗版,都有其正当理由,甚至可以视为正义之举,然而,它们的具体做法若带有负作用,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是会遭到反对,而且反对有效。这意味着,在西方,在美国,即使体现社会正义或多数人利益的举动,也不能以伤害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共产党国家搞伪社会主义

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那些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治下,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朝鲜劳动党已经不避讳将金氏家族的利益作为朝鲜全民族利益实现的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擅长于将“一切人的利益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弄得很象是马克思主义,其所作所为,大到叫嚷所谓“五不搞”,具体到诸如微博实名制,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看似正义,貌似道德,实则同样是把它一党私利或该党高层之私利,置于民众的权利与利益之上。

那一边,是西方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趋势,而这一边,是共产党国家的伪社会主义,散发出前资本主义的气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很清楚,任何社会形态,当其内部的生产力尚在发展,当其尚未能孕育出新社会之胎儿,就不会灭亡。然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支持了资产阶级,而革命胜利之际,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即尖锐化。在尖锐的阶级对抗面前,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影响,马克思等人一度支持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它就是“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它“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于是,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资本主义正在展开,正在进入它的长期发展阶段,“不断革命”当然难以成功,马克思等人退回书房,继续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承认了支持“不断革命”的错误,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这样,马克思只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只是走出了两步。一是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现实发展阶段相联系,将其建立在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与经济学说基础之上,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不断革命”,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人们往往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建树,却忽略了它在政治实践中的困难。特别是,共产党人干脆无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发展,无视经济发展状况对于“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他们重新复活“不断革命”,执意凭借国家权力,在现实社会中建造红星照耀下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先前,“社会主义”乌托邦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共产党国家出现改革浪潮,以市场化改革,放弃计划经济,艰难地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乌托邦的光环渐渐消散,十九世纪的那一幕似乎又在上演,人们本来可以期待,今日的共产党人也会象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承认自己的错误,正视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性。

鲍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

看上去,中国共产党是在改革,也已经在接受市场经济,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他们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政治方式。鲍先生承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可惜,这在中共看来仍属大逆不道。

中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现在集中体现为它的一党专政,体现为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它之所谓“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说,它就是如今那“自觉的少数人”,广大的“不自觉的群众”只有服从于它,跟随于它,拥戴它为永久执政党。

为此,中共力图永久地维持民众的“不自觉”状态,它把自由与民主一概贴上“西方”标签,对马克思学说则代之以它酿造的赝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共产党,是多党政治下的政党,并不排斥其它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宣言》对工人革命的第一项要求,是工人“争得民主”。这样的观念,在今日之中共眼里,当然对它很是不利,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看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歌颂中共之延安时期所谓“实行民主好处多”,真是画蛇添足了。

民众的看法,其实已经越来越与中共不同。“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市场化的现实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民众对这种乌托邦的虚幻与虚伪,早已深恶痛绝。中共现在乞灵于“文化”,殊不知,“文化”作为政治工具打击对手或许好使,但却难以持续。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身败名裂,不是前车之鉴么?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中国藏族作家被捕的紧急行动通报

2012222日(紧急行动网络201210号)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切对作家岗吉・志巴加的拘禁,他从2012215日起就被关押禁见,下落不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紧急寻求其下落、安全和控罪的进一步信息,并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北京藏族作家唯色的信息,岗吉・志巴加现年33岁,于2012215日深夜被20多个警察从四川省色达县家中无证拘捕。他目前的状况和关押地点不详。随着一系列自焚,以及对中共统治的抗议遭到安全部门`的暴力镇压,被捕正值藏区最近几周紧张局势升级之际,逮捕盛行《卫报》提供了以下背景:
最近几周,该地区藏人和中国政府一直陷入抗议和镇压激化成暴乱的恶性循环20多名藏人已分别自焚,以抗议过去一年来对佛寺的控制和其他镇压措施。
作为回应,安全门已进一步收紧控制和增加逮捕。美国人权观察上周,中国当局已经捕了数以百计出席其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布道会后最近刚从印度返回的藏人。
在色达,藏示威者与安全部上月发生冲突,造成至少两名藏人死亡。政府说抗议者攻击了一个公安派出所。志巴加是否涉及抗议尚得而知。
据说志巴加是一位知名流行作家,据自由亚洲电台介绍,其流行作品有《命运的呼唤》、《世纪悲伤》、《今日伤泪》等。他在色达做教师工作几达十年。

志巴加的拘押发生在政府研究员达瓦多杰被捕两周之后后者是一位西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流行倡导者,据信他在是在组织促进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会议后被中国当局拘捕,下落不明。

背景信息
2008 3 月在拉萨和其他地区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在西藏自治区发动镇压,据报任意逮捕和过度使用武力对付异议人士。对来自藏区的报道严格限制仍然有效,逮捕仍在继续,那些弘扬西藏民族特性和文化作家、歌手和艺术家成为打击对象,许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请发出呼吁书:
——表达严重关切藏族作家志巴加的被捕的,并寻求其被控罪的细节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因中国违反其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而目前正关押的所有人士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拉萨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请注意没有中国有关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您要求您所在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转交您的呼吁。
您可能会发现写信给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并要求其将您的呼吁转交会更容易。大多数使馆有责任向该国有关官员提交此类呼吁。一封由您所在笔会知名人士签署的信或请愿书会使您的呼吁更有可能被转交。同样如果您的呼吁公开发表在本地报章并将其复制给中国大使,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部分中国使领馆联系方式参见:http://www.embassiesabroad.com/embassies-of/China

**如果晚于2012229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50/51 High Holborn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020 7405 0338传真:+ 44020 7405 0339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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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CTION NETWORK
22 February 2012

RAN 10/12

CHINA/TIBET:  Writer arrested in ongoing crackdown.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WiPC) of PEN International is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ntion of writer Gangkye Drubpa Kyab, who has been held incommunicado at an unknown location since 15 February 2012. The WiPC urgently seeks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his whereabouts, wellbeing and any charges against him, and calls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f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based Tibetan writer Woeser, Gangkye Drubpa Kyab, aged 33, was arrested without a warrant by a team of 20 police officers from his home in Serthar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just before midnight on 15 February 2012. His present condition and place of detention is unknown. His arrest comes amidst escalating tensions in Tibetan areas in recent weeks, following a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and protests against Chinese rule which have been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security forces. Arrests have been widespread. The Guardian gives the following background: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region have been engaging in a cycle of protest and repression that erupted into violent unrest in recent weeks. More than 20 Tibetans have separately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against controls o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other repressive measures over the past year.
In response security forces have further tightened controls and increased arrests. US-based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last week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detained hundreds of Tibetans who recently returned from trips to India to attend sermons by the Dalai Lama, their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In Serthar, also known as Seda, Tibetan protesters clashed with security forces last month, leaving at least two Tibetans dead. The government said the protesters had attacked a police station. It was not known whether Drubpa Kyab was involved in the protests.’

Drubpa Kyab is said to be a well known and popular writer, and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RFA) his popular compositions include "Call of Fate", "Pain of This Era" and "Today’s Tear of Pain". He has worked as a teacher in Serthar for almost a decade.

Drubpa Kyab's detention comes two weeks after the arrest of government researcher Dawa Dorje, a popular advocate of Tibet’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anguage, who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fter organizing a conference promoting Tibetan culture. His whereabouts are unknown.

 Background
In March 2008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launched a crackdown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fter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took place in Lhasa and other areas, with reports of arbitrary arrests and use of excessive force against dissidents. Tight restrictions remain in force on reporting from the Tibetan region and arrests are continuing. Writers, singers, and artists promoting Tibet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e are amongst those to have been targeted, and many have been handed down lengthy prison terms.
 
Please send appeals:
-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arrest of Tibetan writer Gangkye Drubpa Kyab, and seeking details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those currently hel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Send appeals to: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 China

CC. Secretary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Party Committee
Chen Quanguo
Zhonggong Xizang Zizhiqu Weiyuanhui
Lhasashi, Xizang Zizhiq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no fax number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PC recommends that you copy your appe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asking them to forward it and welcoming any comments.

You may find it easier to write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your own country asking him or her to forward your appeal. Most embassies are obliged to forward such appeals to the relevant officials in the country.  A letter or petition signed by an eminent member of your Centre may give make it more likely for your appeal to be considered. Similarly if your appeal is published in your local press and copied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his too may have greater impact.

See this useful link to find the contact detail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Chinese embassies abroad

**Please contact the PEN WiPC office in London if sending appeals after 15 March  2012**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cathy.mccann@pen-international.org 




Cathy McCann/ Researcher / PEN International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Celebrating 90 years of promoting literature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PEN is trading as PEN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EN is a company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with registration number 05683997. International PEN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with registration number 1117088. International PEN’s registered office is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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