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9日星期五

曹长青:顾彬批莫言实在到位

顾彬(Wolfgang Kubin)Foto: Volker Lannert


2012-10-18
莫言获奖后,在西方学者的批评中,最批到点子上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他对“德国之声”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把人烦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顾彬也批评过另一个诺奖得主高行健,认为高的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对其作品相当熟悉。

几年前,顾彬还尖锐批评过一些中国的当红作家,指出那些所谓“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丈夫)所写的《狼图腾》,顾彬批评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质量做了这样的划分: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多是“垃圾”。

他的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后,顾彬把其调整为: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现在是二锅头。

那么顾彬是不是有资格批评那么多中国作家、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总体的评价?从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来看,他可能是西方汉学界中最有资格的一位。

首先,顾彬跟马悦然不同。马悦然的专业是中国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国古籍《公羊传》《左传》等,是古文字专家。众所周知,古文和文学评论是两个领域。所以中国古汉语专家王力等不会被邀请去做“茅盾文学家”的评委(更不会是唯一评委)。而顾彬主攻中国文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主编和翻译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 还出版过中国散文史、诗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评述。他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顾彬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对中国目前当红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说,“其他人有权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这次对莫言获奖,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sensational)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顾彬说:莫言的小说不是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写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琐碎得难以读下去。这跟人们读高行健的《灵山》一样,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评论说,高行健的作品应该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训练器。现在又多了个莫言,一左一右,测试耐力、毅力,不被烦死不罢休的心力。

对于为什么是莫言获奖,顾彬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译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等于是编译。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中文。顾彬说,这也是不少中文小说是从英文版译成德文的。估计其它语言版本也多译自英文。

广东《南方周末》几年前采访葛浩文的文中说,“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么译,莫言对葛浩文多次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这里葛浩文无意泄漏一个天机: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东西。

这种情形跟当年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书一样。高行健也是这种态度,你随便译,怎么删改、增加都可以。这是典型的伪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给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随便怎么改我的意思都没关系。

任何一个真正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严肃作家都绝不可能这么做。昆德拉经常被翻译者乱译他的东西气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语写了。纳博科夫更是对他的早期俄语作品的英译亲自校对,回答记者提问必须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懂被翻译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没用,更何况不在乎。高行健会法语,他那几本书的法文版是怎么被“美化”的,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灵山》那么伪的话。

在网上查到一篇国内的硕士论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

顾彬认为,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得不到葛浩文的这种美化翻译,甚至找不到英文译者,自然就很难有莫言这种(得奖)机会。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该文是批评葛浩文翻译得不好,他以为中国名作家们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译好多了!许多西方评论家、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论完全类似:翻译翻得烂透了。他们同样以为能得诺贝尔奖的原文一定比英译好多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为了写评论,用了一生看书经验中都没有过的忍耐度,看了《灵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个烂翻译实在烂,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亏99.9%的老外们蒙在鼓里,否则中国作家得一个奖,一个裸体中国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国文学的脸都丢尽了。

除了文学以外,莫言得奖后,很多批评是针对莫言担任中国官方作协副主席、在法兰克福书展跟文化官员集体退场(因同台有异议作家)、抄写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有人为莫言辩护,说其小说也针砭时弊,并特别举例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就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但顾彬的批评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评了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顾彬看得很准确,莫言批评计划生育,但他绝口不提背后的“共产制度”问题。没有共产党专制,哪会有强制一胎化?哪会有那么多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击制度本身,就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评一些社会黑暗面,还会赢得大众欢呼。这其实是许多所谓批评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国文化人里太不缺此类的精明!那个靠欺骗和别人代笔而一度大红大紫(也骗到了国际上的)韩寒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谈到制度吗,还得靠共产党领导。

以“骂社会不公”著称的韩寒,都以“韩三篇”来维护制度,作为官方作协副主席的莫言,抄写毛泽东扼杀写作自由的讲话,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所以顾彬在回答“这次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是什么样的影响”时,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负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