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8日星期日

余世存:梦惊天宇白 ――关于国运的一点想法

余世存

1948年7月17日,储安平先生在《观察》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其中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 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

储安平批评国民政府是"拆烂污":"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

储安平的心态有着普遍性。每次想到当代几代中国精英,有谁低调了,有谁消沉了,有人移民了,有谁变脸也去"拆烂污"了……我就想到了储安平。

储安平谈到了国运。这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今天,在谈到我们大陆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时,我们都不免有无力之感。即使我们自觉还看得清楚,却难以让思想即 时生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无论政权或政府为义为罪,无论个人或家族为善为恶,但在其上有着更具主宰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民族, 为上帝,为梵,为历史规律……在大陆中国,为天道,为气运。

因此,用某种学理、思潮来推导国家政权或社会的演变多会落空。我曾经乐观地预言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国人会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笑 话。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现在看来只不过是狙公朝三暮四的游戏,即我说的前三十年的政治文革,后四十年的经济文革。在这样一个国家社会里上演的游戏, 幕布不落,游戏不会结束;游戏不结束,关于人性或人类社会的价值、意识形态和学理等等显得无效。

离经济文革的结束还有若干年,它以什么形态结束,我们几乎完全无法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我们都在其中分享了数额不等的"红利",甚至攫取、垄断了某种 社会资源。我们置身其中的次法西斯生活,虽然数目字管理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家为这个共同体所提供的服务却是极为卑劣的。我的朋友曾经愤激地说, 这个国家只有暴力行业和撒谎行业,除了工农等底层平民大众外,大家在这个国家只参与了两个产业:暴力产业和撒谎产业。令人发指的罪恶和苦难在我们身边发 生,我确实同意朋友的说法。精英人士、尚黑组织和驯从工具们对待异见人群、弱势人群,要么哄骗,要么镇压。

改良、改革、革命的说辞虽各有意义,但这是怎样的社会啊。我们游说不了政府,政府部门也没有谁能负责,他们上至权贵下至喝止行人的警察倒是都敢变本加厉地 行使穿了官皮之后对民众的"合法伤害权"。政权也没能把我们的人性消灭,我们仍在娱乐、上网冲浪、短信国骂。精英人士或上层也难以让它自己一以贯之,你方 唱罢我登场,粉墨人物跟文革一样可分为台上派、上台派、下台派、台下派……在现有的学理难以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和安慰之际,关于现实的讨论和未来的预测就 只能是想当然、自我感觉了。这是一个什么天道、气数或国运啊?

我在云南生活的时候,曾听到不少关于国运的说法。如推背图中的第四十四图预言了当今的国运,如有名的2012弥勒佛救世的传说,如《五公经》里面的一句断 语:"终归胡人八八秋。"据说这是指2013年国运变革。香港学者陈冠中则有小说《盛世,中国,2013》,没问过冠中兄,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五公经》。

通易变的朋友则也对我们的每一年有这样那样的判词,据说,今年的卦运是"剥"。当然,这方面的算法还有很多,比如甲子年算法,我们中国现在是国运上升时期。政权的气数未尽,是因为它跟着国运一起了。

这两年听到的预言更多。有人说国运三五年即变,这样的论调几乎年年都有听说。我的朝三暮四也算一说,很符合"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的现象,但在有些人看来就太悲观了。还有一首诗:梦惊天宇白,六四玄机开,两万五千日,忽闻近王台。

当然,还有一些立足于研究分析之上的,比如说尚黑组织的十八大是所谓的政党元年,大概是说尚黑内部分派……这似乎也对,英语词汇的政党有聚会、派对的意 思,我们的尚黑却是地道帮会性质的,如果能开始内部有派对了,也好啊。还有人想在二十大时为尚黑组织起草反毛报告,这是参照前苏联演变的作法,这当然令人 瞪目结舌。


但事实上,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些对国运预言的作法。如果这些方式还有正面意义,我想除了表明对政权、世道的否定以外,就是表明言论者和听者还对某种东西有敬 畏,还多少愿意在智力上德性上有所完善……但这些有待国运变革的想法多少异化了我们,使我们三年五年,甚至三四十年或一辈子都白过了,我们没有立起来,没 有积累什么。我多次说,只要看看美国二战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再看看我们这朝三暮四的近四十年,就明白我们在知识积累上是多么贫乏。我们可用于教训自己 教化社会的工具是不足的。

国运跟个人命运一样,在本质上仍取决于主体自身。如果把国家比做一个人,我们这个人的头脑是谁,心灵是什么?印象中,罗素先生当年曾因渺视政府罪被河蟹过 若干天,因为他劝英美政府别在遏止苏联一事上花钱,说是按他的经验,一个专制政权的寿命不会比一个人的寿命长一些,听其自然死亡的成本低得多……这也是一 种对气运的期待。但作为政权下的一分子,只能在漫漫长夜中生活,这种罪与罚该归因于谁呢?

想想十几亿中国人,在三四十年之内,政治家、实业家、思想家、仁者、志者们纷纷亮相,给过我们多少希望,如今看来一切仍是苍茫。即使我们身边的师长,在次 法西斯的游戏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流星划过,有的沉沦,有的流亡……我们有一些独立的个人,但大陆中国并不由独立的个人组成。

也许,我们立身的这个社会气数仍未尽,它仍在生成自己的拥戴者、补天者。愿得到有识之士的指教。

余世存,湖北随州人,1969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非常道》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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