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推荐】野夫:残忍教育

野夫

5/8/2012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扑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至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当士兵可以毫不顾虑地开枪射杀学生而没有罪恶感……这样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作者简介】
野夫本名鄭世平,(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邊遠村莊。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組織詩歌社團「剝棗詩社」,開始使用「野夫」作為筆名,近年偶爾也在網上自稱「土家野夫」。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根據作家章詒和描述:野夫在「十六歲寫下血書: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他在鄂西土生土長,視武漢大學為教育聖地」。1986年插班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曾受業於易中天受到賞識[2],成為亦師亦友入室弟子。1988年分配到公安單位工作,1989年因為同情學生退出警界。之後因為參與掩護民運人員,被作家好友熊召政檢舉後被捕[3],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判刑六年。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立民營書商。易中天曾將其早期的作品《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交由野夫所經營出版社出版,幫忙他出獄之後生活立足。隨後野夫逐漸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專心從事著作
,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1月,《江上的母親》获2010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是中國首位作家獲得此獎項。[1]目前在雲南生活、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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