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1日星期一

李昌玉:浩气凛然彭文应(1904-1962)

彭文应(1904-1962)

 在全国的右派纷纷认罪,以求得宽大处理的时候,有一个“大”右派彭文应成了全国为数极少的拒不“低头认罪”、“顽抗到底”的极右分子。20几年后,为了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确定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名。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同乡王造时、罗隆基一起,千里迢迢到北京清华求学,后来又先后赴美国留学,最初都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后三人分别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们又都成为学贯中西、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他们政治观点也相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写了许多击中时弊的文章,因此三个人被赞誉为“安福三才子”或“安福三杰”。二十几年后,他们又都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是江西省安福县的荣耀!


  回到30年代,彭文应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的路线,认为“社会主义之路……便是中国的出路。”一次访友时,遇到一个不速之客,急于要钱解困。彭文应不问其人其事,立刻解囊相助,倾其所有。二十年后,在一个会议上,周恩来认出了当年为他解囊相助的彭文应,并告诉在场的陈毅副总理,要他记住这个“帮过我们忙”的朋友。不过当这些“朋友”,不止一个彭文应,十个一百个也有,后来打右派的时候,周恩来却没有出来为他们说项过。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彭文应被列入国民党的暗杀名单,几次脱险,幸得一命。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领导地下盟员,宣传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积极配合以潘汉年为领导的中共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预设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民盟。民盟不能只反一个“章罗联盟”。要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揪,形成一个系统。毛泽东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形成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所以作为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的彭文应也应该和民盟中央有系统,上下一条线,就在劫难逃了。此外,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也了大了右派。


  有一位崔太平先生发表《民盟成立70周年感怀》,深情脉脉地说:“民盟的前辈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值得后来者学习。”这位崔太平先生大概是得了健忘症,忘了“民盟的前辈”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被中共一棍子打倒了一大片,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打右派,占总数五分之一、达6000余名盟员打了右派。


  些话好像是在高烧40度的时候说的胡话昏话瞎话。“肝胆相照”就是我共产党可以任意打你的右派,还要叫你死到阴曹地府里也要登记“另册”,不能“改正”!


  彭文应的所谓右派言论根本不值一辩。例如他主张:


  “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


  “我赞成社会主义……我从来不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全套搬过来,但有些是不错的。如在他们国家里,官做的不好可以罢免,可以不选他。他们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好的。”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们反对的,把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一概不好是不对的,十八亿中有十七亿是劳动人民对我们好,坏的只是少数。”


  “学习苏联不一定全对,学习美国也不一定全错。”


  “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使经济繁荣。”


  总之,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如质询权、选举权、罢免权、市场竞争等等,因此对苏联和美国要分别情况学习。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在当时为什么大逆不道呢?因为从建国开始,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美仇美运动,以清除人民中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像彭文应这样留学欧美又是专攻政治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认同这种非理性的绝对化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难以接受。


  张春桥以常孰的笔名,在7月19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质问彭文应》一文,气势汹汹地批判彭文应。


  《人民日报》8月25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报道:在上海人代会上“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报道分为四个设问作小标题:“他崇拜的是什么民主?他想使民盟起什么作用?他的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吗?他梦想什么人事制度?”官方认为,“舌战”彭文应终于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


  即使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有人郑重其事地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这些头脑僵化以维护一党专制为宗旨的官僚们,他们害怕民主制度,所以一定要全盘否定美国的社会制度,连一点优点也不能承认。那么,请想一想53年前的情景,怎么能容忍彭文应这样即使是平和的中性的理性的观点呢?


  彭文应被打右派后,坚持真理,坚守良知。他在上海市人代会上申说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他以做“这种人”而自勉自豪,所以拒不认罪。


  政治运动是有罪推定。无论整到谁,无论有罪无罪,必须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彭文应大义凛然,坚守良知,拒不认罪。一位统战干部登门说:你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二女儿薇薇跪地求老爸检查:“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彭文应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错!”他始终不写一个字的检查。他被撤销一切职务,断绝一切生活来源,全家被逐出花园洋房。


  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吗?那只是一袭华丽的披风。原来有个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不检讨,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所以毛泽东从来不认错,从来不检讨。


  1961年,彭文应的次子志平,一个有才华的年仅十九岁的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因家庭骤变而患精神分裂症,吞服大量安眠药去世。彭文应为爱子的自杀悲痛欲绝,亲自做了一个木牌位。在牌位上用英文写上:


  为了民主自由平等民族教育而战!


  继续一万年!


  纪念我亲爱的儿子


  父亲


  1962—1—20


  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冤案就是成千成万地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谁敢非议质疑,轻则挨批,重则挨整。


  到年底,彭文应患心包炎败血症,在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中去世,终年58岁。


  彭文应,他是一个浩气凛然的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参考材料:


  1,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04年8月


  2,1957年人民日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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