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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吴国光:温家宝可以从速视察沂南

温家宝(中)4月27日专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悼念,并说:要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 



【新世纪特稿2012年4月30日】拙文为陈光诚讲话之后,得到一些反响。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觉得温家宝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维稳体制”和周永康的政法系统力量等等。说实话,我对这个看法不是很以为然,因为这把事情看得太整体、太绝对了。没有大办法,还没有小办法?不能全部解决,还不能解决一点点?其实,大办法也要小办法来组成,全部解决的过程也必然是个一点一点解决的过程。问题当然在于不能停留在小办法和一点点上——不过那是后话。

其实,温家宝要想为陈光诚的事情做点儿什么,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他可以马上安排到山东临沂来一趟考察,尤其是到沂南县走一走。至于他去了之后可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措施,这个我相信以温总理的政治智慧他自有判断。就这样一趟考察,恐怕还不必周永康点头吧?

有人质疑,就算温家宝正面回应了陈光诚的三点要求,那也对中国政治改变不大。这种思维方式也是过于整体化了,不懂得事情是要一点一点地做的,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温家宝去一趟沂南,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去了和不去是不一样的,而去了就是对陈光诚的一个正面回应。有了这种正面回应,哪怕回应的力度还很微弱,但事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温总理在民间的政治信任度我想可以得到改善,在官僚之中的权威也可以得到提高;而民间力量也可以进一步找到新的空间来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样,良性互动就有了个开头。否则,就是个僵局。政治家的智慧应该是从僵局中走出好棋来。不一定是一步大棋(我感觉,许多国人的思维都嫌整体性太强了,缺少细致、微小、阶段、层次、技术、操作等那些因素——也许我说得不对,欢迎拍砖哈),一步小棋也是可以走活全局的。

当然也不一定是温家宝去沂南了。周永康也可以去,胡锦涛也可以去。不过,不管实际上如何,周的民间形象是强硬派,他要去的话舆论一定解读为完全相反的信号,僵局只会更僵;胡锦涛的政治倾向外界看不清楚,他要去的话,除非把话挑明是来给陈光诚打气的,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所送出的政治信号也将进一步强化僵局。因此,最好还是温家宝辛苦一趟。

连续写了两篇东西,自己都觉得自己讨嫌。好了,闭嘴了。

2012年4月30日

管见:“重庆模式”脱胎于“中国模式”

薄熙来与汪洋


中共高层说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其妻"涉嫌谋杀",这样一整,薄熙来的形象严重受损,政治前途不妙。然而,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它"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路线,在中国社会中制造分裂,与胡锦涛力求稳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也有人说它是"中共能够从当前重重危机中走出来、成功自救的唯一有效方式",看法大相径庭。

两者看上去如此对立,而中共只追究薄"违纪",其中自有奥妙。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象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天塌地陷,反而因为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从1980年代"国际大循环"而得到推动的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化改革取得如此成就,本来是好事情,有意思的是,中共保守派敌视市场化的本性不改,巧妙地以改革的局限性大作文章,卷土重来。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戴了一顶"红帽子",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它的改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体现为,仍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势头,保守派移花接木,将市场化之功归于"社会主义",改革不彻底之弊则归咎于市场化,而国有经济,则经历产权的操作,特别是大批裁员,把失业工人推到街头,它本身恢复了元气,就气势汹汹地进一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其实,近年来愈益明显的"国进民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了伏笔。

这一过程,有它的理论表现──以所谓"北京共识"打头阵,于是,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赫然降临。

中国共产党钟情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笃信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毛泽东塑造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核心,计划体制则以政府直接控制经济为特色,所谓"企业"实为一个个"车间",因而早就有"中国没有企业"之说。这种早期模式,在"文革"中走到极端,以普遍贫困为特色而被民众厌恶。中共在"文革"后被迫改革,但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出现,与"社会主义"教条尖锐冲突。它没有创新理论的本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却把这些教条"石头"视为至宝,还把它们垒将起来,堆成管制或分割市场的堤坝。于是,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从政府以计划工具直接控制经济,转为政府通过控制或管制市场,而主导经济。

这样一变,市场有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经济增长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不过,政府的控制,国有的垄断,表面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门面,实际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桎梏。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金融业为心脏,以能源为血液,而它们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企业屈服于权力,贪腐迅速蔓延开来。

经济的社会化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而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则与市场化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它难以约束资本,反而热衷于与资本交易,并限制劳动者权利,从而助长资本的贪婪。于是,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官民对立,民众对党政机构的信任日益下滑。即使"左派"倾力批判市场化,人们还是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民众对立。

看来中共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身陷困境,而走出来却很不容易。

"文革"失败之际,经济凋敝,增长缺乏动力,促使人们尝试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赵紫阳和万里等地方大员顺势而为,以土地承包突破旧体制,启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陷入困境之际,市场化仍在推动着增长,"国进民退"已顺势展开,这时,地方大员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未必感兴趣,为取得政绩而标新立异,则何乐而不为。

具体到"重庆模式",它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成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还有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它的巨大投资规模,则依托于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这一模式强调公平"分蛋糕",然而从数据看,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为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权力得到"大头"很是明显。若"蛋糕"不能做得相当大,重庆人很快就能看清楚其中"国富民穷"的趋势。

这种以权力主导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其实正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汪洋在广东推动"腾笼换鸟",也同样是以权力主导。

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更具特色,以"唱红打黑"塑造出"重庆模式"。薄熙来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翌年重庆即爆发数千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对话,平息了事件,颇得好评,但是,策划的士罢运的黎强在对话中对"市主要领导"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如此桀骜不驯,据称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调查黎强的违法犯罪,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显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从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而它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重演当年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

在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之上,若没有红色的光芒,就不免让人奇怪了。继承当年著名的"将军合唱团"而组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在重庆隆重开始其"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为"重庆模式"大壮声色。薄熙来否认"唱红"为"文革"遗风,他其实没有说错,此风实乃中国共产党一贯之风。

毛泽东当年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高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绕过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丢在脑后。"重庆模式"实际脱胎于"中国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唱红打黑"绕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革"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引到极端,"重庆模式"也雄心勃勃,想要引导"中国模式",没想到一不小心,玩砸了,不幸沦为闹剧。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黄一龙:胡耀邦去世前的一段插曲



23年前的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在医院逝世。不过他的发病既不在医院,也不在办公室或家里,而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情况,当时和以后曾有一些传言,只因官方没有文告,说者和听者又都不在现场,所以也不过传言而已。去年我应邀编辑《赵紫阳在四川》一书,在所选文稿中读到传主下台后和他过去的僚属聊天的记载里,有他对当天主持政治局会议时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回忆。这该算得第一手资料了。当我接触到这个资料时,受到极大震撼,想不到本党高层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一字不改地编入了,意在保存这段不可思议的史料。不料该书出版近一年来,尽管读者好评不少,却似乎无人注意到这个故事。为使它不致淹没,特借耀邦23周年忌日,再把此事重提一次。
1997年3月21日,获准到四川旅行的赵紫阳,获准接见他在四川的几位僚属。他们的话题无关政治,只讲养生。讲养生就讲到预防心脏病,于是引出他以下一段话:
“……有一次我们政治局开会,我发现有一个同志在那里很不自在,他又不说。我注意到了,就问他:你有病吗?他说没有什么。怕说自己有心脏病。过了一会,我看见他不对,老是那样动来动去的,很不自在,头上汗也出来了。我赶紧问:谁有心脏病急救药?谁有硝酸甘油?但都没有人说有带有心脏病急救药的同志,也不愿意把急救药拿出来,怕别人说他有心脏病。我又问了几次,后来有一位同志才拿出了他带在身上的这种药,赶紧叫那位同志含化,同时马上叫来了医生急救。这就好了,没有出问题!如果那次急救不及时,那就完了!这位同志住进医院后又发病了,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
        ——陈文书:《看望在金牛宾馆的赵紫阳》,载《赵紫阳在四川》,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439页
我党最高层级的会上亲密战友之中有人犯病,居然会出现“不愿把急救药拿出来”以免别人误会自己不健康的一幕,实在匪夷所思!不过这位当年是另一位省委书记的秘书、后任省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转述者,可能由于职业习惯,隐去了不便实指的有关人士的姓名,只说“这位同志”“那位同志”的,比较费解。好在该书还收有另一位当天在场者、一位地委副秘书长杨达明的叙述,他也记载赵紫阳的那次谈话,那就更加生动具体了:
“……耀邦同志发心脏病的时候,正在开政治局会议。会前他感冒了。那天我见他精神很不安定,一会儿动一会儿动,又出汗,就问他是不是心脏不好,他说还是感冒,还没有好。过了一阵,他脸色也变了,我就想到可能是心脏病,就问大家谁带了硝酸甘油,都没有开腔。我没有心脏病,什么病也没有,平时也带了硝酸甘油,但那天没带。江泽民同志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他带了,开始没开腔,大概是想人家会说他,你没有心脏病带硝酸甘油干什么。后来我又问,他说他带了。马上给耀邦同志吃,缓过来了,一会儿医生也来了。耀邦同志是住进医院后又发病,没抢救过来去世的。”
——杨达明:《同紫阳依旧聊天》,同上书,431-432页
看了这一段,看来就不必再加任何评论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心脏病发作以后被耽搁的分分秒秒,对于病人的救治都是不可替代的。尽管赵紫阳很宽厚地对僚属们说政治局的那一幕是以耀邦“缓过来了”结束的。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

荣剑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 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 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 "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 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 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 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 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 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 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 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 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 "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 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 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 '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 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 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 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 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 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 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 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 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 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 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 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 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 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 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 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 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4-28

文改何以无疾而终?――高层政治思维混乱不堪





本文作者:仲足步

曾几何,薄熙来是温家宝看好的副总理人选,而今反目成仇。而向美国人展示了「一个开放的习近平」之后,周永康就下定决心搞掉前者。

中共自邓小平推出「改革」概念以来,还没有如文改这样的怪事,弄了不到半年,就悄无声息。有论者说,北京高层讲文改由来以久,从邓小平时代至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至少有三大阶段。不过,有反对此种意见的人说:「文改不是扯未完的闲篇儿,而是从一个侧翼暗中加强党对社会的控制。不宜大张其鼓。」
这种说法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新左派教授,他自称参加了中央最高层的「两控方案」设计。所谓两控方案,就是原来的社会治安变成了「综合治理」,这叫硬的一手;原来有「扯闲篇儿」色彩的文改要落到实处,强化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控制,这叫软的一手。

研究机构急速报功劳

去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中旬开完,推出文改决定,但是,到今年初就有研究机构向高层提交报告,称「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报告的研制者是社会科学院下属某专业所与文化部的政策研究室,其报告提供了大量的文改决定之前的数据,用来说明文改成果。比如,二�一�年,「全国注销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四千多家,核销事业编制十八万个以上」。该报告还援引了北京市文改领导小组的改革方案,「到二�一二年九月,将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向企业转制,最终确定五十三家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文化机构作为北京市的出版主体。」
尽管研究机构抢着报功,但更多的文化领域人士指出:「文改就是软性的『焚书』,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更有对文改持保留意见的开明人士说,文改实为「再文革」做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记者会上,温家宝猛批「再文革」应当是这种忧虑的一个强烈反映。也正是因此温的严厉批判,文改才变得悄无声息。两会前的舆论造势也是很大的冲击力,「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的论调虽未说明改革是文政、经改或政改,但确实突出了政改而淡化了文改。
知情人士称:「文改没戏了,一下子又往『打黄扫非』方面去了。」该人士还透露了上海的一些情况,说是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到组长李长江曾在去年底考察上海,结果认为该项工作流于形式而无实效,心灰意冷之态明显。

「再苏联化」不受欢迎

北京有资深民间分析人士认为,文改之所以无疾而终,关键它是个「再苏联化」的东西。苏共对于社会新变局无力应付,消极保守,到死还抱定「三垄断」不动。所谓三垄断,就是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真理话语。以反对西方「文化战分化中国」图谋的胡记文改,其本质确如右指北京新左派教授所言,旨在「强化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控制」即垄断真理话语。
北京《经济观察报》的特约评论员陈季冰先生对文改公开评论,指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放松管制」。陈先生更在文章里批判了「必须加大国家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行政垄断,并对这个领域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单位投入更多的资源」。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副教授在一次高级沙龙上,则讲到:「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繁荣,因为这违反了文化繁荣的逻辑。」
网络文学的发达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正统官控文化的生存空间。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对此曾有描述,「网络文学的成功与中国刻板的图书行业的失败直接相关」。目前,中国利用网络阅读的人数超过了三亿,这使得满是陈词滥调的党报更少有人阅读。还有,官控的政治类出版物几无人问津,过来三年约赔掉四百余亿元。

封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文改主张者们试图用极其落后的政治文化来改变其面临的困局。从经改与政改结果来推论,其前景不甚了了。「再苏联化」虽远未形成既定事实,但是一如前苏联意识形态改革推手雅科夫列夫所说的俄罗斯政治现状那样,「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据优势」。封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北京最高层政治思维的混乱,不混乱反倒成了不正常现象。
在封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环境里,最高决策层没有一个思想稳定的人。胡记文改被「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的焦虑所冲淡,从文化方面维稳的政治思路被否定。面对重庆变局,原来对其亲信张木生屡讲「四民主义」与共同富裕的习近平,现在也绝不言及共富观念,惟恐人们认为他与薄熙来「仍是一伙的」。尤其他的美国之行,完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开放的习近平」――这也是周永康与薄熙来想搞掉他的最主要原因。
回溯更远一点的温薄关系也能说明如右观点。薄初任商务部长时,被温亲自点名随访欧盟五国与欧盟总部,由于薄表现出色以及访问成果丰硕,温计划在下届提名薄为薄副总理人选之一。但是,变化多端的薄终因违规为辽宁蚁力神产品发直销牌照,而让温认为不可重用。至于薄以政治局委员资格去重庆,搞起极左路线而致温薄关系在今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敌对」性质爆出,更有背后可圈子可点之处,并非只限于权争与派系站队。

更加腐败的中共法治文化

封建社会主义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中共体制内,其政治文化以口无实辞、隐晦变动为特征,社会公信力也因此日益衰败。作为政治文化衍生品的法治文化更是败坏不堪,改「社会治安」为「综合治理」的辞令之变除了造成了更对立的官民关系外,无从谈起「硬」有什么收获。作为「软」的一手的文改更沦为政治呓语。
最高法院长王俊胜在承认「司法公开、司法民主措施落实不力」的同时,又说贪赃枉法的法官是极少数。许多网民读罢网络报道,回以「我又笑了」的讽刺。最高检察长曹建明在报告中承认「检察人员违法违规办案和耍特权、逞威风等问题时有发生」,但治理措施也仅仅是「用两年时间将基层检察人员全部轮训一遍」,云云。
「共产党有法治文化吗?」有人对笔者的一些说法提出强烈质疑,「你要说它是封建社会主义我还信,共产党要懂『文化』二字,那真该是虱子也会念书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陈光诚对温家宝提三要求视频文字版



4月27日,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证实已经逃离被囚禁的村庄,当日他逃出后的视频由“博讯网”对外公布,讲述被迫害经历及要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调查此案并惩处山东政府官员的犯罪及腐败行为。
以下为视频文字实录:
敬爱的温总理,好不容易,我逃出来了,网上所有的流传,以及对临沂暴行的指控,我作为当事人,在这里向大家来证明都是事实,而且比所流传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总理,我正式向您提出如下三个要求:
第一,依法惩治罪犯。
对这件事情您亲自过问,指派调查组亲自调查,还原事实真相。对于是谁下命令,命令县公安,党政干部七八十人到我家里,入室强打加伤害且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一个人穿制服,打伤人不让就医,谁作出的这样的 决定,你要展开彻底调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有损党的形象。他们闯进我家里,十几个男人对我爱人大打出手,把我爱人按在地 上,用被子蒙起来拳打脚踢长达数个小时,对我也同样实施暴力殴打,像张健,县公安的很多人员我都认识,像贺勇、张生东、在我出狱前后多次打我 爱人的李宪力,李宪强、高新建等这些人员作出严肃的处理,还有其余的我不知道名字。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对所有这些违法犯罪人员做出如下指 证,他们在入室强打的过程中,像张健,他是双堠镇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多次扬言说“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不用管法律有关规定,不用任何法律手续,你能怎么 着?”他多次带人到我家对家人实施殴打。
李宪力他是我们那里长期领着20多个人对我实施非法拘禁的,其中他是第一组长,这个人多次对我爱人实施殴打,曾追到半道把我爱人拖下来殴 打,对我母亲也大打出手,凶恶无比。还有李宪强去年18日下午把我爱人打倒在地,他是我们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还是所长,当时把我爱人左臂严重打 伤,在村口打贝尔的那个人据我所知叫张升和,是我们乡镇的工作人员,他应该就是网民们所说的“军大衣”,他在去年2月份还曾向CNN扔过石头,就是 他没错,这个我知道。
我听说还有网民被一些女看守打,但我当时并不知雇佣有女看守,后来我知道这些所谓女匪都是从各村调来的妇女主任,也有是组长们的亲戚,但绝大多数是 妇女主任构成,还有像高新建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员。但我知道他们是公安系统,虽然他们不穿任何制服,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但他们自己扬言说 “现在不是公安,现在是党叫我们来为党办事的”。这我是不相信的,他顶多是为党内某个不法干部做事的,从各方面信息显示,除了这些乡镇干部每组有八个人以 外,还有最少是每组雇来20多个人,一共三组,总共七八十人。今年善良网友不断参与和关注下,最多时候雇佣了几百人,对我们村实施整体封锁,以我家为中 心,我家里一个组,家外一个组,并分散在我家四个角上,以我家为中心所有路口都有组,一直到村口,甚至到邻村的路口也坐着七八个人,然后这些不法干部还命 令邻村干部在那里陪着,还有雇来的一批人开车不断巡逻,范围达到我村外的五公里,甚至还要多,这样的层层看守,在我村里至少七八层,还将所有进村的路都编上号,据我所知,都编到28号路,到时他们上班时进行分配,所有的路口都是这样,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草木皆兵。
据我所知参与对我实施迫害的,光县公安、刑警以及县、双堠镇党政干部加起来就有九十多人到一百人,他们数次对我们实施迫害,要对他们展开彻底调查。
第二:依法保障家人安全。
我虽然自由了,我的担心随之而来,因为我的爱人、我的母亲、我的孩子还在魔爪之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对他们实施迫害,可能由于我 一离开会实施疯狂的报复,这种报复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我爱人左眼的眶骨被打骨折,腰部被蒙棉被拳打脚踢,第五腰椎和骶骨的地方明显突起,左侧第十、第十 二肋明显可摸到上面有疙瘩,打伤后惨无人道的不让就医,我的老母亲在生日那天被一党政干部掐着胳膊推倒在地,仰面朝天,头撞到东屋的门上,害得母亲大哭一 场,而且母亲向他们指控,仗着你们年轻,行,他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是啊,年轻就是行,你老了就是打不过我们。何等的无耻,何等惨无人道,何等天理不容啊。
还有我几岁的孩子,每天上学有三个人跟着,每天还要接受搜查,书包所有东西要拿出来,书本挨页去翻,学校里看着她不让出门,在家也不让出大门。还有就是我整个家的处境,从去年7月29日断电,一直到12月14日才恢复,从去年2月份就不让母亲外出买菜,造成我家生活极度困难。因此我也十分担心,我也 要求网友们不断关注,加大关注力度,以了解她们的安全情况,也要求中国政府本着捍卫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去保证我家人的安全,否则他们得不到保障。如果我家人出任何的问题,我都会持续的追讨下去。
第三:依法惩治腐败。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事情持续数年始终没有解决呢?我要告诉大家,地方上决策者、执行者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决策 者怕自己罪行暴露,执行者在其中则是大量滋生腐败。我记得八月份他们对我实施文革式的批斗时,曾经说,“你还在视频里说花了3000多万,你知不知道这3000多万是08年的数字,现在两个3000多万都不止了,就这还不包括到北京、到上层去贿赂官员的钱,你有本事你在往外说吧”。他们当时曾说过这样的事,还有雇来的人说,“我们才拿多少钱,大头都让人家剥净了。”这的确是他们发财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我所知,乡里钱拨到组长手里,每雇一个人是一百块,这些组长去找 人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说是一天一百元工资,但我只给九十,剩下十块我扣下了。在当地每天劳动一天也只有五六十,从事不需付出多大劳动,又很安全,一天三顿管吃,他们当然都愿意干。可是一组20多人,对组长来讲,一天就是200多的收入,那这个腐败是何等厉害。
另外据我所知,我在被关押期间,在家里看着我爱人的这些人,他们的组长要把土地全都拿出来,种下菜,然后他们需要菜的就从中拿,他自己买自己卖,从 中谋取利益,这些事情民众都知道,但是一点也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这个维稳经费,他们有次告诉我, 县里一次性就能给乡镇拨几百万元,他们说:“我们还能拿多点,带头的都拿了,我们顶多喝点汤。”可见这种腐败是何等的严重,这种金钱,权力是何等被乱用, 因此,这种腐败行为,要求温总理展开调查处理, 我们老百姓纳锐的钱,不能白白的被地区的不法干部拿来害人,去损害党的形象。这些人全是打党的旗号去做的。温总理,这一切不法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你不久应该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覆。如果咱们对此展开彻查,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结果是不言而喻 的,如果你继续不理不睬,民众会怎么想呢。


盧峰:陳冉是顛覆公務員體系的先頭部隊


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委任前共青團成員陳冉(见图)在候任特首辦「行走」絕不是個別特殊個案,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梁振英向特區政府開刀的序曲,而是梁振英架空公務員體系,顛覆公務員制度的第一步。若果任由梁先生肆意擴大政治任命官員的編制,大舉引入像陳冉這類充滿親中色彩的人進入政府高層,多年來用人唯才,講究功績效率的公務員制度將逐步淪喪,研究確當程序及有規有矩的做法將蕩然無存。
陳冉絕不是一般由內地來香港生活、念書的普通學生,她共青團成員的身份固然啟人疑竇,她在香港的組織聯繫及活動更令人難以安心。正如李怡先生在上周六的〈蘋論〉中指出,陳冉是香港華菁會的秘書長,而這個華菁會跟中聯辦關係千絲萬縷。它的榮譽贊助人是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是該會的顧問,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女兒則是該會副主席。單從這樣的人事佈局及關係來看就不難知道華菁會深受中聯辦影響,甚至可能是中聯辦領導的統戰組織。
陳冉不是華菁會的一般會員,不是普通參與者,而是掌握會務及組織實權的秘書長。能成為秘書長,必然是中聯辦最信得過的「自己人」,必然跟中聯辦有密切聯繫及關係。委任這樣的人進入政府核心,負責敏感的政權交接工作,無形中讓中聯辦插手特區政府最機密事務,無形中讓中聯辦的手伸進特區政府最機密的運作,這怎不令人擔心及質疑呢?
更可怕的是,陳冉只是先頭部隊,七月一日以後極可能有更多類似背景的人透過梁先生的任命進入政府高層。包括以特別助理、政治助理的身份進駐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按梁先生及他身邊人提出的政府改組計劃,除了把政府最高層改為五司十四局、引進兩個地位尷尬的副司長外,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這兩個備受公眾質疑的政治任命職位更會進一步擴充。例如把原來較高薪的政治助理職位一分為二或三,令更多非公務員晉身政府決策層,參與制訂及推銷公共政策。而按一力支持梁振英上任的工聯會領頭人鄭耀棠的說法,行政會議成員也應有政治助理協助工作。換言之,七月一日後,將有一大批像陳冉那樣的政治助理、局長特別助理像天外來客那樣空降進入政府,直接晉身權力核心,直接參與政策制訂工作,超越高層公務員,取代他們的角色及工作。這樣下來,公務員在政策制訂過程的角色將會大大降低,兼顧不同利益及重組確當程序的做法將會被取代,剩下來的是不斷追求短期政治利益及掌聲,剩下的是大玩政治「分餅仔」遊戲,剩下的是政府施政更肆無忌憚的偏袒某些政黨及特殊利益,置公平公正於不顧。
沒有人知道梁先生準備任命多少個像陳冉那樣的前共青團成員進入下屆特區政府,更不知道新班子有多少是中聯辦直接間接安插的人。大家知道的是一旦打殘公務員體系,一旦削弱不問背景唯才是用的傳統,整個香港將面目全非,變成一個跟廣州、深圳相類似的城市。
周一至周六刊出
盧峰
港蘋/20120430

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

涛声依旧:圣女林昭44年祭(祭园守园人)



涛声依旧:也让林昭自祭一次吧
——圣女林昭44年祭
                  祭园守园人

今天,圣女林昭遇难的44周年。
让林昭也自祭一次吧,所以选择今天,上网林昭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转自林昭学友江之浒的《涛声依旧》。
四个月前就这样想着了——那天,收读张元勋先生为林昭八十冥诞献辞,才第一次惊闻:灵岩林昭墓前有两块石板,竟然是帝都某“纪念堂”建讫仅存之物!——“不悉何方之高士携之置于此灵岩山侧!”
感觉张元勋先生是深信这个传闻的,才会在献辞中如此感叹:
“犹如那弃置于西湖之滨、岳飞灵前两坨顽铁,任凭凭吊者踏之无已,唾之不绝!堪可谓‘苏杭双儆’!”
那天,我听得见遥远的张元勋先生笔下与心中的涛声。
但对此传闻我至今犹疑。灵岩四十年祭,我们录像过的;今年清明,女诗人黑�——就是她,为铁玫瑰园精心复制出了林昭狱中送给张元勋那只帆船——又专往献祭:印象中似乎都无特别华贵的两块“帝王石”啊。
岳飞冤死风波亭于1141年。岳王墓前其实又何止“两坨顽铁”?——明正德始,才出现秦桧、王氏、万俟�三尊跪像。屡屡重铸,又屡屡被愤恨的人们击毁。明万历按察使范涞重铸跪像,并增铸张俊跪像,已经是1594年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岳飞遇难四百年之后。
而林昭闺姐倪竟雄亲口告诉我,当年筹建林昭墓碑,即使在林昭故旧与同学之中募捐也是何其艰难!何其隐忍!当代“何方高士”竟如此了得,能将两块石板从帝陵深苑携置灵岩,任凭“踏之无已,唾之不绝”?!
但我深深知道,“苏杭双儆”传闻本身,就是举世之“踏”,黎庶之“唾”,就是对暴君独夫的深恨,更是对圣女的无限仰慕与不尽追思——
一个重义明耻民族当代的涛声!
涛声依旧,岸也依旧。女诗人清明祭图文,倒是真正坐实一个新近流布颇广的传闻:
“原听说鹰眼撤除了,以为他们的思维也在进步。至少对舆论有所顾忌了。但今天去拜祭林昭,仰头处,那森森的鹰眼犹在。依然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鹰眼——灵岩圣火:鹰眼下的焚祭与世界传承——鹰眼下的放飞——鹰眼下无尽流徙辗转的MLH……这一切,我都亲见亲历过。
尤当此祭日的前天,一个传闻又被证实:举世瞩目的盲人终于在鹰眼下被神奇放飞!无比欣慰的同时,四年前肃立林昭墓前那喝问着的悲怆,又奔涌磅礴在心宇:“万安陵园李云鹤(江青)墓上有摄像头吗?奉化蒋母、蒋太夫人墓上有摄像头吗?”
是的,一个盲人,有光有诚而已,就被年耗数千万的鹰群监视着,禁囿着,那是一种该怎样“踏”、怎样“唾”的邪恶?!
所以今天,让林昭自祭一次的冲动特别强烈!——
不信永远的帝苑!只听不绝的涛声!
确信,今天,无数人一定会和我一样噙着泪,把林昭这封写于195889日的信(附后)读作她的自祭!正如我确信无论在灵岩,在铁玫瑰园,在无数人的心宇,年年今日,林昭既被黄菊、百合与追思簇拥着,又伴以永远的“踏”,永远的“唾!
因为这是哀思,也是见证——
见证:是帝苑,是鹰犬,把“浩歌当风”、“山色波光”、“瓶罐乱响”、“匙碗杂置”的林昭,把即使羁縻中也渴盼望着回沪探母、思念着西郊排涝的未婚夫之林昭,永远拉出了生活,拉出了寻常巷陌,剥夺了她与她的青春代人之为人的一切!
见证孤独的“诚”,遥远的“光”,岳庙般神圣激荡着一个民族永远的重义与明耻——
永远的涛声!
2012/4/29晨于北京

江之浒:回上海后,我曾给在京的林昭一信,谈到大家游无锡的心境,并告诉她,托我带给她妈妈的东西已送到她家。时过境迁,至今回忆起来,仍不胜唏嘘!下面是她的回信。】
林昭致江之浒
小江:
   来信何其客气,使我大不敢当。夫虽多吃了两年稀饭,又何敢自居大姊也。一笑!
   无锡是我旧游之地,鼋头渚上浩歌当风,非止一次,要说风景比杭州好,有有道理处,也有不尽然处。杭州的苏堤春柳,六桥烟雨,自有其妩媚处。而古迹遍地,苏小墓、秋瑾墓,以至武松墓都有,管他真假,也总大可发思古之幽情。鼋头渚好的是个太湖,虽非岳阳洞庭,气势也就不弱,山色波光,自然之美,而且气魄也大。既留恋至于不想走,后日毕业分配,填志时,大可加一项道:“无锡鼋头渚饭店招待员”,以为如何?
所说的煮饭烧菜各节,恐怕并不翔实,而以“报喜不报忧”的成分居多。推测起来,饭“没煮糊”,可能是夹生的;菜“多放了些油,特别好吃”,则可能是做油的晦气不着,变成油拌苋菜了。至于瓶罐乱响,匙碗杂置,生火而手脚慌忙,炒菜而刀倒持,犹其余事,不消说得。
   回来是我也很想,不过现在尚未敢必。本来,行政人员有7天假期轮休。资料室如老董等已经开始“休”了,杨公(江注:指杨纤如老师,也是右派)与我则未排,似乎不加理会的样子。据了解,并非“帽儿”之故,而是因为我们如今手里弄的工作要紧。杨公叹道:有他与没他毫无出入的人倒得休假,是好在做些事的人反不得休,“真他妈的!”不过,我准备再三请求一番,竭力争取回来一次。时间约在中旬以后。台风过去了没有?
最近北京下雨下得发昏。六日大雨,从下午直落到晚上,一刻不止,来势又猛恶,好像天公打翻了个大脚桶似的(比喻殊不高雅)。因了这场无妄之灾,甘粹(江注:林昭的未婚夫、人大新闻系1959届毕业生、右派)等明天就要开赴西郊劳动(排涝)去了。谢谢你跑了一趟!
假日好!
林昭1959.8.9

陈立群:追忆老友王东海

王东海


惊悉东海病逝,十分悲痛。

       我与东海相识于一九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当时他是民间刊物《浙江潮》的创办人之一,我是《四五月刊》和《之江月刊》的成员。《浙江潮》以杭州钢铁厂方醒华、杭州自行车厂李锡安、还有吴闯、马贤林(已过世)等朋友组成,编辑、作者和读者也以工人为主,在当时杭州的工业区半山拥有许多工人读者。东海是“七九”民运浙江地区的非常活跃的行动者,多次受到当局传讯和骚扰。

        东海是性情中人,豪爽、干练、犀利。一九八九年,东海在杭州西湖边“文澜阁”开设一家工艺品商店,生意不错,我和方醒华等朋友常常去他店里聊天。“六四”运动中,东海又积极投入其间。他的商店,成了杭州各大高校学生代表、市民代表和工人代表的议事中心,当然也是“七九”民运人士与各界代表的联络点。我几乎每天旁晚都会去他的店里,交流白天的见闻,接待来访的代表,商量运动的对策。

       那些日子,东海几乎每天都去杭州武林广场,每次回到店里都非常激愤,挥舞着双臂高喊:“这个政权,推翻它!推翻它!”

        当六月三号天安门流血事件发生以后,这个虎背熊腰、坚毅刚强的汉子竟然一路哭着来到店里,喉咙嘶哑、两眼通红,他哭着说:“他们杀人了!真的杀人了!他们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啊!”他说他已经在武林广场宣布罢市,以示抗议。当时方醒华也来了,老方是杭州钢铁厂轧钢分厂副厂长,他和王东海一起同时在武林广场宣布轧钢分厂罢工,这件事当天被媒体重点报道了。

        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我们在一起策划抗议“六四”大屠杀的游行示威,老方说,写个横幅吧,就写“不要杀学生!”,东海立即补充道“要写上向我开枪!”,于是,六月四日,腥风血雨中,王东海、方醒华,还有许多浙江“七九”的民运朋友戚惠民、朱虞夫、毛庆祥、钟海涛等,冒着危险,走上了街头,从杭州武林广场出发,一路游行至杭州火车站。我们拉着白布黑字的巨大横幅,上面是方醒华挥就的标语“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愤怒的人群不断加入我们的游行队伍,行进在肃杀的街道上。这是“六四”枪响以后,杭州的最后一场游行。

       六月四日晚上,我们仍然聚集在东海的店里。一位朋友骑车赶到,神色凝重,他带来一个消息:“你们统统在通缉名单上!赶快走人!今天晚上都不要回家了!他们疯了,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快走吧!”

       我们商量了一下,互道珍重,各自分手。东海在我的安排下去了海南岛,落脚在著名作家黄河清在海南岛的公司里,不久因为一通电话被监听而遭逮捕,判刑两年。服刑期间,他发起绝食斗争争取权益,取得胜利,他常常和朋友谈起,两年的监狱生活学到了知识、增加了经验、结交了朋友,他说他无怨无悔。方醒华六四也被判刑两年。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王东海与王有才、林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这是在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公开向党禁发起冲击,由此揭开了1998年中国大陆的组党风潮,王东海由此成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参加过杭州“六四”民主运动的朋友。绝大多数参加了九八年组党运动,三十几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线。

        我流亡海外,这几年与东海少有联系,偶尔通电话,他的爽朗的笑声总能一下子消弭远隔重洋的距离,他还是那么的乐观、率真!知道他因为家庭变故,生活极其不易。但是这么多年,东海家里一直都是南来北往异议人士的落脚点,他的朋友遍天下。

       没想到东海突然逝世,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你的名字和这个时代连在一起,会被人们常常忆起。

       安息吧我的老朋友!

陈立群 2012年4月28日 纽约

红叶:论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四题)


提要:与《共产党宣言》的许诺相反,中国民众从"革命"中,失去了一切,得到的只是锁链。当权派把持政权,残酷掠夺,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权贵资产阶级。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被证明只是一个幻想。辛亥革命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中国出现。权贵资产阶级怀着"世纪末"的情怀,不顾民众死活,赶紧捞钱,竭泽而渔,掏空资源,破坏环境,到手的财富迫不及待地赶紧转移出国。"四大家族"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全部存款不及现在权贵资产阶级一年倒腾至外国的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一。

中国,民众处于被掠夺的地位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必然会有的反抗,以便顺利实现剥夺,将生产资料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设计"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目地,是把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拿给工人阶级。可是,在我们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工农的东西拿来给资产阶级。第一步,我们诱导农民说,"合作化好得很",先使他们加入"临时互助组",再进一步,变成"常年互助组",再进一步剥夺他们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权,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剥夺其对生产资料的全部所有权,政府完全拿了过来,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是"人民公社",土地名义上属农民集体所有,实际是地方政府碗里的肉,最后更干脆宣布全部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民沦落成为政府的农奴,只能靠出卖仅有的劳动力为生。"贫无立锥之地",是人们用以表达历代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可是,无论哪朝哪代,"贫无立锥之地"的,到底只是农民中的少数,绝大多数农民或多或少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只有现在,在我们共产党手里,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全体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靠辛勤劳动一点一点攒起来、由祖先留传给他们的唯一最宝贵的财产——土地,一无遗漏地,全部成了穷光蛋,除了自身的肉体而外,其他什么谋生的手段也没有,只能靠给共产党打工来养家糊口了。确实,我们对农民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最彻底的。
与农民丧失一切同时进行的,在城市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原先是谁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也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也罢,是"小手工业者"的也罢,在"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招牌下,同样全归了共产党。市民、工人等等,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没有一个人比农民强些。除了爹妈给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同样是什么也没有,同样要靠给共产党打工,才能养家糊口。
打工能挣钱吗?我们把"劳动创造世界"整天挂在嘴上,偏偏劳动在我们国家最不值钱。以现在的富士康为例,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达150美元,为销售价格的30%。与此相比,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每部却仅为8美元,占售价1.6%。而在中国来说,富士康的工资还算是高的。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发达国家平均50-60%,中国仅15%。②   社会财富主要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而在我们这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农民所得反而最少,社会地位反而最卑贱。我们把自己叫作"人民政府",实在惭愧,名实不符。
同样是社会转型,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相反,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反而平均要慢3.8%。    因此之故,经济越是发展,民众的收入越是相对减少。何谈生活的相应改善?刘植荣研究了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状况,最低收入平均为41535元,中国最低年收入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为倒数第26位。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中国是25%,世界排第158位。
劳动者的收入不仅过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世界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加0.75个百分点。    而据统计,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左右。   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被世界銀行概括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富人增長模式"。⑤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所谓"中国模式"的性质。
民众的贫困,在购买力上,最清楚地反映了出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本来就低,又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降至35.11,比1978年下降了13.68个百分点。 
环顾全球,2007年,世界平均家庭消费占人均GDP的61%,中国这一数字为34%,约是世界水平的一半。  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略有提高,仍仅为35.3%,就是说,生产三件,民众只能买得起一件;而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70.1%,我们的邻邦、被我们很多中国人看不起的印度为54.7%,比例也比我国高出一半。② 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实在太贫困了。  
收入过少,民众生活困难,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东西,没钱消费,我们生产的商品只得出口再出口。主流媒体喋喋不休地宣扬我们如何好,如何好,莺歌燕舞,事实是如此的吗?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不假,但是人民生活呢?而且,就是收入再少,生活再困难,你也得在"人民民主专政"管制之下。难道你想"叛逃"?
近年来,我们开始允许私有制,情况略有变化,但基本面貌依然:群众手里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多少可以不断自我增值的财产,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预言相反,中国人民失去的并不是"锁链",而是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得到的更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不折不扣的"锁链"。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残酷的现实。

端宏斌:《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网易博客
胡星斗:《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博讯2011年7月2日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邓聿文:《国富民穷,中国政府收入知多少》,中国经营报2009年7月29日
《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强国社区 2010年12月16日
《时代周刊俄罗斯经济为什么迅速超越中国》,新浪-赵世龙的博客,2010年2月7日
⑧《调查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载《小康》杂志http://www.sina.com.cn  2011年2月1日


依权而富的中国"权贵资产阶级"

社会财富,创造者工农拿到的极少,那么,大头是谁拿走了呢?被权贵资产阶级拿去了。

过去,人们曾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激烈地争论过。现实为那些争论,作了总结。中国没有跳过、也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早期军阀混战,帝制多次复辟;后来,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再后来,大刮"共产风","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直艰难。近三十年来,情况大变,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已经越过"原始积累",正在一路高歌猛进,把中国带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来是先有经济的初步发展,而后为了突破封建束缚,以求更大发展,进行革命夺权。中国恰恰相反,是先夺权,而后依靠"人民民主"政权,急转直下,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终于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始终求而未得的血腥的历史进步。根据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现在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①  也就是说,就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我国资产阶级早已远远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权贵资产阶级,由三部分人组成:"公职"权贵资产阶级,"鼠类"权贵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暴发户"。以最后一种为其主体。我国现在也有私人资本家,但是力量微弱,在权贵资产阶级的欺凌下,度日艰难。
盘踞在党政机构里和掌握国有企业的大批官僚,组成"公职"权贵资产阶级。

美国社会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的情况相反,在我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我国的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更低,才增长了1.2倍。②  

党政机关既然极其富有,"公职"权贵资产阶级于是毫无顾忌地,大把撒钱,花天酒地。以2011年中央财政为例,根据最近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报告,总支出约56414.15亿元,列入报告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农林水事务、节能环保、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粮油物资储备、国防、公共安全十三项,支出32838.62亿元,占总支出的58.21%;其余占支出41.79%的23575.53亿元,哪里去了?

网上多年广为流传: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极高,2000年为:25.7%,从来未见权威部门敢于出面否认。而德国(1998年):2.7%;英国(1999年)4.2%。相比之下,我们政府里的"寄生虫"们把多达四分之一的国家收入自己开销了,花的是不是多得有些出奇?侵占、消费社会财富如此之多,早已不是什么"铺张浪费"的问题,而是表现了我们政权的性质。——它,是表现为"量"的"质",一匹根本逃脱了民众管制、随心所欲、到处乱跑的"政治野马"。

2004年,我国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47%(不包括各种农业税)。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资料,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仅为8033亿元,远远低于大陆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1万4千亿元。④  十年前,笔者在欧洲旅游,听一位台湾导游说,大陆官员在旅游地买春以后,往往还要通过他向对方索要"娱乐"发票,以便回去报销,感到十分惊异。最近网上更说:外国的"窗橱女郎"熟知中国游客的需要,在门上特地中文公告:"可以还价","可以开发票"。好一个"可以开发票"!在海外出丑,还要政府拿钱!中共治下的官员,如此之奢侈、无耻,如果我们还算"人民"政府,那么,政府支出相当节省、政府的收入主要用之于民的上述诸国算什么?
2008年底竣工的浙江長興縣四套班子大樓造價六億元,加上周圍附屬建築,共計二十億元人民幣。造價與美國的白宮持平。奢華之風已經登峰造極。山東省臨沂市按照世界超一流標準設計新建了市府辦公樓。拆遷33個村莊,占地面積33平方公里。所有的裝修材料全部來自歐洲的頂級奢華品牌,共耗資382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建築平方米的成本32萬元,等于世界最豪華的迪拜七星級大酒店的三倍还多⑤  
控制着政府的"公职"权贵资产阶级,一心在自己的挥霍享受上,用于社会福利者少而又少。目前中國教育、衞生、社會保障等公共開支僅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六,比發達國家低二十二個百分點。  联合国要求:教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3%,而中国长期仅为2.3%,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④
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是权贵资产阶级谋利的有力工具。2009年,國企實現稅後利潤逾7000億元,上繳僅400多億元,比率約6%。其中的七成又透過多種途徑回流國企,真正對社會保障所作貢獻少之又少,不足1%。也就是說,國企賺得盆滿缽滿,卻未能回饋社會,遑論惠及百姓    "所谓国企是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对国家在财政上毫无贡献,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索取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不过100余亿。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与民众利益无关的所谓"国有企业"?
企业高管的工资,世界平均是最低工资的5倍,而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    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年薪酬1000万元,被舆论指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但与内地银行高管的年薪相比,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据中国银监委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2006-2006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至4770万元。月工资加补贴仅约1万元的前副总理吴仪,一次,在国企高层会议上问道:"请问台下哪一位没有高级别墅,请举手!"近千名与会者没有一个举手的。吴仪又问:"请问台下哪一位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的年薪、津贴、奖金不超过一千万?"与会者仍旧没有一个人举手。   把这些不顾人民死后、以侵占民财为生的官僚,定性为"'公职'权贵资产阶级",冤枉他们了吗?况且,他们还既是权贵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扶植者,又是"鼠类"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温床。靠这样的一批所谓"干部",依靠他们来"为人民服务",岂非空谈!
所谓"'鼠类'权贵资产阶级",指党政机关企业里靠贪污受贿致富的盗贼。根据官方统计,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这么一大块,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拿走了!⑩    贪污受贿百万、千万者,比比皆是,贪污上亿、乃至十几亿、几十亿的,亦非个别。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称,法院去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等案件共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而在我们的贪污受贿群体中,他们却只是极小的部分;我们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很低的,大约在10%—20%之间。被发现之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更低,大约在6%—10%之间。    惩处了大约0.6-2%,就已近3万人,如果全部惩处,每年该有多少?从这里可以知道:贪腐问题在我国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衣冠楚楚地坐在主席台上的衮衮诸公,很难说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干净的,没有腐败行为。
官员财产公开,是民主政治起码的应有之义。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5 年10月,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中国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裁"。 可是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年了,还没有名堂。为什么?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如果不是被贪污腐化分子或他们的代表所长期左右,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主张怎么会占不了上风?
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当权者使用窃取的权力,肆无忌惮,公然将国家财产化为私产,一夜之间暴发成为"富翁"。俄罗斯在转型中,国家财产的私有化,公开进行,由国民平分,不多不少,人人一份。我们不,背着民众,一切暗箱或者变相暗箱操作,喏大企业,顿时归于个人所有。谁的权大,谁的份儿高。随手一例: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以738亿元悄然黥吞。而这个横跨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港口、高速公路、体育等多项产业的"经济王国",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实际资产也绝不会少于上千亿。惊天大案暴露了所谓"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掠夺。  权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力量之强大及其贪婪,于此可见。
国有资产因此大量流失。据1996年5月8日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会议公布的数字,国家资产总额72873亿元,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6年底,国有资产流失已达6000多亿元。目前,在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就是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亿元。⒅  每年损失三、四百亿。2003年3月10日
家属子女借高级干部的权位,大发横财,成为"富翁",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成长的又一捷径。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⒁  据bbc2010年2月4日,引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教授:在中国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成为他们"合法"取得资产的手段。他们是中国权贵资产阶级的主体,最令人痛恨的一群!
中国已经迅速权贵资本主义化了,不是什么简单的"贫富差别"问题,那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我们是"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问题,是依靠政权暴富、由权而钱、权钱合一的问题,这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使然的。邓小平的"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实际禁止政治改革"、"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改革道路所要达到的目的,由此得到了实现:中共"实际禁止政治改革",牢牢控制着统治权;"积极推进经济改革",为控制着统治权的中共高官及其子女创造了自肥的土壤,这"一部分人"确实果然富起来"了。
权贵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
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的人数已达96万人,包括6万名资产逾亿的亿万富豪,当中有4000名十亿富豪及200名百亿富豪。    
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
根据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现在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残酷的现实。与前面"民众处于被掠夺地位"的"残酷的现实"相对应。
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形成的基本过程:第一步,掠民财为"国有",第二步,掠国财为私有。就像何清涟在《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一文中说的,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中國1%家庭掌握全國41%財富》,多維新聞2010年6月8日
《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强国社区 2010年12月16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收入制度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6年8月10日,转引自《一周捐款竟赶不上公款一周吃喝》,http://q.sohu.com/forum/20/topic/2435311
颜昌海:《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凤凰博报-博采众家之言-颜昌海的博客
辛子陵:《GDP大旗下胡作妄為》,《开放》2010年11月
⑥《國企紅利肥自己 施惠於民成空談》,《東方日報》  2010年10月11日
胡星斗:《垄断国企十宗罪》,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新一塌糊涂网站·New YTHT.Net·2009年7月27日
⑩《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24页
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百度空间•爱芹海
胡星斗《废除特权制度,建设崭新中国》,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b676246/d61669447.htm
⒂《明报》 2011-08-25
何清涟:《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结构-雅昌博客频道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网易-新闻中心-媒体评论


国有资产大批流失--11万亿国资虚实之辩》,《财经时报》2003年3月10日

掏空资源,破坏环境,不顾人民死活的"崛起"

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对财富贪婪之迫切,是极其惊人的。为了敛财,恨不得一口吞掉全部中国英国当年"羊吃地",被吃者,数量毕竟有限。中国是全部土地为国家、实际为权贵资产阶级集体所有。失地农民得到安置的只有2.7%。①  卖地所得,农民同样只能得到2.7%。  其余绝大部分被权贵资产阶级搜刮而去,此与把农民"赶尽杀绝"还差多远?
权贵资产阶级为实现剥夺的最大化,不顾资源的永续利用,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不仅要把今天的民众赶入困境,而且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明天。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前几十年,盲目蛮干,资源和环境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后几十年,权贵资产阶级"崛起",疯狂掠夺,问题更比原来严重得多。
中国辽阔的国土中,荒凉的不毛之地(沙漠、戈壁冰川、石山、高寒 荒漠等)约300余万平方公里,严重水土流失之地36 7万平方公里,有效生存空间仅约300万平方公里,占28.8%    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如此有限,而权贵资产阶级占用起来,却任意挥霍。1980-2005年,我国GDP每增长百分之一,便占用农地二万公顷左右。日本从1965-1984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用农地仅二千五百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地面积是日本的八倍!    由于土地在使用中的严重浪费,我国可居住和可用土地,这项无比宝贵的资源,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 ⑤   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各种因素纠结,我们已丢掉了近20亿亩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下,被迫又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开垦新地。     
在耕地大量消失的同时,各种资源也被严重地超常消耗。本来,在人均主要资源占有方面,我国就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则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 ,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23)  所以,在资源的利用上,应该兢兢业业,以求节约。但是,急于捞钱的我国资产阶级,哪顾得了这个。不管技术成熟不成熟,条件是否具备,能上就上。因此,造成了资源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严重浪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也就是说,本来可以生产4个产品的资源,我们只生产一个产品就交代了。以2004年为例,我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 这样不计后果地胡乱消耗我们的家底,算不算是对当代和后代严重不负责任的败家子呢?
曾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自豪的我国,在这种不计后果的掠夺性的"生产"的进攻下,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美国再困难,阿拉斯加的资源储备是绝对不动的。日本自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却从中国进口木材;他们还不断从我国买煤,埋在海底,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都留着后手。唯独我国,权贵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生产,竭泽而渔。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目前国内电解铝生产所需原料5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三分之一。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则早已达到了二分之一以上。
我國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本应该"惜水如
油"。可是,急于搜刮自肥的官僚们,早在八十年代末,全流域水资源就已经超量使用:总用水量高达50.48亿立方米 ,地下水超采31%。③  同为"金砖"国家,巴西法律不允许抽取地下水灌溉。    我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哪管这一套,所有与未来民生有关的资源,他们统统不计后果地加以开发。地下水占总供水量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4.0%增长到2000年的19 .8%。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开采利用地下水;在城市用水总量中,地下水已占30%。⑥  难道只有抽干地下水,彻底断了大众的生路,他们才会放手?

2010年7月4日,福建龙岩市上杭县紫金山尾矿溃坝;7月28日,吉林桦甸市常山镇大河水库发生溃坝,下游5个村庄被冲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8月7日,山东省招远市一金矿发生火灾,16人遇难;8月8日,甘肃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泥石流冲进县城,并截断白龙河流,形成堰塞湖,702人遇难,1000多人失踪。紫金招金,人人皆知:全国著名黄金之乡。桦甸:有"中国黄金第一乡"之称,"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舟曲:西部产金大县,舟曲--文县--两当的白龙河流域、西秦岭延伸带,号称亚洲第一大金矿。短短两个月,中国东西南北四大黄金之乡全部遭灾,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与之相对应的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超越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连续三年排名全球黄金产量第一。⑨    权贵资产阶级就这样不顾自然的再生能力,不顾人民的死活,在"建设"着他们的"社会主义强国"。
权贵资产阶级固然因掏空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而"崛起"了。人民却大受其害。从天空的空气,到地面的耕地,再到地下的水,凡民众基本生活所不得不依赖者,现在没有一样不因他们的"崛起"而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13亿"芸芸众生"生活在一个相当差劲的生态环境里。
以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的浓度为单位,全球20大污染城市,中国占16个。以空气中含硫磺量为标准,世界10大污染城市全部在中国。58%的中国城市居民暴露在空气悬浮物浓度超过一百微克的环境中(2003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引上限20微克的5倍。全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者69.4万,居世界第一。
2011年10月31日,法新社北京报道:美国北京使馆的独立检测显示, 北京的空气污染当天达到危险的水平。美国北京使馆内进行独立的空气检测,曾经给予北京空气质量为"疯狂的糟糕","超过可以测量的最差"等评语。
中国卫生部2006年公布的消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高发癌症变化明显,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四位,跃居二零零零年的第一位,上升最为明显。各种数据显示,无论患者人数、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中国目前(2010年)已经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关于土地污染:中国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每平方公里8 600/年,
为世界污水负荷量平均数每平方公里520/年的16.5倍。  大約10%的農田已經遭受重金屬污染。受重金屬污染的食物使有毒物質在人體內長期積存,引發慢性病或癌變。
2000年,农业部对十四个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的2110个农产品样品检测结果,蔬菜中重金属超标的占23%。

现在,中國70%江河水系(水道)受到污染。⒁  75%的湖泊受到
高度污染。⒂    90%以上城市河段遭受嚴重污染。⒃    90%的地下水遭到污染。⒄  七大水系中,有26%水質為五類和劣五類,九大湖泊中七個是五類和劣五類,而五類和劣五類水是連農業用水都不能做的廢水。
据不完全统计,七十年代因水污染引起的人畜中毒、死亡,渔业农业减产,工业减 产及产品质量下降,水面著火,破坏供水水源等重大事故达到了4位数之多。③    中國空氣與水源的污染總代價在中國生產總值(GDP)的3.5%-8%之間。平均指數是5.75%。(21)
德国污水处理场排放标准为: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而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正是我国2002年颁布、目前仍然在执行的三类水的水质标准,三类水在我国是能够作为饮用水源用的。就是说,我国饮用水的水质与德国经过处理而排放的污水相当。(24)
我国有三億多的人群每天飲用污染的水。每年有一點九億人因水污染而致病。
全世界因食物污染每年导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达300万,按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计算,中国每年有215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因食物污染导致死亡。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2006年已高达145.5/万。每年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先天缺陷儿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终生残疾。(20)    大量出生的残疾婴儿被父母抛弃。山西吕梁中阳县农妇刘凤珍十年之间怀孕八次,每次检查都是畸形儿,每次都无一例外终止妊娠。第八次怀胎终于出生,结果仍然先天残疾:神经管畸形。
权贵资产阶级不顾人民死活的"崛起",使我国的GDP成为"带血的GDP"。中国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年轻人死在办公室的例子屡见不鲜。过劳致死:每年六十万。(22)
   2005年,
中国煤矿事故近3000起,大约平均每天七到八起,中国矿工死亡总数高居全球矿难死亡总数的80%上下,每亿元GDP工伤死亡一人。
御用文人说:资本主义各国当年发展也有过类似的经历,GDP在人均多少的时候,"贫富差别"严重;GDP在人均多少的时候,资源浪费严重或环境污染严重。我们今天这样,是正常的。这绝对胡说!要知道,当年所以出现这些类似,是因为没有经验,正是教训之所在,后来者理应避免,否则,前人的亏,不是白吃了嘛!怎么能把曾经的弯路反而当成必然的发展规律,用作今天借"发展"为名而"横征暴敛"的挡箭牌,用以蒙人?

   ① 东盈:《祸国殃民的"城市化"》博客紫韵谈古论今
    包永辉陈先发:《乱征地让农民无地无业》,载《瞭望》2003年第23期,转自《文摘报》2003年6月15日。这是一个"点"的数据,但是能够代表"面"的情况。
   郑义:《中国之毁灭》,明镜出版社,2002年
   ④《改革内参》2010年第四十二期,转引自东盈:《祸国殃民的"城市化"》,博客紫韵谈古论今
   ⑤《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⑥刘晓林:《中国存在严重资源浪费 建设节约型社会势在必行》,http://www.sina.com.cn 2005年9月6日
   潘岳(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新纪元》162、163期
   ⑧朱玲:《英巴观察》,《中华读书报》13版,2010年7月14日
   三百门渔夫:《中国何以成为全球黄金产量第一》,凯迪网络2010年8月20日
⑩世界银行2007年《中国污染的代价.身体损害的经济学评估》,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北明:《中国冥路》, 《新纪元》162、163期
⑿引自總部位於巴黎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國際經濟智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二零零七年中國環境狀況回顧〉,轉自英國《衛報》2007年7月18日John Vidal〈塵埃、垃圾與污水:中國奇蹟的致命代價〉,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广东茂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麦充志:《我国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控制对策》,《中国医学研究杂志》2006年8月六卷八期,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中國環保高官:《全國環境狀況接近崩潰》,法新社2007-07-04轉自《香港論壇》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⒂《英國衛報》:《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代價》,轉自《王朝網絡》,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⒃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語。引自「人民網」《潘岳文選.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2005年6月28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⒄引自台灣"中央廣播電台•中國水污染的代價與省思",轉自《大紀元》2007年12月12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⒅《中國水污染狀況的調查報告》引自2007-11-29 00:09《美國國家地理中文網.華夏地理雜誌》。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⒆依据医学教育网:《—我国食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江帆引述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的数字。转自2007年10月31日香港《苹果日报污染严重畸婴激增四成》,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1)引自《中國科普博覽網》2003年11月26日文:〈水——人類的生命之源〉。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2)《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环球时报》2007年7月12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3)吴酩:《马建堂给我们上了一堂实在的国情课》,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3月29日
(24)《大陆饮用水竟然是德国污染处理废水品质》,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2月5日

   急于搜刮外逃的中国权贵资产阶级



    在国内不顾民众死活、迫不及待进行搜刮的权贵资产阶级,一旦财富到手,目的实现,就迅速携款外逃,或者首先千方百计地将所得转移至安全地带——国外。
   他们知道他们赖以搜刮的这条大船随时可能沉没。他们既急于刮,又急于逃。
博讯2010年2月25日报道中国高干家属移居海外已有108万。
《大纪元》转自《动向》杂志:《出逃与裸官:大厦将倾的表征》:2004年,中共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党员)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
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于去年四、五月统计:从八十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二十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外定居人数为一百二十万人,分布于港澳新加坡泰国欧美各国。
1992-2007年6月底,外逃干部中: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12人;副地厅级1192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于2009年援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统计报告:"过去十年逃往北美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年社会财富被转移到国外的约六、七百亿元。这当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学者们一般估计,在1997-1999三年间,中国资本外逃(包括:1、转移非法所得;2、实现化公为私;3、逃避管制;4、趋利避险;5、转移个人财产)累计为988亿美元。①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三年总计1033亿元。经济学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仅2009——2010年,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而从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901年,这60 多年中的所有牵扯到的赔款,总合: 白银85519万两,约等于712亿人民币 。  也就是说,仅仅这两年,外逃官员转移的资金就等于满清政府向众列强60年赔付白银总和的28倍。
   何等触心惊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汪朝光199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期间,于其馆所藏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一份当年日本人所作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1939年10月17日)。表列29人,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陈立夫张群吴铁城何应钦阎锡山陈济棠等。存款总额78606·7万元。调查者注明,存款币别,包括美元、英磅、法郎等外国货币,已经全部换算为国币。但此"国币",究竟是中国国币——法币,还是日本国币——日元,该报告并未注明。汪朝光回国后撰文(《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文按法币、元二者,以当时比价计,将其换算为美元。以他所说比率,笔者对存款总额作了换算,以法币计,较低,今约合元9590·0147万元;以元计,较高,今约合元20398·438万元。大致为1—2亿美元左右。被我们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大家族"(及相关人员)转入上海外国银行的财产数量,和我们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渺小得"简直不足挂齿。我们倒走到国外的资产,每年至少都在几百个亿美元以上,一年、仅仅一年,中国财富被转移出去的,即相当于当年"四大家族"(及相关人员)存入上海外国银行全部储蓄的约一、二百倍,甚至二、三百倍。能不担心国家将逐渐被他们掏空吗?
   我国权贵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相反,他们不是经由经营发家,而是依靠政权巧取豪夺致富,而且从一产生,他们就没有外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朝气蓬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他们深深为世纪末的情绪所笼罩,赶快刮,赶快逃。
这个阶级能有什么未来呢?
   但,却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主导着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任惠:《中国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对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297—305页,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伊铭:《外逃贪官海外生态》,《改革内参》2003年第二期,原载《凤凰周刊》
④《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2012.3.2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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