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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1日星期一

池中非:北京共识的终结――美国对中共发动「金融反恐」


在国际恐怖主义式微的情形下,极权加市场的中国模式越来越成为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坏力量。寄希望于中国带领全球摆脱经济危机不仅不现实,而且会事与愿违。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二�一一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尽管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太大,以及众议院通过后也可能遭遇总统的否决。然而,这个法案有着莫大的象征意义即在美国的带领下,全球对中共发起「金融反恐」。而且,「金融反恐」并不局限于经济手段,更可能是各种战略组合相继硬化。
对此,北京深为沮丧,表现出了比对美台军售更强烈的反应。不仅外交部例行发言以示反对(指责此法案将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而且商务部、央行均发言表示严重关切。此外,负责中美事务的副外长崔天凯也表达了强硬的态度。


「金融恐怖平衡」条件不再


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美国的对华接触派(亦称鸽派,北京高层内部称之为「和演派」)试图建立一个「两国集团」,但这种设想遭到了中共的拒绝,原因是中共担忧「两国集团」模式是「和演」套路。因此,中共在国内意识形态方面大搞反对普世价值的宣传,亦坚称「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云云。
在「两国集团」模式胎死腹中之后,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概念。它大体描述了这样一个图式:在中国方面,可以采取抛售美元资产的方法,迫使美国屈服;在美国方面,会以减少进口中国廉价商品的手段来对抗中国的抛售行为,这会导致中国出口大幅缩减,从而导致大量失业以至于社会动荡。表面看起来这个平衡是可信的,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元资产的任何意图,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做出较大让步;相反,是美国本身采取了宽松量化货币政策,来变相地导致人民币值的效果。
美国为此付出了通胀代价,进一步地宽松量化风险更大。因此,美国在中国方面要求「保证在美资产安全性」的呼声过后,转回来再提汇率问题就理所当然。研究全球战备暨经济复苏的学者们现在惊讶地发现:由高利贷暴露出的中国金融监管漏洞令人惊讶,现在的问题是「并非中国能否再次带领全球经济摆脱危机,而是北京是否能保持其对经济杠杆的牢固控制」。


「中国和平崛起」泡沫初现


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崩溃兆头的高利贷,并没有反应中国经济的政治实质。高利贷背后的问题是国家金融垄断,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国进民退」的主要动力系统,另一方面也将极权加市场的北京共识伪装成拯救全球经济的药方。而药方开出的代价,不言而喻地是全球都要承认极权加市场支撑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
作为全球安全秩序里的泡沫,「中国和平崛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虚涨之后,中共本身也发现了它的不切实际之处。因此,先主动地低调下来。「崛起的中国为何很少赢得世界掌声」作为一个令中共蒙羞的疑问,不仅仅是中共本身要打破的软实力瓶颈,而且还是对中共有好感的国际分析人士的质疑。「中国政府的权力滥用、逮捕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时常发生的矿难,让中国在第三国投资时受到了猜疑。」西班牙的资深观察家胡利奥・里奥斯如是说。
将中共极权加市场模式称为北京共识的那些国际学者,一般认为党权保持了行政体系的高能动员力,也解决了民主国家如印度那样的地方与中央之不协调关系。然而,恰恰相反,「诸侯经济」在受到朱�基的强力压制后,经过近十年的缓劲,再次成为中国的经济顽疾。如路透社年初发自云南的消息说:「一心追求增长的地方官员经常对北京的改革命令感到不满且嗤之以鼻。」有民间资深经济学家作出的判断称曰:「中国的地方债最后会打包上交给中央。」换言之,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热点不是高利贷,而是进入履约高峰期的地方债。


「外汇分给百姓」呼声强烈


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的三大障碍分别是国家金融垄断、地方债过度膨胀,以及高额的外汇储备。消解三大障碍的入手之处应当是大幅降低外汇储备水平,美国的「金融反恐」也应追求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外汇分给百姓」在中国国内讨论已有一段时间。最初,北京决策层认为这种说法只是「民粹主义叫嚣」。但是,随着美国参议院专项法案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也即美国放出针对中共的「金融反恐」信号后,当局开始郑重其事地对待「外汇分给百姓」的呼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把外汇分给百姓会导致人民币二次投放,带来严重通胀,以至于央行破产。」这不过是愚弄百姓的障眼法,因为真若实行「外汇分给百姓」的操作,此前就得准备「备抵基金」,该种基金的来源是变卖等额政府与国有的资产所得。
且不说政府即中共垄断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其远期后果是国有资产回归全民性质,而后是人手一份的「私有化」。有民间学者指出:中共高层高调讲「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拒绝私有化,拒绝归还人民利益,因此,就得拿「二次投放」与「央行破产」这样的专业术语来欺哄百姓。


「全球秩序维护」有新开端


由于在国内实行金融垄断、在国际上实行金融恐怖,中共获得了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发言权。但是,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却不想对国际社会与国内人民负责。庇护原苏丹政权种族屠杀行为、与利比亚卡扎菲势力暗中勾结,以至于不惜血本支持北韩政权,均是确凿难灭的证据。对此,有些国家、机构与个人有所省悟。比如,一直「藩属」中共的缅甸军政权以顺应民意为说辞,停止了中国投资的缅甸北部克钦邦密松水电项目。
缅甸的举措与美国的法案一样,象征意义远大于行动意义。但是,两者都意味着全球正进入一个针对中共的「金融反恐」时代。更广泛的「金融反恐」包括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组织新的结盟关系,迫使中共收缩地区扩张政策,从而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民生。
此外,尽管美国参议院汇率法案不易在众议院通过,但美国政府方面却有相应的动作。比如,希拉里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可以结成国际货币联盟来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也正是因着美国倡导的「金融反恐」已见端倪,中共当局才在G20会议上秘洽向欧盟注资数百亿美元购其债券的事项。

――原载《争鸣》杂志2011年11月号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管见:避“双十”乃因背共和



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姿态,看来实在煞费苦心。通常,在纪念日或节日若有正式活动,都是在其当天,如三个月前纪念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七一",还有国庆阅兵式之类,都是如此,而在其前一天,则一般是晚间活动,如国庆招待会或除夕春节晚会之类。而这一次,中共似乎很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不仅开大会,而且以往"十一"国庆时天安门广场上放置的孙中山画像,今年是"双十"前夕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然而,那隆重的大会,刻意避开"双十"而在其前一天的白天举行,孙中山画像却又恰恰在"双十"当天拆除。

若论不按常理出牌,这可以说是堪称范例的一例。

胡锦涛讲话还是那样一派老气横秋,而这样的安排,其"创意"看上去令人费解。

开大会、胡讲话,避开了"双十",然而机关算尽,还是免不了为海峡对岸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创造了一个"时间差"。马总统尖锐指出:"纪念辛亥双十,也不能割裂历史,而必须呈现历史原貌,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这文稿或许早已写好,而讲出来时相差一天,其中自然就更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匆忙拆除孙中山画像,则不由得令人想起,1976年4月初,清明节一过,当局就清除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挽联及诗词。那花山诗海瞬间消失,激起了众怒,导致发生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如今,官方大会开过了,哪怕正值"双十",也毫不客气地拆掉孙中山画像,全不顾胡锦涛刚刚发誓赌咒般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那一番话。中共官僚机器,它的墨守成规行事的习惯,实在是根深蒂固。

其实,"开大会、胡讲话"以及"双十"之际天安门广场放置孙中山画像,规格挺高,中共或许真是不愿落后于民间,它是努力在人民面前做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姿态。然而,就如同那好龙的叶公,看到人们对辛亥革命、对中华民国认真起来,中共毕竟还是慌了手脚。

先前,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意在歌颂党国,然而影片里既然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各派对于普选的共识,描写联合政府的组成过程,特别是表现出中国人在民国时期曾经享有言论、结社乃至组党权利的那番情景,在今天,不能不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让人们思考"大业"与"伟业"背后严酷的现实。

如今,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共费尽心机自诩孙中山"最忠实的继承者",但民众显然已经不满足于中共的那一套说词。相对于中共,民间很是真诚。"民国热"如星火燎原,人们对百年前辛亥革命之究竟、对中华民国成长之究竟,兴趣浓厚起来,甚至有报导如此描述:孙中山"频频登上时政、历史类杂志封面,与时尚杂志封面女郎摆在一起,俨然成为十月号的最佳男主角"。

特别传神的,是作家章诒和在"双十"之际的一句话:十天前,我们度假;今天,咱们过节!

民间风气如此转变的趋向,当然非同小可,也就难怪中共要急忙拆除孙中山画像了。

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与中共建党的1921,相距十年。这中间,有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于是,辛亥革命的"走向共和",在中共看来,还算不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它尊奉的是"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要把辛亥的共和革命扭转到"共产革命"轨道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毛泽东也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然而,嘴上承认是一回事,实际做的又是一回事。尽管中共自诩以马克思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但政权一到手,"只有经过民主主义"就不再提了,新的高调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的"走向共和"不那么正确了,中共要遵循斯大林主义、发扬光大"不断革命"之精神,要以它自己的看法来改写辛亥革命,要改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锦涛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唱的就是这个调子,即所谓"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共和革命,中共的革命是共产革命,须"不断革命",方能从前者一跃而为后者。共和革命的政治进程几度曲折,未能以共和体制统一全国,也未能开辟出市场经济全面发展之路。共和这颗"子弹"飞出去,在中国政治的"一团乱麻"和"一盘散沙"之中,一时间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似乎给了"不断革命"以机会。

中共很聪明,看来它很懂得不能"让子弹飞一会儿"的道理。它秉承苏联的意志,利用共和在中国发展之艰难,谋取它的另外一种发展,终于,它击败了国民党而在大陆建立起它自己的政权。进而,它那"正确道路"显出了真面目,原来不过是专制的与时俱进,进化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且近年来更连番发誓,"五不搞"喊得震天响。它以孙中山"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姿态,绝不允许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在中国成功。

当年的"不断革命",是因为工人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度尖锐化,这样,"不断革命"在当时毕竟有其合理性。而中国的辛亥革命中,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未激化,相互较量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共产主义者的力量很小,乃至于弱小的中共要加入国民党而求得其自身发展,"不断革命"在中国毫无合理性可言。

但是,中共真的有将不合理之事进行到底的本事。根据顾则徐先生的研究,中共依靠朱德在战争实践中探索发展的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理论,逐步取得军事和政治的胜利,同时,它对朱德的朴素的民主观念则敬而远之,我行我素地建立起秉承斯大林主义精神的新型共产党专政。这样的"革命",是以"不断革命"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与时俱进为共产党专政之实,就政治发展而言,早已落后于台湾海峡对面的中华民国与国民党。

既然如此,惯于割裂历史或涂抹历史的中共,即使试图表现创意,也免不了顾虑重重,对"双十"当然还是避开为好。

――原载《争鸣》杂志2011年11月号

孔捷生:當一個盲人成了國家公敵


近日有兩個最底層的小人物成了輿論焦點,一個是拾荒婆陳賢妹,另一個是山東臨沂的盲人陳光誠。

陳賢妹事迹不必細述,她和那十八途人都令當局大為尷尬,麻木冷漠的世相誠係社會潰爛的膿液,拾荒婆卻褫奪了黨和政府的光環,更懊惱的是,賜予獎金她又不要,還遁回清遠老家,欲在社會主義道德牌坊鐫刻其名而不得。她返鄉後,當地政府之大事表彰,真是滑稽至極,稱她「為清遠爭光」。此情此景,就象李娜脫離國家體制當個體戶,卻拿了法網冠軍,忽而成了國家英雄,三八紅旗手之類的頭銜,你不要也不行,眼見未來全國政協委員也虛席以待。卻要問,赤貧的陳賢妹帶着小孫女離鄉背井去撿破爛,怎會為清遠爭光?又如何為盛世增色?
接下來說到盲人陳光誠,他知名於世並非始於今日,他因揭露臨沂政府野蠻的計劃生育而被判刑,刑滿釋放後一直被監視居住,夫婦被禁足出門,窮困的沂蒙山區因之領受了巨額維穩費,並擁有尖端電子設備,就是截斷這一家人的手機信號。陳光誠夫婦屢被抄家和毆打,小女兒也處於半失學狀態。某次只緣雷擊破壞了當局儀器的屏蔽功能,陳光誠得機打出電話,暴怒的鎮長帶隊對陳夫婦毆打長達四小時,世人有必要記住鎮長名字,數次暴打陳光誠都由他領頭,此人叫張健。

陳光誠一家的遭遇,引起越來越多網民關注和同情,並發起了一波又一波聲援行動,參與者不乏知識分子和傳媒人。他們探訪每次都被當局暴力驅逐,其中一位憑良心加入聲援行列的新華社記者還被撤職。然而探訪網民前赴後繼,他們先遭警察搜身和恐嚇,其後更有關隘重重,最堅如磐石的防線由幾十名赳赳武夫把守,全天候給陳家站崗,生人勿近,他們出重手毫不留情,聲援探訪者只要進入最後禁區,無不被飽以老拳。這些是黑道人物?是鄉丁民團?是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打手?反正和張鎮長帶隊入屋毆打陳光誠夫婦的是同一夥人。
由此可見,陳光誠的不幸,反倒養肥了吃維穩費的一群蛀蟲,從臨沂地區到沂南縣再到雙堠鎮,官員先割下大塊肥肉,維穩辦又多養一堆公務員,至於編外僱傭打手,只是吃殘羮剩飯的角色。

儘管如此,探訪陳光誠的網民依然絡繹於途,如此事態自會層層上報,最高層了如指掌,卻鐵了心要彈壓。在這個遍地臣民的專制國家,這些聲援者就是未來的現代公民,豈容他們有存活和伸展空間,甚至不能留下一絲微茫的希望。筆者今春寫過一首詩,抒發對這位盲人成為國家公敵的感慨─「梁山早屬祝家莊,羽檄猶飛白虎堂。惟魯聚文齊聚俠,盲詞村鼓涉興亡。」

孔捷生
——原载《苹果日报》,读者推荐

李天天:中国人的一生就是被专制和专制的一生

图为因家长远赴异乡打工谋生,中国农村出现了大批被剥夺父母之爱的"留守"儿童




中国大陆人从小要被父母专制,走向社会被各种领导专制。当上了父母和领导,又开始重复上一辈的人生,开始对自己的孩子、下属专制。



最近看了池莉的小说《所以》,写了女主角叶紫从出生到40岁的人生,主要写了期间的亲情,爱情。叶紫的人生如同大陆的社会生活,在母亲专制的掌控下,充满着各种说不出的莫名的痛和难。从出生就不被父母重视尊重,连名字父母都忘了给取,七八岁就要倒父母的痰盂,大庭广众之下,端着浮着避孕套的痰盂,羞愧到想去死掉。一直想做个父母眼里的好孩子,但孝道也是专制的,她的各种好在父母眼里都变成了与父母做对。总之怎么做也不容易讨父母的好。与父母之间没有信任得不到支持,从来得不到父母的任何理解。在她的人生里没有童年,从小就要为生存的各种利益去争取。

其实中国人的一生就是被专制和专制的一生。从小我们要被父母专制,走向社会被各种领导专制。当上了父母和领导,又开始重复上一辈的人生,开始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专制。还记得曾经的一个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就给我说过:从小,她的父亲就要求他们家孩子,食不言寝不语。后来她的父亲弟弟来宿社看她,还真是,做了几个好菜,三人闷头吃饭,一顿饭下来,大家几乎都不说话。专制的历史导至专制的文化,专制文化渗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家庭。从小中国的孩子就被要求听话,听话就是好孩子。不听话就是坏孩子。在未成年的过程中思想行为都被专制。等孩子长大,特别是为人父母或者在社会上有了一官半职,他们立刻用专制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结果,一生也就可以简化成几个字了:被专制的未成年,专制的成年。老了,如果他们还有能力就继续在家里专制,否则就可能在儿女专制下度过晚年。

很多农村老人夫妻为儿女照顾方便要分别住在儿女家,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什么发言权,对儿女忍气吞声。仿佛是报应,仿佛是在还欠儿女小时候的债务,用忍受专制的形式偿还对儿女曾经的专制之债。

在农村,小孩子,特别是5岁以下的,因为被照顾的很不周到,他们总是经常哭,哭的凄楚哭得人肝肠寸段,而周围的人甚至他们的父母经常都可以做到忙自己的事情,对孩子的痛苦无动于衷。在中国,老人其实也被亲情专制的很厉害。农村的老人总是会对孩子迁让三分,因为要靠孩子吃饭,因为要靠孩子养老。而他们的孩子从小在父母专制的爱之下成长,自然给父母的爱也充满专制。

在中国,爱里充满专制,孝里也充满专制。亲情爱情友情都因为专制毒素的侵润而使亲情爱情友情那样别扭那样不勘那样无奈,让美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怎么彻底不怎么纯粹不怎么干净。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李天天:与国保们微妙的关系

网络图片左二为上海律师李天天



上海国保的客气只是精明,敬业只是怕惹事,其实坏事情一点也没有少做。




想想进去三月,也不是总是紧张恐惧,也有很放松的时候。一次在国保车上去派出所录口供的时候,国保说推特上有人在找你,我兴奋的说我的粉丝增加很多了吧?告诉我增加多少,他笑话我说都快坐牢了还有闲关心粉丝增加没有呀。我说既然摔到了,抓把沙也算是点收获呀。想想与那些国保的关系其实蛮微妙的。

与那些国保关系微妙在:说是敌我关系,他们时不时还经常表现的特别关心爱护你。彼此经常很客气。说是朋友关系吧,他们的审讯仿佛就是恨不得多判你几年,恨不得查出一切对你不利的证据,我看他们也像看毒蛇。说是熟人关系,我感觉彼此都不想看见对方。因为彼此给对方添的堵都太多了。算非人性的关系吧。

与那些看守(警察和联防队的临时工组成)关系也很微妙:他们经常烧好水给我倒水续水,有时客气的问我吃什么。有时也与女看守大谈服装和饮食明星。仿佛我们是同事朋友。饭端到跟前,我必说句谢谢,他们也来句别客气。但出门录口供的时候,他们贴身跟着你,仿佛怕一不留神你就撒腿跑了或者被人劫持走了。

有一点我相信进去的人可能情况差不多,那就是进去睡觉反而特踏实,在大牢房总担心这担心那,进小牢房了,啥都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啥时候国保找你,不担心网上的哪句话又惹事了。不担心工作上的事情了,担心也没有用,连下顿吃什么都不用操心了。睡的特别好。进去前出来后反睡不好了。难道就是坐牢命?

我住的黑监狱,虽然不上星级,但24小时有热水,有干净的浴缸,两个排风扇,有电视机(两间房两台)和空调。每天都可以给换床单被套。早上是10元一份的肯德基的早饭套餐:法式烧饼配豆浆,或者油条配皮蛋瘦肉粥。午饭晚饭分别没有20元下不来。我认为这样对我主要是他们考虑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方便 。

心脏本来一年有一或者两次不舒服,目前是经常不舒服。进去绝对是折寿的事情。记忆力就更别提了。非人性的折磨,让你感觉看见太阳都是幸福的事情,能看看远,哪怕能看到一个叫花子也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自由的感觉太痛苦了。------但,也是值得的,因为是为自由,没有后悔过。

进去三月,国保及看守都是上海人,感觉他们,1.客气,会对我说你好再见。2.敬业,看守基本没有迟到早退离岗的,每个人都很认真,上班伸头看我一眼,会提醒我锻炼注意安全。3.会吃,他们都在正规饭馆买饭,很是清淡营养全面。在我看,他们的客气只是精明,敬业只是怕惹事,会吃?这也就是大家最后的一点自由了,当然要好好用。

为啥说警察的客气只是精明?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不配合,也知道中国的政治今天黑明天就变白,还是客气点保险。敬业,上海人大部分靠工资吃饭,敬业是必须的。如果有人命令他们打人我相信他们一样认真地打。吃?吃的好是最实惠的,上海人都会说这句话。吃的好身体好气色好,少花医药费。其他都是虚的。

上海那些国保,做的事情非常下三烂,但表面功夫也做的很到位。如果不用法律人权正义这些东西去考量他们,简直感觉他们都是好人了。他们所表现的那点好只是因为精明。又因为他们很敬业,其实坏事情一点也没有少做。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

2011年10月29日星期六

张炜:中国目前的局势和习李政权的可能走向

法广记者 安德烈
胡温政权已经接近尾声,中共高层加速接班进程,此间不少舆论认为,最近刚刚闭幕的中共17届六中全会意味着中共的接班准备进入最后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也许有必要来分析胡温政权的特征,从而去设想未来的习李政权还有无可能继续沿袭胡温的做法。如果不能,政治改革是否必然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无法躲过的选项?经济学家,八十年代担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张炜(见图)从政治、文化、经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未来习李政权的走向。张炜认为:中共领导层在权力交接之时把文化建设提到如此高度?意味着当局对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失,对外谈不上有软实力,对内没有一种文化的力量来凝聚老百姓感到担心。与此同时,现政权核心领导层的权威在丧失,未来接班的习李政权难以按部就班,但要接受社会变化,推动变革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同八十年代相比,中国改革的机会更少,利益集团轻易不会容许改变他们独霸社会资源的地位。
法广:中共六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会议公开的说法是讨论和深化文化改革。外界对中国官方提到文化一词时总会敏感,比如中国毛时代最血腥的一场运动也用“文化革命”来冠之。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共这次开了几天的秘密会议,其实是在酝酿接班。从会议进程看,中国的权力交接进入了最后阶段。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炜:毫无疑问,从时间点来看,中国的权力交接从今年夏天以来,它的准备的步伐和节奏就加快了。确定十八大的会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紧锣密鼓的协商和交易。但是,我觉得文化建设,所谓弘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议题也的确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课题,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当局对没有一种文化来凝聚老百姓非常担心
法广:目前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中国面临的国内形势极其复杂,社会矛盾很尖锐,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中共全会上打出文化的旗号,要凸显文化的课题呢?好像文化改革一下子显得那么重要?
张炜:提出文化这个课题,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客观上、从被动的角度来讲,中国现在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能够被老百姓认同。尤其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价值都被摧毁了。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最近有一个小悦悦被车碾压,无人救援的故事,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都反映出中国文化被摧毁掉了。所以客观地来讲,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在社会一旦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种文化来凝聚老百姓, 这是执政党,统治者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被动地来讲,他们觉得目前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了。经过多少年的经济发展,文化的缺失很突出。他要维持所谓的社会稳定,必须要解决这个环节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从统治阶级来讲,他提出文化的概念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这些年来,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实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的份额在国际上有所加大,但在文化上基本上没有影响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这些年已经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对外输出孔子学院,派出演出团体等等,但在国际上基本上称不上有什么软实力。文化这条腿,中国是短的。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局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想弥补这个问题,争取在国际竞争当中,能够修补文化短腿。这也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
领导核心的权威在丧失
法广:现在中国正处在政权交接时期,有许多事让外界感觉扑朔迷离。比如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很少讲话,总理温家宝常常大谈政改,最近一次在大连他批评以党干政,重提党政分开。可是,温家宝的喊话始终也没有得到响应。如何看待胡锦涛与温家宝两位领导人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
张炜:这至少表现出几层意思。一个是中共领导核心对中国体制面临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看法是空前的不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不然就不会出现各自讲各自的问题了。在过去,即使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也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对外说话。现在出现了不仅认识不一致,而且对外表达也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反映出第二个问题,就不光是认识不一致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央领导核心的权威在丧失。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当然是说一不二。在江泽民时代,虽然江的绝对权威不如邓小平,但是,总体而言,在意识形态上,江是有发言权的。其他的包括李鹏、包括朱�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基本上不去争取那个话语权,主动把这个话语权让给党的第一把手。现在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温家宝作为党的第三把手,不断地讲那些过去是由党的第一把手讲的话,这说明党的第一把手对他的同事已经有些失控。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使得他们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看法不一致,同时也使他们忙于解决这些矛盾,应对这些矛盾,没法花很大精力去加强对自己的同事的控制。当然还有一个历史的沿革。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权威的形成也不像过去那样是长期的形成的,种种原因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局面。
胡温政府是最差的一届政府
法广:胡温政权当政已经快要两届,快十年了,如果您对这个政权做一个简短的评价和结论,您的结论是什么?如果您把胡锦涛政权同之前的江泽民,更远一点的邓小平做个比较,在您看来,胡温政权的特点是什么?
张炜:在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社会矛盾积累,对这些积累的矛盾胡温他们是有所认识的。刚上台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一些口号和愿望。比如说要解决贫困的问题,提出新的三民主义,都表明他们看出了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并且想以此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操作能力不行。政纲只停留在口号上面。他们的口号比以往任何时候 提得都多,但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操作起来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没有多少。他们看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问题积累在他们执政时期是越来越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在他们这个时期是越来越突出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这一届领导人不仅操作能力不行,也没有创新的愿望和精神,所以他们守成的比较多。他们在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上与邓小平相比,甚至与江泽民相比,更靠近于文化大革命中和文革以前的连共产党自己也要抛弃的所谓的左倾路线。他们跟那些方面的信念,做法接近得比较 多。比如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那些空洞的口号,那些空洞的说教,以及党对政府和行政工作的全面驾驭和领导,这些问题本来在八十年代改革过程中都已经在逐步解决过程当中,在胡的手下,全面复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在观念上,更接近于毛;在思想上,更缺少创新,更加的保守;在操作上,能力又不行。所以,如果和邓、江比起来,应该说这一届政府是最差的。
中国社会崩裂的可能性在增大
法广:现任这届政权走入了末期,下一步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人们现在似乎对未来的习李政权期待并不太高。但是,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的形势,习李政权能像胡锦涛一样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做一些政治改革的尝试呢?
张炜:这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客观形势允许不允许他们走下去。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想不想按老路走?他们自己主观上有没有创新的愿望?有没有创新的胆量?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讲,中国的矛盾积累得越来越突出。国内矛盾,民族问题,以及和周边国家产生的矛盾都很突出。以及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等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跟美国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多少年来积累的,是越来越突出了。这些客观的矛盾使得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的、一如既往的积累矛盾,而不去解决矛盾,他至少要应对这些矛盾,他被迫要迎战。否则失败的就会很惨。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上不允许他们继续按老路走下去了。
从主观上来讲,在这个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在思想上都多多少少有些保守和惰性。这个制度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有创见的领导人,可能会在这个制度下面脱颖而出。也许他们埋藏的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是逆向淘汰的结果。至于下一代领导人当中,有没有那种异数,隐蔽的很好,像过去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像中国的胡耀邦那样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当然大家也有疑问。现在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比如说习近平身上,我觉得这些人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去改变这些方法,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继续下去了;再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长期的准备进入领导层,都使得他们可能会有些想法。但是不要忘了,整个政党对他们制约非常大。现在跟八九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这个党完全变成和经济利益纠结的一个利益集团,已经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了。他要改变这个利益集团独霸社会资源的地位,这个利益集团不会容忍他。所以他们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外面临老百姓的挑战,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民心思变;同时,他们要变化的话,这个利益集团又不允许他们去接受这种变化。这就使得这些人推动变化的难度也更大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回到过去的难度很大,推动变化的难度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面,要推动一种循序渐进的变革,这个机会的可能性跟八十年代相比,是更小了。所以中国社会崩裂的可能性在增大。

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崩溃

法广:作为一位经济专家,在您看来, 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在目前欧元区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不太振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能力?或者说中国经济也是危机四伏,自顾不暇呢?中国的经济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张炜: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和中国将来的政治走向是紧密相连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常理。比如说,通常一个国家比较好的时候,国家能够控制比较多的资源。因此国家解决问题的经济实力就会强一点。当经济形势出现恶化的时候,国家储备的资源相对就会减少。你可以想象,中国现在多少资源用来维稳,用于镇压,用于互联网上的屏蔽。当局不惜工本把大量资源化在这上面,同时又有大量资源用于这个党的各层官员的挥霍。那么,随着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这些资源都减少了以后,那些长期希望能够挥霍的官员就可能不能再那么挥霍了,那他就不能跟你同心同德了;如果他要继续那么挥霍,社会上可分的蛋糕,老百姓分的蛋糕就急剧减少,老百姓就更要起乱子了。同时,你维稳也好,镇压也好,你资源也都少了。所以,应该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密切的。
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不是到了马上要崩溃的地步?没有。因为,中国过去随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国家手中还积累了相应的经济实力。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基础很低,所以使得它有一个增长的余地。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中国的增长采取了一些损害未来一代利益的做法,比如环境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滥伐滥砍,对后代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这一种浪费性的开采还能够供他在短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从债务上来看,由于中国国家对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支付在全世界相对来说是最少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财政的余地。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利用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手段,还可以使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完全崩溃这个预言是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要改变这个结构,真正把结构改成一个适合中国增长,能够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这个难度非常之大,这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利益集团不会允许你轻易改变这个结构。所以,短期内,中国还是有余地,不至于像人们说的经济很快会崩溃。但是,结构的问题很难解决,经济持续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五年到十年之间出问题,而不会在五年之内出问题。

20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余英时:“孔子和平奖”闹剧收场

路透社图片:名为“和平天使”的小女孩替连战接收首届“孔子和平奖”(2010年12月9日)

中共文化部的下面的一个组织,叫做“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去年在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激怒了中共,所以中共就让这些不相干的人组织一个团体,要给人民币十万元、也就是美金一万五千元的样子,这个奖后来颁给了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但是连战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来接受。后来在颁奖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他们找了个小女孩把这个十万元的奖拿过去了,也不知道后来下落如何。
反正那个时候是一个闹剧,这个笑话当然是讽刺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他们加以抵制,就是你们给、我也给,这就过去了。没想到传统文化保护部今年又来了,但是今年闹出双胞案。他们保护部在9月17号又宣布它要给第二届奖了,宣布人刘浩锋、另外一个有关的名字叫王生贵。9月19号文化部在网上贴出一个布告,这个布告就是说保护部不合法的,要把它解散,也不能再用“中国乡土协会”的名义搞任何活动。换句话说,就不让它再颁第二届的所谓“孔子和平奖”了。

这就引起刘浩锋和王生贵两个人的强烈的反对,他们又在向记者宣布他们要继续办他们的事情,而且不需要文化部同意,是他们自己办。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办?不过,它是宣布今年12月9号,要宣布这个奖,而且它已经有了8个候选人。其中我们所知道的有俄国的普京、德国的女总理默克尔,还有各种名人,包括比尔•盖兹,就是美国的大富豪。

总而言之,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话。十万人民币、这些人、而且又是一个不相干的组织随便乱给的,到底有没有人肯来领取,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关键在文化部,不但是跟它做对,而且支持另外一个新团体来颁发孔子和平奖。

这个新的团体也是有一个组织的,这个组织叫“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这里面组织了20个人做评议人,其中大概还有党的意识形态的主管之类的人。这个主席团有20个人聘请给奖,其中有一个人是北师大的教授、第一届和平奖的,今年好像看到文化部的态度转变了,就改成参加这一届的孔子和平奖,这样子就闹出两个对立的案子来。

而文化部呢,很明显的、表示要支持的是新的这一批人。这批人到底是继续第二届呢、还是另外开始第一届呢?这就不清楚了,现在的报道还没有完全透露出来,所以我们不敢下断语。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两个双胞案,同时都会给的,到底将来是怎样一个情况、第一届的那个原来传统文化保护部乡土艺术协会的是不是还让它继续活动、还是禁止它活动,不知道;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大概是会举行的。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中共文化的水平。因为这是文化部的下面所系属的一种团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共产党非常可笑,它不知道世界和平奖这类的东西都必须是要社会上受尊重的人组织的、而且有非常重要的人的支持、而受到全世界的承认,这个才有效。
从孔子和平奖双胞案闹剧看中共文化的不堪。

现在一个共产党的文化部下边的一个不相干的组织,不管是叫它基金会也罢、叫乡土艺术协会也罢,都是身份很低很低的一种组织;由这种组织随便找几个人,十个人也罢、二十个人也罢,就给奖,也不需要提名。因为西方给奖、像诺贝尔和平奖、像挪威这个委员会,要鼓励千百个人提名,说明理由、一再审查,然后才能给奖。
现在共产党把这个事情当作儿戏一样,就他们十几个人、或者二十个人,就随便提名,提完名后就马上告诉哪一个人当选,也不知道怎么审查的。现在居然闹出双胞案来,那到底是怎么样情况?那就更难想象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重视,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它反映了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水平跟学术水平、可以说完全没有。共产党好像还是关起门来在延安过日子一样,好像我们随便组织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跟世界任何东西相抗,与任何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的诺贝尔奖金可以并驾齐驱,甚至于超过它,这是什么样荒唐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何况还闹出一个双胞案来,内部又不能好好解决,可见共产党对内的统一,也是很成问题。

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组织给和平奖这样一个闹剧,闹出两个双胞案而不能解决,同时向外面记者发布新闻,这是很丑的事情。而他们事实上毫无羞耻之心,一点不感觉难为情。让我们外面人看来,简直可笑之至。

一个中国,号称崛起的大国,又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结果到了今天会在文化部下面两个不相干小组织要给世界性的和平奖,而且是用孔子的名义,这对孔子也非常糟蹋的。所以《纽约时报》在登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说把孔子搞得“不知所措”、混乱了。可见这是对孔子本身的一个不尊重的表示。

所以共产党尽管口口声声要拥护传统文化、要拥护儒家文化,甚至于把孔子的塑像都还放在新的历史博物院前面,最后又偷偷摸摸地拿掉,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孔子在他们心里只是一个政治工具。政治工具如果不能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是相反的,那就赶快把它取消。

所以这件事情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上面的问题非常多。第一个就是对世界是什么样子,完全不懂得,安全不知道,好像随时可以搞一个组织,就跟世界相抗;第二个是对孔子本身,可以显出来毫无任何真正的尊敬的感觉,如果有真正尊敬的感觉,绝不会这样糟蹋孔子的,这跟孔子毫无关系的。

孔子是一个中国的圣人,但是他的历史性地位,不像诺贝尔,诺贝尔是一个人�钱的,所以他的名字在上面。孔子基金会跟孔家毫无关系,而且在王朝时代、清朝时代,甚至于在国民党时代,还承认孔子为祭司官,那还有一点道理。

共产党根本就没有给孔子任何官方的身份,如果没有任何官方的身份,而用他的名义举行什么任何奖,不管是和平奖、还是其它的什么奖,都是可笑的。换句话说,共产党的文化水平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得非常清楚。

我想我们大家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笑话看,但是看完这个笑话以后,我们不能不感觉到非常痛心。我们一个五千年的文化,又经过五四以后几十年吸收了西方文化,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无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研究,都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到今天会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这是真的不能想象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2011-10-28

胡少江:拿文化说事儿的六中全会

网络图片:击鼓传花

2011-10-28

上周,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虽然这次全会离中国领导人换届的中共十八大正好还有一年的时间,也正是北京的各种政治势力为下一届中国党、政、军权力分配紧锣密鼓地进行幕后交易的关键时刻。但是此次中央全会只是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简略地提了一下会议决定了明年召开中共十八的大致时间;全会本身并没有真正准备十八大的任何议题。

除了回避了举世瞩目的十八大的准备工作之外,还有许多中国当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没有成为这次会议的议题。这些问题包括:引起民众普遍不满的通货膨胀问题;由于借贷困难和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不少中小型企业濒临倒闭的问题;由于房地产调控地方财源出现枯竭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央的决策层作出解释并采取行动。但是这些紧迫的问题统统没有在全会上进行透彻的讨论。

与许多人的期待相反,全会讨论的是一个并不热门的文化体制问题,并且还就此专门通过了一个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会议的准备工作看,根据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一次讲话透露,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在今年初夏才确定下来的。花不到半年的时间为一次中央全会作准备,用准备中央全会的传统标准衡量,在时间上并不算十分宽裕。

上述种种因素使不少政治观察家认为,在最高权力交接前夕,放开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急迫问题不谈,仓促之下挑选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拿来议论一通的极为务虚的话题, 这种做法再一次生动地体实了当下中国领导人的一贯风格,那就是竭力回避社会矛盾、拖延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将政治决策层面的“击鼓传花”游戏进行到底,将中国累积的矛盾交给下一代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文化建设并不重要。经过六十年的文化摧毁,中国的确需要文化重建。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最没有资格从事这一事业的社会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它在中国执政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摧毁传统的优良文化和顽固地抵抗现代先进文化的历史。自从执政之日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始终如一地羞辱和残害任何由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知识份子,并且百般地拒绝和诋毁人类的先进文化。这一过程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著。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共产党来谈中国的文化建设,无异于让婊子去竖立贞节牌坊,做的人不伦不类,看的人啼笑皆非,整个就是一个闹剧。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在这次的全会决议中堆砌了许多的华丽辞藻,但是整篇文告除了文化控制和文化赚钱之外,真正与文化建设有关的实际内容却一丝一毫也没有。 这也就难怪政治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南海现在打出文化建设的招牌,只不过是在玩回避各种急迫矛盾的游戏。

楊月清:與王丹父母台北城再續前緣

2011/10/28  


在台灣廣受各界關心愛護的北京8964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的父母, 終於首度抵台探親.

昨日王丹向中央社記者透露了他們將到老朋友 "林保華家作客"的預告, 引來報章/雜誌
向我詢問約稿, 這突如其來的意外, 也掀起了我心底不小的漣漪!

和王家兩代人的交情維持了十幾年, 歷久彌新, 這次能和王丹父母在台灣再續前緣,
真的讓我和保華雀躍萬分!

先將昨日我們艋舺 - 北投山頂- 艋舺的行程與大家分享,
待我寫好了回憶 (與王家的兩代情), 一定會再傳送與大家!

祝福王丹爸媽台灣行開心愉快!
更祝福王丹早日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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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丹父母探訪好友林保華 (楊月清攝) 2011-10-27
2.   王母與口中"親如家人" 的保華月清歡喜重逢(王憲曾攝)
3.   繼前一晚品嘗過經典台菜後, 今午光顧60年江浙老店,王氏夫婦對傳統菜色讚不絕口 (林保華攝)
4.  研究中華民國史的王媽媽, 對二級古蹟中山堂歷史很有興趣 (楊月清攝)
5.  北投山頂欣賞大台北迷人景色 (林保華攝)
6.  久違的兩家人在紗帽山下再續前緣(小黄攝)
7. 艋舺之旅讓王丹父母對台灣老舊文化有極深印象(林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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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陳虹瑾台北27日電)大陸民運人士王丹的父母首度來台自由行,抵台2天先逛大台北,還前往國父紀念館看「辛亥百年」特展。王丹說,母親學歷史,專門研究中華民國史,對這項展覽「特別有感覺」。父親學的是地質,規劃帶父親上陽明山,一睹當地特殊的地質景觀。

王丹父母此行拜訪評論家林保華,前往林保華在萬華的住家。王丹說,父母與林保華是老朋友,在美國即相識,這次前往萬華,由「在地人」作陪,參觀萬華鄰里、街道、商店,感覺氣氛溫馨、很有人情味。

王丹42歲,他和父親王憲曾、母親王凌雲都畢業於北京大學。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後,王丹流亡海外,其後歷經波折,2009年起在台灣任教。1001027  (簡略版)


莫懷遠:人應當有尊嚴地活著——讀《毛澤東的大饑荒》


馮克和他的《毛澤東的大饑荒》


此书揭示出這場浩劫的真正原因。把人當不當人是一個社會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綫。有朝一日,中國人真正可以完全擺脫不被當人的境地,成爲真正有尊嚴的人,馮克先生功不可沒。


劫难的根源:三面红旗


1958年初秋,大躍進的戰鼓剛剛擂響,我正匆匆離家到北京上大學。報紙上的一枚枚升起的衛星、報告會上傳達的一篇篇領導人鼓舞人心的講話,都明確地告訴我們:共產主義的天堂就在眼前,五年,三年,不,就是明年,我們就可以生活在天堂裏。什麽是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那時候北京的大學生,進食堂交一張飯票,給一勺菜,主食隨便吃,似乎真有一點共產主義的味道。對於我們這些十幾嵗的少男少女,一切都是那樣的新奇。"世界上有誰比我們更幸福,叫我們怎能不歌唱",這首歌差一點成了我們的校歌。但是也有一點不知所措:不上課了,改上小高爐,什麽金屬器皿、煤炭、劈柴都往裏扔,出來的東西偏偏一敲就碎,盡是渣,鋼怎麽那麽難出!回到課堂,又讓我們大一新生編教材,謂之曰教育革命。好容易正規上課了,但主食也定量了,菜裏的油水漸清,窩頭漸小。我下鋪的老大哥,比我大十嵗,童工出身,運動量大,每日一斤糧加上清湯寡水的菜實在不習慣,十多天用光了一個月的糧票,接下來只得躺在床上"冬眠",降低能耗。不小心讓我發現了,我也沒轍,只好報告領導,發動全班同學捐助,總算他後面十幾天每天有半斤糧吃。這類事別班、別系也屢屢發生,學校想轍,把飯票改成飯卡,杜絕寅吃卯糧。

糧食哪裏去了?正規的回答是兩個原因:一是三年自然災害,二是蘇修逼債。第一條不大好説服人,不是大豐收、放衛星嗎?怎麽又搞成天災了?於是又說是農村基層幹部颳浮誇風。總之,三面紅旗(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對的,沒有三面紅旗會更糟。不容你不信,如果畢業鑑定中沒有"擁護三面紅旗"這幾個字,那等於入了另冊,一生都要受影響。

每逢假期,輔導員和黨支部的同學就忙起來了。放假前,一次次召集會議,進行形勢教育,要大家對於回家時看到的、走親訪友時聽到的各種現象都要進行分析,功勞要歸於毛主席、歸於三面紅旗,遇到陰暗面要正確對待,要分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中國有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上百個專區,上千個縣,上萬個公社,不可能沒有問題,一個單位一個問題,問題就成堆了,我們看到的問題再多,也只是局部,不會超過一個指頭,所以絕不能動搖對三面紅旗的信念。遇到天大的事,也不要同當地幹部衝突,回來報告學校,學校會向中央反映。假期結束,同學返校,黨支部的同學又忙著與每個探家回來的同學聊天,特別是來自農村、邊遠山區的同學,詢問他們的觀感。我們班最年長的老大哥,曾在部隊任連指導員,當年是我們系(學生)會主席,就因在假期中同老戰友相聚聽説農村餓死人,返校後與同學閒談時不慎漏了出來,於是被免職,還受了黨紀處分。前車之鑒,誰還不識時務?

我們這些天子腳下象牙塔裏的莘莘學子畢竟是幸運的:雖説我們的肚子也餓,班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學浮腫,但是我們都熬過這場劫難,全鬚全尾,總算畢了業。

當然,紙包不住火,沒等我們畢業,信陽事件的傳聞也逐漸得到官方證實。不過原因呢,又加了一條:階級敵人破壞。所以要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反正黨永遠是正確的。


大躍進就是一場戰爭


半個世紀過去了,餓死人已經不是秘密,今年出版的欽定黨史二卷已經承認,從1959到1960一年中人口總數減少了一千萬。正常年景人口應當是增加的,這減少的一千多萬無疑是"非正常死亡"了。至於大躍進中總共"非正常"死了多少人,準確地數字大概永遠也得不到了。我有一位同事,1960年代在安徽工作,曾奉省長黃岩之命統計過若干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但沒多久,又因中央叫停而終止。安徽如此,其他各省誰敢違抗中央?因此想得到準確的官方數字無異緣木求魚。就按當今批准公佈的數字也是足夠驚人的。二次大戰全世界總共戰死了多少人?平均起來每年到不到一千萬?要知道那是戰爭!

實際上,大躍進就是一場戰爭。戰爭?不是和平時期嗎?跟誰開戰?的確,朝鮮戰爭早結束了,越南戰爭還沒有打起來。連中印之間那場短暫的戰爭也要到1962年才爆發。1958年的炮擊金門和1959年的西藏平叛,只發生在國内,其規模很難稱得上戰爭。馮克(Frank Dikőtter)先生的《毛的大饑荒》卻用大量保存在地方檔案館裏的中共自己的文件以及其他可靠的資料證明,這的確是戰爭。敵人就是蘇聯共產黨,戰爭的標的物是社會主義陣營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當然,這個敵人在當時是秘而不宣的,我們這些老百姓不知道,還以爲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呢。公開宣佈的敵人是大自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都會記得當時鋪天蓋地的口號:"向地球開戰"、"戰天鬥地"等等。爲了打贏這場戰爭,把六億五千萬中國百姓在"總路綫"的旗幟下,用"人民公社"這個軍事組織,捆綁在"大躍進"的戰車上。因爲是戰爭,所以,在明知中國農民正在餓死的情況下,仍然要超額徵購糧食;一邊是成千萬的中國人在死亡綫上掙扎,一邊卻無償地贈送他國糧食;明明蘇聯表示可以在十六年内還清所欠債務,咱們卻偏要提前在五年内還清,代價是更多的農民"非正常死亡",為的是可以說一句"既無内債又無外債",殊不知欠下了無法還清的血債!在戰爭思維下,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

半個世紀後再來看,這場唐吉珂德式的戰爭只是一場鬧劇。先不提摧毀了自然遭殃的只能是人類,看看現在哪有什麽社會主義陣營?哪有什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標的物原來是鏡中花、水中月。哪能有什麽贏家?然而對於被綁上戰車的中國百姓來説,卻是不折不扣的輸家,有百分之五以上的中國人爲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這難道不是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當然對於毛澤東們來説,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麽:因爲這是戰爭中必要的傷亡,最好餓死一半人,另外一半人就可以吃飽了。也許劉少奇尚存一絲惻隱之心,覺得"人相食,要上書",從此他就不再被毛視爲戰友,而淪爲毛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頭號敵人。


谨防慘劇重演


今天爲什麽還要去研究半個世紀前發生的浩劫呢?始作俑者毛澤東已離世35年,鞭尸揚灰也於事無補,幾千萬餓殍不能復生。然而當今那些正史修撰家們雖然不得不承認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實,卻偏要說"總路綫……反映了廣大人民群衆……的普遍願望",目的是"想把事情辦好",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只不過存在"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缺點"而已。領導人的責任則是:"經驗不足"、"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的作用"、"沒有……調查研究",最多再加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僅此而已。當然也沒有忘記把責任歸于兩個敵手:"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我不想責怪那幾十位在正史版權頁上署名的先生。因爲最高統治者干預當代正史修撰也屬於中國特色之一。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英明睿智的李世民就親自干預過唐史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他滿意了,然而既然玄武門之變是正當的,他自己的兒子們爲了奪取繼承權的爭鬥又有何不可?他束手無策。今日為毛發動的大饑荒辯解的諸公,會為後世留下一筆什麽樣的遺產呢?如果說,把幾千萬生民當作棋局中的棄子是可以容忍的話,那樣的人間慘劇勢必還會重演。君不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下,在完成GDP指標的帶動下,在权力財富的利益驅動下,環境惡化、災害迭起、事故頻仍,農民失去土地、住戶失去房屋、工人失去崗位,城管驅逐商販、安保驅逐訪民、……這些斑斑血淚難道不是警示嗎?如果在執政者的眼裏,百姓仍舊只是數字,只是棋局中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不把他們當人,那麽誰知道下一次的大饑荒什麽時候到來?

感謝馮克先生從中國大陸各地檔案館的故紙堆裏揭示出這場浩劫的真正原因:不把人當人。把人當不當人是一個社會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綫。有朝一日,中國人真正可以完全擺脫不被當人的境地,成爲真正有尊嚴的人,馮克先生功不可沒。所以我為馮克先生榮獲英國塞繆爾·約翰遜文學獎而感到高興。祝願他在人文科學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成果。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2011年10月27日星期四

廖祖笙:我在大监狱和小监狱

图为廖祖笙夫妇和爱子的遗像



我被关押后,妻和母亲、岳母大放悲声,仰天而哭。母亲和岳母今年同是86岁高龄。母亲为打探我的消息,在四处奔走中摔伤了右腿。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了5个白天,6个夜晚,获释后简直不敢相信镜中急剧消瘦者,是本微胖的自己。嚷着要瘦身的妻,也蓦然颧骨突出。

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虽经内人悉心调理,但我仍觉身体不适,慵懒得要记录这段人生的磨难,也一拖再拖。文字在疯狂的强权面前何其苍白,充其量只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印痕。而这在他们抑或只是又一次开始。我知道不将我夫妇俩折磨至死,恶势力是不会收刀检卦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作家,怒言要杀了某个政法委书记,虽说的只是气话,但其间无疑蕴含了故事,也给人以足够的想像空间和反思。在我哪怕只是一种愤怒的排遣,固然也不该说类似的气话,但这从又一个侧面所凸显的,又何尝不是伤天害理的残酷迫害,强加给人的难耐呢?

凭借我在外力作用下所说的一句气话,就迫我蹲班房,并折磨我全家,所引发的心理暗示适得其反,会使人油然推断:一个作家不堪长期迫害,只说了句气话就要吃牢饭,那么写下过大量令当局不悦的文章呢?匪类恼羞成怒、投鼠忌器杀了其孩子,这八成也是干得出来的。

我一家所遭受的迫害,要比外界所知道的更为严重。为免自己处境更加艰难,有些事情我不能对外详述。讲述这次的无妄之灾以及事件背景,我也只能是以粗线条的形式,大致勾画,有所取舍。在全然不讲法理和道德的荒野,文字的言说有如羊膻,有时只会招来狼群而已。



他们仅凭一句气话,就在8个多小时里将一个作家囚禁在铁笼内,随后又将我关了5个白天,6个夜晚,只是一种幌子和警告,其真正目的在于钳制我的生命自由和言论自由,以阻止我摆脱迫害,逼使我继续处在高压之下。我的被抓起因上街卖房,故而不能不讲述卖房的背景:

正月期间国保和片警登门,我就已坦承自己的打算:妻子取环后一直没怀上孩子,我夫妇俩准备用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35万元,拿5万元去找出妻子不孕的原因,用30万元开个商铺,以免被封杀后坐吃山空。国保听后当初还挺高兴,说这样的话,政府对你廖祖笙就放心了。

我不该明说不准备在本地经商。每每有人和我夫妇俩说起梦君,我们的胸口就要痛上一次。这还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般"和谐"生态,使我夫妇俩感觉到了僻壤的恐怖。当时我因言被"取保候审",行伍出身的我家乡观念较强,不想让家乡官方陷得更深。

结果贷款遇到阻碍,银行的人说有批示"不宜贷款"。我致电国保,请求予以协调,国保要我夫妇俩去找政法委领导,我夫妇俩去了,但在推三阻四中看不到助人的诚意,于是写了篇文章向上反映自己的生存困境,岂料次日公安就"命令"电信对我家断网、断电视到现在。

憋屈和恐怖的不只这些。我家曾被警方包围过,我也屡被传唤,被骚扰,房门旁被刻有侮辱我的字画……许是巧合,在我发布《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的当天,有人拉了满满一车的煤气罐,把车停放在我窗外任其暴晒,我夫妇俩找了保安两次,司机才来把车开走……

我夫妇俩的社交圈不断遭到破坏。某些人对我的故交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只会比我更清楚。已有故交告诉我们,有司某官员曾向其明示,谁和我走得近谁就没好果子吃。在故乡我夫妇俩再不能像当年那样,宛若水中的游鱼,而是被隔离开来,难于和乡亲们有正常的交往。

在维稳经费高于国防开支的"和谐"年月,悲惨的人生会衍生出巨大的食物链,也可能或多或少滋生着贪腐。早前在家乡亦商亦文,也曾春风得意的我,这次回乡定居,有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我夫妇俩发现我们无尽被啃食人血馒头的男女纠缠,这并非我们所想要的生活。

心灵的伤口鲜血淋漓,回乡后非但不能愈合,在换了政法委书记后反而被不时撒盐。这个政法委书记和其前任大为不同,迄今不曾找过我,我夫妇俩去了政法委几次,也一次没见着他。我觉得他官僚,工作方法不如前任,简单粗暴,对他有所抱怨,认为他有责任制止迫害。

前阵子我遇到信访局局长,也让局长给政法委书记带话,要其制止迫害。我说我家已是被断网、断电视两百多天了,就这事,我已向县里的多部门反映了两次,但到现在没人管,这让我夫妇俩真没办法正常生活,这样会逼得我夫妇俩跟人拼命。不料这也成了"证据"之一。

我夫妇俩在当局对我们断网、断电视不久,就已感到心寒,决意卖掉房子离开,但在街头贴出的卖房小广告往往很快被撕掉,而且有一阵专撕电话号码。在仅有的3家中介放盘,不见任何效果。总算熬至房产交易旺季,电话的接听又出现明显的异常,于是只能上街摆摊卖房。



我夫妇俩被乡亲们反复问及卖房的缘由,我一遍遍讲述,一天天声音嘶哑,后来说得烦了,于是在A4纸上打印了两段文字,简述自己的卖房缘由。党国警察在抓我之前,就已多次来抢夺这张贴在我们自己摩托车上的A4纸。随后我便有所风闻,当局在准备把我给"弄进去"。

2011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我夫妇俩像往日一样在市民广场上静静坐着,突然来了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说要对我夫妇俩进行传唤,我要其出具法律手续,他们说去后会把手续补给我(后来没给)。我们不想去,结果十几个警察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将我夫妇俩硬往警车里塞。

警察的蛮干,当即招来大量群众的围观。我也感到窝火,故随口说了句,你们这样搞,等于是在逼我夫妇俩去杀了政法委书记×××。后来警方竟倒果为因,制作对我的处罚决定书时,写成民警巡逻至广场时,看到有很多群众围观,经询问得知我在扬言要杀掉政法委书记。

在那样的情况下,别说我被逼得说出了那样一句气话,就是说出了任何气话,均属正常。街上每天说了类似气话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还有说得更激愤的,倘使个个都要像我一样,被当局另类"以言治罪",就是把整个中国的楼房全部改成囚室,只怕也还是要人满为患。

在肢体冲突的过程中,我妻子的提包和衣服被警察们扯坏,手脚也多处被他们抓破并现出淤青。被控制在警车里了,我妻子拿在手上的摩托车头盔还被一名警察抢走,扔在车外。妻要求车外的一名警察帮她捡起头盔,那警察一脚把头盔踢出了老远,说:"去你妈的头盔!"

在警局我夫妇俩被他们分开扣押。他们解去我的皮带,之后对我全身上下进行搜身,接着将我关进一个两米见方的铁笼子,开始给我做笔录。他们这次共给我做了两次笔录,第一份笔录侧重于问卖房的事,第二份笔录则围绕我的那句气话以及我过去写下的政论、时评讯问。

做第一份笔录时,我几次问他们百姓卖房不能如实讲述卖房缘由的法律依据何在,他们依然答不上来。有人在等着看笔录,也许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仅凭我上街卖房,就弄我去蹲班房,理由不够充分,操作邪门,于是后来又给我重做了笔录。以前他们传唤我都只做一次笔录。

做笔录并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夫妇俩在警局却被拘禁了8个多小时。当时我多次强调家里有两个86岁的老人,我母亲和我岳母见我夫妇俩迟迟未归,肯定会受到惊吓,但说了和没说一样。那时我就感觉这是恶意的报复,他们在折磨我夫妇俩的同时,不惜折磨我家里的老人。

其间我几次上卫生间解手,也都有几个警察跟着,而且不让把卫生间的门给关上。后来我和妻子见了面,妻子说她上厕所时,状况与我相差无几,区别所在,只是近距离监视她上厕所的,是一个女警察。那天我衣着单薄,被他们长时间拘禁在那个铁笼子里,感觉又冷又饿。

妻后来在拘留所探视我,说为她做笔录的警察,当时只顾埋头书写,根本就是在自问自答。他写一会儿,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回来后又写一阵子,又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常被国保骚扰的我知道所谓的笔录是怎么回事。看到妻蓦然消瘦并泪眼汪汪,我的心里满是怜惜。

笔录做完了,国保们隔着铁笼子的栏杆和我没完没了东拉西扯,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围绕着我那篇《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说事,二是说我在一些文章中为身陷囹圄的异议人士说话,是在搞"串联"。他们嘻嘻哈哈,俨然在这种折磨中,感受到了一种快意。

快深夜一点了,警方宣布对我拘留5天,准许我妻子回家。他们要我在拘留书上签字,我拒签,并愤然指出:"这是中国法律的耻辱!这是中国人权的耻辱!"要和妻子分开时,我不只一次对我妻子说:"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一定不会自杀、自残!"



被押送到拘留所后,我刚扎上不久的皮带又再次被解走,被警察又搜了一次身。我被关进了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关5个人的号子,大统铺上当时已经睡着两名被拘留人员,这两个人后来被挪到了隔壁的监仓。在被囚禁的6个夜晚当中,我单独一人在这个号子里捱过了4个夜晚。

号子里装有摄像头。我得知这个摄像头在将我关进来的前两天,加装了一条视频线。我看到新连接的视频线露在塑料管外面,接口崭新,亮闪闪的。"卧室"没门,窗户上无挡风玻璃。"卧室"外有个小"天井",上面罩有钢网,"天井"里有个洗脸池,还有个蹲式马桶。

我在这的遭遇连杀人犯都不如,吃喝拉撒睡均得在牢门内进行。隔壁监仓关有一个烧伤了手脚的杀人犯,白天有家人照料,晚上有被拘留人员照顾,他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到外面的走道上吃饭、聊天、晒太阳。而我不行,不能放风,也不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块进饭堂吃饭。

其他被拘留人员相对自由,白天的监仓门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能整天在外面的走道和一个院子里活动。而我在被囚禁期间,只在短时间内4次走出过监仓:第一天和第二天,在所长的准许下在走道上呆了一会儿,第三天因妻子探视出来过,第五天国保找我谈话出来过。

一日三餐有人按时送来,伙食极差。米饭颜色奇怪,透着淡淡的蓝色,这种米饭是我先前所不曾见过的。我有所顾虑,加上也根本就没有心情吃喝,因此差不多是饿了5天。有时饭不沾唇,有时则勉强自己吃两三个汤匙的米饭。心想不要饿倒在这地方就好,能活着出去就好。

每天的饮用水,也是有人隔着铁门上的监视孔给我递来的。我对这种"专门为你一个人这样服务"的特别监管方式,内心充满了不信任,但是每次把送来的茶水或白开水都礼貌地接下,并向送水者道谢,之后就把水杯放到一旁。实在渴得受不了,我也宁愿喝点自来水解渴。

这个号子里本来有三张凳子:一个塑料凳,一个竹编靠背椅,一张藤椅。但在我被关进来的第二个上午,全被拿到了外面的走道上。看守在将我单独撵进号子时,我要带个凳子进去,不让带。于是我基本上得在大统铺上坐卧,日夜的一举一动,都在那个摄像头的监视之下。

第4个夜晚十分恐怖。外面有人来回走动,这个监仓的铁门拉栓时不时被人轻轻转动或是拉动,直闹腾到半夜。单独睡在号子里的我,内心七上八下,在这期间因了那声响,也一直睡睡醒醒。这个夜晚,我感觉特别的无助,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随时可能被人轻轻捏死的蚂蚁。

一方面我被隔离关押,一方面每天有人隔着监视孔找我说话,这些人里有看守,也有被拘留人员,说的话宛若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就是异口同声叫我不要再写文章了。我在被关的第5天,仍在问为什么一直这样将我关着,不让出去放风,有人答曰:"因为你是政治犯!"

这天上午我向拘留所方面提出最好让我晚上一点前回家,省得我在外面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超期羁押。结果当天下午,有两个国保来把我叫到会议室谈话,谈的都是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事。国保说,你以后有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都不会对你再客气,我们盯上你了!



阴森的牢房关得住人的肉身,但关不住人的思想。妻子给我送来的恰好是一床军被,我躺在军被里,又冷又饿,晚上听到楼顶武警巡逻的脚步声,白天听到他们在操练在打枪,想想这国家已是成了这副模样,想到自己竟也身陷囹圄,想到当兵在外的日子,就觉得真够讽刺。

在看守所里苦熬,虽然度日如年,使人难耐,但想到就是坐在家里,我一家人就连上个网、看个电视,在"和谐社会"也已变异成了一种奢侈,内心不由有了对大监狱和小监狱的对比,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泰然。其间我也浮想联翩,想得较多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的艰难。想到我写评论后所遭遇的种种,想到我为反对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被关后竟还不能和杀人犯、盗贼、抢劫者等等,同等享有十分有限的权利,便也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反对派人士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凶险和艰难。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党国,来得真可谓穷凶极恶。

二是为这个党付出不值。我立过军功,为党国付出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年华,在部队机关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当时劳累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垮掉,回到地方后,在写作中也多为忠告,呕心沥血,华发早生,可在我遭受接连不断的迫害时,这个党在哪里呢?党的正气在哪里呢?

三是这个党莫非朝中无人?若非朝中无人,何以手段极其下流,竟要长期默许纵容公安来对付一个苦难的文人?警察的工作职责真的是不择手段修理作家吗?文字上的事情本当在文字上解决。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学会高贵、优雅并走向博大,在政治团体而言到底有多难?

那些天,我每天在逼仄的号子里不时来回踱行,想到了"蠢人执政+恶人执政=和谐盛世"的混帐公式,想到了一些本来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却一直这样久拖不决,想到了大江南北的惨象万千和悲声四起……当然,我同时也想到当局对我百般折磨,实无必要,且无意义。

何以没有必要?我不过是一介文人,而且是个心如死灰、言说场地非常有限的文人,党国犯不着在我的身上不断浪费国家资源,甚而动用国家机器,更犯不着为悲惨若我者有失"大国"风范。我再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与其愚蠢到用强权压服我,毋宁尝试从心灵上折服我。

何以没有意义?我清楚地知道我为何而活。于私而言,我希望孩子的亡魂能安妥,希望正义得到伸张,祈盼司法重拾尊严。于公而言,我希望看到国家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实现的那一天。故此别说关我5天,就是将我放逐于荒岛,活着我就必会以百般的坚忍迎接朝阳!



我在22日天亮时分,终于被允许回家。回来后电话的接听更是异常,我的一些亲人在使用电话时也发现反常。一场噩梦,未必就已经过去。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自己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情景,忘不了被囚禁在号子里的一幕幕,忘不了母亲右腿的伤口,忘不了妻子婆娑的泪眼……

黑夜醒来,我仍然不敢相信正居住之处,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从20岁开始就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人见多了,鬼也见了不少,可我这几十年来在异乡所遭受的凌辱,加在一块,也不如这一年多来在家乡所遭受的十分之一。还能再说廖梦君的惨烈遇害是地方行为吗?

当初我不过是希望政府正视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撰文谈论的不过是一些民生的问题,结果却"莫名其妙"家破人亡,随后在国内传媒和网络完全失去了表达权……我夫妇俩创伤累累回到家乡,岂知家乡在世事苍茫中,竟然也是物是人非,竟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许多时候,我在让自己努力去理解。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在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步步紧逼,换来的是一次次迫害的升级,一次次对我夫妇俩做得更趋恶劣!我夫妻俩就是再柔善可欺,在这种"大环境"下胡作非为就是再安全,也不能整人无度啊。

这种罪恶体制下的公门中人,除了"当今圣上",哪个吃公家饭的,会没有"上面"?"上面"如何如何,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能真正成为逾越起码底线、放任自我沉沦或助纣为虐而免于良知叩问的充足理由。"上面"让你整人你就去整人,你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既然我的回乡在有些人来说是个麻烦,那么就干脆给我夫妇俩办两本护照,让我们走得远远的,一了百了好了。可我夫妇俩的出境自由被非法剥夺。那么,我在本国自由迁徙,另换个环境生存,这总可以吧?然而似乎不行,只是想卖了房子走人而已,居然也会被弄成这样。

我曾以为在故乡能安放一张书桌,现实告诉我这完全是奢望。我曾想尽一分孝道,陪伴着两位老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但他们总让老人哭泣,并一次比一次受到更严重的惊吓……我不过就是在文字层面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已,一个"泱泱大国",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一处洼地的沦陷,何尝不是整片荒野全面呈现扭曲的反射呢?沿袭了几千年的某些道德传承,而今竟然不要了,已在弃之如敝履了。一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也反复出现了公然的模糊化。那么,往后让这国家雨霁云收或奔向井然有序的起跑点,又是什么呢?

史无前例的人生大痛,加上回乡后所深味的种种凌辱和悲凉,使我夫妇俩已是无法承受更多的凄风苦雨,我们早就受够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定期修理",宁可隐居于深山野�,也不想再领受类似变态的高压。故乡让我们这般伤感,就是房子不要了,我们也将寻找新的开始!

写于2011年10月28日
(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伟光正"与绝人之后的恶魔连袂共舞第1930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断网、断电视231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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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主持人不择手段违法,参选人千方百计参选――野靖春韩颖参选新闻


北京第一公民参选团的参选受到没完没了的非法干扰,十三联合参选人中除韩颖拿到候选人推荐表以外,选区都不给候选人推荐表,所以选民联名推荐这一步无法进行,只能在投票时以“另选他人”方式继续参加选举。

无论当局怎么压制,参选人都不屈不饶的顽强坚持。眼下,已经取得第一轮候选资格的韩颖,和被当局以卑劣手段(初次推荐当天事前把她强行带去远郊)剥夺参选资格的野靖春,都在顽强不屈的继续开展参选活动。

1026日,韩颖参加了选民小组会,发现确定正式选举人的程序纯粹是走个过场,实际上完全是主持人说了算,选民都被代表了。

为此,韩颖决定,如果111日的候选人名单上没有她,就用“另选他人”的方式继续参选! 她特地发出以下微博:“@巴沟韩颖 : #韩颖参选# 请住在以下社区范围内或在这些地区上班的朋友们投我一票!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住在这些地区,请转告他们投我一票!海淀街道友谊社区、康桥蜂鸟园社区、三环社区、人大南社区、小南庄社区、立新社区、汇新家园社区、航空港社区、三义庙社区、新起点怡秀园社区、碧水云天社区。请转发,谢谢!
看到韩颖的微博以后,马上有人跟帖:“支持韩颖,我们大家都在118日,投韩颖一票!把不了解的候选人划掉,在另选他人处,填上韩颖的名字。”

为了甩开野靖春,西城区展览路葡萄园居委会再次采取了卑劣做法。

这天上午,乘她出外办事,居委会主任突然给她打电话,通知她下午2点召开第三次选民小组会。野靖春说自己在外面办事下午回不来,并生气的问:“为什么现在才通知我?”

主任说:“不是下午才开会吗?你在哪还回不来呀?”

野靖春说:“我还有别的事呢!”

主任说:“那你不参加小组会别说我没通知你!”

在这种情况下,野靖春只好克服一切困难,把下午约好的事改期,终于准时赶回小组会地址西城区展览路葡萄园2号楼。

她宣布:“小组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不会失去每一次向选民宣传的机会,请大家另选他人‘野靖春’。选举委员会想用这种手段阻止我参选,没门。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帮我助选。谢谢。”

为此,jianyingjia:写到:“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野靖春,118日正式投票时,我们大家把她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的另选他人处。并把不了解的候选人的名字划掉。”

其实,如此压制韩颖、野靖春们参选,在今年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中还是温柔之至的,在此之前,甚至还发生和她们一起宣布参选的吴丽红在对强力机关人员的非法侵权提出起诉的情况下,在开庭中用电棍击昏并判处行政拘留十五天,期满后还强行带出北京不让回家的咄咄怪事——真不知人类选举历史上几曾有过中国这样光怪陆离的民主选举?

                                                      2011-10-279:30

喬布斯常被純粹的美感動 找到蘋果電視製作方法


艾薩森:喬布斯常被純粹的美感動
編譯邱鴻安綜合26日電



圖片 1 / 2
「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森。(美聯社)
「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森接受美聯社的訪問,他說喬布斯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而且他有很動人的故事,所以他「只是聽他說」(I just listened)。
艾薩森與喬布斯進行過超過40次的長談。他說,喬布斯的妻子蘿蘭2009年初找他,對他說:「如果你要為喬布斯寫傳記,最好現在就開始。」那時,喬布斯剛向蘋果公司請第二次病假。2011年初喬布斯再第三次請病假,這是最後一次,他在10月5日去世。
美聯社問艾薩森,他與喬布斯見面長達兩年,喬布斯是否病得很厲害?艾薩森說,其實在整個過程中,他病得並不厲害,只是到了後來很消瘦。
「我們作長時間散步,每晚他都與妻子和子女一起在家中的廚房吃飯,並不外出應酬,不出門上館子,也很少出門旅行。雖然他很專心於工作,卻常常在家吃晚飯。」
艾薩森說,喬布斯的感情豐富,這點令他最意外。「有時我抬起頭看他,發現他正在流淚,淚水流到臉頰上。」喬布斯說,他常為「純粹的美」而感動,這種美可見於產品的設計,也可以於廣告的創造;有時當他談到一個對他很重要的人時,他也會流淚。
艾薩森說到喬布斯很能影響身邊的人,改變他們的想法,他還以蘋果共同創辦人沃茲尼亞克的話作例:「你以為喬布斯的想法不可能,他卻有辦法令人相信那是可能的。」
有一次,喬布斯對一名麥金塔電腦工程師說,請他改寫程式,令電腦的啟動時間縮短10秒。那名工程師說不可能,喬布斯於是向他說,如果你寫出更好的程式,可以挽救一個人的生命,你會不會去嘗試?結果工程師果然去嘗試,又真的寫出一個更好的程式,不只縮短10秒鐘,還總共縮短了28秒。
蘋果沒有了喬布斯還可以繼續成長嗎?艾薩森說,蘋果現在的成就,並不是一個人的努力成果,而是一家公司的努力成果,只要喬布斯培養出來的人還在,蘋果就可以生存下去。
喬布斯的執著
邱鴻安

24日上市的喬布斯新傳透露,他性情孤往,喜批同業,蘋果員工也是受害人,他又拒絕開刀做手術,以致拖延治療,癌病惡化,如果願意開刀,現在可能還未去世,但另一方面,他為人憤發,尤其2004年患癌後,銳意向前,創出iPhone和iPad的驚天成就。面對這些好像矛盾的現象,我們可以怎樣去看?
在蘋果總部的追悼會中,蘋果員工被拍到穿上印有喬布斯一段話的T恤,那段話說:人生苦短,不要受人影響,不要被別人的意見所左右,要活出自己,要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要有勇氣去按內心的聲音而行,因為這最重要,其他一切都只屬次要。
蘋果員工將話穿在身上,顯然要拿它作為指導人生的思想,這段話也可用來看喬布斯的人生。其中有兩個重點。一是找出自己內心的聲音,人必須找到內心渴望要做的事,然後人生才算有方向,對於喬布斯,要做的就是科技產品。二是找出對要做的事的願景,對於喬布斯,科技產品必須簡單、優雅、漂亮和易用。
在人生苦短的催促下,喬布斯不顧天不顧地,一意孤往,只按內心的方向和願景勇往直前;因為有這種特立獨行,所以才會批Google批蓋茲和批員工,另外卻又用盡氣力,朝著方向,實現願景。
哲學家牟宗三說,人必須找出自己的生命核心,再用生命核心去努力,為學做事才有成功的可能。喬布斯找尋的內心聲音,正是他的生命核心。
美國哲學家蘭德(Ayn Rand)也說,歷史上的開創者,沒有什麼武器,他們有的就是自己的願景。喬布斯正是這樣的一個開創者,他心裡沒有天沒有地沒有別人,只有自己的願景。
在開創過程中,喬布斯遇過無數的懷疑者,懷疑令他的孤往更為凸出。1985年,喬布斯被逐下台,離開手創的蘋果公司,當時的蘋果執行長史考利對他說,高科技是不能化為商品的。2001年,喬布斯要設立蘋果專賣店,商業周刊預言專賣店不會成功。2003年,喬布斯推出iPod,哈佛商學院一名教授說,iPod將會成為被丟棄的產品。2010年,喬布斯推出iPad,當時的Google執行長施密特對他說,沒有人會使用平板電腦。
但是,喬布斯顧不得那麼多,如果他聽從這個人或那個人的意見,他還可以開創出新天地嗎?不顧天不顧地,只按自己的方向和願景孤往向前,可能是開創者必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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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布斯傳下手不留情
邱鴻安

「喬布斯傳」明顯走揭露細節的寫法,書中揭露的細節,主要分兩類,一是喬在斯創造科技產品的細節,藉此顯示他是個天才,二是他個人生活的細節,藉此顯示他的行為怪異無情。作者艾薩森與喬布斯約談40次,又訪問了超過100名他的親人、朋友和員工,談話內容是大量事實的來源。
在個人生活中的部分,包括了1985年他被逐出蘋果和1997 年重返蘋果的過程,這是他生平的重要事項,現在得到了澄清,不過,最能反映他不合人情的,要算是他放棄親生女兒的故事。
麗莎是喬布斯與女友克莉森所生的女兒。書裡說,克莉森懷孕後,喬布斯可以完全置諸不顧,直到麗莎13歲時,才讓她搬進他家。麗莎後來考上哈佛大學,擔心父親不肯付二萬元的學費,結果一名蘋果員工借錢給麗莎,喬布斯後來將錢還給那名員工。他如此對待自己女兒,可能與女兒在他23歲時出生有關,因為他自己也是在生父23歲時出生的。
喬布斯對待他身邊的女性也很不合常情。他後來與蘿蘭結婚,蘿蘭婚前懷了孕,他那時還有一個女朋友茱迪,他到處問朋友,到底該與蘿蘭結婚還是與茱迪結婚?
喬布斯很迷1960年代走紅的歌星鮑勃•狄倫,狄倫與當時的民謠歌后瓊•貝茲交往,以致喬布斯後來也與貝茲約會。有一次他對貝茲說,她的衣服不好看,於是開車帶她到巴洛阿圖的史丹福商場,替她選一套紅色衣服,卻無意出錢買下來,甚至在她表示沒錢之後,仍無動作。
由於傳記揭露大量事實,所以在上市前後,書評都被不為人知的事實所吸引。不過,在最初反應之後,書評已轉向,改為對書作出評價。
在此之前,艾薩森寫過「富蘭克林傳」和「愛因斯坦傳」,兩書都很有洞見,獲得很高評價。富蘭克林是美國開國先賢,愛因斯坦是20世紀上半葉的人,艾薩森因此享有時間的距離,在大量研究的基礎上,洗鍊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現在寫「喬布斯傳」,卻沒有這種距離,在他執筆時,喬布斯不僅還在生,他對世人的影響也還沒有定論。
除了沒有時間距離,艾薩森也沒有作者與題材之間的「批評距離」。在兩種距離都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喬布斯傳」只能著重細節,欠缺評論,更遑論提出什麼洞見。
艾薩森是喬布斯選定的作者,兩人又談話40次。最後一次談話,在他死前兩個月,那時的喬布斯,已躺在床上,消瘦衰弱,他拿出舊相簿,翻給艾薩森看,還問艾薩森:「書裡必定記載了不少我不願看到的事罷?」艾薩森執筆時,病榻上的喬布斯,還歷歷在目,在這種情況下,自然難有什麼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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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電視 喬布斯找到製作方法
編譯邱鴻安綜合23日電

喬布斯的新傳記,24日正式上市,圖為書店23日擺好陣勢,準備第二天大賣。(美聯社)
喬布斯的新傳記,24日正式上市,圖為書店23日擺好陣勢,準備第二天大賣。(美聯社)
喬布斯的新傳記要到24日上市,但過去數天各傳媒紛紛揭露書中的內容,其中之一,可能是最震憾的內容是:喬布斯對傳記作者艾薩森(Walter Isaacson)說,他已找到製作一部全新電視機的方法,這部電視機可以改寫電視機行業的發展,就像iPhone和iPad改寫手機和電腦兩個行業一樣。
艾薩遜在傳記裡寫道:「他希望自己能夠像改寫電腦、音樂唱機和手機三個行業那樣,再改寫電視機的發展。他說希望可以製造出『簡單而優雅』(simple and elegant)的電視機。」
艾薩遜繼續寫道:「他對我說:『我要製造出一部綜合多種用途而且徹底易用的電視機,利用蘋果的雲端技術(iCloud),將所有的功能集於一身,人們將無須再為播放影碟、選擇有線電視台和使用複雜的搖控器而煩惱。』」
「我這部電視機,還會有人們難以想像的最簡單的使用介面(interface)。我終於找到了方法,可以製造出這樣的電視機。」
「蘋果電視」(Apple TV)已傳言已久,但始終只聞其聲,不知內情,大家只能猜測蘋果電視機是否能夠像iPhone和iPad那樣,成為開創潮流的革命性產品。現在喬布斯終於透過傳記,說他已找到了製作方法。
艾薩遜當然無法猜測「蘋果電視」是否真的能製造出來,如果它真的出現,那麼揭露喬布斯已找到製作之法,就成為全書透露的最重要訊息。
喬布斯生前曾出席全數位會議(All Things Digital ),當時曾經談論過電視行業,他說除非找到新的「市場策略」,否則電視行業的發展就只會繼續萎縮。從艾薩遜所記,喬布斯所謂的「市場策略」,就是利用雲端技術擊倒現在控制電視業的多家有線電視公司。這是一項難度極高的策略,現在的問題是,蘋果在沒有喬布斯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這項策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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