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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吴邦国“八确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思考之十五

                        杜光


       (一)提出“八确立”、“五不搞”的社会背景

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和“五不搞”,出现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看来不是偶然的。它是近几年改革与垄断、民主与专制的理论对抗的产物。
近几年来,改革与反改革、民主与反民主的对抗与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垄断与反垄断、专制与反专制的对抗与斗争,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这是值得高兴的。
22年前的血腥镇压和随后的清查清洗,把体制内外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网打尽,反改革反民主的高调一时甚嚣尘上。经历了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和民主的力量才逐渐复苏。在朝者推进改革、突破垄断的努力,在野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呼声,都有日渐高涨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有了互联网,民间的民主思潮获得了一个丰沃的园地。正是这个当代科学的产儿,在进入新世纪后,突破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导向,哺育了一代的民主主义新人。它已成为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斗争阵地。人们在互联网上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维护公民权利,揭露贪官污吏,对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个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引起了权贵垄断势力的警觉,于是就有了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批判。由于他们垄断了全国所有的传播媒介,因而整个批判过程呈现一面倒的围剿之势。中共中央宣传部在2009年5月出版的《六个为什么?》,是批判与围剿的理论总结,从理论上全面否定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与主张;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五不搞”,则是批判与围剿的政治总结,从政治上全面否定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与主张。有了这两个总结,反改革反民主的垄断专制力量似乎可以高唱凯歌、得胜还朝了。
幸而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互联网,使我们有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园地,从理论上、政治上对《六个为什么?》和“八确立”、“五不搞”作出回答。前面的14篇文章,就是适应这个社会需要和历史任务而产生的。

(二)“八确立”、“五不搞”的要害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八确立”的前四个“确立”,实际上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翻印版,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同政治体制改革互不相容的。它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有力的借口: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马克思主义等等作为指导思想,这个体制不是很完美吗?还要改革什么?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在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时曾经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是经济上垄断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思想上垄断真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三垄断”的中国版,是粉饰“三垄断”的理论涂料。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证了对思想文化的垄断。这正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
改革开放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突破三大垄断(或者加上在社会领域对公民权利的垄断,则成为四大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把专制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所以,改革开放同粉饰四大垄断、掩盖专制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处于对抗状态,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本质上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史。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领导集团内坚持改革的力量同维护专制的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不同发展方向的指导方针扭在一起,既缺乏逻辑的合理性,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结合。说它是妥协的结果,是因为两股势力都在指导方针里保留了自己的立足点,同时也容纳了否定自己的因素。但由于专制主义有着长期积累的深刻影响,而改革开放则是经历了文革之后的社会觉醒的产物,只有几年的历史,两者实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悬殊,使改革开放始终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步履艰难、政治体制改革彳亍不前的基本原因。

   (三)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八确立”、“五不搞”

“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扼杀思想解放、阻挠体制改革为使命的。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具有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迷信,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些人指责有关的文章和讨论是“非毛化”、是“砍旗”,甚至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作了高度的评价。但对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讨论。
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并经华国锋同意,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按照原定计划,会议分两个阶段,春节前开10天,春节休息,春节后再开10天。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高潮里召开这次会议,毫无问题应该是一次进一步思想解放的会议。尤其是会议第一阶段,集中了在北京的约200名理论工作者,多数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加上开幕式上胡耀邦做了引言报告后,刚从邓小平家里赶来的周扬向大家传达邓小平对会议的意见:“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这更使大家深受鼓舞。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在进一步深入批判“两个凡是”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梳理了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分析了现行政治制度的得失,并且理直气壮地揭露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从理论上剖析他所提倡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谬误和危害。这些深刻的见解和犀利的剖析,是对专制主义的有力声讨,它很有可能推进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运动,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这个发展趋势引起了那些专制主义维护者的惊恐。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记载,胡乔木在春节前一天对邓力群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话,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还感觉到胡乔木“为此感到很不安”。
胡乔木深知自己是无力阻挡这个思想解放大潮的,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只有邓小平。他清楚了解,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虽然支持思想解放运动,但同时也是专制制度的坚决维护者,绝不会允许任何运动损害他赖以安身立命、使他位高权重的专制制度。
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一开始,就在3月30日请邓小平讲话。胡耀邦和多数与会者本来期望邓小平的讲话能够对思想解放运动有所促进,不料他讲话的主旨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使胡乔木“感到很不安”的“五个否定”正相对应。从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会议没有按原计划用10天时间来深化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只是讨论了邓小平的讲话,4月3日就草草结束了。一场正在奔腾汹涌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来可以引向革除专制体制、走向政治民主的轨道,却被邓小平的铁腕扼杀了。这既反映了专制主义传统的深厚,也表现出刚从文革中苏醒过来的民主力量的脆弱。
当然,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告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内还十分强大的专制势力对党内外的民主诉求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反攻。从此之后的五十多年,四项基本原则一直是维护专制的顽固派用来反对改革、反对民主的利器。九十年代后期权贵资产阶级形成和毛左派兴起后,它又成了这两大顽固势力百宝囊里的法宝。
在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五不搞”里,前四个“确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后四个“确立”和“五不搞”,都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或延伸。“八确立”意味着现有政治体制已经十分完善,不需要进行改革;“五不搞”则是公然拒绝改革。我在前面的14篇“思考”里,已经揭示了“八确立”的虚伪性:这些所谓已经“确立了”的东西,实际上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是用来掩盖专制主义实质的画皮。我还指出:“五不搞”的内容,不过是一些进行改革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经过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才能最后确定是要搞还是不搞。现在就悍然宣布“不搞”,不但拒绝了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排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还剥夺了广大民众参与讨论这些方案的自由权利。

   (四)“八确立”、“五不搞”是理论上的蒙昧主义

这些掌握着党政大权的高官们为什么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已故的蔡定剑教授2008年在一次讲演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确实点中了反改革派的要穴。
思想的禁锢来源于理论的蒙昧。理论的蒙昧使得当政者在禁锢民众思想的同时,也禁锢着自己的思想。我在前面的14篇文章里,逐一剖析了“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谬误,由此也揭示了当政者的蒙昧主义。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当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蒙昧。邓小平曾再三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这就是说,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下,盲目地进行的。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这个难题的解决,构筑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但后来掌握党权政柄的人却没有继续前进,仍然抱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不放。“三个代表”提出后,在舆论导向的指引下,许多报刊大谈邓小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帮闲文章,除了令人作呕之外,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于是又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几年来,许多在名利场上奋斗的理论帮闲们著文写书,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它的理论内涵提出形形色色的见解。其中最有共同性的,是都把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分析,所谓党的领导,是用专政的思想和专制的方法来实现的,是一党专政和专制统治的代名词;公有制经济则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国家垄断所有制。所以,以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政治上专政、经济上垄断的中国特色专制主义。把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既自欺,也欺人,十足地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理论蒙昧主义;说他们用社会主义来掩盖专制主义,恐怕还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智商。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我们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里,已经作了简要的分析,这里不再多谈。我想指出的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毛左派之所以对社会主义津津乐道,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都钟情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专制主义体制。他们的不同仅在于,前者只想维持现有的专制形式,后者则想回归毛泽东的专制时代。对于前者来说,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现行的一党专政体制使所有掌握一定权力的高官小吏,都能获得以权谋私、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个政治体制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源泉,也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屏障。改革政治体制不但将剥夺他们继续以权谋利的机会,而且连既得利益也有丧失的危险。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才能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现有体制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最佳起点;如果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复辟毛泽东体制将更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势力虽然各怀不同的鬼胎,却能一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

   (五)从讨论“八确立”、“五不搞”入手,开展一场新启蒙运动

思想禁锢和既得利益,实际上也是提出“八确立”、“五不搞”以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根由和物质根由。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必须打破思想禁锢,堵塞既得利益者以权谋利的孔道。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选择,是开放报禁,实现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破除理论蒙昧最有效的工具。破除理论蒙昧,需要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共产党应当履行宪法关于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承诺,承认公民有权办报办刊、组织社团,使民间的报刊和社团成为新启蒙运动和监督权力的两大支柱。官方媒体应放弃热中于政治八股的传统作风,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启蒙运动提供论坛和园地。
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启蒙运动,可以考虑以“八确立”、“五不搞”的是非作为切入点,允许人们在报刊上和社团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场讨论的深入必将引向对一百余年中国历史和九十年中共党史的回顾与审视,从对历史的反思和再认识的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科学真理。与此同时,广泛介绍与传播古今中外先贤先哲的思想成果,把它同历史的反思和再认识结合起来,从中寻获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是监督权力、防止腐败的锐利武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现阶段民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建立强有力的、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以遏止贪腐和两极分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在官方无力建立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朝野的新闻媒体将发挥巨大的监督功能,并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前面的设想和推论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甚至难免有“痴心妄想”之讥。但是,互联网的普遍化和民间民主意识的觉醒,却使我对未来怀有谨慎的乐观。我曾经提出,体制改革、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是当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这三大运动的结合互动,将开辟中华民族的未来。我相信,专制制度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民主自由的光辉总有一天会普照中华大地。我们当代人的责任,是努力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尽管我们也许不可能亲眼目睹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绝不能放弃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希望我的这15篇“理论思考”能够在这方面多少发挥一些作用。

                                                       2011年8月30日

云儿:鲁迅先生如何为残暴辩护?

30年代左倾以后的鲁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党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革命和肃反中捕人、关人、杀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以致爱因斯坦等世界著名知识分子都表达过非议。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象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厄泼赖,虽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这在早期,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革命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先生靠拢了共产党,"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先生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

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
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
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换言之,他的所谓战士,是完全应该鄙夷人道主义的。鲁迅先生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反动,"甚至于毒害"。

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诃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诃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象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作为吉诃德的对立面,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DrigoPazz)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
――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
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
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
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
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理论:只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诃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

"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
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

指出了此点之后,鲁迅先生结合苏俄革命之初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诃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象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诃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
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
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
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
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
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
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
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
者相冲突。

鲁迅先生叹息,象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象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共产党为一党专制所作的辩护和预测却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

"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
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

我读到这里,心中一阵发冷:天啊!就因为反革命们一出国就痛骂高尔基,苏联肃反中那无数的迫害、流血和眼泪,就被证明是正当的了?!那种建立在"血迹上的掩饰",就变成完全正确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后的痛骂,来证明迫害运动的正当,鲁迅先生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共产党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当年新生的苏俄,有许多文学家受到迫害,以致丧命,鲁迅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左倾之前,他就很同情横死的苏联诗人诗人叶赛宁。这位写出了许多优美田园诗的伟大诗人,革命后遭到残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身亡。然而,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先生却告诉青年人,叶赛宁之死,不是因为革命的残暴,而是因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

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
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
"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
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
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叶赛宁这样对革命失望的人,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反动,"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我有时候很纳闷,许多在国民党统治下敢于站起来反抗的人,怎么一到共产党那里,面对形形色色的整风和迫害,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挺直腰杆来,反而想方设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了?这跟当年鲁迅这样受人尊敬的大文豪,帮着共产党灌输给他们这种远恶于传统专制的赤裸裸的极权理论,有没有关系?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457295)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

梁京: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2011-08-30

凤凰卫视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李克强香港之行的目的:“经济送大礼,政治暖人心”。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likeqiangfanggang/content-1/detail_2011_08/25/8677891_0.shtml 所谓“送大礼”,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确认支持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方式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这一举措表明中国将借助香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这不仅令香港,也令国际金融界颇为惊讶。这究竟包含著中国当局,尤其是即将主政中国的新领导人什么样的盘算?



对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金融知识不足,尤其是不懂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因此,读一读本期《南方周末》“人民币香港出海”一文,将不无助益。这篇报道不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作了介绍,而且对中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作了有深度的描述。http://nf.nfdaily.cn/epaper/infzm/html/2011-08/25/content_7002386.htm 

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篇报道回避了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当局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正如《南方周末》的文章所言,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是让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第二是让人民币作为一种能承担投资功能的国际货币,第三,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让它像美元和欧元一样,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这是货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其实在现实中,这三大功能很难截然分开。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背景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发生了重大危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崛起和美国短视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失衡,作为全球货币之锚的美元自身失去稳定。这一发展首先给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带来了机会,因为持更多人民币可以减少那些与中国发生大量贸易的国家的汇率风险。但是,由于美中两国都不负责任地大量发行货币,人民币的持有者不可能不用人民币进行汇率和资产投机,特别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制造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强烈预期,一方面又在国内制造大量资产价格泡沫。中国当局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热钱大量涌入,牟取暴利。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政策选择的逻辑就是,与其默许暗娼,不如让其“过明路”,理论上这样有利当局监管和引导。但现实是,这样的政策选择不仅风险极大,而且定会招致骂名。因此,惯于取巧且又爱惜羽毛的温家宝,一直拖延不决,以致国际金融界越来越怀疑中共并无诚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逻辑是,中共“为什么要取消资本管制,允许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全球货币呢?这样做会破坏他们的权力之本:对银行系统的控制”。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370 

李克强香港之行之所以让香港和国际金融界感到“惊喜”,就是他似乎表达了取消资本管制的政治决心。难道中共真不惜破坏自己的“权力之本”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时至今日,中共高层有保护共产党“权力之本”的“集体理性”已是一个有疑问的假设。李克强香港之行传达的主要是个人和派别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他本人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将坚持官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结盟的路线,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早已与资本的利益绑在一起。

由此引出的两个问题是,他和他的派别能稳定地掌权吗?即使能掌权,能继续让中国的底层民众承受不受制约的投机资本的盘剥吗?换句话说,能保证百姓不造反码?

对于李克强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来讲,这两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谁也说不准的明天之事。而真正重要的是,现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能够让各种投机资本在中国有利权贵的市场环境下再大捞一票。

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政治专制已经让领导人无法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因此,谁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真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结果只能是老百姓遭殃。六十年前,初迎中共政权的广东人认为“人民币”很不吉利,因为它与粤语“人民毙”同音。悲哀的是,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这种预感并非没有道理。


朱学渊评:胡德平领军“文革再批判……


学渊评:在文革余潮一波一波地袭来之际,胡德平(见图)出头领军“文革再批判”,这只能说明过去的“文革批判”是无效的。“文革”只是毛泽东对党内的做尽做绝,而危害中华民族的是共产主义本身,或即它的原教旨“阶级斗争”。胡德平要将文革“批倒批臭”,就必须将“阶级斗争”釜底抽薪。但是邓小平否定的只是“政治运动”,今天共产党再不否定阶级斗争,那么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非但没有错,而且很具有远见,邓小平陈云的后人不是都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了吗?大家就得眼瞪着薄熙来领军乌有之乡来剿灭共产党自己。然而,否定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换来的“合法性”又算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算得清其中的利害,于是刘源张木森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升级版)》,尽管那是回到辉煌中去的如意算盘,但是其中还是有可商量的余地。检验它的关键是他们对未来的政治结构(宪政)的计划,如果他们对“党禁”“报禁”“网禁”还抱着一往如故的态度,那就是再一次愚弄中国人民,共产党就一定要死在全国性的动乱中。

【中共多维新闻】北京学者举办座谈会炮轰中共弊政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苏共亡党二十周年,
又恰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
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腾讯网
支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三十周年座谈会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
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高调批评中共弊政。以下发言根据微博整理,或有错漏。——编者按

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
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的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
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
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
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
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
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
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
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
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
性。党内民主更值注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
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
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
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
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
念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
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
阶级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
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
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
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
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
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
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
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
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
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
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二、改革要有顶
层设计,全局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

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政权。公权力撒谎带坏国
民道德。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三十年过去了。党也
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六十年,现在要反思执政六十二
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
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一九六九年政变上
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
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
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文革十年,有
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
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
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
的路,象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
行吗?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
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
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
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
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
主导,改革是空话。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
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
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高
尚全,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法学家、决议起草者之一郭道晖: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
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
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
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
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
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
弃!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
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
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
政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建设为中心?值得讨论。执政六
十年了,应当认真研究政治。政治局研究经济,国务院讲政改,需要
思考。会抓老鼠是好猫,现在老鼠抓到了,猫打起来了。科学发展观
很有道理,具体落实没有做好。政治要让百姓讲,不要给人民讲政、
治。

张闻天秘书何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
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
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
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
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清华大学教授李�: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
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
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
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
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
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
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
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
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
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
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
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
党领导下的宪政。如果回到一九四五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
论、真正选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
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国历史学家吴思:决议是以八大为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否定无产
阶级专政。以经济为中心,计划经济一定打破,八大的理论站不住
脚。决议政治改革设想对头,目标现在没达到。当时说现代化实现后
搞民主,现在为何还没开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
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
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
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
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的
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
了保护公民的权利。政党政治代替了现代政治,政党政治有很多方面
要思考,要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把法制、宪法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
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三十年经济建设
取得巨大成熟,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
反思总结。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
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
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
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最大错误是找不
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他找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学渊评】。改
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
人的智商最低。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
善党的领导【想改善一党专制,是永远没有办法的,学渊评】。

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
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
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
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
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
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高阶级斗
争?学渊问】,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
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
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通钢事件。坚
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
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
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
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中国驻瑞典歌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
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
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
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法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
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
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
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
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
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
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
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
�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
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
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
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
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
敢放弃!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
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
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
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
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
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
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
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毛思想、邓理论如何整合?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都融合到一起。
里面的互相矛盾之处的解决,就需要创新。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
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
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
能用于一九七八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
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三
十二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
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
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在这次全
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由胡耀
邦和邓小平继任。

・・・・・・

学渊评:疑通篇是反话,阶级敌人用心良苦。

【光明日报】要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

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旗下光明网日前发表署名相晓冬题
为《要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长文,抨击骆家辉轻
车简从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及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是美国的“新殖民
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体现。该文发表于八月十五日,二十五
日被删除,但中共党刊《求是》杂志网站未删除,中国大陆网站纷纷
转载。全文如下:

1

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六十多年前,毛泽东曾以一篇《别了,
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
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

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
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
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
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

所谓旧式的殖民主义,其本质是西方工业资本和寡头垄断资本图谋支
配中国的政治、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最终谋取中国的物质资源以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扩张举措,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方向东方扩展势
力范围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以武装斗
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历史背景。

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以脑力劳动为主导的精神生产方式出
现了,但由于资本无能驾驭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使得资本主义从
工业时代的产业和寡头垄断资本演变为金融投机资本,从旧式的帝国
主义而走向新式的投机资本主义,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
国的殖民主义思维,它只是将旧式的殖民主义升级为新式的殖民主义
罢了。
2

新式殖民主义继承并保留了旧式殖民主义的一些成分,比如通过经济
的渗透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使得其他国家产生对其有利而对本国有
害的政治决策,甚至扶持亲美派的政治经济势力、豢养亲美派的精英
和说客,美化殖民主义,象利比亚的反对派得到西方集团的集体支持
而陷入空前的内战,这不正是一大明证吗?

新式殖民主义之新,乃是因为它也在与时俱进,比旧式的殖民主义多
了新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比如运用货币转嫁危机掠夺他国的财富、
以及调动资本部队去做空其他国家的经济、用强势的媒体信息传播手
段给落后国家的民众洗脑强化其崇洋媚外的奴性思想等等。

总而言之,与旧式的殖民主义更多的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威逼
利诱而图谋支配其他国家不同,新式的殖民主义,则是运用市场经济
的所谓投机智慧,综合运用各种媒体的信息传播手段、大规模调动投
机资本部队,去影响大众的心理预期、去干扰并影响其他国家的决
策,以使得其他国家落入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

如果将旧式殖民主义比作狼的话,那么新式殖民主义则是披上羊皮的
狼,虽然其外表发生了变化,但其掠夺的本性并未得到改变,如果一
个强盗能够在麻将桌上通过耍老千而谋取你的口袋的话,那么他就不
会去明目张胆的对你实施抢劫了,而如果他再将自己打扮的道貌岸然
的话,你也就自然丧失了警惕性,甚至不再将其视为强盗。

3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把“美”字贴在国门而不是写在心里的国家,他们
的美只是空挂于国门之上,而其国家意识的内心则仍然跳动着狼子野
心,他们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将资本的意志披上民意的外衣,再将其
变成国家的政策和行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
本质上都是被资本所支配的国家,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本
性,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也必然追求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
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高举人权大旗、高呼人道主义的头号强国却无视
北约的战机对利比亚的人权而造成粗暴践踏、无视这种侵略战争在利
比亚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手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旗帜只是在对
自己有利的时候才高高举起,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悄悄放下甚至藏
起,这种在利益面前而产生的双重标准便是美国的真实嘴脸。

美国人是笃信人性本恶论的,他们信仰基督教,并尊奉上帝,但却从
来不会将上帝装在心中而把自己变成天使,他们将教堂当成心灵的浴
场,而教堂却总洗不净他们的原罪,每次作恶之后,他们就去教堂面
对上帝进行忏悔,而在自以为得到上帝的宽恕之后,则转身背叛上
帝,继续作恶,他们来回奔波在善恶之间,却总不能自觉的弃恶扬
善,因而,他们也不能自觉将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升级为以义取利。

他们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天经地义,并通过媒体的话语权将其
美其名曰为“普世价值”,围绕这种思想建立起看似完善的三权分立
的政治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企图将这种思想体系传播到世界
各地,以支配其他国家,他们就是企图用自认为的先进思想来统治人
们的脑袋,为的是持续不断掏取世界人民的口袋。

4

美国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国之利而非全球大义,他们所追求的
永远是称霸世界而非德政天下,在认识到道德、正义、责任和良知这
些精神生产力的神奇力量之前,他们永远不会对全人类大爱无疆,不
会把地球变成相互友爱的人间天堂,而只会将其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
动物世界。

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利己主义的国家意识,这是洞悉美国国家战
略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演变的一把钥匙,也是扭转世界格局而实现大同
世界的按钮,只有将全人类的思想观念从资本的唯利是图升级为智本
的以义取利,才能使得全人类的思想精神从资本的奴役之下解放出
来,人类也才能彻底消灭战争而实现永久和平。

只要人类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已经走过资本统治的工业文明时代而
进入由智本统治的智慧文明时代,只要精神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代
替物质生产方式而驱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只要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没有从根本上从对立而实现统一并走向融合,整个世界将一直动荡不
安,并不断产生新的灾难。

在这个工业文明向着智慧文明、物质生产向着精神生产、体力劳动向
着脑力劳动转移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只要新旧生产方式的转换没有
彻底完成,只要全人类没有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只要没有找到全世界
共同富裕和平相处的根本办法,人类社会必将像分娩难产的母亲一
样,给人类自身带来巨大持久的痛苦——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
动乱、生态灾难、社会动荡乃至思想意识等诸多社会综合症还会进一
步爆发并长期持续。

在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得不到维护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民族将只顾一
己之私利,而国家与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必然通过威逼利诱、
巧取豪夺、相互暗算的形式转嫁危机,将自己一国的所谓幸福建立在
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冲突也就会在国家和国家、民
族和民族之间爆发,就像地球板块之间的挤压冲撞而引发火山地震的
自然灾难一样。

5

认清了这一世界大格局,我们就不会被骆家辉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这
个华裔的驻华大使是为了美国不是为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来,华裔
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吸引全世界华人的目光而召集民意,可以使他能够
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亲和力,而谁又知道,这恰恰暴露了美国以华
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呢?

果不其然,刚到中国的骆家辉,一下飞机就给中国的官员们来了一个
下马威,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以及热烈欢迎的豪华
排场、全家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显然,这
种做派更能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

但这是什么做派呢?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
片的作风,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务实求是的作风,
这种作风与众多官僚权贵们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讽刺——走
马还未上任的骆家辉先声夺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一堂重拾共产党
人优良作风的行为艺术课。

当然,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
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
中国的支持力量,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
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6

但面对这一阳光下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就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号
召而做好了准备,而敢于和善于批判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也是马克
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能够低头学习、伏案沉思并身体力行的政党
也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真正本色。

因此,我郑重而又严肃的建议、呼吁和号召中国的官员们,要向美国
驻华大使骆家辉同胞学习,学习他轻车简从脚踩大地的平民作风,学
习他不讲排场节省社会资源以追求生态和谐的低碳生活方式,学习他
不讲官话套话大话的务实作风。

骆家辉身上所喷薄洋溢出来的“美德”绝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而
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革命时代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一个敢于向对手低头学习的政党才
是一个能令对手敬畏的伟大政党、才是真正的学习型政党、才是战无
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汇聚民心、民力和民智的领导核心!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主动自觉清除官僚主义的病毒以确保自己机体的
健康,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将党和官分开以整顿吏治收复民心,
那就等着骆家辉掳走我们的民心和民意再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动手术
吧!但要知道,他们此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拥护马克思主
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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