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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萧瀚致冉云飞


致云飞兄
萧瀚

云飞兄见信如唔:

云飞兄,时间过得真快,上次见你,已是一年半前的2009年秋天了。那天中午,在你家不远的地方吃火锅,我还记忆犹新。去年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住院,后来你说没什么大事,我也就懒了,你知道,我一直都懒。

这封信,在这个电邮和短信时代,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收到,因为这个国家不允许无障碍的交流,否则,只能越过高墙去“非死不可”。

自从你19号那天被失踪之后,朋友们心急如焚,却也摊手无奈。给你打电话当然无人接听、关机,就是给嫂子打电话,也打不通。直到24日,在外面得到消息,说嫂子收到刑拘通知书了,涉嫌的罪名很吓人——“颠覆国家政权罪”。

林昭在狱中血书里说,她本没打算做谁的敌人,结果被当作最可怕的敌人。你也一样,多年来,你那么勤奋地著述,出版了20多本著作,近几年,差不多每天一篇时评——跟我一样,书生而已,手里无一枪一弹——却在一个武装到智齿的政权那里变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者。

记得奥运会期间,北京的大商场里连菜刀都下架了,一个拥有当今最先进武器的庞然大物,内心却虚弱到这般田地,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公共意义上说,当今中国,他 们给你这样的罪名,是一种巨大的赞誉。虽然如此,私心而论,我不希望你获得这样的美名,作为朋友,作为和你一样阅读思考写作的人,我更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可以自由地生活,我去成都的时候,依然可以到火锅店去跟你和家人吃好吃的,吃全国别的省吃不到的川味新鲜辣椒,听你摆龙门阵。

年初,我曾去过四川,本想去看你,但时间安排过于匆忙,经过成都的时候没能去看你,这几天我太太一直责怪我当时没安排好时间。不过,你我之交历来淡如清水,十年同道,道在公义,不在这看望不看望之间。我为你身陷囹圄担忧,却没有什么能力救你,自责也只能于此。

十 数年间,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所喜欢和认同的你,即在你出世地入世。你写过关于庄子的专著,有着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读书人,谁能不喜欢庄子呢?我曾撰文, 认为你的言论无论质和量,都堪称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你的文字,文采与论理并举,激情和理性兼美,倡导者无非公义、情理与善政,反对者无非邪恶与 暴政,倘因此而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那一定是他们自认为代表着邪恶与暴政,是公义和善政之敌,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当然不错,但他们方向搞错了,指控你颠 覆国家政权,只是在邪恶和暴政上勇猛精进,却不是在悔改之路上迈出步伐。

云飞兄,给你写这封信,本来只想拉拉家常,结果没想到写成这样了,你知道我是个怯懦的人,跟你写信谈这些真不是本意,可是我记性有限,跟你交往中那些好玩有 趣的事儿,记不起太多细节,都只是些大致轮廓印象,一落笔,就还是谈这些。确实,我太缺乏淡定的心境,做不到向秀《思旧赋》那样戛然而止。

即便如此,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话,该谈的道理,都公开发表过了,你我本非政治人,只是读书人。但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不是我关心政治,而是政治关心我。”可惜 公义和人道,都是权力中心主义国家里的基本政治,你我也就无奈地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的人,这是可怜之事,但不是最惨的——你已有这无数的成就可以让你无 愧,而我也至少尚未麻木。

已故学人陈乐民先生在其《中西之间》里有句话:

“人来到这个世上,又念了些书,懂得了些知识和道理,起码应该有良知,有一种对人世和社会的天然责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该是一粒有‘灵性’的沙子。”

我很喜欢这句话,录在这里,是向尽到了“天然责任感”的你致敬,并以此自勉。

本不想说很多,却又说了不少——不过,你倒不能笑话我,因为你我都是话痨,在一起的时候,你说的话至少不会比我少。拉拉杂杂不知所云,别的没什么,从另一个 角度说,其实我对你很放心,唯愿嫂子和孩子一切平安,你朋友遍天下,她们在成都的生活我相信应该不至于成什么问题,至于她们对你的担心,那是不用说的,好在据说孩子很平静,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今世的最愛,她一定懂你的。

我相信不久之后再去成都,就可以重新跟你喝酒,再到你环壁皆书的大书房里听你摆龙门阵了——差点忘了说,你家的大书房一直是我最嫉妒的,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个真正的大书房。

临了,想起刘邦那首诗,本就嵌着你的名字,顺便改几个字送给你:

“大风起兮云飞扬,文名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公义兮守四方。”

2011年3月1日於追遠堂
原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184pt.html

管见:兵马俑和木乃伊


图为3月号《争鸣》杂志封面、彩页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冲击还在余波荡漾,
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导致独裁者垮台,再次对中国的共产党专制形成强烈的冲击波。网上议论中不乏调侃的意味,却极其传神──"兵马俑,兵马俑,我们是木乃伊,我们是木乃伊,我们自由了,收到请回答。"

也许不能说没有收到,也不能说没有回答,只是因为受到严重干扰,
这一切,看上去都还模糊得很,微弱得很。

相比之下,大权在握的"兵马俑"和"木乃伊",态度坚定而微妙。


穆巴拉克在作困兽之斗时试图煽动民族主义,声称他会像以往一样,
绝不屈服任何外国压力,而中国政府也声称,它"主张埃及事务应该由埃及人民决定,不应该受到外来干涉",直到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下台,它还是保持着它那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希望"埃及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正常秩序"。

不错,突尼斯的事情应该由突尼斯人民决定,
埃及的事情应该由埃及人民决定,而此次革命浪潮之中,很明显,国际社会之所谓"外来干涉",实乃呼吁两国的统治者顺应民意,实行政治变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得很明确,埃及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许多变革的时刻,而埃及人民的声音告诉我们,现在就是那变革时刻之一。他也说,必须由埃及人决定自己向前发展的道路,听上去,似乎与穆巴拉克,与中国政府,说的是同样的话,但人们知道,其中的涵义完全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民意算不得什么,
关键是维持国家稳定,维持国家事务由执政者决定的格局,而要永远拥有这种决定权,就需要保证执政者能够永远执政。

中共过去曾是个革命党,而现在,
则发誓要把一切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扑灭在萌芽状态,以求其执政地位之稳固。它无比珍视自己的专政,将其视为核心利益,则对己对人都高谈"和谐",对内对外都阔论"维稳"。

中共的维稳,突出做法是严密控制舆论,
尤其是对于难以控制的互联网,它煞费苦心地修长城、挖堑壕,施展出屏蔽、删帖等各种各样的封锁手段,严防死守,视"不良信息"及异议的出现与传播为大敌。面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到一月底才动手切断互联网和手机通讯,而没几天,它迫于压力,又不得不把手拿开,让互联网恢复正常。这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看来,简直就是幼稚、糊涂、软弱。

Google的那个30岁出头的中东及北非地区市场部主管,
因为他在Facebook上的活动而"被失踪"十几天,重获自由后,立即就接受民营电视台访谈节目专访,并被人们簇拥着到广场上讲话。若是在中国,这个年轻人即使没有象钱云会那样被车撞死,也肯定会象陈光诚、何德普那样走出牢门仍被严密监视或被软禁,哪容得他在电视屏幕上坦露真情。

面对突尼斯和埃及事变的现实,人们或许不能不承认,
中共严密控制言论自由,严格限制结社、示威等各项公民权利,特别是,御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于国门之外,将互联网弄成一个中国"国内网"也在所不惜,对其专政的稳固,的确甚为关键。

中共表面上没有禁止多党存在,然而它不准在野党成为反对党,
迫使它们服从它的领导,才有"合作"的资格,有"参政"的机会。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接受阉割,才能生存。这种政治阉割,堪称其成功之典范,对于中共确保其永久执政地位至关重要。

而它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就艰苦得多了。


中共曾经长期将市场压在计划体制的缝隙之中,实在不行了,
才逐渐松动其控制,甚至承认计划体制失败,接受市场经济。而市场化一旦展开,其活力的释放即产生出巨大能量,经济增长,财富涌现,与计划体制时期形成鲜明对照。于是,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把经济增长作为该党之要务,视为其执政合法性之来源,这样,市场开放、民营复兴,都成为党国之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本来是基于市场化进程而为世人瞩目,中共将其魔杖一挥,却突出"政府主导增长"为其亮点,塑造为所谓"中国模式"。在其背后,国有体制借助市场化之力摆脱困境,羽翼再度丰满,就又再向民营经济压来,而市场化不彻底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则反过来被视为市场化之罪责,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宏观调控"在改革开放中以"政府引导市场"为开端,
然而它在市场化改革逆转之际悄悄地发生变化,跟随着政府垄断或控制市场的主旋律,转向与市场作对或对立。

调控房市,全然不顾政府垄断土地造成"土地财政"为乱象之源,
打压矛头始终对准市场需求,限贷、限购,乃至祭出房产税而升级"土地财政",如此调控无力,屡败屡战,到现在逐渐进入管死市场之佳境,未来如何放活犹未可知。

应对通胀,则面对着银行信贷冲动,以及巨额外汇占款背后"
央行负债无须归还"(周其仁语)的复杂局面难以求解,只能强调美国"以邻为壑",并发狠打击游资炒作,以行政权力压制市价涨势。

如此以市场为敌,以自由为敌,以公民社会为敌,
的确在全球独树一帜。更有甚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议论,为中共所倾倒,以为所谓历史规律已奈何不得它,反过来,它似乎有力量创造新的"规律"了呢。

不料,被中共关在牢狱里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意味着西方社会对中共郑重其事地说"不",紧接着,以突尼斯和埃及事变为突出表现,继南欧、拉美、苏联东欧之后,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在北非和中东蔓延开来。

人们看到,中共不情不愿地卷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它放低姿态时学得了不少本事,忽然间自以为已是"浪里白条"般的身手,情不自禁地张牙舞爪起来,这时,又一股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浪头涌来。顿时,在同为文明古国之埃及的对照下,标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为古老帝国新版本的中共专政,显出了自外于世界文明、沦为专制"孤岛"的模样。这头怪物还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竭力稳住身子,对着浪头强颜微笑,人们心里明白,它貌似强大,实乃现代"兵马俑"──

"我是兵马俑,风景这边独好:不羡民主可贵自由价高,
吾为专政故,二者皆可抛!"

――原载《争鸣》杂志3月号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黄一龙:不读《党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黄一龙阅世美文》封面


【新世纪特稿2011年2月26日】题目所谓“《党史》”,实指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题目所谓“不读”,表明我尚未读过。没有读过就声明“不读”,这种态度似乎比毛泽东当年声明“不看”那篇后来被他批倒批臭的“反冒进”社论还霸道;他至少还给了个“不看”的理由:“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他不会耳朵认字,为何“不看”就知道那篇由刘少奇周恩来授意炮制的人民日报社论是骂他的,此事至今无解,所以说他霸道;不过那话至少说明他料到其文对自己来意不善,算是条件反射进行自卫吧。而这部《党史》,当然不可能“骂”我这个小百姓,我即使能够耳朵认字鼻子认字,也绝对不会听出嗅出它对我个人的一丝威胁。可是,那也不是与我无关的。
其实这部记录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历史的著作,我盼望阅读已经20年了。20年前的1991年,我买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第一卷的前身《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那是记载1919年中共创立时期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的。那30年的历史,我大约有一小半还未成细胞一大半不过是孩提,读起来基本上和读秦汉史隋唐史无异,它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吧。读完以后就盼着它的“下卷”,因为从1949年起我已长大并且很快“参加革命”进入社会,其中每一天每一刻的历史都和我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特别是把“下卷”再细分为目前这第二卷所涵盖的19491978年的30年间,每一天每一刻总有若干歪曲真实历史的谎言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甚至到了我所亲身经历的任何事件都至少有一套谎言伺候着的程度。于是我就衷心盼望倡导拨乱反正的党中央,会给我们一部同样拨乱反正的真实的当代史。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部记录中共执政头三十年历史的书。按照常理,我哪能“不读”它呢?
全部的不幸来源于我在拜读该书以前拜读到一段新闻采访:《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这位被该刊称为“在外界眼里……是敢说真话的人”的张女士向该刊吐露了一番真话,道出了该书的问世过程并且对该过程的必要性正确性作了一番解说。我在获得这样的知识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本文题目了。
我从“作为历史学者”(据该刊介绍)的张学者的真话里,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这本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讲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认识”!请看问答: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历史”和对历史的“认识”不是一回事;按照张学者当然应当学过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属第二性,是前者的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一部严肃的史书,总是严格地区别两者的关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再去宣讲作者对于它的“认识”。而作为读者,首先而主要关心的,是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然后再及(或不及)作者正确的或歪曲的评说,再做出自己的“认识”。而据媒体介绍,从1994年开始编撰的这部党史,到1998年 “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即审订了全部党史《二卷》稿(当时称《中卷》),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据了解,当时的版式已经排好。”(《30年党史,修了16年》,《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可见,就编撰本书的专家们来说,无论史料也好,对史料的“认识”也好,都在10年以前收集、整理、讨论、折衷,安排停当,作者们“大家对大的问题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该书准备面世之时; “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同上文)修改什么?就是张学者说的修改作者们的“认识”,使它“比较接近正确”。那是因为10年以前定稿的认识“比较”偏离史实因而比较不正确吗?张学者的真话告诉我们,它偏离的不是史实,而是:
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一部写历史的书,对于历史事件写得“较多”,即较少遗漏较难隐瞒;写得“较细”,即较近真实较难造假,应当是它的优点而不是罪过;经过“审查”而“没有通过”只能说明审查者的“认识”和客观历史发生了矛盾,而索取的解决办法不是纠正不符史实的认识,却是纠正历史去附和审查者们的“认识”。所以张学者介绍说,他们的修改原则是:
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这就不仅须使作者的认识,而且包括“这段历史”本身,都无限地接近于中央决议,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张学者专门点出的是邓小平、薄一波和……习近平)的“讲话和精神”(原文如此)了。……可是,这还是“历史”吗?世上存在这样乖乖的历史,会听从未后世“领导人”的指示,说变就变吗?而且我每天从官方媒体敬领的这些决议文件讲话和精神还嫌少吗,何苦去读它们之二手拷贝的“认识“呢?
据介绍,审查者对于“较多、较细”的不满意,只在“写错误”,至于写成绩,倒不嫌其多其细,他们修改的目标首先就是“成就写够”,并在增加了30万字即将近原稿一半的篇幅以后,确实使书上的“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点了”。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成就写够”乃是每天睁开眼睛就能接触到的:所有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文件告示、讲话指示,无不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写到这里,笔者记起自己1951年2月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参加工作,参与编辑的第一本书就叫《新中国一年来的伟大成就》),比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更加“明亮”,真不值得作者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再花十年功夫去“修改”。真正置读者于黑暗中的,倒是原稿所写的“错误”被遵命改得较少较粗了:较少,就是把实际发生以后又进入原稿的历史隐藏起来一部分,不给读者看了;较粗,就是以抽象取代具体,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死板板的说教。至于哪些给读者看哪些不给、说什么教不说什么,就由改正了“认识”的作者们,或他们的领导如张女士者,或张女士的领导直至最后审稿人自定了。这样的书,可以是任何门类的著作,就是不能叫“历史”。
概而言之,这种遵命改造过了的“认识”,就是对“写错误”的深深恐惧,生怕错误暴露出来,发生如张学者所忧“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危险,不利于“政权巩固”。我想假使出现这样的情形,那首先是由于“犯错误”而不是由于“写”了它。以为只要不写错误,就可以随便犯它,这恰恰不能达到张学者所谓“党史特有(为何“特有”,她没有解释)的资政育人作用”,反而鼓励后来者放心地继续犯错误,继续不准“较多、较细”地记载它,以期继续取得“政权巩固”的效果。这里且不说读者的利益,就是对于为政者,这个主意也是蒋干之策,只有反面效果。从轻里说,掩盖一次历史错误(例如这次的“十年审查”),不过为后来的史书增加一次掩盖错误的历史;重一点呢,请看邻居那部被《联共党史》长期掩盖的历史一旦露出马脚,会是什么样子。苏鉴不远呢,同志们小心啊!
说是“错误”,轻轻两个字耳,就令有些先生坐卧不安;而在那30年的“错误”里家破人亡的百姓,何止千千万万;那30年的“错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戕害,何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其实已经走上一条死路了,所以屡有党国领导人警告“不改革死路一条”。对于这样的“错误”,亏得张学者还不惮展示她“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的理论。据她说,1949年到1978年“这段历史的主线”——
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氏这段“主线论”用的是一个长句,其实它在“犯了很多错误”那里就该断句,因为“这段历史”正是以错误再也犯不起了为终结的。后一句所谓找到道路云云,应该属于“新时期”的事了,它在文字上可以被挪用于前者做条光明的尾巴,但在事实上可以修补任何一桩错误和罪行吗?
为了证明她的“主线论”,张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错误自己发现说”:
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
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这样的论调此前也有人唱过,不过因为它太脱离“历史”,所以沉寂久矣,现在又被拾了起来,真是可哀。查1949年以来中国体制上的弊端、政策上的失误、以及领导人违宪违法的很多举措,早在“我们党自己发现”以前,就屡屡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普通百姓或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发现并指出了,可惜他们屡屡受到“我们党”的压制、打击甚至杀害。几十万(一说几百万)右派分子,更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文革”中的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等大批烈士,不是发现并指出了“我们党”的错误吗?那个时段的“我们党”不是拒绝他们的批评反而以镇压他们而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吗?即使现在可以把所有因为指出党的错误而蒙难的人们,都算成“我们党”,那也只是现在的认识;而在那个时段,“我们党”当然认为他们是“别的组织(当时有很多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和个人”呢。这里还不说国际上对于一些违背基本常识危害特别巨大的巨大蠢事的种种反应,也算一种早于我们党的“发现”吧。至于错误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这好像不算一种荣耀,犹如人们不会自夸“脸是我自己洗的”一样。再说,要是一个执政党自己犯下的错误都不是“自己纠正的”,那么它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呢?
不过这还不是我不读这部书的全部理由。从张学者介绍她用什么原则为作者们洗脑使他们最后规规矩矩和她以及她身后的“中央”一样“认识”的叙述里,我看到了更加恶心的东西。张学者介绍她的指导性“认识”: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
从上下文看,张学者在这里反对把历史责任推到“个人因素”上面,显然不是认为那段“错误”来源于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体制,即现在通称的集权体制,从而推出必须实行民主改革的结论。和她所谓“个人因素”相对举的,是“党的领导集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因为“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探索的主体”对于“探索的过程中”的错误,自然人人有责了。查“党的领导集体”自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最后决定权”授予毛泽东一人以后,应该对党的决定负最后(不仅是“主要”)责任的,就是而且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是中共先贤自立的规矩,张学者即使学富五车即使后台坚挺,也是无法推翻的。至于“全国各族人民”,说他们也和毛泽东一样在参加“探索”,无论这是抬举他们还是拉他们下水,都离事实极远。看来张学者的年龄(恕我不恭,提到年龄)也不算太小,应该多少记得那个时段“各族人民”至少她本人以及她的父母辈的处境:有谁征求过他们关于是否探索探索什么如何探索的意见呢?有谁给他们下达过什么探索的课题呢?有谁同情地过问、收集、研究过他们探索的成果呢?我这里加上副词“同情地”,是排除前文所举对于指出党的错误者所给予的有别于同情的关注:无情镇压。我有一位当时年幼的朋友,因为在“各族人民”探索大跃进中饿得发慌仿造产妇证明购买食品充饥,被判劳改10年,又在劳改营里被人揭发于“向毛主席请罪”时发表探索成果:“都饿得打偏偏了,还喊毛主席万岁?”被镣铐加身差点拖去枪决。把这样可怜的人儿,30年间不知凡几,张学者都说他们该对错误负责任,这像……人话吗?
据本文开头引用过的《南方周末》那篇报道《30年党史,修了16年》里,曾经和以严肃公正知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一起主持和参与编写该书的1994年稿的石仲泉同志,论及该书其后的审查修改说:
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识。
原来如此!我不是“高级干部”,我想读的是历史而不是首长们的“认识”,此书与我无关,不读也罢。
2011年2月9日,成都不设防居

【注】
 笔者找到的最近一次类似的说法,是1984年彭真在天津市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据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当天发出的消息,彭说: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彭真在报上读到后,找到李尚志纠错: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就不都是自己纠正的。其间,共产国际也帮助我们党纠正了一些错误。你写的报道没有错,话是我讲的,我应负责。不过“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生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江西日报》200l年11月22日,原载《中华儿女》这段谈话还丝毫没有涉及错误是否“都是我们党自己发现的”一说。
 史载19433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后来有文章认为,他的这个“最后决定权”,随着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新的中央成立而自动失效。这好像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实际上直到他寿终,不仅书记处,全党的“最后决定权”都牢牢被他控制在手里。一个铁证就是1953年5月19日他的手谕:“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道谕旨从未受到丝毫抵制或批评,到他死后还印在他的选集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第80页。)

蔡英文:寫給未來的二二八

图为蔡英文


(2011 0228 蘋果日報)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1947年的今天,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苦難。統治者毫無節制的國家暴力任意肆虐弱勢的人民,就像是我們這一陣子透過網路與電視新聞,所看到的非洲或中東的情況一樣。

對所有政治人物來說,包括我在內,這是深自警惕的一天。當國家機器握有太大、太久的權力時,當政治人物思考的重點不再是人民的權利,而是千方百計維持政權時,往往悲劇就會發生。
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是一個政治工作者。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的首要任務是凝聚人民的共識,而不是分割社會。所以,民進黨不會壟斷二二八的詮釋權,也不會消費這個令人心痛的悲劇。
我的想法很單純,沒有民進黨的二二八,也不應該有國民黨的二二八。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二二八,那是整個台灣的二二八。它的歷史真相不應該隨著政黨輪替而輪替。


 必須記取歷史教訓

執政者不應該利用執政上的便利,而對人民過去的苦難做出有利於己的解釋。取得政權之前低聲下氣向家屬與民眾致歉,取得政權之後卻說當年的統治者是「恢復秩序」與「寬大處理」。這些自我矛盾的作法,不只對不起受難者在天之靈,也會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同時更會激化社會的對立與不信任。
也許有人會問,就算當時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有錯,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為什麼還要斤斤計較?我記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但是大家卻常常遺忘的話:「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從不吸取歷史的教訓。」我們都必須記取歷史教訓,以免有朝一日擁有權力時重蹈覆轍。


 濫用權力人民絕望

記取教訓必須從反省自己開始。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能夠再度成為執政黨,民進黨該檢討的是,為什麼我們會輸給一個曾經拿著槍口對準人民的政黨?有可能是國民黨改變了,但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有些地方沒有做好。我們必須反省當擁有權力時,是否也曾濫用權力?面對新時代的所有正義課題,我們的處理符合社會期待嗎?
二二八的真相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家權力的腐爛與濫用,造成人民普遍的不滿與絕望。把二二八說成是一場沒有加害者的悲劇就是在粉飾歷史,台灣社會將永無止境地在這個議題上輪迴。這是我對國民黨政權由衷的建議。
而對民進黨來說,我期許,我們不只在二二八事件上才守護正義。我們每天都要做好,要幫助所有被不公平對待的人民,他們的苦難需要一個更好的政黨來幫他們化解。民進黨就是這個政黨,我們責無旁貸,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任務。
 

作者為民進黨主席

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佚名)

网络图片


第一节: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供养ZF工作人员 
第二节:国民经济是由权力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第三节:土地是权力阶层的主要掠财源泉 
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第五节:权贵富可敌国,人民一穷二白 
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第七节:权贵们才是“暂住中�” 
第八节:人格的扭曲,民族的沉沦 

第一节: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供养ZF工作人员 

我国需要民众供养的ZF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之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GWY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ZF机构的人员中,GWY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ZF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我认为财政饭有三层意思,第一种财政饭是法理许可的财政支出,比如GWY的部分帐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ZF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工商,城管等部门庞大收入的一部分。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皆不许可,但是却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ZF部门皆在干着的收费经营搞实业拿干股,这个是ZF默认也是被社会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简直是深不见底。 强调一点,以上三种ZF收入皆是被社会默许的财源,与当今国人思维中的“贪污腐败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绝对不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以证明:我所在的国有企业(可以依此来类推ZF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什么是“借调”人员?就是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是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的,但是数量惊人。在城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突然出现,上面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和不穿制服的农民工,一阵鸡飞狗跳后,在城管的指挥下,农民工将缴获的战利品搬上汽车扬长而去,大家注意了,城管是可以吃部分财政饭的人员,而这种农民工就是俗称“白员”中的最底下最贱层。高级的白员是什么人?是有头面的小官员的家属们,他们被安插在ZF各衙门里,活得也不比一般ZF小 职员差,慢慢也会“进化”为正式的ZF员工,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群体,比如JJ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我不能说全部)JJ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你可以贿赂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是黑白结合的一种常态。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ZF部门,国有垄断企业,大部分的事业单位,它们的正式员工多是“皇帝般”的员工,多是不用太劳神太有压力地工作的,至少在本职工作上,脏活苦活累活伤脑筋的活都是雇佣非正式员工来干,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借调人”、“白员”,而现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了理所当然必须雇佣的“合同工”了。可能每一个上述部门的正式员工后面都有一串的“另类白员”,JC的后面有辅警,有保安,有联防,电信局供电局整天爬电线杆的不会是正式工,现在连环卫工人都雇人扫马路了,可想而知,我们需要供养的ZF人员数量有多庞大,我国ZF部门的“收入”有多骇人听闻。 

我举这些例子目的很简单:除了包括600多万GWY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ZF机构里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比GWY本身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严格的说,那些所谓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有威慑力四处敲诈勒索获取丰厚利益,还是要靠ZF赐予的老虎皮。 

现在大家应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我国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于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我没有能力得出他们的实际数量,但是,两千万人总是要有的,我不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请注意,农村这块地方还没计算呢。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 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我就不明白了,ZF怎么连自己的职员都统计不清楚?经过改革,现在的数量也许少了,我只能说但愿如此,问题是:难道把这些“乡村皇帝”们都饿死吗? 

好几千万人的吃财政饭大军需要多少财富来供养?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37亿,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五万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我国 2007年实际财政收入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蛋糕”怎么分配?我可以提供其他一些数据以分析:“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 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GA和武装JC 1500亿,达15766 亿元。占2003GDP13.52 %,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 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 3000 亿预算外收入,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由被供养的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又有ZF部门统计表明: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 亿元。请注意,以上这些都是官方的数据 

从以上眼花缭绕的官方数据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被ZF人员消耗掉了。 

公布了官方的数据,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官方认可的六百多万GWY为例,这些人一年实际需要多少钱供养?中组部原部长张**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 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TW),2,861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算: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至于京城及军、警等等方面有多少官员我就不能得知了。 

现在沿海地区ZF部门里一般职员年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在很多地方这是低收入,很多“发达”地方的ZF普通GWY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也不是仅仅税务这些部门才有这个财力。注意,这是“合法”的收入,是可以拿出来“晒”的收入,养一个GWY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很多地方ZF小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 ZF人员买个床单内衣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ZF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 

至于那些村王乡王县王市王省王等等的书记及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简直没法想象。 

大家现在自己可以估算一下:一千多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及其家庭又需要多少钱供养?再统计全国好几百万金光闪闪的GWY又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全方位服务? 

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ZF雇佣的形形色色的白员。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人难道就是省油的灯?事业单位难道就是后娘养的吗?你以为街道办事人员收入就低?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很多地方街道的工作人员月薪万元根本就很平常,大家可以去调查。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ZF人员的口袋里去了。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国家的国民。 

最近得知,某地海关因为经济不景气,收入被砍掉一半,结果此地海关全体人员近乎“疯狂”,办理任何事情不把钱送到位就不办事。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的薪水可以象弹簧一样大幅度增加或减少。 

第二节:国民经济是由权力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是所谓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着,它们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勉强可以称之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它比通常所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特权化。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的经营实体。 

有一段时期,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者的地位以超烂的管理却能获取骇人听闻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管理方式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利益,即使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面的外资白领职业完全黯然失色,现在谁还好意思以外资白领职业为荣呢?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ZF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性就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如此?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GWY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难(请注意“正式”这个词,下文将会解释),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官僚权贵资本,我们的还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等于有了一台光速印钞机。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垄断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临时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临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微不足道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临时工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ZF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非正式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的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所称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是很高的,这是转移国家资产的一种微妙方式,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ZF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ZF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临ZF各部门的“法规”威胁,如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 

外资尤其是西方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暗的肆虐。我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外资项目----扬子—巴斯夫化工项目,它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而其配套企业的污染更是惊人,但是扬巴这个项目如果建在德国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中国的市场对西方确实有很强的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人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我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ZF建筑里的楼台馆所,大家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ZF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是在如此情况下各个ZF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再加上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ZF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拥有的商业建筑,这些是ZF利益集团的很可观的一笔“额外收入”。

第三节:土地是权力阶层的主要掠财源泉 

我认为,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就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世界历史将会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 

圈地运动的目的何在?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掠财的需要,我认为,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除了官员政绩的需要外,不能否认发展经济的因素,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特权阶层普遍发现土地的巨大利益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我认为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有时候这几乎成了ZF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既然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而且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完全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运动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历史事件。 

通过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掠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甚至可以任由一个村长支书来决定,由他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疯狂的圈地运动造成对资源及环境的极大浪费和破坏,这是当今利益集团对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严重罪行。 

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和家乡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分配哦。其实我这等草民只是毕业后仅能够安家糊口,还算没连累父母。我绝对不赞成“有分配”之说,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不过那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将来总有工作,你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些大型国企的职工子弟等等。 

而对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就我这里来说,除了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在不愿意再读,因为那个时候中考高考的录取率实在是太低了,他们根本没可能升学。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我读小学时教室里一到下雨天都可以养鱼,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你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在呢?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读书并不是“独木桥”,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勤学青年没有能耐。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已经是负数了。 

现在的读书成本究竟有多高早已有无数的版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30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可以说,上个学校没有几万元你甭想拿到毕业证,对于年收入一两千元的农民来说,这是几十年拼命劳苦才能够积攒到的数字。 

这仅仅是大学的花费,小学中学的花费也不小,我的印象中没有人认真统计这方面的数据,原因可能是各地差别太大吧,不好统计,但是有一点,既然现在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而国家并没有对教育投入多少,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一概不能免俗,我这里想读县中的高中部,几年前的价格就是差一分一万元,还要有门路才行,有人会说:干嘛花钱读?县中不额外收钱的高中班就那几个,其它全是收费的,这叫“请君入瓮”,教育是要好的环境的,不然大家为何总是挤破头读重点中小学?现在教师正常课程不愿教,热衷于补课,你敢不补吗?要你掏钱给孩子进课外班,你敢不出这血吗?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小学,三头两头让学生交费用,名目五花八门,真是难为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想 得出来那么多花样。 

在中国什么职业好?GWY,事业单位,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水电气等等特殊国有企业单位,确实,GWY是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等等职位也是招聘的,先统考再面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我有不少同事也进入ZF机关,其他同事为何不去考?凡去考试的人之前都找好关系了,这才去考试去面试,考试也许是真,面试就是做个样子。自然,我不能说平民一定进不了ZF机关。 

今天的中国,孩子的就业能力是由其老子或家族掌握的权力来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除了GWY事业单位某些大型国企等少数职业可以给你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有多少职业能够给予?不要太抱怨私有企业,一些私有企业确实是够黑的,但是就总体情况来说,他们要是按“规矩”办事的话,早就死光光了。 

GWY等等之类的超高薪职业现在基本上给利益集团垄断了,我们的现实就是“官员世袭化,GWY世袭化。 

现在大学生就业薪水竟然低到几百元的地步了,我估计,薪水低到如此地步的职业恐怕也不可能给你各种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了。一方面,获取国家权利的部门及企业的员工薪水之高令人乍舌,今天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部门员工的生活水准早已达到或超过港台韩国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便宜得跟奴工一样,因此而获得众多的外国投资,我们并且以此为荣,以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毕业后却只能获取几百元的薪水为荣。 

第五节:权贵富可敌国,人民一穷二白 

前两年南方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我不得不佩服某些国人的无耻程度,在这个国家里有数亿人迫切需要一个工作来养家糊口时,而一些人竟然说用工紧缺,要求民工们不要过分挑剔,而就在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况下,竟仍然有层出不穷的奴工黑窑工事件出现,真是让人惊叹。 

而去年以来因为经济危机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又造成民工大量失业,本来这个国家的用人成本已经低贱到如此地步,却仍然有人将企业倒闭归罪于“劳动力成本增加”,让人不得不惊叹这个国家某些人的寡廉鲜耻。 读个十几年书能把自己的家庭读得倾家荡产,那可真是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毕业即失业,毕业后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普遍发生在女大学生中的性交易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将平民翻身的机会彻底堵死,而现在的现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晋升机会已经基本被堵死,贫民的后代永远是贫民,官员的后代永远是官员。 

民众不信神,民众不相信因果报应,民众没有希望和未来,那么民众还能干什么?这个社会的治安为何混乱到如此地步?为何群体性事件总是以打//抢收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权威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 2006 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由百分之二十的存户持有。我认为这样笼统的统计方法是非常不符合国情的。请看国家统计的数据: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 669-924 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什么叫没有解决温饱?就是还没有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肚子保持饿着,身体保持冻着,我为何这么废话?因为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根本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很多饕餮者觉得野菜窝窝头好吃,他们也许会认为那些需要靠野菜窝窝头来糊口的人真是太有口福了。 

那些一年收入不到九百元的八千多万农民,他们的财富实际为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亿多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是极其微薄的,中国有***亿农民,其中也有很多人生活比较富裕,但是多数人的状况可以用三个字表达:还活着。也就是勉强使自己的生活运转着,为了这种“运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或者在自己那点土地上拼死拼活的刨食,这里面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城市里的贫民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国家救济和照顾,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般的估计在三千万左右,这个统计数字小得真是太具“中国特色”了。我的家乡属于中国中上等水平的农村地区,我这里的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楼房普及,但孩子缀学厉害,主要是因为学费太 高,很多家庭觉得供不起读书更划不来,农民如果生大病多数去医院治疗几天之后一般也就出院了,撑一天算一天,环境污染很严重,癌症是普及了,等死而已。 

从以上分析我可以认为:中国近十四亿人口中有近一亿人属于被遗忘的群体,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或者说他们与这个世界无关。有一亿人基本不存在拥有财富的问题,也就是说“财富”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他们,还有至少四亿人不存在“购买”能力,他们仅仅能保证糊口,商品生产者不必考虑他们的消费能力。 

那么我对中国阶层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GWY,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 赤贫的阶层。 

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属于前两个阶层的手里,有六亿人拥有的财富微乎其微,平(贫)民阶层拥有的财富不及第一第二个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多,主要财富掌握在前三个阶层的手里。 

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 

都市人可能不了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不是偶尔死一个,而是成批的死亡。为什么?是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而本来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农村的污染情况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难道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一些不属于中国人的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几乎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成就。 

TW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难道我们的官员都是二百五吗?不是,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官员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就有钱花,有GDP就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要成为死亡地带 这是一场真正的“生化危机”。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统计,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集镇有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满天下。咱们的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普及妓女了,咱们的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 

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咱不谈,人家都代表咱们了。我们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三十元,市场不好,供过于求,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而中国妓女也早已走出国门纵横世界名扬天下,成为一个国际丑闻和问题。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就,其数量也许是大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全世界其它国家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可笑的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仍然宣称禁止色情业,拒绝承认色情产业,这个正验证了我的一贯观点:垃圾国家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以及反色情等方面法规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捞钱。 

第七节:权贵们才是“暂住中�” 

前两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觉一个现象:现在出国跟二十年前农民进城见世面般容易,同事某某的女儿出国了,某某的儿子也出国了,花些钱就能去欧洲留学了,真是简单,再仔细瞅瞅,原来官家的子女更是了得,就说咱这国企吧,不谈级别挺高的老总书记们,就是那些处长的子女也普遍出国留学了。 

现在媒体也披露了,中国出国潜逃的巨贪成千上万,如果公布一下所有“潜逃”的贪官数量,肯定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官方认定的“贪官”,至于那些将自己的妻儿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的官员数目,我可以肯定:其总数比一些小国寡民的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他们转移到西方国家的财富规模之巨,已经不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这些词语能够形容的了 

中国的王朝更替频繁,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但是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不论哪个皇帝和官员,不论他们如何折腾,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必须玩到底,也就是说皇帝及官员们必须和自己的王朝同生同灭,是没有退路的,你玩好了,活得也爽,玩完了,自己的小命包括自己的家族也得和自己的王朝一块儿完蛋。 

如果权贵们有了“出国”的退路的话,那么历史上如严嵩、和坤等人恐怕就不会那么“清廉”了,因为他们有退路,那还怕啥?尽情地折腾,玩完就走路,所谓“我走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现代中国人的更加不幸就在这里,今天的权贵们根本无所畏惧,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无法无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骨吸髓破坏一切毁灭一切吸干一切,他们使人民“生不起,死不起,活不起”,他们把这片土地污染成为“死亡地带”,他们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他们让自己的妻儿家属获取外国居住权,他们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玩命地掠取财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尽情地享乐和折腾,因为即使洪水滔天,他们也能随时全身而退。 

这片土地实际上是一个“Colony”,因为治理这片土地的权力阶层现在或将来注定是外国人,这片土地是一个由拥有外国国籍的官僚权贵阶层统治的具有封建主义、colonialism、资本主义混合体特征的“异形”。

第八节:人格的扭曲,民族的沉沦: 

一个民族不会因为贫穷落后而灭亡,但是民族失去文化和精神后注定要灭亡。 

“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在一个“全控型”社会里,说真话者注定要从肉体上或精神上被消灭,整个社会运行中除了谎言就是谎言。无数遍谎言后,甚至连奴才般的民众也会不自觉地认为掌权者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 

长期以往,这种国家的国民自觉不自觉的便把谎言当成真理,把真话当成“病态”,而在“真理”和现实的极度扭曲中,这个社会的民众并产生一种“扭曲现象”:他们一方面认定周围一切官员都是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却又相信某些伟人或远处的高层人物是清廉高尚的,所谓“皇帝是好的,都是下面官员贪腐”。他们一方面无比羡慕西方,崇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并以自己的子女家属能够去西方为荣,另一方面却又在现实中极端仇视西方,不惜对那些公开宣称欣赏西方的同胞以最恶毒的攻击和伤害。他们一方面了解这个社会的全方位阴暗,另一方面又强烈抵触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这是中国人人格扭曲的三个最普遍特征。

在这种“真理”和现实的极度扭曲中,中国人,所有阶层里的大部分人,都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安慰自己灵魂的理论:西方不也有腐败吗,克林顿不也搞女人吗。这种以西方社会腐败的个案来为中国体制辩解的理论,是国人的精神鸦片。 

在无尽的谎言和扭曲的人格下,权贵们一边蹂躏这片土地,一边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来当作自己的遮羞布,而民众还真的不自觉地响应这种无耻之极的喧嚣,但是民众的“口号爱国”激情却又是建立在“让别人流血流泪”的基础上的,他们会被这种喧嚣激动得热泪盈眶,却又不愿为此受到哪怕一点点的损失。这种扭曲的人格倒是有历史传统的,大家看看明朝那些生吞袁崇焕肉块的民众就明白了。 

这个国家另一个空前绝后的扭曲现象——数亿赤贫民众和无数的摩天大楼形成强烈的对比。壮观的城市高楼群成为大部分国人阿Q式骄傲的麻醉剂,那些高楼大厦有那一座地基不是用民众的血泪堆砌起来的?那些以中国城市的“壮观”为荣的人,他们愿意成为“地基”吗?而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那些高楼大厦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漠视别人的生命和痛苦,和让别人去流血的“口号爱国”异曲同工。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会说话识字开始一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我们的一生都生活在谎言和两种人格分裂的世界里,我们从小反复被要求热爱这个热爱那个,而教导者自己都不相信这些东西,我们被教育要正直正义遵守道德公德等等,而教导者自己完全明白:在这个社会里,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毁灭,我们的宣传机器中所宣传的一切,如官员的丰绩,社会的进步,经济的成就,ZF的功业等等所谓正面报道,这些宣传连我们的小孩子都知道全都是谎言和欺骗。这个社会教育我们的东西,和这个社会实际运转的完全相反。 

对于这些扭曲现象,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完全接受,并且以此为正常现象,而那些公开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极少数分子反而成了精神不正常的异类。而多数遮遮掩掩的嘀咕“皇帝没穿衣服”的分子,如果他们“跑步上位”进入利益阶层后,马上就舒心地赞道:此地甚好,中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以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运转的,说的、宣传的、法律条文规定的是一套,实际运行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总规则”。 

这种扭曲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的沉沦,我们以无耻为荣,以人渣为有本事,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更好,才更有机会出人头地。 

这样的民族竟然也喧嚣“民族崛起”,一个“崛起”的国家,其上层社会却整体将自己的财产和国籍转移到西方去,天下有这样的“崛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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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好一朵茉莉花”


美联社图片报道:2月27日(周日)上海警察当街抓捕一名疑似参与模仿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男子

2011,2,24.


一条无名氏的推文,居然造就了一场历史奇观。

2月17日,海外网站贴出了一篇匿名文章,呼吁中国民众于该周周日(即2月20日)在国内13个城市以散步的方式参加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这篇文章迅速地在网络传播开来。据一位推友说,19日这一天,中文推特发推量达到22万7千余条,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其中,相当数量的推文就是转发这条信息。到了20日这一天,上述若干城市的指定地点果然出现了聚集的人群,包括大量的警察、便衣和记者,并引起境外中西媒体的广泛报道,遂构成一起真正的历史事件。《维基百科》在两天后即将此事收录,名曰"中国茉莉花革命"。

对于这场茉莉花革命,有网友称之为"一项挺好的行为艺术策划";有网友称之为"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一位网友总结道:"现在看来,这次国内所谓的'鲜花革命'是一场由网民倡导,由党中央响应和领导,由各级维稳部门倾力参与,由民主人士全力配合,由人民群众围观鉴赏的后现代民主主义革命。"

这次茉莉花行动,民众是以散步、围观等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当局既要严控严管乃至严打,但又苦于师出无名,实在很尴尬。一位在场的推友讲到这样一桩趣事: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前的一个镜头--"今天最难忘的事情是俩便衣围追一个拿花的男子并按到在车上,媒体群众蜂拥而至,长枪短炮质问凭什么随便抓人,便衣见人多势众,当场怂了,放开手说:其实我也是来商场的。笑死我了。"

我们知道,这次中东巨变起源于突尼斯,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所以人们又把突尼斯革命称之为茉莉花革命。中国的220行动既然是受中东革命的鼓励,所以取名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偏偏在当今中国语境,"茉莉花"一词还有很多其它的故事。有网友给出如下解说,真是巧得很:"《茉莉花》,著名的中国民歌。有着不平凡的历史,清朝临时国歌,普契尼图兰朵,澳门回归仪式,北京奥运会,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但在2011年的中国,这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却变成了敏感词,茉莉花也成了一朵敏感花。"

220茉莉花行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它揭示出中国当局是何等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它使得当局敌视人民、害怕人民的本性暴露无遗。另外,它也从反面扩大了中东民主革命的影响。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次折腾,最恼火的应该是中宣部国新办,辛辛苦苦封锁北非中东革命的消息,警方这么大张旗鼓一折腾,经过咱爱八卦的民众口耳相传什么的,岂不是马上街知巷闻?"

220茉莉花行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首先,220茉莉花行动充分显示出网络的强大动员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反对力量缺少强大组织的不足。再者,220茉莉花行动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就在于它为民众的参与提供了一种比较安全的形式。我在上期《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的文章"从'军队会不会开枪'谈起"专门讲到过这个问题。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社会里,要造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减少迈出第一步的风险","象'到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一类方案就有这个好处。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在某一天到广场散步。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到广场去。如果到广场的人有成千上万,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把它转变成一场集会抗议。如果到广场的人很少,我们就放弃闹事的计划,把它当作真的散步。这样政府抓不住任何把柄,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

1990年2月10日,我起草了一份传单"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传单呼吁:"为了不忘过去,为了开创将来,让我们在今年的4月1日以及4月5日这两天,重新聚会在天安门。""我们并不是要去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只是要去散步游览。这不要批准,也无法禁止"。"只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站,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广场上平静的人群,充分领悟到它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意义。"传单提醒大家"不要急于把这次平静的展示力量转化为公开的抗议"。因为"有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就会有更加扎实的第二步、第三步。"在这一年的六四前夕,我们还提出了"白衣行动"计划。可惜在当年,国内还没有普及互联网,一般人甚至没有私人电话。因此,这两份传单的传播范围极其有限。但就是这样,它们仍然引起当局的恐慌。据不少朋友说,他们单位特地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大家在那几天不要去天安门。

在前年,六四20周年前夕,我们再次推出"白衣行动"计划。这一次的成效就大多了。在不少地区,有不少人都在这一天穿上了白衣。和这次茉莉花行动类似,首先是当局自己,用它的高度紧张和严加戒备,从反面成全了我们的计划。台湾《中国时报》在6月5日发表报道,标题就是:"彩衫军趴趴走,白衣行动使天安门广场添诡谲。"报道称,在6月4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除了军警便衣密布之外,还出现了"大批穿着红、蓝、绿衫的'志愿者',以游客身份进场活动,广场气氛显得异常'井然有序'"这批彩衫军"以每组约20人的编组,在广场的不同区域活动";即使天上下起短暂骤雨"依然坚守岗位";其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以上"。"广场虽对外开放,但东西两侧入口处,公安对每位游客都进行更严密安全检测,并询问相关背景"。显然是针对白衣行动的因应策略。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窘态,暴露无遗。一些西方媒体对此也有报道。

毫无疑问,这次220茉莉花行动取得的效果远远超出此前的几次类似的行动。这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还在20日之前,当局就开始拘押若干知名的维权人士。尽管他们和这次茉莉花行动并无任何关系。20日当天和以后,当局又抓捕了一些在场的人士。与此同时,当局还加强了对网络的控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一方面要援救要抗议,另一方面则要准备新的行动。事实上,人们已经在准备新的行动了。我们应当大力支持。海外人士首先要做的是向国内广泛传播有关信息。由于在此类行动中,直接参与者可以假装不知情("我是打酱油的","我是路过的"),当局无法有效鉴别,所以很难惩治,故而风险较小;而发号召发呼吁者很容易被指控别有用心遭到惩罚,所以海外人士正好扬长避短,虽不能亲自参与现身街头,但可以利用海外的安全环境发布信息。

另外,我建议,今后类似的活动,不必冠以"革命"二字。按说,集会示威本是基本人权,为什么我们不是号召大家集会示威而是说散步,就是为了不给专制者打压留下半点口实。再有就是提醒大家要相机行事,人不够多不喊激烈的口号。现在还是热身阶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六四那天穿上白衣,或者是在定好的时间和地点聚集,那本身就是胜利。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吾爾開希給台灣的朋友們寫的一封信



各位朋友,
明天(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下午兩點,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將會同步出現以追求自由民主作為目標的集會,這是中國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以政治變革為訴求的街頭民主運動。臺北,作為華人社會之一,作為旗艦民主社會,將會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牌樓之下,也出現聲援中國茉莉花行動的集會,我謹此邀請台灣的朋友們參加。
我聽到很多好朋友對於這場近日在阿拉伯國家出現的茉莉花革命都抱以極高的評價和祝福,同時對於它蔓延到中國,並在上週出現在北京抱持極大的關注,作為一個民運人士,我感謝你們。我在邀請朋友們一起參與這場在台北舉辦,旨在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集會時,也聽到很多的鼓勵及明確的首肯,對此,我更加感激。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尤其是我邀請的一些政治人物,他們表現出的猶豫我充分理解,但不以為然,並請容我在此多說兩句。你們的猶豫,稍加追究就會發現那其實就是對於蠻橫共產黨的恐懼。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民,不至於擔心共產黨會因為你明天來中正紀念堂廣場就會把你投入秦城監獄,最多可能是把你列入另冊,也可能會喪失一些機會,可能是一些商務機會,也可能是一些在政治變革的議題上正面發揮作用的機會。無論是哪一種,我首先深表遺憾,遺憾你也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的受害人,同時提醒你,如果在台灣的我們都對共產黨的威脅讓步,這種讓步不就是一種姑息縱容嗎?
相信我,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怕後果的!共產黨根本沒有那麼厲害,可怕的正是我們的害怕本身!
明天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參與這場集會的人們,他們將承擔更大的風險和難以想像的心理壓力,但他們會出現在哪些地方,他們要用自己的不懼呼喚所有人的不懼,最終衝破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恐懼,而這恐懼是今天維繫著這個專制集權的唯一有效工具。這些人是多麽的勇敢!而他們多麽需要夥伴,需要聲援!
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沒有這樣的顧慮,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反而有著更多的責任呢?如果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覺得那是中國大陸自己的事,與我們無關,那真的又錯了!馬丁路德金博士曾經說過這樣一句極有啟發性的話:『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何況中國共產黨專制集團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蠻橫無理作法,可以說對全世界都是一種威脅,尤其與它接觸日益緊密頻繁的台灣,政治人物和商人不敢出席這個活動就是共產黨在我們的社會發揮著邪惡影響的明證,明天站出來,不僅僅是聲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也是捍衛台灣的民主成果,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了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過這樣一段話:「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衝擊它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我相信很多朋友們都讀過這句話,也都為這句話所震撼,更暗暗決定也把這個選擇標準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那麼明天正是你作出這個選擇的機會。
吾爾開希  問候

杜光:北大形象及其他――黄头麻雀论政微博选录之一

   (说明:去年,有一位朋友在新浪为我开通了“杜光论政”的微博。第一次进入微博的页面时,出于好奇,对页面上的所有提示都点了一下,有一处要我填写姓名、年龄、住址等项目,还要填绰号。我想起在上小学时,有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黄头雀”(温岭土话,即麻雀),便填上了。不记得当时怎么想的,又加了个“麻”字,成了不伦不类的“黄头麻雀”,而且成了“杜光论政”的“副牌”(?)。
   在“杜光论政”微博上写了一些后,因为我写的博文不断被管理员“和谐”,觉得这样写也白写,浪费时间不值得,对它也就兴味索然了。接下来我就病了,出院后调养期间,有朋友劝我还是应该把微博利用起来。我被他说动了,痊愈后上网时就去打开它,不料页面上却出现:“由于违反了新浪微博的安全检测规则,暂时禁止访问。”这就是说,“杜光论政”这个微博已经被封闭了。后来又点了几次,还是“暂时禁止访问”,虽然有些失望,好在对它也没有太大的期待,封了就算了。
   过了不久,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偶然发现有“微博”的提示,试点了一下,竟然出现了“黄头麻雀”的微博页面。难道“杜光论政”被封了,这个“副牌”还能用吗?高兴之余,便写了几条微博,第二天又写了几条。但第三天一看,没有一个读者,大概实际上还是处于封闭状态。写了没有人看,自说自话,那还写它干什么?
   当天晚上上床睡觉时,我还在想:写,还是不写?最后还是写的想法占了上风。我觉得,每天晚上把我对某些问题的想法看法写下来,为以后写文章积累材料,这样自说自话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写了两天,又觉得我写在“黄头麻雀”微博上的一些见解,也可以直接发到网上,同朋友们交流,不一定非要等到写文章时再利用,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发表形式:在微博里选择自己觉得还有点意义的博文,汇集成几则“时政感言”,发给朋友们,并送到网上。这样就可以同正式的文章一样,起到抒发见解、交流思想的作用。

选发的博文完全保持原貌,为了阅读方便,我按照内容的不同,分别加上标题,如需要另外添加说明,则用括号加以区别。考虑到博文在次序安排上一般都采取“后来居上”的办法,我这里也不改变。)
(一)北大形象
2月23日    收到俞梅荪报道北京大学2月19日老校友新春联谊会的文章,其中谈到: 他在给一些右派难友拍照时, 有一位校友会工作人员过来干涉, 叫他不要照, 并且对他说:“上次有人照相上网, 败坏了北大形象, 我们是北大人, 要维护北大形象。” 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
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 这当然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命题。问题在于: 我们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北大形象?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堡垒, 有着值得所有北大人自豪的科学、民主和兼容并包的自由传统, 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无愧于北大人称号的有用人才。这是北大形象吗? 当然是。这样的北大形象, 当然值得维护。
可惜, 几十年来, 这个北大形象却越来越黯淡,代之而兴的是另一种北大形象。长期的党化教育和熏染, 消磨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就改变了北大的形象。北大已不再是科学民主的堡垒、学术自由的圣地;相反, 却日益官僚化、政治化、衙门化、学店化,崇权尚钱, 争名夺利, 这样的北大形象还值得维护吗?
可见, 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北大形象,一个是光辉的形象, 一个是丑陋的形象。一切有良知有自尊心的北大人,都应该维护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鄙弃那个官僚化、专制化的北大形象。听说不久前有几个学生得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 面露喜色, 竟被取消奖学金的资格, 这是专制化的北大形象的最好解读(也是对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的破坏)。
当然, 所有北大人都有责任改变北大的丑陋形象, 重塑北大的辉煌。而最有义务、也最有条件重塑北大形象的, 应当是目前的校长书记们。别的不说, 五六十年来, 北大积累了多少冤假错案, 这些都是历届北大领导人造下的罪孽。你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和权力, 当然也有责任解决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几年的校友新春联谊会, 每年都有好几位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学生前来, 向校长书记们提出道歉赔偿的要求。这是送上门的好事, 它不是与你们为难, 不是破坏北大形象, 而是为你们改变北大形象提供了机会。有远见的领导人应抓住这个机会, 表现出北大领导人应有的智慧和勇气, 挺身而出, 而不应躲避。
对右派索赔, 可以有三种选择: 下策是借口与我无关, 或者党中央没有统一部署, 推脱逃避: 中策是表示道歉, 这是不难做到的, 如果说, 全国有那么几个右派没有改正, 官方还可以辩解的话, 那么, 北大全部右派都已改正, 不就说明北大反右是百分之百搞错了吗? 既然完全错了, 道歉就是合情合理的。
上策是既道歉, 又赔偿。今天的北大完全有这个经济实力,问题是北大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胆识。毫无问题, 如能采取上策, 北大形象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如果顾虑重重, 不敢采取上策, 那么, 采取中策, 正式向被划为右派的难友道歉, 也多少能改善北大形象; 不幸得很, 现领导人选择的恰恰是下策。
(二)垄断反垄断的较量和指导思想的谬误
2月21日  许多朋友对体制内的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似乎缺乏足够的估计。当然, 在政法和文化舆论领域, 民主力量受到严厉的压制和残酷的镇压, 一直处于下风, 但在经济领域, 改革反改革的对峙与斗争却十分激烈。因为在经济领域, 这个斗争主要表现在垄断与反垄断上, 在这个问题上, 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改革的力量。
垄断与反垄断的对峙与斗争, 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国务院在2005年发布的"36条"和去年发布的"新36条"上, 这两个条例都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 这就意味着要扩大市场经济的范围, 削弱垄断经济。而代表垄断利益的权贵集团则竭力阻挠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所谓“两门现象”,即: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和好不容易进去了却被弹出来的“弹簧门”,就很能说明问题)。目前, 这个斗争正方兴未艾, 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2月22日  其实, 在经济领域,只要仔细观察, 就不难发现垄断与反垄断的对峙与较量。经济体制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 就看垄断经济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是把计划经济的垄断体制, 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是十分明智的, 但指导思想有误。
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是由一系列谬误的理论观点构成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硬要给市场经济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也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近二十年的改革过程,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错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来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谬论)。所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他们不了解, 或不愿意去了解:国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而是处于三岔路口的过渡经济。
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经济, 它有可能溶进市场经济, 逐步消解它的垄断性;但也有可能蜕化为官僚或权贵的所有制, 这是一种比资本家所有制还要落后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公平竞争, 等价交换, 有它自己的规律, 而国有企业却垄断资源, 垄断市场, 垄断价格, 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现在居然要把违背市场规律、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国有经济充当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且要起主导作用, 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这个理论谬误,是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途, 并且目前遭遇种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 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削弱垄断经济,指导思想就必须走出这个理论误区。
(三)对于在中国鼓吹“茉莉花革命”之我见
2月21日  昨天北京上海有些人响应海外人士的号召, 到街头示威, 结果被警察驱散, 有的人还遭到拘捕。今天, 又见网上有人提出在四五举行"百合花行动"。我认为这是很不明智的, 就像三十年代共产党的那些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号召地下党员到街头游行示威一样, 实际上起了驱羊进虎口的作用。
1989年后,民间和在朝的改革派民主派被一网打尽, 多年万马齐喑,无所作为。经过多年的孕育酝酿, 近几年(好不容易)才逐渐有了生气, 我们欢迎这个趋势,同时也应当爱护正在成长中的民主力量, 利用网络工具, 发展这股力量, 加强他们之间的结合和凝聚, 形成足以推进民主、深化改革的社会力量, 不要轻易地盲动。
在“维稳”暴力空前强大的情况下, 仓促地号召人们采取行动, 却不考虑它的后果, 使民间的改革力量民主力量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样既不明智, 也很不负责任。我希望海外的朋友不要再随意指挥国内的行动, 不要给国内的改革力量民主力量出难题。你们身处国外,没有风险, 应该考虑国内民间力量的处境。
                                                  2011年2月24日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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