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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刘自立: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府、院之争和共、朝解构


   前此,谈到共和,立宪和民主之关系问题(见前文);今谈之续;即孙文南京政府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关系问题;孙文、蒋介石和毛,共关系问题;民国,乃至人民国走向问题。这些问题史备于共,史备于民,史备于国,世人亟待澄清之,还其真相,捋出端绪,是为要。之所以这样说,无外乎几个理由。其一是,辛亥革命,孙文共和,清廷新政,一直以来,与革命,孙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袁世凯参与之之间性关系写照;并非完全是排他的,绝缘的。二是,所有关乎孙,袁之间的揣度和评定,往往认为北洋于辛亥之重要性强于孙,黄;孙北上与袁世凯段祺瑞游,亦是府院之争,之和间的博弈;并非黑白各执,堪称朝廷另类和共和之犊的撞击。三是,我们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前此言及之大制度,真道统之间,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走向之间的基本估计;这个基本估计就是,只要改革和革命并不废黜天道人伦,一切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就像东西方历史上开拓与复辟相辅相成那样——否则,按照极权主义中断历史和暴殄天物之文化灭绝,一切之改革和革命就会脱序历史,滑出轨道,违反人伦和上帝。

   也就是说,袁世凯代表的清廷势力,并未因为他源自清廷(小站备兵)而完全等同与之;但是,清廷豢养或者放纵袁世凯,也是胜败与之,给了这个并非完全掌控军队的、半个极权的皇家集团一个身灭形存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无论是辛亥、还是共和,在最后对待清廷之课题上,历史,其实来了一个偷梁不换柱的谐谑曲;且在此曲中隐留了清廷消亡和得救于袁世凯这样一部戏码。这个戏码在演绎了袁世凯登基不成的劣剧以后,转向了后袁时期以段,吴,张,冯等人接替北洋的后清廷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基本上排除了皇朝人事,但是,其脉络延伸,依然可以找到袁世凯和清廷那里——换言之,这是另类“共和”的后清廷与现代派的解构-结构。按照所谓北洋——清廷——清廷之覆——某某崛起……的悲剧线索探究,起码在政治层面,中国不是按照西方革命-复辟-回到宪政-回到民主(希腊式的)-回到上帝(夏多布里昂式的,等等)这个路径演进,而是出现了脱轨和胡乱的中、西劣种结合。这个结合前是共产党出世,后是黄埔军校建校(苏区肇始)和北伐之出动。


   苏区不存在,最重要


   于是,中国的真课题不是革命,也不是立宪,而是排除真革命和真民族的苏联主义。这个苏联主义,又刚好是帝国主义放弃了价值判断和公理战胜,转而支持一个殖民地政府;换言之,清廷也好,袁世凯、孙中山也罢,他们只能在获得国际支持的无价值判断和殖民中国的国际环境里作出选择和负选择。而这个不选择、无选择的选择,造成了孙文主义后期的混乱。中外价值论者可以看清楚这一点。另外,孙,袁北京之议,议会北京试验,与后来赵秉钧刺杀宋教仁——孙文建设革命集权党类,依然是中国事情可以控制在民族范围之内之导向;但是,孙,段之间出现的和谐与不和谐,乃至孙文之死和宋(庆龄)氏之亲苏,使得中国事情完全走歪。最后,回到辛亥原点。这个革命,改革——立宪之争,都坏在清廷不像明治,戊戌变法不是明治维新;臣民之间,皇主之间,异议分子和官府、皇上之间,无互动,或者有互动,却无实质(四君子入阁等)——他们选择了良性转换之外的路径和根据——这个路径就是武昌暴动。这些依然可以掌控。

   斗争,于是十分明确。是要在孙文后蒋介石的民族政治里游戏还是青睐苏俄,建立苏区,搞垮民国。这成为中国命运的把握关键。前此言及之革命,改革和立宪,都已变得并不重要,并不急切——急切的是,国人在五四晦气文化和斯文操蛋以后,又出现更加野蛮的坯子运动——继而,就是蔓及全国的苏维埃浩劫。于是,建立民国,缴匪戡乱,成为讨论宪政和革命以上之更加重大的课题。那么,这个关节点何时开始出现?就出现在共产党的秋收起义八一起义之暴乱开始。这样,如何估计打倒军阀,如何认识所谓万恶的封建势力,成为中国人是不是要施行毛革命的一个基本观点。辛亥以来,这个估计呈现以下诸端:前此,革命-改良之间的负面互动和正面互动如双星临头,不得不见;孙文要暴动;老袁要称帝——幸好,称帝,革命,却还是底线犹存。孙,袁,都还是以文化道统和中国国基为准,没有毁“天下”。出现负面和罪恶转季的则是北伐(孙,陈分治和一统之歧异,另论也)。


   北伐的意义和无意义


   北伐,亦分成几个因素。一是,孙文对于北洋政府尤其是段氏政治的不满,表现在善后和国会召开之争;虽然,冯自由等人都有孙,段二谐的说法。二是,北伐,对于所谓北洋军阀的讨伐,抑或和诸葛亮、司马懿之间的博弈,并无多异;其正统与否和愚忠与否,本来就是人文话题,不是政治话题。三是,北洋之吴,之孙,之张,之冯,和孙文、正中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所谓打倒帝国主义,究竟如何做到?重新闭关自守,抑或复清灭洋?立民灭洋?皆无聊虚无说也(更不要说百年后之“改革开放”)。四是,倒是这个东西,区隔了那时的资本动向和市场运势,苏俄来师(顾问),黄埔建校,苏立支部(中共)等等北伐前后事宜,将中国抑或自治,抑或统一之格局完全推翻;三纲五常不再,痞子运动猛起;乃至斯文扫地,文士自戕;暴力泛滥,动乱频仍;最终,北伐之端倪成为破坏中国,侵蚀国粹,动摇基准之“以俄为师”的大破坏,大颠覆。一切之民国课题,一切之辛亥课题,一切之南京,北洋之课题,一切之开埠和资本之课题,一切之传统和现代性之课题,统统变成了破坏国本和消灭天下的异类课题。其间,孙文开创的联俄容共这个课题,和他不知道什么是反对党政治,什么是(美国,欧洲)地方自治政治,什么是宪政-共和-资本-地产等模糊概,最终纠缠在一起,变得无法澄清,无法识别;混水搅矢棍,陷国于乱也。一个险恶的,与辛亥,与共和,与民国作对的列马主义苏区国,开始祸害中国,以至于今。北伐之目的究为何物?也是难以厘清之事。


   辛亥后分岔的“两国”


   其中也有几点可以简单一提。一是,所谓统一中国。中国为什么要统一?由谁来统一?作为前提的政统何在?于是,国人北伐之历史不能不稍有涉及,如,秦皇汉武,三国演绎,乃至孙文,中正,毛泽东之北伐,究为何故?牵强而言,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北伐,名正言顺乎?刘备,一个所谓正统姓氏说,可以涵盖一切正确性正当性、抑或否之?循此逻辑,那么,曹孟德,司马懿又是不是政统正道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三国归晋抑或归ABC,都是历史偶然蕴藏在必然里面的国是,没有什么正确与否。他们体现的一仆一主,抑或一仆二主,三主,都是乾坤炎黄里面的变易与决定,不是其他;唯其他来犯,就是十九世纪国人面临的东西方碰撞课题。很不幸,国人险些交了白卷。其以暴力挽救的机会,就是蒋介石在面对共产党红旗黑手席卷一切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在此面向上,1927年4/12之路展开的以暴易暴将辛亥文化和政治议题拉回命运和渊薮,且在政治经济两股岔路上,形成了前此所谓的一国两制和国中之国,也就是民国和苏区。以后的道路,众人皆知;只是一个中国在台湾,一个中国在大陆。台湾中国是不是以后之中国,又争执严重,但是,所谓中华民国之事情,保留道统,行事自由,立宪民主,难道不是孙中山另外正面面向的遗产和财富?

   而大陆的事情,却是积重难返,迷途拒归,且发展出来一个特色怪物。也是世界奇迹之一。怪胎龙显,不谙韬晦,业已出露锋芒,举世皆惊——而这个惊奇,就是文化邪道自于五四事情开始的;辛亥(他的列宁主义面向),五四(他的马克思主义面向),北伐(他启动的消灭自己的专制主义倾向),乃至八一起义,苏区割据,西安事变,抗日与否,这些历史的悖序之序,居然到了强人得道,一切易帜的地步。我们分野这个线索,其实,和很多学人一样,开考于中断中国历史的惨象;这个惨象,是以王国维的自沉和陈寅恪的哀悼为整其序幕;以民国对抗苏区,为其角逐;以现在的台湾之以小事大,以鸡蛋碰撞石头之奇迹,为其瞩望。然而,逻辑和反思应该是这样的——陈寅恪和王国维们,梁启超和康有为们,章太炎和冯自由们,袁世凯和段祺瑞们,都还在国人历史文化的范畴之内运动;这样的悲剧和现实,战争与和平,甚至暴乱与镇压(段祺瑞对待刘和珍君之死),都属历史常态里的是非对错,乾坤坎离,阴阳八卦之运作;是千年朝廷——民国百年,兴亡灭助和反馈回环之运作——不是消灭这个循环的虚无主义运作。可是,世界20世纪的不幸,则源于那个异数,那个幽灵。


   反对军阀的虚无主义斗争


   幸好,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只崇拜幽灵;就像日本人不止于片山浅和幸德秋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虽有安娜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亦影响甚巨,甚至举足轻重,但是,我们还是有主流西方概念之介绍者和传播者。其中,不止吴宓先生对马克思和易卜生做出批判(他在1920年尝试批判五四运动),主张国人回归东、西方正统——儒家和希腊——其中佼佼者尚有马相伯,英敛之等一干人杰。之所以这样提出二公,是要用一个象征手法来皴化民国图面,而且是最初的民国;换言之,这样一个曾经的南七北六之国,难道仅仅因为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就该将所有所谓的准自治政府连同他们的大帅总统将领袍哥一律打倒吗?这个把孩子和水一起废掉的革命,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又有多少世人赞成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的,究竟是军阀割据还苏区割据呢?而其中分治一统的概念,是不是也符合苏区独立,苏联殖民之之地位呢?毛的湖南独立论等,又该定其位为革命、还是定其位为分裂呢?他们的独立,是不是代表着他们从来就没有搞过分裂呢?
   几大所谓军阀乃及其割据,是不是造成不北伐、
必亡国的统一逻辑呢?新老军阀对于蒋介石的归顺和一致抗日,究竟是在守残专制主义,还是在救亡救国呢?这些课题坊间,多有议论。这里,只是撷趣一点点所谓军阀统治之点滴,以证北伐之谬和苏区之误。


   军阀国斯文犹存


   军阀之间的战争,混乱和死亡,确是引起革命和北伐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要否定这样一些所谓的“专制、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呢?废除这个统治,又要引进什么统治呢?民初的军阀们,又是如何对待中国国情和文化之基本尺度呢?这里苟简一捋。从辛亥到五四,就是一个转折。辛亥要颠覆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无不妥。而清廷中人袁世凯乃及袁世凯死后之后袁者,难道不是多少体现了那个朝廷的王封残绪吗?这个延续或者半延续者的统治,是不是以后用毛氏破旧立新方式,达致中国之新,之毁,之败呢?我们根据有关学人之批露和研究,就可得出一二结论——这个结论的基本估计仍旧是,军阀人物,尚不及懂得和习惯苏维埃主义戕灭人性的那种列宁主义和涅卡耶夫主义。就拿五四运动和北大之现象说去;一个蔡元培,就是黎,段任命之教育总长,“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这份‘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任命状,简洁地写着:‘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状落款是:黎元洪、段祺瑞、范源廉,挂着大总统的印章。”(资料,下同)吴佩孚,却于该年“5月9日通电支持学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这是新旧转换时期的一个悖论。一是,所谓军阀,并不抱残守缺;二是,蔡元培引狼入室,在五四爆发前后,推出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又,却在清共运动中勉力推之,与章太炎,冯自由等共襄,以批判孙文。

   文化尚在,斯文尚在,一个例子是孙传芳。据资料,“到天津做起寓公以后,自知自己当年杀人如麻罪孽深重便做起了居士,也就是不曾受戒的僧人,终日参禅礼佛,每周三、周六下午还要到居士林和众居士一起诵经说法。孙传芳做起居士的消息也引起了一个弱女子的注意,她就是与孙传芳有杀父之仇的施剑翘。”
后,孙,这个放下屠刀者,被复仇者杀——但是,
这也起码说明孙对于中国儒释道道统的皈依。至于张作霖,冯玉祥的事情,众所周知,此处不详;须知蹊跷则是,他们一个是坚决的反苏主义者;一个要拐向苏区,苏联,而被反蒋的共产党和台湾的李鳌辈大赞之;其倾向如何不在话下。这些军阀的历史是非,在21世纪之中国,尚且发出不同声音,何况于史,于是,于事呢?我们看到,内地业举办吴佩孚研讨会,且不一而三。其中有称其为伟大者,有呼号其英雄者,亦不无根据。至于蒋介石后来的新军阀李,阎,李/白等,坊间评议与蒋评价同,也是不一而二,而三。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南京抗日请愿等),却不如段祺瑞这几年记录在网络上的往事,更加感人。这些往事说明,一个进行了屠杀的军阀,其内省、忏悔、匡正于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是21世纪89年64屠夫们所天壤拒之,不可日月的。所以,说回来,不管是蒋介石打击还是绥靖之,都是中国人人情尚在,道德犹存的历史表达。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常识,什么时候开始玉陨香消,魂不附体呢?这个回答还要吴佩孚来回答(资料,上同)——


   “(且看他抨击段祺瑞的一个通电):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北京之春》
,作者供稿

徐水良:中国人,准备上街

   
   突尼斯人民上街了,革命了,独裁者阿里逃跑了。紧接着,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也动起来了。埃及人民也上街了,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穆巴拉克拒绝下台,派军队进城,更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怒火。游行示威继续进行,规模没有减小,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及到目前消息,军队表示不会向示威者开火。军队与示威民众关系良好,没有发生冲突。相反,民众纷纷爬上坦克,与军人一起合影。有的军车也写上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标语,有的军车护送民众向警察冲击。穆巴拉克的统治摇摇欲坠。
埃及革命,美国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在此之前,穆巴拉克与美国结盟。前天,从政记录相当愚蠢,常常乱讲话的美国政客、副总统白登,竟然愚蠢地践踏人类公义,胡说穆巴拉克不是独裁者,不必下台。但是,昨天,奥巴马总统讲话,态度则与白登相反,支持埃及人民和他们的民主要求,暗示穆巴拉克即将下台。奥巴马总统的讲话,应该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情报来源和判断。
突尼斯和埃及的示威民众,都公开以中国的89民运为榜样。突尼斯民众的标语,把突尼斯革命,当作1889法国大革命和1989年运动的继续。埃及示威者则声称,埃及也有了自己的天安门。全世界没有忘记中国,并且以中国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作榜样,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现在,学习中国人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人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不仅苏联和东欧64屠杀以后,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连阿拉伯兄弟也走到中国人前面去了。我们中国人必须急起直追。
三十多年来,我早已无数次论述,极权专制国家独裁者的垮台,靠的是突发事件,靠的是庆典式革命。这次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中国,中共权贵集团依靠中共极权专制,通过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形成一个顽固保守的官僚权贵抢劫掠夺集团,他们坚决拒绝政治改革,继续横行霸道,坚持欺压民众,坚持对民众和国家进行抢劫掠夺。全国贫富悬殊,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道德崩溃,环境污染,毒食品到处泛滥,使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危机。
现在的中国,除了突发事件即人民起义,和军人起义即兵变两条路,已经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中国的变革,靠中国人自己。要救中国,要救我们自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以代替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除了号召中国军人起义进行兵变以外,只能积极努力,相互鼓励,认真准备,随时准备走上街头,改变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迎接那个伟大的时刻。

2011-1-31


苦胆:另一种“一票难求”



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春运早已进入高峰时间。无数在外谋生的打工者和务工人员,买不到返乡的火车票。买不到票,就没法回家过年,没法跟家人团聚,没法吃上那一顿热气腾腾的具有象征性的年夜饭。“一票难求”,成为绝大多数回家过年的人们的共识。

记者中的有心人指出:1957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的社论。可见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当年那篇社论,距今已有54年了,但春运的“一票难求”现象不仅未见缓解,反而愈来愈突出,以致今年又惊现前所未有的一幕:一个排第三的打工男,在寒风凛冽之中排了十多个小时,却买不到火车票,一气之下裸奔到站长室讨说法。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一年又一年,年年“一票难求”。年年春运,有不计其数的人归心似箭,却未能回家过年。春运顽症毫无改善的迹象。于是,“恐归族”应“运”而生,且逐年递增。中国的“铁老大”究竟怎么啦?且不说铁路系统内部的腐败,单从黄牛党(票贩子)的神通广大来看,你能说跟铁路部门没有关系?

回家过年,这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我们希望春节前所有想回家的人们均能买到火车票,然而,这并不现实。故此,我不愿再就事论事地多谈火车票的“一票难求”,而扯上了另一种“一票难求”:

春运的“一票难求”,只是相对于买不到火车票的人而言,毕竟还有许多人“求”到了这一票,踏上了返乡的路程。我要说的是,中国人没有选举权,没有一人一张选票——一张属于自己的本真意义上的选票,这才是名符其实的“一票难求”所有中国人皆未“求”到这一票,故而也就没能踏上宪政之路。

倘若我们“求”得了民主选举的一人一票,那么春运买张火车票,还会是个事吗?

老百姓一人一张选票比回家者一人一张火车票要“难求”得多。这样的一人一票,再“难求”也得求。自然,此处的求,绝不是乞求、恳求、哀求、央求,而是谋求、追求、力求、务求。

有了这靠得住的一人一票,我们不光能在春节前乘上回家的火车,还能登上普世价值的时代列车……


苹果日报:華叔撒的種子必將茁壯成長




沒有人組織,沒有人發動,依然有超過七千名市民親身到尖沙嘴的教堂,向華叔送上一支白花,向華叔鞠躬致意,跟華叔道別。有的大清早就從天水圍巴巴趕來;有的是行動不便的長者,要靠伴侶攙扶着慢慢走來;有的是八十後的年輕人,心中滿懷敬意;有的是六四後年年跟華叔在維園燭光集會相見的老戰友,他們默默跟華叔說會繼續赴六四之約,直至平反那天;有的是華叔親身教過的學生,不住緬懷良師的訓誨教導,深盼老師、老校長走好……
官府盡量劃清界線,特首只敢「快閃」悼念,北京當權者則橫加阻撓,不肯讓王丹及大部份學運領袖送別華叔。但是,這一切一切骯髒的政治計算阻不了千千萬萬有心人,嚇不走千千萬萬華叔的同路人。大家用手上的一支支白花,用滿腔的敬意,用最誠摯的鞠躬,向華叔作最隆重的告別,向華叔清楚的說,他是香港人的華叔,是人民的華叔。
正如很多參與安息禮拜、參與悼念活動的市民所言,華叔一生堅決站在人民的一邊,堅決站在民間社會的一方,不肯成為當權者的工具,不肯為當權者塗脂抹粉。這份堅持,贏得了市民的尊重,贏得了大眾的尊敬,也令香港民間社會逐步茁壯成長。現在華叔走了,我們更有必要延續華叔的工作,更有必要繼續拿起華叔點燃了的火炬,推動民主人權事業不斷向前,抵抗當權者的專橫無理。
事實上今次華叔悼念活動出現這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干擾,學運領袖被一一拒諸門外,已可清楚看到北京當權者在六四鎮壓問題上,在民主人權問題上不但寸步不讓,還會毫不猶豫的運用手上的權力打壓、孤立膽敢爭取民主人權的人,不管是在生的還是逝去的。在生的動輒被當權者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判刑,趙連海、劉曉波就是典型例子:過世的則千方百計貶損冷待,全力抹掉他們的歷史及功業,華叔的悼念活動就因此碰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干擾。
然而,推動歷史前進的不是當權者,而是人民。武裝到牙齒的當權者可以成功鎮壓人民於一時,可以「阻住地球轉」於一時,但只要人民能像華叔那樣堅持,只要人民敢於像華叔那樣堅持,民主的力量將會越來越強韌,民主的根將會埋得越來越深,民主的種子將會撒在越來越廣闊的土地上。過去幾十年來,華叔已撒了很多民主的種子,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埋下了民主的根和苗。往下來該做的是把華叔種的這些根埋的更深,把苗種得更強韌;到時候不管當權者刮甚麼風,搞甚麼威迫利誘,都不可能把民主的訴求壓下去,都不可能把民主的夢想扼殺。
香港是中國這片土地上唯一可以公開向當權者提出民主訴求的地方,是唯一可以追究當權者鎮壓責任的地方,是唯一可以為含寃受屈的人抱不平的地方。華叔大半生都在盡力讓香港發揮好這樣的作用,都在努力強化香港這樣的角色,好讓中國大地不致漆黑一片,連一點燭光也沒有。
要悼念華叔,要讓華叔走好,我們除了獻上白花,獻上敬禮;我們更要好好守住香港的獨特角色,更要好好守住那一點燭光。到六四平反的一天大家可以跟華叔說,你撒下的民主種子開花結果了。



——盧峯

张健:从朗朗到余胤良

——谁再为朗朗这孙子辩护谁就是民运的敌人

漫画中右为余胤良http://www.dailytitan.com/2010/05/04/senator-leland-yee-interviewed-on-public-university-financial-transparency/



郎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是“音乐家不是政客”,有中国网友批评他“用英文说谎用中文爱国”,他在白宫国宴演奏完《我的祖国》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他很激动,演奏时如同在诉说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团结。


其实根据郎朗不为很多人知的一个中国准官方高级头衔: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他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非政治音乐家。http://www.qinglian.org/about/guanyuqinglian6.jsp

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的资料,
郎朗是在去年8月24日全国青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一次全会时被选为该团体的16名副主席之一的。根据该团体章程,“全国青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据自称为郎朗经纪人的朋友的网友在网上透露,
郎朗的经纪人曾建议郎朗在白宫国宴上演奏中国传统曲目,但郎朗坚持要演奏能使胡主席产生共鸣的曲子:“他觉得这曲子旋律优美,主题很爱国,胡主席也熟悉,容易引起共鸣。我当时提过建议,让他弹个传统的民族曲目《彩云追月》什么的,没有被接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767970100p4k9.html

有网友表示,其实郎朗知不知道《上甘岭》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并非像他所说的仅是个欣赏“旋律美”的纯音乐家,他实际上已经是个政治人物


           记者此时要说的是,发生在美国华人社会的另一件事。
如果不是朗朗弹奏《我的祖国》先声夺人,这件事很可能也沸沸扬扬。

奥巴马与胡锦涛1月19日共同举行白宫记者会,由于技术性问题,
使得同声翻译中断,美国的电视观众只能从现场转播中听到胡锦涛讲华语,不懂华语的观众听得一头雾水。这事让美国著名广播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作为笑料发挥了一通,还模仿了胡锦涛讲华语的口气。不料,林博的广播引起选自旧金山的加州议会华裔参议员余胤良的反弹,接着又在当地华人社区引发阵阵波澜。

林博,立场保守,他的节目在纽约制作,以讨论时政为主,
全美播放。林博论述严肃主题的诙谐风格,广受听众欢迎,为美国收听率最高的广播节目之一。林博在节目中抨击、取笑过的政界名人不计其数。他更是不会放过任何修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机会,每当机会来了,就连奥巴马的忠诚拥护者也听得津津有味。

余胤良的反弹异乎寻常:他接受当地中文媒体采访,
称胡锦涛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不敬,并且说林博的言论同时侮辱了全美华人。从25日开始,余胤良透过自己的网站,发起全国签名运动,呼吁大家的都来响应,要求林博为他嘲笑胡锦涛的言论公开道歉,要求响应者向林博节目的赞助及广告商施压,断绝林博的经济来源。

余胤良的反弹在美国的中文媒体一时间成为气候。
纽约和洛杉矶都有华裔议员遥相呼应,美国国会也有华裔议员跟上。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发表谈话进一步上纲:林博在节目上嘲弄中国国家主席,侮辱了十多亿华人。

胡锦涛访美,是一件大事,美国媒体都大幅报道,
脱口秀的名嘴们也各展其长,奚落这次访问毫不留情,美国人听后哈哈一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有人像余胤良这般较真。

也有美国华人对余胤良的出位表现不以为然,一位网友指出:
中国崛起,余胤良精明计算,试图美中“两头通吃”。余胤良向林博发难,和朗朗在白宫弹钢琴讨胡锦涛喜欢一样,余胤良其实是做给当地的中国领事馆看的。

还有网友指出:余胤良誓言林博不公开道歉决不罢休,
那要看他坚持下去会有多大好处,如果收入不敷支出,也就自生自灭了。

胡锦涛访美,谁也看不出他取得了多大积极成果,
倒是引发美国的华人社会的一阵喧嚣。在旧金山,因为有朗朗又有了余胤良,更显热闹。记者收听当地华语电台的节目,听到为数不少的听众赞扬朗朗,用钢琴声告诉美国佬:“豺狼来了有猎枪”。

不过,朗朗弹钢琴,余胤良发难,基本上是美国华人社会的风波,
美国主流社会,从来不把这些事当回事。就拿朗朗来说,许多美国人对他弹些什么,至今浑然不觉。美国人看到胡锦涛送来了450亿美元的订单,有谁还在乎什么“豺狼来了有猎枪”呢。

魏京生:白宫的辱美事件


胡锦涛访美期间,出了一件大事,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愤怒。这就是这个星期美国谈论最多的白宫辱美事件。事件起因于白宫招待胡锦涛一行的晚宴。在晚宴上,有一些艺术家的表演。其中被宣传最多的,是由钢琴演奏家郎朗演奏的一首钢琴曲。演奏结束后,来宾们鼓掌如仪,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且胡锦涛主席罕见地发出了灿烂的笑容,和郎朗热情拥抱。

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是由描写朝鲜战争的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再加上同样是描写朝鲜战争的著名宣传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混合编成的一首钢琴曲,取名叫作《我的祖国》。这两个电影和这两首歌曲,在中国家喻户晓。谁都知道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政治意义。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在家里卡拉OK,或在歌厅里演奏这些歌曲,没人管你。甚至你在网络上或者报纸上赞扬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表现,也有你的自由,没人管你。但在白宫的国宴上公开宣传中国军队击败美国佬,并且不尊重战争的对手,将其比喻为豺狼,就太过分了。

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尽管把歌词隐藏起来,也仍然是公然的侮辱。所以美国社会沸腾了,愤怒了。在国内的愤青把郎朗捧为民族英雄的同时,他在美国的形象立刻就变成了臭狗屎。有无数的美国网民给予他最难听的称号,有无数的美国公众谴责这种极其没有礼貌,公然侮辱东道主的外交丑闻。

虽然郎朗自己立刻改口,甚至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最为得意,因而被选中的曲目有什么含义。但是没有人相信这种拙劣的辩解。甚至有报道揭发这是中国政府高层和胡锦涛策划,并坚持让白宫接受的选择。胡锦涛那灿烂的笑容证明了这一点。郎朗只不过是用来羞辱美国人民的一颗棋子而已。

有人辩解说:为什么在白宫就不可以选择演奏中国人喜欢的歌曲呢?当然可以。这就像到别人家做客。说什么唱什么你完全可以自己选择,但你不可以选择侮辱主人的歌曲。这是做客的起码道德。在外交上更是如此。即使那些宗主国对自己的儿皇帝,也不能这样当面侮辱。这次可是创造了吉尼斯外交记录。在大国外交的欢迎宴会上公开两国分歧的不奇怪,但公开羞辱东道国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话,估计也只有共产党和纳粹干得出来。因为他们都是不尊重起码道德的政治团体。

有些朋友很奇怪: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坦然接受了这么严重的侮辱呢?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里边的含义?这种说法很快被否定了。首先是白宫的国宴审查得严格,不是一般家庭宴会可以相比较的。连插花有几片叶子都审查得一清二楚,并且记录在案。不可能有这样的疏忽。美国政府养了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怎么会不知道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有什么含义?这种解释显然不合乎情理。所以有美国的学者在质问: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什么不把这么严重的事情告诉白宫?

我倒认为应该问问中国政府豢养的那群外交问题专家:为什么不事先警告胡锦涛和戴秉国不要玩火。这种极其没有礼貌和违反起码道德标准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些专家们不会不懂。激怒一个强大的对手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也应该十分清楚。那么他们设计这样一出外交丑闻有什么目的呢?这倒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最早的猜测是胡锦涛想借此收买爱国愤青的支持,在今后的权力斗争中抢占先机。但随后大家认为这未免代价太大了一些,至少不这么单纯。继而有人猜测这是为即将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战争作舆论准备。甚至有人猜测这是胡锦涛的政敌给他设下的圈套。这些猜测在没有被证实之前,至少可以存疑。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习惯于摆出一幅霸权嘴脸的共产党官僚,在国内欺负中国老百姓已经成为了习惯。在国际压力比较大,他们不能随意妄为的环境下,可能还表现得比较老实一点,不敢妄自尊大,还得假装有礼貌地表示尊重别人。一旦他们感到没有了压力,就会得意忘形。特别是当别人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不把别人当人看的习惯就会暴露出来。

这不是一种民族的或者文化的差别,这就是共产主义邪教的本质。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文学形象就是纳粹和克格勃。昨天有一位台湾出身的老学者问我:为什么胡锦涛这么傻,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很坏,但是并不傻。你们在正常社会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他们的变态心理。

你们认为没有道德是一件自己丢脸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是占了别人的便宜。看看国内愤青在网上的言论就清楚了。他们以为郎朗在白宫代表他们欺负了别人,所以才会把郎朗(郎朗是全国青联副主席)捧为民族英雄。你以为胡锦涛就不是这么想的吗?你看看他在郎朗演奏结束后那个灿烂的笑容吧。那可是很少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就是恶霸们成功地欺负了别人之后的笑容。这就是什么叫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1/WeiJS110127antiAmericaninWhiteHouse.mp3

(撰写于2011年1月26日,录音于1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2011年1月30日星期日

綦彦臣:取消中纪委,推进政治改革


說起中紀委,過去在官員之間是一種恐懼,在民眾之間卻是一種可信的符號。近年,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中紀委最近更在暗中釋放安撫官員的信號,對媒體說:「黨員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關於『腐敗越反越多』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所有轉載源自《新京報》消息的網站在《中紀委駁斥「反腐無用論」》一文之下,均將評論功能關閉。據我個人從社會觀察與經濟學研究角度所獲得的信息看,絕大多數舉報腐敗問題的上訪者認為中紀委的說法是「打呵呵兒」。

  「納米小官」腐敗普遍化

  中紀委否認「腐敗越反越多」的根據來自於他們的一份報告,上面有數據,如「去年共查處小金庫五千七百三十八個」、涉及金額一百二十七 億,也有案例,如十二名副省以上涉案高官名單。但是,它的分析力度遠不及《檢察日報》出版社的《法治影響生活,二○一○年法治藍皮書》,因為後者更注重個 案,特別是低級官員的貪腐情況,比如江蘇海門市教育局副局長王思飛案。該王受賄僅二十四萬元,其最經典的「抗反腐」行為則是缺席廉政會議而去打麻將。

  縣級市副局長的級別是副科,標準的「納米小官」。但是,「納米小官」的貪腐在中國已經普遍化,而且此類貪污絕大多數難以被舉報或發現。這就是「綠化貪官」、「燈泡貪官」現象。

  「納米小官」貪賄額度有很大的伸縮性與隱蔽性。如江蘇海門,剛剛又爆出審計局長三年揮霍一千萬的徇私醜聞。再比如,河北省縣級市的一任 法院院長在任十年,挪用執行款六百餘萬元,紀檢部門委託審計局審計核實,由於該院長已經調離而無任何後繼問責。該院的一些法官曾託人找我代他們寫材料向北 京舉報並在媒體曝光,但我要求告狀者必須聯簽實名時,他們放棄了舉報打算。之前,此數人曾多次實名向上一級紀檢機關舉報,但上級紀檢機關以「查無實據」為 名拒絕立案。

  香港的「腐敗快樂大本營」

  不少國際政治觀察家擔心香港日漸大陸化,實際上,香港在承擔腐敗資金方面確實已經完成了大陸化的過程。腐敗的「快樂大本營」之狀為港人 皆知。有公開數據表明:二○一○年三分之一的香港豪宅是由大陸人購買的,二○○八年以來香港平均房價上漲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大陸人士購買力的推動因素不 小。香港中產階級由此受到了大陸腐敗勢力的間接傷害。

  港府對此十分焦慮,因此,一方面宣佈投資移居香港計劃「暫時將房地產於計劃下的投資資產類別中剔除」,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一年內住宅樓宇轉售的印花稅。這兩點固然對熨平香港經濟波動有好處,但是,卻無法影響大陸非法資金自由地進入香港。

  大陸人士個人每年向境外匯款的額度為五萬美元,繞開這個規定就得利用海外帳戶及境內外互聯的地下錢莊。地下錢莊一項沒有可估計的數據,海外國資從二○○五年底的一萬億到目前超過四萬億人民幣,估計其中支持貪腐官員個人非法金融活動的年均餘額不會少於一千億。

  中紀委公佈的報告以及《檢察日報》出版社的藍皮書,均未能涉及海外國資被侵蝕及非法利用問題。上述的一千億算是保守的估計,但也遠遠高於中紀委所說的一百二十七億。

  民眾認為中紀委反腐無用

  腐敗越反越多,確實讓民眾對反腐失去信心,「反腐無用論」產生也不足為怪。問題是,這個論調的背後實質上是中紀委無用。關於這點,至少 能從兩方面得到反映:第一是,紀律乃至刑事處分是紀委本身的權力魔棒,比如對賣官案的處理幾乎是無一例外地對買官者免於處分,這就間接地說明了中紀委「黨員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之說法很成問題;第二是,紀檢機關主動發現的案件越來越少,更多地要靠窩裡鬥乃至情婦反目來獲得線索。

  既然不處理買官的,那就說明買官的還繼續在「主流」裡面。在「主流」裡面佔多大比例?無現實數據可以印證,但是,從一九九九年之後,到現在十年多的時間,可以說,白身提拔的,在原級上升格的,花錢達到效果能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就世俗社會而言,買官的人之所以被原諒,其實很多的是買平安。比方說,有個小官從納米層級的科局一把升到某個委員會弄到副處,他確實幹 出了成績,而且組織考核也滿意,可是,他還是要花些小錢的──這樣才能說明自己懂門道。也許這一步上花得冤點兒,但是,你以後還想升不升?即便你不想升, 你就能保證在現在的位子上不出點什麼事兒?

  對於許多人品尚可的小官來說,買官實際上是買安全,買個心裡安慰。這樣的安全需求是社會整體病態的一個折射,同時中紀委的謊話也是一種病話。

  構建全新的反腐體系

  中紀委(廣義化為整個紀檢系統)本質已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且不說出現曾錦春那樣的「紀委書記犯罪」現象,僅就社會現實來看,灰色收入 偏高的部門如電力、稅務等已將紀檢機關列為逢年過節的送禮對象,則是不爭的事實。也正是中紀委及其系統的利益集團化,才使得許多構不成犯罪的特權「量身訂 做」式的公務員特招現象,恰如雨後春筍一樣。

  中紀委退出歷史舞台,消失在中國政治視野,當為中國政治進步的一個標誌。否則,將難以構建有效的反腐制度體系。


原载《争鸣》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00/400spfeature/spfeature04.html

【悼念司徒华】趙紫陽兒子趙五軍簽弔唁冊


图左为赵五军

香港蘋果日報20110130訊】 89年反對鎮壓北京學運被迫下台並遭軟禁至死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他的家人昨特意親到聖安德烈教堂簽署弔唁冊,以實際行動肯定華叔生前所作的正義抗爭。趙紫陽女兒王雁南向本報證實,簽署弔唁冊代表趙家全體成員的心意。


署名「趙紫陽全體後人」


華叔弔唁冊的眾多簽名中,昨出現繁體字署名「趙紫陽全體後人」。《文匯報》已故總編輯金堯如的女兒金虹透露,簽名的人是趙紫陽兒子趙五軍,他與妻子昨日早上到了教堂,但為了保持低調,當時沒有跟在場人員接觸。金虹與趙家稔熟,她表示,趙家前晚也在北京家中悼念華叔,對五軍夫婦來港也十分在意,家人昨日曾兩度致電了解。


趙紫陽女兒王雁南接受查詢時證實,家人到香港弔唁華叔,是代表趙紫陽全家成員的敬意。她說:「家人十分佩服華叔多年來堅持爭取民主,和平反六四的努力,尤其是他得了癌症之後,依然到維園悼念六四。這樣子為了正義,真的非常不容易。」


支聯會代理主席李卓人表示,治喪委員會事前不知道趙家成員到場致祭,獲金虹通知後,委員會翻查弔唁冊內容,才證實消息。

胡德平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序言



     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对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给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部书的最大缺憾就是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我认为此话是经过侯老长期痛苦思考后的箴言。离开经济基础而谈思想史,这是历史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能够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即此一点就有解放思想、解放人,要求变革上层建筑与之同步的意义。因此整理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是时代赋予的课题。
    本书是学习我国改革思想史的一部专作,但要声明的一点是,本人不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我想任何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有兴趣的人,都有权利用心写出这方面的著述。当代人写当代史,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能否客观公正,则一直是史学界讨论不休的一个有趣话题。本书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的诘问。
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应该如何区分?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人们都非常希望得到真实的答案。本书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真实性。
耀邦同志对改革的各种观点及思想发展过程,无疑是改革历史进程中应予关注、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直到整整一个八十年代。本书从耀邦同志的直接史料出发,径直探寻他的精神世界,务求解读他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无路的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这种思想的脚步,尤其是寻路的思维脚步,正是本书最为关注也是至今还未研究到位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既是一名中共党员,又是书中主人公之子。本人不回避这两重角色和关系,现将耀邦同志这一时段的心灵史呈献世人,任凭浏览评说。
                                             
 201112

斑禅活佛联络秘书怎么成了右派


    /口述    焦国标/整理】

按: 王唯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王药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 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他研制的外伤特效药疗救过无数抗日将士。1954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52年至1953年,王唯作为中共派遣 的十世班禅喇嘛的联络秘书驻日喀则两年。1958年至1979年,王唯当了21年的囚徒和劳改犯,其中有4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长宽高各2米的石头屋子里。 王家一门三右派。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媒体大肆报道。一进门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轿车,就是老王家最小的儿子,王唯的七弟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专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车”。  

一、从北京到拉萨

我是中国海军军官学校第14期赴美班的学员,当时只有15岁。是少年海校,那一次招了400多人,光北京就招了100多人。按计划,在青岛受训一年,再到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团训练3年, 就算毕业了。青岛训练期满,我们的军舰到了上海,准备接下去就到美国。当初报名参加海校,是背着母亲自己偷偷跑出来的。就要去美国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当 时我大哥在上海工作,我就想去见大哥一面。大哥跟我说,去美国你想不想母亲啊?我说当然想了。他说:“想就不要到美国去了。再说,在中国当海军有什么出息 呀,连海军部都没有,要不就脱离海军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动摇了。他告诉我,现在有一艘船,是招商局的江汉轮,明天早上就起锚,坐这艘船到汉口找父亲去 吧。当时我父亲在汉口行医。当时我在海校里有几个把兄弟。他们也说,既然你不愿意去美国,那就算了。
当晚一个把兄弟值班,他放我下了军舰。次日早晨8点钟,我赶港口。那时我还穿着海校的校服。他们看我是海军,连船票也没要。
到 汉口才知道,父亲已去衡阳了。我又坐火车到衡阳。父亲也不在衡阳,而在衡阳农村,在我小妈家。小妈家是衡阳当地的大地主,她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将。我没有继 续寻找父亲,就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了。此时正赶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湖南招生,我就报考了。我野心很大,心想当海军最高也就当个舰长,要想有更大发 展,还是要参加陆军。
我考上了黄埔湖南分校。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打败仗,从湖南撤退到湖北恩施,还要继续撤到四川。到了重庆,黄埔湖南分校就与黄埔总校第24期合并了。我们继续撤退。到了宜宾,国民党72军宣布起义。72军军长郭汝槐是共产党潜伏下来的卧底。郭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作战厅)厅长。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就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作战的情况共产党都知道,你说国民党能打赢吗?
那 时解放军的三个团一直在追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走小路他们也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我们军校的教育长也是共产党的间谍。 我们全被追散了。追到大渡河边的沙坪时,我们的头头也被解放军俘虏了。剩下的十几个人,跑到凉山的一个大院坝,碰见一个农妇。她看我们才十几岁,就让我们 别跑了,给我们煮饭吃,还把我们安排住她家楼上住下。
到了晚上,解放军的一个连也住进来了。我们住上面,他们住下面,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楼上。当时我建议,现在我手里还有4个手榴弹,把这4个手榴弹扔下去,然后趁乱逃跑。有个女同学当即就哭了起来,说她很害怕,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别扔了,也别跑了,我们就剩11个 人了,把武器交了,和他们和好吧,我们回家。她一提议,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就喊话,说共军兄弟,我们愿意交枪。那个解放军的连长就说:好, 我们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正需要人,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国民党黄埔陆军学校半年多,就又稀里糊涂成了解放军。这一天是1949年的1219号。
我们被调入宣传队,驻军在乐山的五通桥,然后就动员我们要支援进军西藏。
19506月,我们从成都附近新津县坐汽车往西藏开拔。几个月后到达甘孜,在甘孜成立了西藏民族干部训练班,其中又有一个青年干部学习班。我是该学习班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学习藏语,老师都是藏族人。有个老师是汉人,叫傅施仲,是刘文辉的干儿子。
我们在甘孜停了一年多。昌都战役(听说解放军死了六七百人)之后,我们继续从甘孜向昌都进发。在昌都停了七八个月,等待解放军与西藏军的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的总指挥、藏方首席谈判代表。
谈判进行了3个 多月,没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挪到北京谈。西藏方面没人愿意当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说去北京谈判,共产党肯定会把首席谈判代表杀掉。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经 被解放军俘虏,达赖方面就想,既然我们的阿沛已经在你们手中,那就派他当我们的首席代表好了。于是阿沛就这样当上了中共与西藏北京谈判的西藏首席代表。
西藏共有5位代表。在谈判结束签订协议的时候,其他4位西藏代表都不同意签字,阿沛同意。阿沛是首席代表,首席都同意了,其他人也无话可说,也就跟着都同意了。这样,1951523日,和平解放西藏23条协议签署了。毛泽东特别就此下达一道命令,称阿沛阿旺晋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为祖国立了一大功,希望西藏军区领导同志在政治上要特别看待他。后来成立西藏军区,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阿沛这辈子算是运气好,每次都是逢凶化吉。当初与解放军作战,西藏方面没人愿当总指挥,觉得指挥与解放军作战等于送死。可是阿沛愿当这个总指挥,虽然被俘, 毕竟没死。昌都谈判,藏方没人愿当首席代表,阿沛说没人干我干。首席代表,那是很高的衔位啊。他干了,也没受什么大害。北京谈判,没人敢当首席代表,他又 当了,那地位更显赫了。没想到,毛泽东还专给他下这么个指示。后来中国人一说西藏,就只知道阿沛阿旺晋美了。凭着毛泽东这句话,即使文革时期,阿沛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和平协议签署,我们向拉萨进军。走了一个月,195111月底到达拉萨。行军途中,我的墨镜丢了,得了雪盲症。眼睛肿胀,流眼泪,什么也看不见。
离开昌都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  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二、在日喀则的两年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上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 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 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 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几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3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 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 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 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 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 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 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 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 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1天 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 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 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 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 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三、21年的劳改生涯
 
在西南干学,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 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 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 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 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19593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7月份,我组织3个 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 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
我 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 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 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 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个条件,豆腐厂每天 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营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他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1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 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 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 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1228日,可是但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四、一门三右派   
 
我 家是一门三右派,除我之外还有父亲和四弟。四弟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某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 1957年大鸣大放,因揭露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实,给共产党的劳改政策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而后又在学校烧锅炉。 1979年“改正”复职,未获分文赔偿。
父 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 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 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 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 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 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 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 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 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共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 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 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 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 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 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 “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 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 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 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 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七 弟王誉虎,因了这样的家庭背景,60年代初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皆不得录取。那些平时比他学习差的同学,个个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殿堂,他却两次都名落孙山。 那时候上面有个原则,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只给5%的录取率。文革时期七弟在北大荒当知青,因有家庭背景可作把柄,被人整得妻离子散。
1989 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我七弟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七弟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七弟5天送去了8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 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 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 生。’”华成托运服务公司的那个头头就是王誉虎。
在我们兄弟七人中,我是最老实的孩子。当年母亲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穿越日军封锁线去找父亲,就是拿我做冤大头即兴演一场戏,才得以突破封锁 线。那时过封锁线必须持介绍信,我们一家根本没有介绍信。母亲当着日本人的面啪啪打了我几个耳光,问介绍信哪儿去了。我被打得哇哇大哭,也不知道辩解。当 时不能打老大,打了老大,老大肯定说哪儿有介绍信这么回事啊!但我老实,打了也就打了。这时翻译说话了,说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就让他们过去吧。就这样 放我们一家过了封锁线。还有一件事,当时我家住什刹海。母亲给我织了件毛衣,有一个变戏法的路过我家门口,跟我说,你要是把毛衣脱了,我能给你变俩。我信 以为真。变戏法的告诉我,闭上眼,转过身,不叫你转身你别转身。结果毛衣被他这样骗走了。
就是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后来在共产党统治的30年里我却吃尽了最大的苦头。我15岁离家当兵,出狱时快50岁了,在监里或当劳改21多年。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狱不久我组建了家庭,生儿子的时候我正好50岁。谢天谢地,想不到我还能有一个儿子!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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