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图为蒋方舟 

 推荐好文,后生可畏。
                                               ——胡平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来源: 作者博客

附:
蒋方舟:文学女青年的“在场”观察 / 张洁平

(刊于2011年6月23日亚洲周刊,刊出题为《清华蒋方舟拒绝装糊涂》)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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