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

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信力建)

回顾百年,辛亥革命“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说法已经彻底沦为苦涩的笑柄。枪响了,子弹也飞了,而且“无量头颅无量血”,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从后觉者看来,辛亥所引发的一系列夺权游戏,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这一最重要目标,所有的鲜血都蒸发成了空气,历史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们曾经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真民主的机会,1912年溥仪退位之初,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骂声中死去后,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中华民国,数次机会都曾给过我们一线曙光。可惜,王朝更替、夺取政权、追求一权独大远比相互妥协、议会政治、多党轮替更刺激,大家忙着刺刀见红、你死我活,激情压倒理性,立宪的希望一次次被枪声剿灭。时至今日,环顾四周,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似乎准备留在世界队伍的末尾,跟北朝鲜一道当好杯具的副班长。

 

共和的目的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能保障各阶级利益的公共架构,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因此,依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民国”,不是“君国”、“党国”;是“和国”,不是“武国”。

 

现代共和是基于法律和制度力量的政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能从单一的道德走向制度建设,这些国家往往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最明显的就是法兰西和中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开始,法国就走了一条按卢梭所设计的道德立法的古典共和之路,“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一场接一场,不断革命的最后,终于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谁都高举着“公意”的旗帜,做出种种道德许诺,以满足共和的道德饥渴,导致法国近代一直风雨飘摇,在帝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晃荡。这个特点完全被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所继承。一直到1958年通过新宪法,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法兰西才开始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当宪政成为了共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兰西的共和才有了制度保证,其特征是:宪政、法治、通过代议制度的自治、对自由的信奉。法国的新宪法除了继续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外,确立了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至高无上,其必要的制度设施包括:代议制、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政治、投票选举制等等。由此可见现代共和离不开自由与宪政,自由与宪政也离不开共和。

 

宪政的前提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党与社会的分离。宪政的精神在于用法律的手段使当权者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为公民提供判断政治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的依据。共和的顺利推行也必须涵盖这一前提。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注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在宪政的角度看,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宪政的本质就在于限政。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个有自由无共和的地方,显然要好过一个有共和无自由的地方。因为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持续的共和。当然最理想的地方既有自由也有共和,这就需要在共和与民主之间维持足够而和谐的张力。总之,用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换来的政府的和谐维稳,决不是宪政所要保障的那种共和,只能是专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民主、真共和、真宪政的标准很简单:

 

1、军队是否归属某人、或某个政党所有。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征兵加入的却是党军,这是以公谋私,军队的本质应该是国防军而非党卫军。

 

2、国民是否拥有一张选票。国民如果不能公开独立的参与选举活动,公民权利无从谈起。

 

3、主权在党还是主权在民。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只能证明国家的主权并未在国民手里。

 

假共和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国民,而是少数权贵阶层;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拒绝政治改革,拒绝还政于民。

 

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言: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统治者仍然贪恋主权在皇,不肯主动改变游戏规则,百般阻挠,不断延缓立宪的到来,最终激怒了“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当一切和平转变的道路都被堵死,革命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激烈方式发生,这是历史的还原,也是现实的警告: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能真正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并保证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走向共和,革命的一幕将很有可能重演。

 

辛亥百年纪念,各级政府像打了鸡血一样,高调抢夺话语权,乱拜山头认祖宗并非是明智之举。重披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能改变严峻的现实以及变革的需求。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拼凑而成,并非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呈现出一种什么可以篡改的模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正是偶然性的戏剧写照,跟晚清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资源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教育,不能回归乡村,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眼看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丧失希望,很多人最后就只能把希望寄于革命。谁敢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对这个国家政府抱有希望?清政府晚期的政改还有时间表,还有路线图,而现在的政改则遥遥无期、形同儿戏,随时都可能被“不搞”所扼杀。革命是一切都已经绝望后的溃烂,当民众仍然给予你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否则将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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