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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星期五

余英时:中共对刘晓波获奖的强硬反应损害了在世界上的形象


2010-12-29
美国、澳洲、欧洲还有亚洲,香港都对中共最近的国内国外的表演、特别是跟刘晓波事件有关的表演,发生了很深的怀疑和评论。

这些评论的人并不都是敌对的或是仇视中国的,完全不是。比如说美国的Thomas Friedman(见图),他在中国访问过,而且也写过很多,虽然有评论,但是基本上对中国有很高期待的一位有名气的记者。他的几本书《世界是平的》等,都翻成中文了,而且销路非常好。所以他在《纽约时报》12月15号的报告、评论是值得重视的。同时他也提到其它国家的报纸的评论。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的一个中共的政协委员,叫做刘梦熊的,现在变成一个"刘梦熊现象",非常受中国跟亚洲的重视。就是他打破了政协委员跟人民代表都是花瓶的一种形象,真的敢说话的,至少在某一些问题上敢说话的。他也评论到刘晓波事件,跟Friedman的口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澳洲的专栏作家叫Rowan Callick,他也在评论中国的这些对刘晓波事件做法的不当,影响了大家对古老文明国家的一种向往,完全失望。


所以我现在从Friedman的文章讲起。Friedman在12月15号的文章,就是要提醒美国现在怎么样应付世界上各种敌对势力,要打破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势力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中国。他以刘晓波事件为例,做下列评论。


他的评论是说在过去好几个礼拜以来,中国为了刘晓波的事情,在国际的表演实在惊人。我在几个礼拜前已经提到,我说这一次中共的表演,对刘晓波事件想打压,有一个积极的成就。这个成就就是使人看清楚了中共的本来面目、真面目。因为中共本来的面目,西方人并不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这一代的人也不太看得清楚。因为你要看中共的真正的本色,必须从它搞革命时代就开始,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现在Friedman的评论恰好印证了我的看法。他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声有色地在国际上表演,可以看出来它怎么利用它现在崛起的经济优势。经济优势是没话说的,大家都看得见、都承认的。所以国际的秩序完全颠覆过来了,就是没有任何是非真假可讲了,就是完全以实力来制造一种压力,让各国都不能够去参加,就是希望许多国家都不参加奥斯陆的和平奖。和平奖现在变成一个空椅子,这个空椅子已经传遍全世界了,是一个很象征性的。


但是Friedman的评论是很有趣的,他说这一系列的工作,就是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恐吓其它的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不要让它们派代表到奥斯陆的城市大厅里面参加和平奖典礼,是最拙劣的一种表现。


这里面当然是有十几个国家被它威胁住了,或者跟它关系好的,但是这些国家往往都是大家看不起的,比如说伊朗、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等,这些国家本来就是很坏的,尤其像苏丹、越南,都是它的朋友,而跟有文明的、有传统的国际秩序作对,这是非常可惜、使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在诺贝尔和平奖109年的历史上,受奖者不准参加,这是第五次;而家人也不能参加领奖,这是第二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少的情况,这个情况是极不正常。不但刘晓波不能放出狱,还要限制他的家人也不能出来,在国内的朋友也不能参加。


所以Friedman认为这个空椅子,我们都看到在颁奖的时候有一个空椅子摆在中间,刘晓波的奖状就在那个空椅子上面,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事实上四、五十个国家在奥斯陆挪威有代表的,都去了。是相当失败的、也是专制的。国内也是压迫人的政权,那些国家没有参加,人数是非常少的、谈不上,所以这是一群不像样的国家,这是用Friedman说的话。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空椅子所代表的就不但是刘晓波一个人,同时也代表着整个中国。因为这个奖是给中国的、是对中国的一种荣誉,你不接受也罢了,你用这种方式抵抗,那是非常可笑的。


Friedman还给我们介绍了刚才我说的Callick,澳洲这个人Callick说世界上正在等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挑起它适当的任务、它的责任。因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文明国家,在经济上最近又有大的发展,大家都对它有好的期待。他没有想到一转变,就变成了一群很坏的国家的领袖,后面支持者,都是压迫它人民的、都是不讲人权的、都是以专制著称的一些国家。它凡事在背后支持,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大得极不合理的状态。这个情形是不能忍受的,这是澳洲的评论。


像英国和美国也流行《Financial Times》这个大报纸,又加了一个新的报道。这个报道说,因为怕记者采访,现在共产党又在刘晓波夫妇住的地方,造了一个很大的的墙,电视不但照不到他个人的住区,整个住区、整个大厦都看不到,是一个大屏障。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何以惊慌到这个程度,《Financial Times》、《泰晤士报》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总而言之,Friedman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他们本来应该是有自信心的,因为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之下。没想到他们可怜到这个程度。他设想是这样的,他说,共产党当然不可能赞成给刘晓波颁奖,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它应该有个表现。这下面是Friedman设想中共领袖应该怎么样反应。


他说,如果中国这样说:"我们不同意这个奖,我们因此不参加,但是有一位我们的公民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荣誉,这也是对整个中国的荣誉,所以我们让他的家人来领奖。"这是Friedman的假设,共产党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


共产党现在没有这样做,而是尽一切手段,无所不能地阻碍一切和平奖颁奖典礼,这表示他们不是太强,而是他们太弱,心理非常虚弱。因为它完全没有安全感,没有sense of security,一点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西方、欧洲、美国、还有澳洲各个地方的反应。


这里接下来讲刘梦熊,就是香港的一个政协委员,敢说话著称的。但是过去是始终在体制之内的,始终是帮共产党说话的。任何关于"六四"比如说镇压的问题,他当然不赞成,但他没有说。他只是说"六四"以后的进步不可否认。这种种表示他还是站在共产党体制之内说话的。可最近因为有一个赵连海事件,赵连海因为儿子受了三聚氰胺奶粉的毒,吵闹不已。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嫌他吵闹,就把他判了两年半徒刑,这引起全国的哗然。所以刘梦熊在香港报纸上从11月开始就连续在各报登大广告,提出"无罪之罪,非法之法",痛斥共产党的北京的大兴县地方法院,并写信给北京高级法院、最高法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胡少江: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再判刑和转型社会富豪的尴尬


新年到来两天前,俄国法庭对已经在狱中服刑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图)以贪污和洗钱罪再次判刑。霍氏于2003年十月被捕,2005年以逃税罪被判刑八年。连同此次加刑,这位曾经试图对前总统普金在政治上提出挑战的前石油大亨将在狱中关押至2017年,前后共十四年时间。2017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因为这意味着无论普金决定是在2012年或是在2016再次参选俄国总统,他的这位政治对手都无法与他进行抗衡了。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再次判刑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他的政治对手丶俄国总理普金在法庭判决之前曾经公开表示,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个盗贼,而“盗贼就应该呆在监狱里”。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则纷纷发表声明,指责这次法庭判决是俄国政府滥用法律压制政治对手的一个例证。人们普遍相信,由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伊朗丶朝鲜丶国际反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俄国政府的合作,因此双方因为此事而破裂的可能性很小。霍多尔科夫斯基恐怕很快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孤独地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之外的东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服完剩余的刑期。

不管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否有罪,或者他的罪行是否该当如此之长的刑期。他的遭遇凸显了转型国家中政治权贵和经济新富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或者说反应了这些国家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那就是,在这些国家里,除非你是由权力者直接转变而成的新富,或者你在拥有财富后仍然心甘情愿地为权力者服务,否则任何时候你都能迅速地由万贯家财的所有者沦为一无所有的阶下囚。在俄国,除了狱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外,还有不少在市场化过程中发财的大亨至今流亡海外丶有家难回。在中国,狱中的牟其中丶周正毅丶黄光裕以及流亡的万润南丶仰融等等也都是证明。

转型社会中企业家们的成功,当然离不开他们自身的才干和努力,但是也都离不开当时在他们背后的权力集团的支持。随着权力集团成员的变化,或者是这些新富豪由于实力的增长而产生的对权力的诉求,权力集团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财富在一夜间剥夺殆尽,而被剥夺者除了成为砧上肉丶瓮中鳖之外毫无反抗能力。这既是由于他们在聚敛财富过程中对权力集团的依赖,又是由于法治缺乏所形成的国家权力的独大和滥用。只要这个现像存在,权力永远是凌驾于财富之上的力量,市场永远只能够服从于权力。

客观地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刑在俄国民众中所受到的反应是欢迎大于反对。这更像是一个悲剧。因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遭陷囹圄是因为他想要对普金的绝对政治权力提出挑战,而在转型社会中挑战绝对的政治权力是有利于民众丶有利于向成熟的民主社会过度的。但是老百姓却不买他的帐。而普金也巧妙地利用了普通民众对财富拥有者们在积聚财富过程中的原罪的愤恨,将霍氏之类关进大狱而得不到民众的同情。

当今中国社会的新富豪中的绝大多数,比霍多尔科夫斯基们似乎要聪明得多。他们懂得尽量地不去得罪权力者,甚至懂得如何去收买权力者。换言之,在中国,要想回避沦为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下场,就得参与中国社会的权钱交易,为社会一步步走向更广丶更深的腐败而推波助澜。当然,在腐败激起民怨的时候,权力者也会拿出一丶两对富豪和权贵祭刀,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权钱合作的交易则是不会停止的。这不仅是富豪们的悲哀,实际上也是老百姓的悲哀。

——RFA

陈破空:御用文人误导中国

近期,有七名“中国知名学者”在北京举行座谈会,针对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纷纷发表“高见”。另有同类学者撰文发表同类“高见”。“高见”要点,包括:

之一:“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性焦虑”。笔者从前已经论证,这类说法,与二战前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论调如出一辙。其实,当时以美英为代表的民主阵营所焦虑的,并非德、日两国的崛起,而是德、日两国的侵略性。二战后,民主阵营协助并拥抱德、日两国的和平崛起,乃是西方真实意图的明证。

如今,面对中国,如果真有什么“西方焦虑”,他们焦虑的,必是中共独裁,而非中国崛起。中共御用学者,并非真的“误解”西方意图,而是有意误导国内民众,对西方真正忌惮的中共独裁,刻意地,只字不提。

历史证明,对内独裁,往往伴生对外威胁。中共攻击他国政府网络、贿赂他国政要、输出专制与腐败、力挺流氓国家,已经对文明世界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以“中国崛起”为招牌,抵挡一切外部批评,是中共喉舌的惯技。事实上,更多时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非来自于“崛起”国家。比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德蕾萨修女,波兰的瓦文萨,缅甸的昂山素季,伊朗的阿巴迪……怎能让世人相信:授予中国人,就是要对付“中国崛起”?况且,二十一年前,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获授诺贝尔和平奖时,覆盖西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并未“崛起”(按中共对“崛起”的定义)。

再者,以“西方”二字来局限诺贝尔和平奖,又是中共御用学者的“技巧”。诺贝尔和平奖曾授予纳粹时期的德国和平主义者,挪威,德国,同属西方,如何解释这两个西方,两个对立的西方?

之二,“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危机”。中共御用学者的想象力是如此丰富,竟然把诺贝尔委员会授奖予刘晓波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其实是全世界)正经历的经济危机。就说经济危机,在西方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颁发一次,哪年逢经济危机?哪年又不逢?把诺奖与西方经济(或其他任何)危机扯在一起,历史上,恐怕只有中共一家。中南海的“发明”,足可申请专利。

中共的延伸发明,是将一切问题物质化。其中一名御用学者甚至提到中国紧缺的铁矿石,声称,只要解决了铁矿石供应,就能保持中国经济增长,这样,“那些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就没话说了。”这似乎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就有理由维持现行政治体制;只有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才能考虑“西方政治体制”。如此逻辑,匪夷所思,这些御用文人的脑子进水了?

之三,和平奖反映“西方价值观”。中共御用学者不断偷换概念,非要把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价值观”,借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诱使国人本能地予以抗拒。仿佛还有一种绝然不同的“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这使人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宣传的“亚洲价值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故而,要以“东亚共荣圈”取代“世界大同”。

之四,和平奖对抗“中国模式”。其中一名御用学者竟然如此论辩:“一些西方人至今仍以为资本文明是‘永恒的太阳’,岂不知中国崛起正代表人类一种新文明的兴起。”大言不惭!殊不知,今日中国,如果称得上“崛起”,那恰恰是资本的“崛起”,借助外资的“崛起”,借助西方市场的“崛起”;意识形态上,奉行“一切向钱看”。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又何曾来不同于资本文明的“新文明”?

之五,以“中共文化”冒充“中国文化”。不管回击批评还是自我赞扬,都套用洋人金口,这是中共宣传机器喜怒由己的本色。这回,这批御用文人也未脱俗套。在自夸“中国模式”的时候,某御用学者一口气引用了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英国史学家尔德因比有关中国的论断,声称:(中共定义的)“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尤其引用因比遗作中的两句话:“中国文明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文明走向有很重要的启示”;“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

问题是,什么是因比心目中的“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去世于1975年(中共文革末期)的因比,绝对不会把诋毁中国文化、毁灭中华文明、砸烂孔家店的中共集团之倒行逆施,定义为“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作所为,不要说与西方文明势不两立,也与东方文明格格不入,更彻底背弃中华文明,数典忘祖。比如,中国文明的精髓之一:仁义礼智信,中共就是最大叛逆者。动辄监禁、迫害异见人士,谓之不仁;压制工农大众,制造贫富分化,谓之不义;以无赖手段封杀外国媒体、记者,谓之无礼;支持流氓政权,叫板文明世界,谓之不智;以“民主”旗号建政,却以极端独裁残民,谓之无信。

谈及世界文明,已经容纳了中华文明的优良成份。如果真有“中华文明统一世界”的那一天,那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灭绝之后。

这七名“中国知名学者”的座谈,乃是受《人民日报》的邀约而举行。鉴于《人民日报》为中共党报,来自中南海的授意,不言而明。这个座谈会,如果再扩大一些,会不会出现不同声音?或者,增添些听众,效果又如何?七个人,绝对臣服于党的七个工具,可怜的“螺丝钉”,分明是自我表演,自说自话,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中共御用文人,进则为中南海献计献策,误导国家;退则于社会上散布谬论,误导国人。如果仅仅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倒也罢了,只要于国于民无大碍;分明是阴险文痞,误国误民,损公肥私,实为国家公敌、人类公害。

12/28/10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供稿

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寒山:1961年北京世乒赛――奥运丶世博和亚运的原形

图为董必武和贺龙、李先念、罗瑞卿副总理接见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冠军和女子团体赛亚军的选手和教练后的合影 

近年来,通过奥运,世博,亚运这些接踵而至的摆阔和狂欢,中共确立了“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国家用物力总动员打造一个盛世景像,掩盖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在国际上收买好评,在国内渲染歌舞升平并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很多人以为这是中国崛起以后,有了一定的国力才产生的现像,其实不然。这种通过全国动员举办一个大型国际活动达到一定的对内对外的政治目的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完全可以说是毛时代的遗产。

19614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共自建国以来一直到70年代举办过的最大的国际赛事。尽管乒乓球在国际上--尤其是体育大国中的影响和新闻价值远远不能和其它体育项目相比,但由于中国当时在这个不受重视的项目中有几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选手,在他们的带动下有了一定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面前需要一个凝聚人心,显示自己国际地位的机会,所以中共把这次机会当作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政治活动,做了大量准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首先,为了确保中国在这次比赛中夺取一定的金牌,以贺龙为主任的国家体委动员了全国体育界,调集了108名最优秀的乒乓球选手,再从他们当中挑选最有希望夺冠的进行高强度训练,由其余的人模仿世界各国强手对他们挑战。

贺龙是元帅,他用指挥战争的方式准备了这场赛事,被称为体育战线的一场伟大的会战。比赛结果,中国球员获得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和女子单打冠军,加上女子单打亚军,可以说为中国人世界乒坛霸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比赛结束后,官方立刻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乒乓球的胜利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运动员们到处作报告,他们的演讲稿还被作为政治学习的材料。

但也就是这次比赛开始了中国乒坛让球或者打假球的违背体育精神的所谓集体主义传统。最典型的事例是庄则栋在这一届上夺得了世界冠军后,接下来两届他和李富荣都在其他中国选手的护卫下进入决赛。为了制造三连冠的神话, 把奖杯留在中国,组织上就安排李富荣故意输给了庄则栋。

当时和中国选手对垒的外国运动员,多半都不是专业的,都有自己的工作,打球是业余爱好。他们哪里想得到就那么几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什么人会当回事的奖牌,中国会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在一个元帅的指挥下组织了一个专业军团来为它们拼命呢? 

1961年正是中国刚刚经历了大饥荒,死亡了数千万人的时候,生活日用品非常紧张。外国代表团虽然不一定了解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但都知道中国食品供应不佳。谁知一到北京,餐桌上丰盛的食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根据当时中国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的回忆:

“那时人们都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但一听说是为了举办世乒赛,积极性都特别高,场馆很顺利就建成了。外国运动员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在中国什么都吃不上,还自己带着罐头,但是来到中国一看,我们提供的运动员伙食比他们的还要好。”

1961年的那场世乒赛是在人祸造成大饥荒的时候举办的。但在一个极权主义制度的精心安排和导演下,北京被布置成了一个波将金村庄,几块乒乓球金牌被说成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数百名在他们本国毫无影响的业余乒乓球爱好者的到来被宣传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样,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被中国特色的政治做足了文章,给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是今天那些“凝聚力”工程的先声。 

 ——RFA

苦胆:神秘的小绿棒


我的脑际,常常晃动着一根小绿棒,那可不是当下中国大陆追星族们手中晃动的绿色荧光棒。

201011月,是俄国大文豪、世界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中国的好些读者,至今还记得托翁所神往的那根小绿棒——

在托尔斯泰五岁的时光,十岁的大哥尼古拉告诉弟弟:说他有一个能使所有人幸福的秘密,这个秘密由他写在一根小绿棒上,这根小绿棒埋在大森林中的扎卡斯峡谷旁……

这根神秘的小绿棒,叫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寻找小绿棒,是他童年最喜欢做的冒险游戏。成年后的托尔斯泰,仍对小绿棒充满憧憬。垂暮之年,他在陪同来客参观庄园时,还多次提及小绿棒的故事。1905年,七十七岁的托尔斯泰完成了一篇阐述生命意义与人类怎样生活的论文,先后以《我在何处?我为何而生?我是谁?》、《如何生活以及为何生活》等作为文章的题目,最终还是选定了用《小绿棒》做题目——尽管全文并没有讲到小绿棒的故事,甚至连“小绿棒”三字也未出现,这委实耐人寻味。他曾经毫不含糊地强调:“……那时候我相信,那根小绿棒是确实存在的,上面写的是:必须消灭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并赐予人们伟大的幸福。如今我依然相信,这一真理是永存的,它将为人们所知道,并将赐予人们它所允诺的一切。”1910年托尔斯泰谢世,根据其遗愿,安葬于传说埋有小绿棒的大森林中扎卡斯峡谷旁的大树下。

托尔斯泰的一生,贯穿着这个“小绿棒情结”,棒上所写的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秘密,正是大作家毕生求索的真谛所在。不妨这么说,小绿棒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向导。

上帝是公平的,给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一根小绿棒。俄国的小绿棒埋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么中华民族的小绿棒埋在哪儿呢——在巫山峡谷?在茶马古道?在长城脚下?在东海之滨?抑或就在距离你我不远的地方?这小绿棒上也写有秘密,虽然“版本”不同,但它必定有“消灭人世间的一切罪恶”方面的内容,并且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

俄国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始终怀揣那根神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绿棒,并为之终生践行。反观中国大陆的作家,有几个有自己的小绿棒?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切文化人,绝大多数的心中没有一根小绿棒,而只有红色指挥棒,并且被这根滴血的大红棒弄得团团转。

所幸的是,少数中国人里面的精华,不仅知道小绿棒埋在什么地方,估猜到棒上写着的秘密是什么,而且已将其珍藏于心。这恰是进取者们的思想指南与精神支柱。这些托尔斯泰的知音,正在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小绿棒,进而引领他们拨开那挥舞在头顶的红色指挥棒,穿过腥风血雨、愁云惨雾,去践行小绿棒上那近乎公开的秘密……

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黎智英:马英九政府正加强箝制台湾媒体

图为黎智英

20101229日苹果日报在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箝制常会引起全球注意。遗憾的是,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亚洲其他地方,引起的关注就没这么强烈。也因此,当台湾的通讯传播当局在过去一年中(最近一次在上个月)数度拒绝发给壹电视有线电视执照,台湾以外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
我们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媒体。马英九总统的政府已持续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原本生气蓬勃的台湾媒体。作为壹传媒的主要持股人,我在这事件上有庞大的既定利益。然而,我相信任何重视资讯自由流通的人都应该关心这件事,遑论珍视自由台湾之未来的人。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在做出拒发执照的决定时提到了一些疑虑,担心我们可能无法满足各样管制的要求,以及我们可能会设法规避现行的节目分级限制。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NCC认为,它无法确认壹传媒能否「善尽其作为大众媒体的社会责任」。这些全都是令人震惊的主观臆测。NCC不去审核申请案中所提的事实和优势,反而依据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来惩罚我们。
壹传媒不是一个小规模、刚窜起的企业。依据尼尔森(Nielsen)市调公司的调查,我们是香港和台湾主要报纸和杂志出版商,在香港也是主要的新闻网站。单在台湾,我们就为了成立电视台,投资了近1亿2000万美元(约35亿元台币)在摄影棚和其他设备上。由于此举,我们为台湾人民创造了近1200个工作机会,也增加了他们在新闻和娱乐上的选择。
从政府描述我们申请案的方式,你们无法了解这些事情。NCC主委苏蘅11月在立法院坚称,壹电视和《苹果日报》的高阶管理阶层有过多的重叠。如果苏主委细看壹电视申请案中所提的事实,她应该知道,壹电视的8名部门主管中,只有一名曾在《苹果日报》工作。
《苹果日报》和《壹周刊》(我们的另一项出版品)在另一项误导性的说词中成为箭靶。苏主委抱怨,这两项出版品「屡次引发诉讼争议」。苏主委略而未提的是,在过去3年我们因调查性报导所引发的200多件诉讼案中,《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只在3个案件中败诉。
她也忘了提及,这些调查性报导的当事人,往往都是对于自由媒体调查其活动感到不悦的腐败政府官员或企业家。当我们将这些人的劣行公诸于世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公众服务,是在善尽自由媒体的一项最高职责。
台湾政府不仅对待壹电视如此,NCC上周还撤销了年代综合台的执照,引起了部分立法委员的抗议。
更令人忧心的发展是,台湾立法机关正考虑立法,打算禁止新闻报导「详细地描述或图解关于暴力、血腥、色情、淫秽的情节」。包含这些文字叙述的修正案,是若干非政府组织儿福团体以及台湾政府内政部儿童局所推动修法的一部分。
保护儿童免于接触暴力或血腥内容的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务上,这项法律将对于给儿童与成人阅听的新闻报导同时产生寒蝉效应。由于这项法律修正案的用词如此模糊,以至于可能冲击每一则犯罪、意外事件的报导,更别提报导令台湾政治人物难堪的不当行为。
这让我们想起,NCC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但NCC的委员却是由各政党依其在立法院的席次比例所提名的。国民党目前在立法院拥有压倒性的多数,并且拥有党籍总统,所以让人不得不质疑,台湾的新闻报导品质是否真的受到当局重视。如果不是马总统和执政的国民党在背后支持,NCC不会如此行事,危害台湾新闻自由和声誉。
台湾政府本身也因「置入性行销」而遭新闻评议委员会批评。这是政府以付费方式,换取宣传性的文章以新闻报导形式呈现在报纸或电视上。在台湾,政府成了媒体版面的最大买主之一,因此新闻评议委员会一直要求政府克制,认为政府藉此让新闻反映官方的讯息。
个别来看,若上述每一个发展都立意良善,也许可以被视为是遭到误导。然而整体来看,他们更像是政府加强对媒体箝制的一项计划。这样的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何独立的国际新闻监督机构「自由之家」,连续两年调降台湾的新闻自由评比排名。
台湾领导人无法总是公平看待批判、独立的新闻报导,这并不让人惊讶。但一个政府对待媒体批评的方式,却是它是否确实支持新闻自由的真实测试。依此标准,台湾正在退步当中。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刊登在昨日(1228日)的《华尔街日报》)
作者为壹传媒主席,转自《苹果日报》

梁京:中国调高贫困线的政治解读


圣诞前夕,中国宣布把贫困线上调25%,从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调到1500元。这本来是对中国亿万贫困人口的一份新年大礼,但当局对此却十分低调,这是为什么呢?

直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次贫困线上调的幅度虽然不小,但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拿不出手”。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三倍多,但中国调高以后的贫困线依然比印度的贫困线低很多,完全说不过去。第二,新的贫困线将大幅增加官方承认的贫困人口,让胡温的面子很不好看。贫困线上调25%,官方承认的贫困人口却增加一倍多,有人估计要超过一亿。

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当局调高贫困线。按世行标准,中国的贫困线应调高到人均日收入2美元,按此标准计算的中国贫困人口将大大超过两亿,居世界第二位。胡温认为这样的标准完全不能接受,多年来一直抵制世行的建议。这次中国贫困线大幅调高,说明胡温终于顶不住了。了解内情的中国媒体,对胡温并不情愿的这一“善举”自然不便于大肆宣扬。

没有任何事情比胡温抵制调高中国的贫困线,更能反映中国当权者的虚伪丶自欺和专横,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更能反映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对弱势者的真实态度。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国权贵阶层的财富更是成倍增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但胡温一边高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一边就是不肯大幅调高中国远低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他们可以花几千亿办奥运,办世博,以应对危机为名浪费数万亿投资,就是不肯把钱直接分给穷人,宁肯一年增加千亿元“维稳”,打压上访,也不愿多花几百亿扶贫。他们把这一切都解释为“爱国”,“科学发展”,解释为“和谐社会”。这种发生在21世纪的荒诞是令人难以置信丶也是令许多人不可思议的。倘若中国古代的帝王有了今天的信息和技术条件,恐怕也不至于像胡温那样对扶贫济弱如此吝啬,因为这不仅有损国际形像,也非常不利保住江山。

胡温背逆情理的政策选择,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心智和道德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共政权在权贵利益的裹挟下,已陷入无人可问责,无人能负责的末世危局。胡温的决策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胡温以最不利于社会长远,因而也不利于政权稳定的方式来挥霍和支配国家资源,说明他们既不想,也无法对国家的未来负责。

中国亿万贫困人口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还能够持续下去吗?本期《南方周末》的两则报道让我们一窥端倪。头版的专题报道“奴工背后的‘善人’”告诉我们,“低人权”的发展模式不仅制造了大量穷人,而且制造了大量残疾人。在一些地方,这种“闲置资源”以官商勾结下沦为奴工的方式被“合理配置”。这样伤天害理的恶行,竟然持续十几年之久而无人过问。

另一则消息则披露了一个同样可怕的事实,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灾难正在威胁千百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唯一的选择是把他们搬出世代居住但现在已无法生存的家园。题为“1.5个‘三峡’,如何搬得动?”的报道说,2011年,陕西省陕南地区三市28240万人的大移民搬迁工程将正式拉开序幕,搬迁人数史无前例,远超三峡移民的150万规模。

这两则消息为中国调高贫困线的决定提供了注脚,开始掌权的习近平已经不能不面对胡温留下的难题。调高贫困线有多重政治含义。第一,这是新掌柜对老掌柜的一次盘点。胡温留下了大批贫困人口,不能算在新掌柜的帐上。第二,因为贫困人口大部分在西部,因此,胡温一直不敢动手的东部资源向西部的大规模转移已势在必行。太子党将把解决西部贫困问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基础。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如果没有来自东部的大规模资源转移,难以为继。调高贫困线为大规模的资源转移提供了政策依据。

习近平和太子党不得不面对中国严重的贫困问题并不等于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无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末日就真的不远了。

——RFA

苦胆:“独”一无“二”


这些年鄙人始终认为:在当代中国,一个文化人若要自寻烦恼,自讨苦吃,那就去办一份发出不同声音的杂志。我的两位办刊朋友的遭遇,证实了我的想法;韩寒主编的《独唱团》只出了第一期而第二期宣告夭折,更是证实了我的想法。

凤凰网20101227日报道:“韩寒《独唱团》团队正式解散,第二期中止。”“《独唱团》视觉总监周云哲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称,《独唱团》(班子)已经确认解散,原因是卡在‘以书代刊’的出版流程上。据国家有关规定,期刊出版必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需有国内统一刊号才能出版。”也有媒体流露,原因是“该书(刊)未能达到预期市场要求”。

到底是什么原因?若说是“刊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冒出的,出第一期时就已碰上了,这第二期的出版流程还能更难?若说是“未能达到预期市场要求”的问题,这方面读者最有发言权,杂志还没有上市,怎么知道未达到市场要求?

《独唱团》第一期的问世,就是好事多磨,几经波折。且不说先后联系了不下十家出版社,光是选题的争取和让步,封面的修改、替换,都是好不容易才过的关,最后还是不能以杂志的形式出版,退而求其次地以书代刊(“第一期”实为“第一辑”)。

按说,自觉“一直很收敛”的韩寒,确已相当识趣了,杂志虽然名曰《独唱团》,但并未跟现政权唱反调,顶多是不同调而已,不大可能出现敏感、尖锐、出格的内容。谁知就连这也不能见容于当局。《独唱团》第二期没能出版,媒体提及的原因,即使存在,也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执政者处心积虑的刁难、阻扰、封杀。本来嘛,中共统治者就不希望你有自己的声音,而是希望你加入他们的党文化的合唱,主旋律的合唱,和谐盛世的合唱。可你偏要“独唱”,而且还要抱成“团”——以韩寒的人气与影响力,没准儿这个“独唱”的“团”会越弄越大,越来越成气候,这正是当政者所害怕所恐慌的,他们怎么能容忍呢?故而,尽管关卡一设再设,稿子一审再审,当局仍然不放心……直至不放行。这才是《独唱团》第二期以及其他不同调的书刊出不来的真正原因,也是维稳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中共政权的凶暴和虚弱,致使《独唱团》只有第一期,而无第二期。堪称“独”一无“二”。《独唱团》仅出一期即成绝唱?这就是中(共)国的“出版自由”!


2010年12月27日星期一

林保華:中國統戰分化連馬關係?


連勝文槍擊案那顆子彈,不但衝擊五都選情,也令連馬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似可看出中國的統戰斧鑿,有以連打壓馬的跡象。


五都選舉前後,連戰、連勝文父子人氣急升,政壇傳出國民黨內有人對連戰存有「幻想」,想以連來壓倒現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但是以連戰取代馬英九,似嫌過老,不會為民眾所接受;而以連勝文的地位與資歷,也太年輕。對連家來說,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刻,但連家的動向,是否打亂馬英九的接班部署,尚有待觀察。

從連家的「復活」,似可看出中國的統戰斧鑿,因為毛澤東給共產黨的統戰伎倆下定義為:「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對台灣的藍綠之爭是如此,對藍營內部、綠營內部,何嘗不也是如此?

 人氣升 連家成媒體焦點 

連家的人氣急升,表現在不到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成為媒體的焦點:首宗,也是最震撼的一宗,就是五都選舉投票前夕11 26 日夜裡 8 20 分左右在國民黨籍的台北縣副議長、議員候選人陳鴻源競選造勢場所,連勝文挨了顆子彈。這個槍擊案經過國民黨政治人物與媒體的操作,暗示是民進黨做的,民進黨因而被選票「制裁」,使選情很差的國民黨保持了三都的席位,也就保持了馬英九、金溥聰體制。這不但使民進黨深有挫折感,連國民黨內準備向馬金發難的其他派系也立即打了退堂鼓。


連勝文的血,「客觀」上保住了國民黨的黨國。這對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大喜事。然而這顆子彈的來歷,太過撲朔迷離,因而連勝文的傷勢,也受到質疑是否太誇大了;然而兇手當場被捕而對案情的各種說法卻一變再變,人們不能不對背後的黑手產生越來越多的揣測,當局自然也難杜悠悠之口。

在各種可能中,兇手林正偉與陳鴻源出於個人恩怨的誤殺說可以排除,因為警方一早說林所使用的槍械價格不菲,不是他所能夠承擔的,而且他們之間有什麼恩怨非這樣做不可,至今也說不清。

連家「自導自演」之說也難以成立,因為風險太大,即使為了黨國,也絕非連勝文這樣的富家子弟願意做的事情,這從連勝文不久前為自身健康而辭去悠遊卡公司的職務可見一斑。何況大把鈔票不怕沒有「替傷鬼」,就像不怕買不到兇手那樣。

起初還有「賭盤」之說,但是後來逐漸被否認,也沒有新的證據,因此繼續存疑。

 槍擊案 中國是最大嫌疑 

然而如果從政治上的最大得益者來說,無疑人們會把眼光投射到國民黨的馬金體制與中國身上。

以馬英九的優柔寡斷,由他出面做這個事情,似乎可能性也不大。而金溥聰雖有「金小刀」之稱,到底只是「小刀」,要扮演「金槍不倒」的角色,需要難度較大的轉型。

因此最大的嫌疑犯,是在中國身上。雖然開始只是猜測,但是隨著兇手當晚次致電給在現場的陳鴻源競選總幹事杜義凱,而這個情資曝光後杜義凱立即匆匆飛往上海,29小時候回來,然後閉門不出,以免言多必失,難免使中國帶上更多的嫌疑。這三通電話,是不是要確定連勝文是否到場?因為連勝文原先並沒有這一行程,是什麼人促成的?這點連勝文應該心裡有數。

接下來的問題,這是根據中國高層的指示,還是某一利益集團的傑作?如果是中國高層的決策,自是為了幫助國民黨的選情,避免國民黨因為五都失利影響2012 年的總統選舉。而最大的損失自是馬英九的「統一」進程被逼要放慢腳步,這是共產黨最不願意看到的。而因為整個策劃是在中國進行的,線索追不到中國。這是對馬英九最大的愛護。

與中國有關的另一種可能,是連家在上海有一些投資,有沒有可能因為連家得罪了某方權貴,因而被痛下殺手?但因為這個做法有利於保衛馬英九政府,有利於統一大業,所以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追究。尤其是東京影展與廣州亞運,江平與趙磊兩個小角色做出傷害台灣人感情的事情,但因為符合打壓台灣主權的總方針而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那麼這次事件不但功在國民黨黨國,也功在共產黨黨國,表揚都來不及,怎會追究?

 杜義凱 飛上海示威連馬 

台灣黑道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是眾所周知,能夠調動黑道殺手,同時又有前竹聯幫堂主劉振南恰巧在現場勇救連勝文,這種駕馭各路人馬的戰略部署,大概也只有共產黨才能辦得到。因為台灣各個堂口,都有到中國「發展」,甚至在中國安身立命。而杜義凱的大動作趕去上海,也是明白向馬政府與連戰示威:「你們敢動我嗎?」想到杜義凱背後的人,馬英九也會嚇出一身冷汗。所以馬英九一直不敢說話,尤其不敢為破案打氣。

也由於馬英九政府見到共產黨幹部膝蓋就軟三分,行政院長吳敦義都親開金口千方百計為江平、趙磊之流說項脫罪,他們哪裡敢得罪這次更大的連勝文槍擊案?何況受傷的只是與馬英九有間隙的連家,馬英九何必為之大動干戈得罪中國?何況案件真的搞清楚,不論與馬英九是否有關,對馬英九國民黨都是一種恥辱與傷害:不但勝之不武,暴露與共產黨的不可告人關係,還有國民黨政客、警界與幫派人物「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實際情況也是,雖然馬英九沒有再次為此案說話,但是背後操縱的影子卻還是顯露出來。檢調一直往非政治的個人恩怨上造輿論,目前更可笑的往凶手的「健康」情況著墨,不是眼睛不好,就是情緒有問題。如果是眼睛不好,做大案以前怎麼會不戴上眼鏡?至於情緒問題,是否作案前就對凶手做出「減罪」的承諾?問題是台灣人是歲小孩嗎?眼下各種風球放出來,是否在尋找一個民眾稍微可以接受的說法,才使案情一直無法往正確方面去突破,並且延宕時日。

而在連勝文槍擊案吸引台灣民眾焦點的時候,中國也不忘給連戰接二連三的「安慰獎」。一個是國家副主席職務,一個是孔子和平獎,或者可以使連家心感安慰。

 安慰連 副主席與孔子獎 

給連戰國家副主席職務曝光後,中國方面至今接近兩個星期沒有否認,可見不是謠言,而是實地操作。不管連戰槍擊案是否有中國插手,或中國是不是要犧牲連勝文,至少中國方面對連戰2005 年破冰之旅,並且喊出「聯共制台」給予充分肯定。

每次APEC 開會,中國指定連戰出席,不但是繼續給連戰從事政治活動的舞台,也是警告馬英九,不許對連戰有不敬之舉。

但是為反擊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由中國官方支持而匆匆炮製出來的孔子和平獎,由於那幾個御用學者的草包無能,淪為一場醜劇,可謂「美中不足」,使連戰顏面受到傷害,造成連家父子雙雙「中槍」的局面。但是迄今連戰沒有表示對中國有任何不滿,其涵養功夫值得欽佩。

相對於馬英九,中國更加信任連戰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對馬英九還沒有完全信任,有幾個例子:第一,2009 11 21 日,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一場主題為「世界格局演變與中國復興之路」研討會,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羅援少將發言時,指責馬英九的「三不「(不統不獨不武)是「和平分裂」。顯然,這是就「不統」而言。羅援是周恩來的副手、曾經擔任統戰部副部長羅青長之子,深知統戰要義,自不會胡亂講話而損害胡錦濤的統戰大計。

第二,為此,與馬英九相熟數十年的「大哥」,台灣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今年月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為馬英九進行解釋。首先他表示:「終極統一」就是馬英九的方向,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也是馬英九的方向。那麼又該如何解釋馬英九的「不統」論調呢?王曉波說,只是迫於台灣目前的政治情勢,不敢把「兩岸統一」的方向講出來。

這是要中國當局體諒馬英九的苦心。

 身分異 馬英九重在操作 

第三,今年 8  4 日,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在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演說時,針對中國仍持續對台軍事部署,而且也不放棄武力對台的政策與法律,呼籲中國當局應改變思維、調整政策,未來兩岸才能建立完全的互信,並達到真正的和平。為此中國方面私下表示不滿,賴幸媛趕緊撇清並非馬英九授意。在美國批評中國,當然是做給美國人看的,沒有馬英九點頭,賴幸媛敢「挾洋自重」嗎?


第四,12  6 日,賴幸媛在國策研究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提出以「民主」為首的七項台灣核心利益。此說再度引發北京的不滿,一位長期研究台灣政治、不願具名的北京涉台學者指責,別單方面喊話。他說,兩岸分歧無法短期解決,若一再挑起紛爭、設置門檻,就違背互信原則。這次難道又不是馬英九授意的?不過鑑於五都選舉馬英九剛剛驚險過關,因此北京應該還不會藉此大做文章。而馬英九選擇此時這樣做,顯然也知道大部分民意反對他的親中路線,因而再次隱藏自己的真面目;而西方國家對中國轉為比較強硬態度,也迫使他收斂一些。


由於馬英九不如連戰那樣百依百順,共產黨當然更喜歡連戰,並把他立為樣本,國家副主席與孔子和平獎就是做給馬英九看的,此「連規馬隨」之謂也。然而連戰與馬英九到底身份與地位不同,馬英九身為總統,與連戰的清談「聯共制台」不一樣。馬英九早就在接任國民黨主席時保證會執行2005 年的「連胡會五項共識」,然而那需要慎密的操作,否則選舉落選,或引發民變,豈非欲速則不達?為此自然需要裝模作樣,以消解民眾的疑慮。

 難侍候 老共鴨霸馬頭大 

無奈共產黨一向權力膨脹,得寸進尺,貪婪無度,對馬英九的故作姿態因不諒解而不滿,逐漸可能會把他當作「麻煩製造者」。不過胡錦濤也透過連戰轉達雙方必須「通通氣」的最高指示,只是通氣也得彼此體諒,馬英九雖深諳「以小事大」與「以下事上」之道,但是碰上鴨霸的共產黨,難侍候而讓馬英九頭大。

然而經此一役,連戰對共產黨的態度會否轉趨保留,而馬英九會否被中國的保駕與誘惑而加快「統一」步伐,連馬關係未來又會如何發展,都是我們下一階段需要密切觀察的目標。

——原载玉山周報 79

朱毅: 雁归天山(下):特色文明高海拔的“天葬 ”


 刘宾雁长眠地:北京天山陵园  

      冬至的前两天,老鬼才转告我宾雁先生归葬的确切地点:天山陵园。
于是击开天山陵园的网刊,图片确有一种归魂天国的圣洁与美,而扑入眼帘的第一篇文字,写的是以身饲鹰的“天葬”!
冬至日送葬天涯归骨,天山陵园说天葬,想必都各有寄托,一如我之如此渴望跻身刘宾雁先生最后一程的送葬行列——23年前,又一次被宣告无罪,终于告别了李九莲所由走向刑场的那座美人蕉院落。不久,就辗转读到戴晴大姐的一封信,永远记得那劈头第一句就是:“受刘宾雁先生委托,我一直寻找着李九莲……”我才确知,宾雁先生是确实收到过我六年前寄自另一监狱的《还在流血的爱情》的名流之一。却似乎意外的老鬼之外,就只有宾雁先生,在数以十万计的来信期盼中,在为正义的不尽奔波与权势缠扰中,始终心系着思想而不幸的李九莲及其辩护士们!……
那该是苦难深渊中的怎样刻骨铭心一种感动!羁绊天涯、客死异邦,生前遗铭……23年来,我对宾雁先生感恩的遥念与痛惜,年复一年,不敢有尽。十一月十一日上午,林希翎迎骨志铭终于铺砌成功,白峰遥望,遗骨天涯的英灵们心天历历——第一个自然就是宾雁先生!回京读到王康先生的《吊祭不至,英灵何依?》,才知道先生遗骨早归,祭日已过,顿觉十分失敬,早应有所祭啊。于是就在铁玫瑰园纪念林昭、张志新冥诞的那天,赶紧请严正学的妻子春柳嫂给与王康、小雁都甚笃的刘真大姐打电话…….
没想到先生葬仪就择定在这个冬至!
更没想到鹰鹫真的啄空了刘宾雁墓志铭——冬至日的天山陵园,人们面对一块无字墓石!

 
正午的席间,宾雁先生钟爱的女儿小雁无奈而不平地面对我感叹:你们为林希翎(墓志铭上)选的那段才厉害着哪!
小燕不知道,我正在把“刚刚刻就温岭的两块林希翎墓志铭,又面对天山无字碑”的悲怆——遭遇又见证“被天葬”的悲怆,刻录进她从普林斯顿带回来的一本签唁簿中。我料定,这就是网络华夏明天的聚焦。小燕当然更不会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天空,莫非鹰鹫,我们在白峰砌就的林希翎迎骨志铭,是已经遭遇过鹰鹫剥啄的了:原稿中“最后的右派”——使历史之成为历史、林希翎之成为林希翎最最关键的五个字——在铺砌的墓志铭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不过驱车天山陵园,墓刻之有无虽有预感,却又心存种种侥幸:毕竟林希翎另一块墓志铭——一段关于“愚昧的幸福,智慧的痛苦”的心魂自白,还是保持了完整本来面目;毕竟相对于这段自白,宾雁先生生前自拟的那二十八字墓志铭就太过平和,太过卑谦了;毕竟一个中国最后的大右派,一个被誉为“中国良心”的大右派,他们之间不仅级量相近,而且太多的相同相似:同为赫赫华夏的忠贞儿女;同被三位领袖以各各不同的心态注目萦心: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同以一己的沧桑与不幸,浓缩着当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与苦难;而各自的骨灰盒,也都归自大洋彼岸的异邦……不料,折进天山陵园艺人园,面对着的只是空无一字的紫金墓石!早就不再“妄想”的大洪小雁,这天该是沉浸在父亲终于落土的慰藉中了吧;而“特色文明高海拔的天葬”的悲怆与阴霾,久久在我心天挥之不去,欲驱更浓!两位如此相近相同逝者,同处天道王土,同在鹰鹫天下,同葬公墓,同是墓志铭,何以温岭太平山公墓与北京天山陵园处置这般不同?
思之再三:文明是有温度的,政治是有海拔的;毕竟晚年的林希翎相对宾雁先生更边缘些;我在温岭的侥幸未必是成功,或许正是阻遏林希翎遗骨归半北京的某种精心的疏导呢;而首都北京,有着绝不同于南国一隅温岭的“政治海拔”与维稳需要……

 
                        万佛陵园名人苑包遵信无字碑      
   
  也正因如此,无字碑,才并非天山陵园在北京公墓区的首创。去年清明,甘粹先生、老鬼夫妇与我就凭吊过万佛陵园的包遵信无字碑:青花岗岩雕磨着一方展开的、编辑棱线豁然的册页,矗立在梅雕上,雕座上也铺展着书简,上上下下都空无一字。看来每一块这样的无字碑后面,都有一个大写的灵魂故事,都绝对站着同一类“天葬师”,飞落着同一类鹰鹫,剥啄着血肉也剥啄精魂。最记得那天万佛高处的“红袖箍”上上下下,何其敬业与活跃!听着戒台寺的钟声,绕碑洒祭着他最爱喝的五粮液,也洒向南天——遥遥祭奠着林昭与李九莲。但那一天上午的自始至终,我都并未萌“天葬”之悲,鹰鹫之想。包先生也并没有预留墓志铭。那空空的石雕册页,在当时的观感里,是对后人形象的期待与召唤吧?天葬——本是藏佛信徒们虔敬追随佛主的以身饲虎,希冀通过最后碎尸、鹰鹫啄食、彻底奉献以灵魂出窍的的崇高葬仪,是天国对佛徒最神圣的超度与召唤。却绝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汉民族传统能容,对于无神论者,就更是一种羞辱与豪夺。我不知道在北京地区,这类遭政治鹰鹫剥啄而无字的墓石,究竟还有没有?还有多少?但刚刚为林希翎刻碑之后,就面对天葬师鹰隼对刘宾雁死后如此的浸淫剥啄,以致天山陵园的紫金墓石上空无一字,那激荡悲魂的倒落差,那“天意”的“崇高”与渗透一切的不可抗,那对政治血肉与精魂遗迹彻底的吞噬,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政治鹰鹫,那彻心彻肺的长夜严寒感,才在我的心天麇集浓聚出如此悲怆的境像:特色文明高海拔的另类“天葬”!不,“被天葬”!——无奈却悲壮的天葬!
只有唯有“天葬”:,死后才会遭遇如此彻底的剥啄!
傍山攀升、迤逦而上的天山陵园,虽不著名于京城,却确实远比万佛陵园更具归魂天国的气势。但其最高峰的海拔,想必不足世界第二天葬台——海拔4700米的止贡提寺右侧山坡上的天葬台的五分之一吧。不过,政治海拔的比较就恰恰相反了。墓志铭,对于汉民族知识层,往往是归天之魂的人间铭痕或礼赞。邓小平不争论期限是20年。长达22年严酷彻底的封禁之后,悄然归骨的刘宾雁生前渴望铭留在墓志铭上的心魂微痕,如此平和,如此卑谦,却仍然为 “天葬师”们不容。他们是在彰显威权与政治北京的高海拔,他们是在创造一种泯灭精神的非人殡葬文化,为着权金集团核心利益最大化的稳定,泯灭任何历史与真相,价值与尊严,忠肝与义胆,直至仁人志士的死后。是这种以剥啄为创造的精神对峙、泯灭与扫荡,是天山陵园天路——天葬——天国又模糊又刻意的引领,是我见到的又一方无字碑——硕大厚重、以20度角稍稍倾斜、形象上比包遵信无字碑更可任鹰鹫恣肆麇集啄食的一方紫晶斜台,在北京西郊天山陵园艺人园,定格了一个远比止贡提寺右侧山坡上的天葬台更“神圣”、更彻骨、更惊心动魄的“圣迹”!

                      刘大洪(右)在父亲刘宾雁葬仪上致祭

  所以,我一直认定大洪在父亲葬仪上的祭辞“堪称经典”——可惜由于录音模糊,次日晚间小雁才将文字辗转传来——平平白白的四百个音节,简炼叙述着父亲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在高海拔政治中国的遭遇,却经幡般飘荡着现实的忧思,白雪般晶莹着尊严的抗争:宾雁先生的心魂血脉宏愿遗恨尽在其中。而尤为经典的是,在不可复制的刘宾雁最后一程历史现场,紫晶墓石“天葬台”上被啄食殆尽的28个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终于被天地人伦,平平静静镌刻进了人民的天心与大历史时空,既诠释着“圣迹”的来由,又让“圣迹”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尺与无声的呐喊:
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我相信,后人们终有一天会读到父亲的这段话,也会听到这块石头背后的故事。”
是啊,这块无字石头背后的故事,比慈禧专制的时代还沉重:众所周知,秋瑾对于清廷绝非“第二种忠诚”,可秋社三杰首葬秋瑾于西泠桥畔,徐自华具刻《鉴湖女侠秋君墓表》杭州各界四百余人参加谒墓致祭,只是秋瑾就义半年之后的19082月。这个故事,甚至比勃涅日列夫体制僵冷。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赫鲁晓夫黑白纪念墓雕,落成于1974年——那时,老勃篡权还不到十年。而墓雕设计与雕刻者,恰恰正是赫鲁晓夫大权在握时狠狠整饬过的雕刻家涅伊兹维斯内。既然死后的殡葬也属于人权,属于文化与文明的一部分,那么因良知而放逐的当代中国的老人们,承负着怎样的文明倒落差!
无字的紫金石,更丈量出了特色政治文明迥异于普世文明的的高海拔与严寒!且不去比较战后的德国与日本,是在“敌国”怎样的宽容与引领中融入普世文明、成为经济大国的了。文明人类至少记得:同葬着铁血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与巴黎公社烈士的拉雪兹公墓,出现《国际歌》歌词作者、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墓,也不过巴黎公社失败后的17年。巴黎公社那震撼世界的七十二天——至少那三万公社社员战死的“敌意”,应该远甚于中国的八九/六四吧。可对巴黎公社被放逐者的“大赦”,在十八年后的1789年就实现了。我想,离世界人权公约缔约几乎还有半个世纪的法国战胜者们一定懂得:“大赦”,其实正是赦免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并未阻遏欧仁鲍狄埃墓出现那册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斜斜打开的书,并不禁止诗人的朋友和景仰者们把他的一首首诗歌的题目——“起义者/让米泽尔/蛛网/面包的话/地球之死/国际歌”镌刻其上。那一切几乎过去两个世纪了。二十一年后放逐犹遥遥无期的特色中国,大洪小雁也罢,宾雁先生的景仰者们也罢,谁曾奢望在天山陵园墓石上镌刻那些震撼过一个时代的篇目——“在桥梁工地上/上海在沉思/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这就是特色文明与普世文明的距离!
这也就是“第二种忠诚”在故土的宿命。

巴黎拉雪兹公墓的欧仁鲍狄埃墓,其上斜斜展开的书镌刻着诗人的诗作篇目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西郊天山陵园2010年寒夜最长日的白天。墓前祭奠的几乎全过程,我无休无尽地用石块、用泥块,用碎土,镇住铺展在无字碑前的挽联痛幛,以防悲咽的悲风把它们卷起,骚扰圣洁而庄严的追思进程。这一天我所遭遇与见证“天葬台”与“天葬”,啜泣与倾情,将永远与我一系列刻骨铭心的心历与恨憾融合在一起:有权势为一个思想而不幸的李九莲把60个正义男女投入监狱的人们,33年了,没有一个人透露出枪杀后又被辱尸的李九莲,被草草抛埋在那块野地(?!);法共的总统竞选议员都亲自出席了巴黎拉雪兹教堂的林希翎葬礼,可温岭的林希翎归骨追思会上,我没有见过一个在职的哪怕箬横镇一级的政协委员——尽管胡锦涛亲切地握着林希翎的手祝福过;在北京,有志新桥、志新路、志新村,可只有空冢的张志新的35祭铜雕,却与林昭铜雕一道,被压迫在私家的后花园里;对于《生死之间》纪录片开篇的钟海源,编导的某些讹错与失真,我也同样难以释怀……..这些融合的悲痛记忆,会永远向我警示精神、思想、正义、真相、人权与前驱者死后的尊严,在权势与犬儒中国真实的位置,与作为苟活者不可懈怠的责任……
良知中国更一定永不忘怀雁归天山的这个冬至日,连同这一天的无奈,这一天的抗争。永不忘怀天山陵园这块紫晶无字墓石——特色文明高海拔天葬的“圣迹”:它无字地书写着大写的民族精神。无奈是屈辱也是召唤,抗争必定壮美。墓石之下,就是寒夜最长的这个日子,中国的大雁和中国的大地庄严一体,这本身就是悲壮绝美的抗争。何况这天那涌潮般的追思,绝对壮美过天葬台上争相啄食的鹰鹫;这天那铺满一地的挽联痛幛,也绝对比止贡提寺天葬台飘飞的经幡,招扬着更具普世光辉的价值。据说,止贡提寺天葬台与世界第一的印度斯哇采天葬台之间,有一道佛光在空中遥遥相连。那么,照耀着受难的普罗米修士和灵岩山的,连接着天山陵园刘宾雁无字碑与温岭白峰林希翎墓志铭的,也一定会是同一道光。
刘大洪就是在这样的光照中在父亲的葬仪上祭辞的,全文如下: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各位亲人:
感谢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参加父亲的葬礼,送父亲走完最后的一程。
父亲是1925年生人,2005年在美国病逝。五年后的今天,父亲终于归葬故土。父亲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公义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彰显。30多年前,父亲曾经向全社会敲响过警惕贪腐的钟声;十几年前,父亲远隔大洋,在流亡地又不止一次地警示中国拉美化的危险。这些警告都不幸言中,在这个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被不断验证。
父亲在生前曾经说过,希望将来在他的墓上,能够写上这么一段话:“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块碑却无字。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我相信,后人们终有一天会读到父亲的这段话,也会听到这块石头背后的故事。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中国人安葬、扫墓、祭祖和怀念先人的日子。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拒绝权贵的盛筵,选择了站在良心和人民一边;纪念他一生艰难坎坷,不懈地与黑暗斗争,为受压迫和受欺凌的人们呐喊。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寒夜最长的一天。让我们纪念他,让他的信念温暖我们的信念。

2010//冬至日—圣诞日于北京
 
林希翎墓志铭



                          连通斯哇采天葬台与直贡梯寺天葬台的佛光

秦晓对谈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财经》记者 马国川

10月底的一天上午,学者李泽厚和秦晓坐在了一起。两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共同话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80岁的李泽厚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李泽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63岁的秦晓则感叹,“80年代也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他认为启蒙不彻底,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秦晓呼吁继续进行启蒙,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李泽厚认为 “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他更希望推动制度变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变革。
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李泽厚和秦晓各抒己见。有共识,亦有歧见。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性、建设性的讨论是非常宝贵的。
诚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财经》: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知识界已扩展到商界和民众。决策层并没有公开认同“中国模式”,但一些官员比较喜欢被包装出来的“中国模式”,在一些讲话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应迅速、出手快。两位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晓:这场争论发端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和评价。
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缘于市场化改革,还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失衡等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代价。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而中国政府则果断应对,迅速走出危机,这使得“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起来。
从以上看出,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
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李泽厚: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能够很快地恢复,效率很高。的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快,效果似乎也不错。这30年发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做法,也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现在经济上仍有很多国家垄断色彩,绝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4万亿元大部分投给国有企业,这怎么行?包括一些民间商人、民营企业家跟官员勾结,以得到官员的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经济来说,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只有民间经济大发展,才能够有个稳固的基础。虽然有“三十六条”,但是没有得到执行。很多领域还是国家垄断,所以才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秦晓: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李泽厚:我很赞同上述看法。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做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要搞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财经》:如果从1949年以后看,中国已经走过两个30年,毛泽东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两个30年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这两个30年的评价上,有巨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第三个30年的走向。请问两位,对中国下一个30年有何期望?
李泽厚: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要给予肯定。国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奠定了中国下一步的基础。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个“30年”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还是要推动经济发展,真正把内需拉动起来。现在的消费还不够,大部分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还非常低,很不均衡。假如中国人都能真正消费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秦晓:对全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李泽厚:那是,真正拉动内需的是国民消费,如果国民消费水平能够有真正、普遍的提高,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秦晓: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也充分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在消费社会背后,有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支持,因为公民的自主消费、择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分配完全不一样。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政策必须有价值正当性作为支撑,如果没有价值正当性,即使经济发展起来人民也不能真正受益。
中国目前碰到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等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忧,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主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读。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现在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往前迈了几步,这几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完,而不是走错了路。而“中国模式论” 将转轨与转型中的问题和缺陷固化,甚至倒退,这让我们感到担忧。
李泽厚:我一向反对民族主义,我担心当前和未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天中国开始强大而民族情绪高涨之时,任何误导都容易把中国引向危险和战争。我以为一些人鼓吹民族主义恰恰有害于中华民族。
我也一向反民粹,当年他们反对中国加入WTO,认为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经济会使社会产生极大不公而将崩溃,我和他们口头激烈辩论过。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人就想走这条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巩固、强化,肯定就是这条路。
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值得警惕。
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
现在,在经济发展掩盖的下面,有些方面是倒退的。
《财经》:因此,一些人士对目前的改革形势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中国模式” 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回到旧体制去?
李泽厚:我主张,现在不应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现在要讨论“中国不向哪个方向走”。
秦晓:我们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100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
特别是学院左派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
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中国曾为这些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上这样一种模式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如果执政者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该保持清醒头脑。
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要搞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财经》:如果从1949年以后看,中国已经走过两个30年,毛泽东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两个30年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这两个30年的评价上,有巨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第三个30年的走向。请问两位,对中国下一个30年有何期望?
李泽厚: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要给予肯定。国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奠定了中国下一步的基础。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个“30年”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还是要推动经济发展,真正把内需拉动起来。现在的消费还不够,大部分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还非常低,很不均衡。假如中国人都能真正消费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秦晓:对全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李泽厚:那是,真正拉动内需的是国民消费,如果国民消费水平能够有真正、普遍的提高,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秦晓: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也充分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在消费社会背后,有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在支持,因为公民的自主消费、择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分配完全不一样。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政策必须有价值正当性作为支撑,如果没有价值正当性,即使经济发展起来人民也不能真正受益。
中国目前碰到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等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忧,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主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读。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现在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往前迈了几步,这几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完,而不是走错了路。而“中国模式论” 将转轨与转型中的问题和缺陷固化,甚至倒退,这让我们感到担忧。
李泽厚:我一向反对民族主义,我担心当前和未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天中国开始强大而民族情绪高涨之时,任何误导都容易把中国引向危险和战争。我以为一些人鼓吹民族主义恰恰有害于中华民族。
我也一向反民粹,当年他们反对中国加入WTO,认为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经济会使社会产生极大不公而将崩溃,我和他们口头激烈辩论过。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人就想走这条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巩固、强化,肯定就是这条路。
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值得警惕。
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
现在,在经济发展掩盖的下面,有些方面是倒退的。
《财经》:因此,一些人士对目前的改革形势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中国模式” 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回到旧体制去?
李泽厚:我主张,现在不应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现在要讨论“中国不向哪个方向走”。
秦晓:我们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100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
特别是学院左派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
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中国曾为这些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中国还需要启蒙吗?
中国发展离不开稳定,但稳定不能压倒个人权利,更不能压倒法律。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
《财经》: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现代化历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近年来,秦先生提出“现代化压倒现代性”。请问秦先生,您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
秦晓:李先生早年提出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影响了一代人的思考。“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各种原因,从启蒙转向救亡,启蒙未能完成。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救亡压倒启蒙”,当时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述。
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现代化所压倒。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前面讲到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如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和谐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执政合法性的“元叙事”,而现代价值中的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包容和多元则被抽离。
李泽厚:没有多元,就没有和谐。
《财经》:回头去看,过去30年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很有必要,这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关键保证。现在经济转型压力和社会矛盾交织,则需要我们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但个别地方政府碰到难题时似乎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李泽厚:现在都有“压死一切”的倾向了。
秦晓:中国发展离不开稳定,但稳定不能压倒个人权利,更不能压倒法律。
李先生主张制度建设,我很赞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元叙事”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思维方式,从官员到相当一部分精英,他们仍然习惯于这套“元叙事”。我认为,这些“元叙事”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现代性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体系。所以,现在仍然需要启蒙,启蒙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
李泽厚:现在中国仍然盛行“官本位”,这就是封建特色。所以,中国目前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这还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够,要反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
现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很多学者向“长”看齐。就连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如果科学家出现在一个场合,官员们也要退在一旁。还有,庙里的和尚也分处级还是科级,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在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反封建就是启蒙。这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从思想内容到思想方法,都需要改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跟王元化先生有很大分歧。他说再来一次启蒙运动,我说,现在主要的不是唤起群众,关键是怎样进行制度性改革。制度改革也不要求一天就改好,怎么样逐步地使制度改革,把好的做法制度化。
我主张法治,也就是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从80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不执行是当今一大问题,有法等于无法。
我当然不反对启蒙,不过,我还是看重如何能够使制度发生变化。因为现在许多人不是不清楚,而是由于利益、利害等的限制,不得不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所以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变革。现在就应该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
秦晓: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容低估,有利益的问题,也有认识的问题。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决定论”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失衡的思想根源,而“阶级斗争史观”则影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
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仍是精英们应承担的重要使命。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有巴黎公社殷鉴在前,加上中国这几百年的动乱,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李泽厚: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
针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20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
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只要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
不过,我还是希望更多推动制度变革。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
我一直赞成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题,这是最值得忧虑的。在教育方面特别是中小学,从小就灌输一些错误观念,学生丧失判断、选择的机会和能力,对整个民族是个巨大的问题。

——2010年11月24日《财经》】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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