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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

胡平:谈谈对温家宝讲话的若干争议――兼与余杰商榷

一、

温家宝的讲话引起关注(说明:我这里说的温家宝讲话,不只是指821日在深圳的讲话,而是指他近些年来的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明显揭示出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可忽视的差异。尽管说他表达出的理念和我们还不无距离,但是作为在位的(注意:是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注意:是公开讲话),温家宝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已经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辈和同僚(胡耀邦、赵紫阳在不公开讲话和下台后的讲话中或有更清晰的表达,不在我们这里的比较之列)。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肯定。

温家宝讲政改,并不说明中共要政改。因为很明显,现在中共上层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温家宝的声音在上层是少数,是弱势。在以往,这种声音是不允许发出来的,发出来就会被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如今,这种声音却居然发出来了。这一点意义非凡。不是一直有人鼓吹党内民主吗?党内民主的第一条就是党内分歧公开化,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我们不是一直反对宫廷政治主张政治开放吗?那就要求把上层分歧公诸于众。温家宝的讲话就是把党内分歧公开化,就是把上层分歧公诸于众。这是我们肯定温家宝讲话的另一个理由。

二、

也有不少民间人士对温家宝讲话持批评态度。不过我发现,其中很有一些批评意见逻辑混乱,含义不清。我疑心批评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批评意见加以逻辑地展开,得出的结论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会认账。

比方说,很多批评者说温家宝的讲话是欺骗,叫我们别上当。余杰说:“看来,当年毛泽东‘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说过的话,比温影帝说的动听多了。那时,知识分子们也激动万分,结果个个沦为牛鬼蛇神,死无葬身之地。”余杰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余杰,我们怎么做才叫不上当呢?

按照余杰,所谓不上当,那意思大约就是:你温家宝说支持媒体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媒体人就是不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就是只刊登正面新闻;你温家宝呼吁民众监督政府,我们民众就是不监督政府。57年毛泽东号召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很多人信了,提了,结果死无葬身之地,换成我们,就不提,我们就说对共产党没意见,一点意见都没有——我们才不上当呢。从余杰的话,我们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敢说,这样的结论余杰自己一定也不会认账。

也许有人会说,余杰的意思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谨防温家宝搞“阳谋”,搞“引蛇出洞”。且不说当年的整风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此事大有争议。问题是,今夕何夕?今天的中国和五十三年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共还会搞“引蛇出洞”吗?众所周知,六四之后这二十一年,当局的方针是“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蛇们从洞里爬出来,只要看到有蛇想出洞,就赶快把它赶回去。而“引蛇出洞”的意思则是尽量让蛇们出洞来,不肯出来的都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们哄出来,最好全都引出来。这两者不是截然相反的么?今日中国,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了,共产党本来正发愁没法把它们全赶回洞里呢,它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把没出洞的蛇都引出来?以今日中国之民情,中共要是再搞一次引蛇出洞,岂不是引火烧身吗?

三、

余杰说:“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温家宝一把,所谓‘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们自己却被影帝玩弄于股掌之上。”这话也说得不明不白:被影帝玩弄,怎么玩弄法?他能怎么玩弄?余杰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我估计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里,我不妨帮余杰展开说明一下。

所谓玩弄,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前面我已经阐明,这种玩弄方式放到今天绝对行不通,适得其反。另一种玩弄方式就是,温家宝鼓吹政改,赢得体制内外自由派力量的大力支持,由此击败了党内的对手,巩固和加强了自己一派的权力;等到自己一派的权力巩固和强化之后,温家宝却并不把他的政改主张付诸实践,而是束之高阁,把原先支持他的自由派力量晾到一边,鸟尽弓藏,甚至兔死狗烹。据说当年的邓小平就玩过这一套,邓小平支持思想解放运动,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利用民主墙,利用体制内自由派知识份子,打垮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夺得了最高权力,随后就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封闭民主墙,把支持过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打入冷宫。按照这种说法,民间异议人士和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过是为邓小平夺权做了嫁衣裳。

但是,上面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就拿邓小平那段事为例,那何尝不是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议人士对邓小平一派的一次成功利用。毕竟,凡是派的垮台,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体制内外自由派力量的集结,都是了不起的进步;虽然一些自由派人士随后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那也是进两步退一步,得大于失。更何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发生类似的相互利用,有了丰富经验的我们必定会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

平心而论,以今日中国的情势,我以为我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重大突破。这不仅仅是因为温家宝在党内的力量要比邓更弱小,也不仅仅是因为今日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比当年的凡是派更庞大更盘根错节,而且也因为我们这一次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比当年更复杂,更伟大,因而也更艰难。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向前有所推进,那就是好事,那就值得我们努力。

四、

有人说,温家宝是政府中人,我们是民间力量。民间对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批评。如果我们对温家宝的讲话给与肯定,那岂不是混淆了民间与政府的分野?我不赞成把政府和民间截然二分。《零八宪章》早就讲了要“不分朝野”。我们只能以是否认同普世价值为标准。毫无疑问,我们民间人士应努力发展民间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在八九民运期间,其实大多数学生都能看出赵紫阳与李鹏不一样,但是不少学生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党内斗争,我们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言下之意是,上层斗争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赵紫阳和李鹏谁胜谁负对我们没影响。这当然是错误的。上层斗争,谁占上风谁落下风,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怎么能不关心呢?另外,对于上层斗争,我们不只是台下的看客。我们也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如果我们对赵紫阳给与积极的回应,我们就能加强赵紫阳一派在上层斗争中的力量,而赵紫阳一派在上层斗争中越是有力量,也就越是有利于我们民间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说,对于温家宝讲话会引出什么后果,我们的态度是等着看。我不赞成等着看。如果大家都等着看,那就不会有什么可看的。消极等待是等不出什么结果的。我们需要的是积极回应。

五、

说到“假戏真做”,“弄假成真”,那实际上是我们的一贯策略乃至原则。维权人士,尤其是维权律师,哪一个不是拿法律说事?抛弃了法律,他们还怎么说事?你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是假的,是骗人的吗?我要说的是,所谓假,所谓骗人,意思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却不想真正遵守。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不是说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对的。我们正是要用我们的力量迫使共产党遵守。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有些案例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而我们没有做到的原因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

我曾经指出:共产党的谎言有两种,有的谎言,共产党是希望我们信以为真。譬如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谎言,共产党就希望我们信以为真。但共产党还有一种谎言,这种谎言共产党是唯恐我们把它当真。譬如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条款,譬如禁止刑讯逼供一类的法律,共产党就唯恐我们把它当真。如果我们把它当真,共产党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如果你根据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不是出自真心这一条,你就不把它当真,你还自以为你识破了共军的奸计,其实正相反,你那才叫中了共军奸计呢。共产党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句谎言;然而我们知道,在89年东欧剧变中,那里的人民喊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就是——“我们就是人民!”

六、

我们说,有了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别的人跟着讲风险就小了,敢讲的人就多了。余杰对这种说法很不满意。余杰说:“为什么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之后,我们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呢?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恐惧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态,以及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妄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免费的午餐吗?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呢?”

说明:余杰这段话里的“我们”,并不包括余杰本人,也不包括像我一类的人;因为我和余杰都是早在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之前就讲出这些话的人。余杰这段话里的“我们”,是指别的人,是指那些虽然认同普世价值,但是出于恐惧而不敢公开讲出来的人。余杰这段反驳,语气上很有力,但内容上却很混乱,不知所云。是的,有些人出于恐惧,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在任何国家中,勇士总是极少数;很多人确实只有等到风险较小时才敢发言。这是常人常情。我们怎么能去责备去讥讽呢?既然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就能促使一些原先不敢说“政治改革好”的人也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从而增加了“政治改革好”这种呼声的音量,那正说明温家宝的讲话有积极意义嘛,那正说明我们应该欢迎温家宝的讲话嘛。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呢?至于余杰问“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我以为这个问题提得不好,因为它把刘晓波和温家宝对立起来,似乎是肯定了这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很可能,刘晓波和温家宝都在推动中国进步,只不过是从不同的切入点,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七、

有人说:不错,和中共高层其他人相比,温家宝确实显得比较温和开明;但唯其如此,所以他更有欺骗性。温家宝的讲话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是烟幕弹,其作用在于麻痹人民斗志,引诱人民沉溺于幻想,消极等待,放弃抗争。

没有比这种批评更似是而非的了。按照这种批评,似乎是,很多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一看到中共上层也有人在说政治改革了,于是就麻痹下来,放弃抗争,等着坐享其成了。实际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嘛。对于那些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上层也有人站出来呼吁政治改革,他们只会更振奋,只会干得更起劲。原先一些出于恐惧,出于沮丧而放弃抗争的人,此时也会投入抗争。毕竟,很多人在选择抗争或不抗争时,免不了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如果投入抗争,风险很大,成功的希望又很小,他们就会选择不抗争。反过来,如果他们看到统治集团上层都有人公开站出来呼吁改革,这就减少了参加抗争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必然会更踊跃地参加抗争。回顾过去几次民运高潮,哪一次不是发生在上层比较温和开明的时候呢?

对于这一点,专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1991年,江泽民在和台湾学者沈君山的谈话中引用了《左传》上的一段典故。大意是:为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不敢靠近,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专制统治者何尝不想摆出温和开明的样子讨人喜欢,赢得国际社会好评呢?问题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与沮丧之上的,因此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与沮丧,这就不能在民众面前做出温和与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以为当局温和开明,他们就越是不怕你,就越是顺杆爬,越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这时,当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步,接受民众的要求,放弃专制;要么露出狰狞面目,铁腕镇压。由于前阶段当局做温和开明状,已经招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今要镇压下去,就不得不花更大的气力,用更残暴的手段去整更多的人,就算镇压成功了,到头来当局的形象势必会受到更大的损害,要是镇压不下去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专制统治者宁可从一开始就摆出强硬立场,毫不松口,以便继续维持六四造成的恐惧效应,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沮丧之中。

在今日中国,并不是上层显得温和开明,致使民间沉溺于幻想,故而放弃抗争。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在今日中国,上层只有温家宝比较温和开明,胡锦涛则一如既往的僵硬,其余人更不足论。多数民众因为不大看得到希望,依然陷于恐惧与沮丧,所以才无所作为的。

 

八、

 

有些以激进派或革命派自居的人,对温家宝讲话很不以为然。他们担心,肯定了温家宝讲话,就等于肯定了党内改革派对政治改革的主导权,而使得民间力量沦为附庸;他们担心,温家宝的改革路线如果成功,那就会延长了共产党的寿命;他们担心,改革(他们叫改良)这出戏一唱起来,革命就没戏了。这种种担心都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尽早地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转型,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有赖于各种派别、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包括体制内的力量,党内上层的力量。如果中共统治集团始终铁板一块,和平抗争或武装抗争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必须对体制内、对党内上层的分化持欢迎态度,和他们携手共同推动民主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谁占主导并不重要。只要我在其中也尽了力,就算我自己这一派没有扮演成显耀角色也没关系。“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此其一。

第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一派或我们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说,更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我们就该相信,即便在转型启动之初,我们不占主导,那么,随着转型的深入发展,主导权也必定会落在我们头上的。打到四人帮无疑是华国锋主导的,没邓小平什么事。可是随后不久,主导权不是就落在邓小平头上来了么?要是邓小平在当时不去支持华国锋反而去反对华国锋,那才叫愚不可及呐。

至于说改革会延长共产党的寿命,说这种话的人应当明白,如果改革真的得以进行,那将是共产党的脱胎换骨,那意味着原先的共产党解体,新生的党不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政党,就像俄国东欧等国的前共产党曾经经历的一样。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误会。

关于革命,一般人只知道改革可以防止革命,他们不知道改革也常常引发革命。事实上,近代史上几次大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由改革引发的。若是没有先头的改革,革命还发生不了呢。十月革命前几年,流亡瑞士的列宁很悲观。他说:可能我这辈子看不到俄国发生革命了(那时列宁才四十来岁)。这说明,列宁深知,凭他们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开局面。象他自己,连这辈子能回国的希望都渺茫得很。俄国的沙皇统治首先是被体制内的立宪派打破的。如果你认定中国的事情靠改革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还要革命,那么你也没必要去反对改革,因为在这里,改革很可能正是革命所必须的前奏。

统而言之,以激进派或革命派自居的朋友们,只要你对自己的主张或路线真的有自信,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欺欺人,你就大可不必有上面那些担心。

 

九、

 

    最后,我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中国形势的严峻的一面,以及启动转型的艰难的一面。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对温家宝讲话持正面评价。我们应该借着对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进一步阐扬普世价值,拓展公共空间。我们不奢望出现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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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郭罗基提名胡佳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图为欧洲议会授予狱中胡佳最高人权奖

各位朋友:
最近欧美掀起为中国人权人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热潮,这将促使世界重视中国人权问题,也迫使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不得不把颁奖给中国人的问题,再次提到日程上来。至今为止,中国人缺席诺贝尔和平奖已经110周年,再不给说不过去了。
每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有几百名。早在2008年,挪威人就向外界频频放出风声,说胡佳有获奖的希望。我从北欧记者的报道来看,胡佳早就入围。前年和平奖获奖名单宣布之前几分钟,我听到瑞典电视记者在奥斯陆现场评论说:“今天可能是中国人权人士胡佳或芬兰前总统获奖,二者必居其一。”
为什么至今身陷囹圄的胡佳备受重视,因为他捍卫的人权范围比较广泛。从七十年代起,和平奖有一个转折,开始颁给人权斗士,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但近年来挪威人的颁奖具有新的特点,除了颁给各国总统副总统等政要之外,民间人士一般颁给环保和解决民生的人士,例如,放小型贷款的银行家,植树的女人,反地雷人士,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等。从这一点看,胡佳的环保、艾滋病关怀,以及他广泛的维权活动,很符合这个时代的新要求。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腾彪曾指出:“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尽管胡佳备受国际社会赞赏,但是至今为止,少有中国人公开为胡佳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往往忽略本民族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义人。感谢郭罗基先生,他弥补了我们的缺失,以他的提名资格,把这位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推荐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请各位转载或转发郭罗基先生的提名信。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谢谢!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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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委员:

我,郭罗基(GUO, LUOJI),原在中国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授。1992年,被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人权”组织(纽约)理事。1994年至1995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Scholar)。1995年至今,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Fellow Emeritus)。我谨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致信,提名胡佳(胡嘉, Hu Jia)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胡佳是当今中国维护环保和争取人权的杰出人士。1996年,他作为中国第一批志愿者,在恩格贝草原种树防止荒漠化。他参加大学生绿色营,并担任协调人职务,推广环保教育。他开创了藏羚网,多次进入青藏高原保护珍稀动物藏羚羊不受屠杀。胡佳是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早期会员,也曾经是香港“地球之友”的驻北京代表。在中国的环保事业中,胡佳是一位先驱人物。

2001年,当中国的爱滋病疫情还是“国家机密”的时候,胡佳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多次深入河南农村艾滋病地区,展开调查,探望绝望中的病人,以非同寻常的勇气揭露真相,批评中国政府在献血、输血 管理方面的混乱,为保护艾滋病群体的权利而呼吁。胡佳与人合作创办了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了艾滋病关怀和帮助组织“爱源”,组织志愿者从事非营利的艾滋病公益活动。

胡佳长期关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势边缘人群,如那些因为司法不公遭受厄运的访民,那些因发表政治言论而被监禁甚至遭受酷刑的人。即使在自己病重和警察的跟踪之下,他仍然给没有居所的蒙冤访民送寒衣。胡佳富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他长期义务奉献,倾其所有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断遭到绑架、软禁和监禁。今天,病弱的胡佳仍然身陷囹圄之中。

鉴于胡佳在环保和人权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我诚挚地推荐他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并为此深感荣幸。

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伟大传统,是鼓励和推动世界各国改善人权的进程。我相信,把该奖颁发给胡佳,既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的愿望,也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有力支持。授予胡佳诺贝尔和平奖,将给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弱势群体和底层人们一个重要信息:人权与和平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如果你们能考虑我的提名,那么我相信,你们将获得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Sincerely,

Luoji Guo
Senior Research Fellow
Law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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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enrik Ibsens Gate 51
NO-0255 Oslo
Norway

September 30, 2010

Dear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My name is Luoji Guo. I was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t Nanjing University bef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2. While still in China, I began serving as a board member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 New York based NGO promo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I was also elected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92.

After coming to the United Sates, I held a number of academic positions. 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nd then a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from 1992 to 1995,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Harvard Law School from 1995 to 2002. I have bee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Emeritus at Harvard Law School since my retirement in 2002.

I am writing to you to nominate Chinese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 Hu Jia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Mr. Hu has been an outstanding champion of bo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His commitment to the environment began in 1996 when, as part of the first group of volunteers, Hu Jia took part in planting trees in Engebei prairie in Inner Mongolia as a natural defense against desertification. He actively promot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Green Camp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serving as its coordinator. He created a website about Tibetan antelopes and frequently traveled to the Tibetan Plateau to protect the endangered antelopes from illegal hunting. Hu Jia was an early member of China's largest environmental NGO – Friends of Nature – and he has also served as the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s Friends of the Earth. In short, Hu was a pioneer in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In regard to human rights, Hu has also been a dedicated activist. In 2001, when the spread of AIDS/HIV in China was regarded as a state secret, Mr. Hu – at great personal risk of being detained by police – visited AIDS-affected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numerous time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s and to help desperate AIDS victims. He courageously made public the results of his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for mismanaging blood collections and transfusions. He also called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IDS victims.

In addition, Hu helped to establish two NGOs, the Beijing Aizhixing Institut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Aiyuan (Loving Source), which organized other volunteers to help AIDS victims.

Over the years, Mr. Hu Jia has consistently focused his attention on disadvantaged and marginalized members of society who have been treated unjustly, such as petitioners who have no recourse in their local court systems, or people who have been jailed or tortured for expressing dissenting political opinions. As an example of his dedication to helping others, Hu – despite being ill himself and under constant police surveillance – would still manage to send warm clothing during the winter to petitioners who had come from the provinces and could not afford shelter in Beijing.

In summary, Hu Jia has demonstrated a spirit of complete selflessness in his commitment to help those in need. He has sacrificed his own interests and consistently given of himself to others in his tireless fight for fairness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for social justice. Furthermore, in the long and arduous course of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Hu has paid a tremendous personal price, including being kidnapped,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and imprisoned. Today, Mr. Hu Jia, severely ill, is in prison because of his beliefs and his courage.

I therefore wholeheartedly recommend Mr. Hu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is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in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indeed an honor for me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recommendati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has a great tradition of encouraging and promoting the caus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granting such a prize to Mr. Hu Jia would not only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but would also demonstrate abiding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Awarding Hu the prize will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marginalized and disadvantaged, affirming the fact that human rights and peace are universal values. I believe that if you consider my recommend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truly grateful.


Sincerely,

  
Luoji Guo
Senior Research Fellow
Law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刘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国际笔会东京纪念会上的录像讲话

 图为刘霞与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2010930日东京讯)国际笔会第76届代表大会昨天晚上19-21时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小野梓纪念馆举行纪念会,回顾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历史,以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的案例为典型,说明狱中作家的现状和笔会的声援活动。纪念会的第二部分聚焦“因作家畅所欲言”第五十案——刘晓波案,介绍目前的相关声援活动,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主持,首先播放了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录像讲话。讲话稿全文如下:

这是刘晓波19971月给我的信,也是几百封信中仅存的之一。

亲爱的:我们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就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彼此的信任和决不放弃未来的希望。或者说,我们生活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意义来自我们的爱。在爱中,我们会安然度过一切考验:犹豫时爱给我们的信心;恐惧时爱给我们的勇气;沮丧时爱给我们的欣喜;烦躁时爱给我们的宁静;平淡时爱给我们的激情;失望时爱给我们的希望。爱会使我们在充盈的感情的温暖中过饱满的心灵生活,爱使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秉持人类正义,向极权挑战,保持人的尊严、诚实、自由。

你的信,你遥远的思念,使我努力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从另一种维度走向终极的存在,我会在充分的内省之中,批判地面对世界和自我,谨慎而又坚定地做出选择,对生命始终保持善意的基本信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永远的爱来拒绝。


1996108日到1999108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300多封信,他给我写了23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给我时间,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


国际笔会再次聚焦刘晓波案
在东京纪念狱委成立五十周年


(独立中文笔会2010930日东京讯)国际笔会第76届代表大会昨天晚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小野梓纪念馆举行纪念会,回顾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历史,以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的案例为典型,说明狱中作家的现状和笔会的声援活动。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博士,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新当选的副会长、刚卸任的秘书长尤金・舒尔金,新当选的秘书长崛武昭,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和前主席卡琳·克拉克,日本笔会会长阿刀田高,美国笔会会长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教授,维吾尔笔会会长凯撒,西藏海外作家笔会副会长更特东珠,台北中文笔会会长彭镜禧和秘书长欧茵西等世界各地笔会代表和来宾200多人出席了会议。独立中文笔会参加会议的有会长廖天琪,副会长潘嘉伟,网络工作委员会协调人野渡,狱中作家委员会助理协调人小乔和委员王进忠等。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因作家畅所欲言”(Because Writers Speak Their Minds),于今年2月开始启动,为期一年。东京的纪念会只是其中的一站,于昨天晚上七点开始,以英、法、日、中四种语言的同声翻译进行。纪念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狱委典型案例作家及其作品介绍,狱委主席弗雷泽女士作引言,介绍了狱委的简史和典型案例。日本笔会狱中作家和人权委员会委员长川村凑致祝词。此后介绍了1960-2009年每年一案共五十作家的典型案例,并朗诵了他们的作品节录,包括布罗斯基(1963)、索因卡(1965)、哈维尔(1979),拉什迪(1989),昂山素姬(1990),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6)等,以及中国的两人郑念(1973)和刘晓波(2009)。

 狱委主席弗雷泽女士作引言
 《野鸽子》配图朗诵

此后,放映了2005年被判刑十年的维吾尔诗人、作家努尔莫哈提·亚辛获罪小说《野鸽子》的配图朗诵短片,和旅日华人采访六四后流亡海外者的记录片《流亡》片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郑义、狱中作家委员会顾问胡平等笔会会员的谈话镜头。

纪念会的第二部分聚焦“因作家畅所欲言”第五十案——刘晓波案,介绍目前的相关声援活动,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主持。首先播放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录像讲话,她朗读了刘晓波10多年前的劳教三年期间给她的几百封信中仅存的短信之一,谈到他们的生活和爱之所在:“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们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我们永远以爱来拒绝。”并感谢大家“与我一起分担刘晓波不自由的日子。”(全文另发)

廖天琪、阿皮亚、王进忠
廖天琪介绍“刘晓波网站”

阿皮亚教授介绍了美国笔会对中国作家尤其独立中文笔会和刘晓波等因言获罪案的长期关注和支持,并重点说明了他为何要提名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表示希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了解到颁奖给刘晓波将是名至实归,并以此强有力的方式让中国政府认清世界潮流,不再因为经济利益而对人权侵犯视而不见。

廖天琪则重点介绍了“刘晓波网站”(www.liuxiaobo.eu),一个由“尤其是关注刘晓波博士的信息及其自由”的个人支持笔会所办的中、英双语网站,由于该网站仍在收集上载现有资料和测试中,因此呼吁各笔会和关注刘晓波的个人帮助搜集相关资料并推动声援刘晓波的各种活动。

纪念会进行了两个钟头,气氛热烈,很多与会者都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表示赞赏,也表示要继续关注刘晓波等系狱作家的案子,争取使他们尽快获得释放。

昨天上午,国际笔会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包括关于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决议,督促中国政府:停止骚扰迫害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停止其致力于监控网络空间,确保所有系狱者的健康与安全,释放刘晓波、师涛、杨天水、杜导斌等狱中作家;批准中国政府1998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并废除恶名昭著的《劳教制度》等(全文另发)。

今天上午,根据国际笔会昨天通过的决议,副会长、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尤金·舒尔金,理事克里丝汀·舒尼德等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关于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决议正式英文本。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chinesepen.org

寒山:又一个“假如我是真的”

 中国作家师东兵(见图)最近因涉嫌诈骗很多高官和商人而出庭受审,引起很多议论。 一个作家,在中国当今权和钱掌握一切的体制下按理应该是去拍有权有钱的人的马屁的,这些人怎么会倒过来去上他的当受他的骗呢?

这是因为师东兵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所谓红色作家内幕作家。他出版或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涉及中共高层内幕的作品,中共三代领导人几乎被他一网打尽,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他“披露”过。但仔细读他的这些文字,几乎没有什么是触犯了政治禁忌的。例如他从来不提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很少提“反右”那一段,从来不碰“六四”。所谓“内幕”都是一些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政治琐事和恩怨纠葛。总体来说他对中共是赞美的,这就是尽管“披露内幕”是他的广告词,他难得被中宣部关心过。 他的创作体裁或者是采访记,或者是回忆录,或者干脆就是虚虚实实的所谓“纪实文学”,很多地方有绘声绘色的对话和场景描写,这些对于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很难当真,但很投合很多一般读者的好奇心。

中共高层政治可以说是一个发光的黑匣子。黑匣子指的是信息封锁,发光是说宣传机构对领导人的美化和神化。如果一个作家出来在这个黑匣子之外披露一点“内幕”,很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尤其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师东兵正是那个时候成名的。所以师东兵在中国的走红,是钻了中共高层政治信息封锁和神秘化的空子。 

但师东兵不满足当一个“红色内幕作家”,游走在黑匣子的边缘。他利用一些人相信自己和中共高层的所谓关系而行骗,对他们许愿,说可以帮他们找关系走门路,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很多人就找到他,明码开价要得到这个官位或那个项目。根据揭露出来的材料,甚至深圳市的领导许宗衡都曾经找过他的门路。

但师东兵自己也觉得很冤枉,他说自己才是受骗者。有些人是自己找上来的,有些人则是要利用他,他从来没有收过他们的好处。他说的这些都有可能。中共官场本来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地方。被人骗的会去骗人,骗人的难免也会被人骗。这种相互利用和欺骗更接近真相。所以,师东兵觉得冤枉也是有道理的。

像贪污腐败一样,骗子也是任何时代都有,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但今天中国的骗子是这个制度制造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家沙叶新就写过一出戏,叫“假如我是真的”,说的是一个青年伪装成高干子弟去行骗一再得手,被揭露后锒铛入狱,感叹说假如 我是真的高干子弟就不至于被关起来了。这出戏触到了官方的痛楚,很快就禁演了。但类似的故事却一再发生。

师东兵今天受审,是因为他的神通并不像他吹嘘的那么广大,所以那些人要去告他。如果他真的和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话,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RFA

何清涟 : 被拼接与幻化出来的“温、胡政改”



 文章摘要:
仔细解读温家宝的三篇谈话及胡锦涛的讲话,无论怎么发挥想象力,也无法将其内容延伸到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变更上。其实,类似政治体制改革、人权、法治、民主这类词汇,从邓小平直到江、温都没少说(见中国领导人谈民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6862832-1.html),但只在此时此刻引起异议人士自由派一片掌声,只能说中共多年致力于消灭思想异端已收功效,中国人的政治无力感已经让人绝望,以至于有人心甘情愿地玩比傻游戏自娱娱人。
异议运动有无价值,取决于其思想高度。如果众多异议者解读政治人物的相关讲话到了不管其实质内容如何,只管按照自己机会主义的需要剪裁内容,并据此拼接一幅政改图画来自欺欺人,号召大家依靠比傻游戏来增强改革信心,恐怕异议运动得先检讨自身水准包括认知能力。

与掌握政治、经济、组织等一切资源的共产党相比,民间力量弱小得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得继续涵育各种基础力量,仅靠对体制内个别领导人寄予希望,并无限夸大非暴力的作用,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合作”乃至“跪求民主”,那民主还是与中国人无缘。

何清涟被拼接与幻化出来的“温、胡政改”
   
        自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放了一响政治体制改革的空炮之后,海内外部分带有异议色彩的自由派人士开始了新一轮比傻游戏。这轮比傻游戏内容与以前历次不同,以前是比谁能更好地骗别人,这一轮比的是谁能更象模象样地骗自己。参与者根本不管温、胡两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究竟有何表述,只管自说自话地从中敷衍出五彩缤纷的政改幻象。如果谁敢表示不相信,就有人写文章痛骂这些不参加比傻游戏的人包藏祸心,一心盼望中国发生动乱 。如此一场闹剧,倒也算得上当代中国当代一大奇观。
       为何说温家宝的政改讲话只是虚言?
        先看看温家宝到底说了什么。
        8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的所谓“政改”讲话,据新华社的标准版本,只在倒数第四段文字中两度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再无后续具体内容,却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政改波浪,并催生出至少数百篇歌颂与追随文字。
        就在一些异议人士及自由派知识人将温的讲话上挂至2007年某次讲话中提到普世价值,幻化出政体改革的政治气泡并不断往吹胀之时,827日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特别提到如果反腐不力,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为保政权不改变颜色必须反腐。紧接着,温家宝在913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
        即使温家宝就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但一些海内外人士还自说自话地继续慷慨陈辞,仿佛温家宝真扛着一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在奋勇前进,大家只需要跟进在后面说呀说,就说出了一片新天地。尽管有人说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只旧瓶加进我们想要的新酒,这话当然不错,但你得先破除中共控制那只瓶子与加酒的垄断权力,否则你有什么能力往瓶里加酒并勾兑?
     
  深圳的政改真相
       为了竖温家宝这杆改革大旗,深圳自然也被赞扬成改革的排头兵。其实,深圳谈政改并非第一次。每与中央关系不太舒缓时,就强调深圳只是经济特区以表忠心;经济上行至途穷时又开始谈政改。观其多次倡言的政改(包括这一次),充其量只算是行政改革。我在深圳生活过13年,多年前就撰文指出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本质区别: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权力架构之内调整机构并提高行政效率,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则是权力的来源合法性问题,即权力由谁赋予。在中国,所谓政体改革就是将共产党自我赋予的权力变成民选,放开党禁、报禁,民间自由结社组党,共产党只作为一个普通政党参选。
   
   
    政改臆想安放到胡锦涛的头上
        大概是受了拥温派的启发,某些人士决定不让温家宝专擅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美,胡锦涛的深圳讲话尽管毫无新意,还是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老调重弹。但众多海外喉舌媒体,如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明报》、《澳门日报》还是从中发现了胡锦涛总书记行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华媒热议胡锦涛深圳行:谈政治体制改革引关注http://www.chinanews.com.cn/hb/2010/09-07/2516589.shtml)于是一窝蜂拥上,抢着将改革领头人的桂冠奉送给胡锦涛。
        仔细解读温家宝的三篇谈话及胡锦涛的讲话,无论怎么发挥想象力,也无法将其内容延伸到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变更上。其实,类似政治体制改革、人权、法治、民主这类词汇,从邓小平直到江、温都没少说(见中国领导人谈民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6862832-1.html),但只在此时此刻引起异议人士自由派一片掌声,只能说中共多年致力于消灭思想异端已收功效,中国人的政治无力感已经让人绝望,以至于有人心甘情愿地玩比傻游戏自娱娱人。
        异议运动有无价值,取决于其思想高度。如果众多异议者解读政治人物的相关讲话到了不管其实质内容如何,只管按照自己机会主义的需要剪裁内容,并据此拼接一幅政改图画来自欺欺人,号召大家依靠比傻游戏来增强改革信心,恐怕异议运动得先检讨自身水准包括认知能力。
   
 维稳的目的就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政府投入巨大的维稳成本,实质上就是要维持社会利益格局的稳定,其中保持现有权力格局的稳定是维稳不言而喻之内涵。从2009年投入5140亿元天价维稳,可见当局现在并无任何政体改革的打算,96日胡锦涛深圳讲话已证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移居海外(全国共有118万家属已经成功移民海外的“裸官”),无须承担政权倾覆的后果,对政治利益集团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维持现有格局继续捞取利益,即维持这种半行政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行政权力攫取到的资源放到市场里面变现,而非自断经脉的政治体制改革。
        面对欲振乏力的中国经济与日益频繁的生态灾难,中国人已经明显地感到前途晦暗,害怕动乱、亟盼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带来一片光明。但愿望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放眼古今中外,所谓改革从来就是因势、因人成事。势与人,二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国的局势是:既缺乏真正有心致力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层力量,也缺乏促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势。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赞扬者追随者有意不看现实,批评者大都从温喜欢做秀这点入手,双方都忽视了一点:在中共政治这盘棋中,人只是制度的奴隶,无论温还是胡,都无扭转乾坤之力。更何况,对于胡温这届政府来说,任期只剩两年,目前已经进入跛脚鸭的看守阶段。平安下车是其最大心愿。当然,通过构造政改之幻象,有利于稳定人心,达到平安到站的目的。
        与掌握政治、经济、组织等一切资源的共产党相比,民间力量弱小得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得继续涵育各种基础力量,仅靠对体制内个别领导人寄予希望,并无限夸大非暴力的作用,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合作乃至跪求民主,那民主还是与中国人无缘。


——读者推荐

李强: 巴菲特盈利来自于血汗工厂,慈善之旅图有虚名


巴菲特目前在中国访问,进行他所谓在中国慈善之旅,但是他所投资以及访问公司比亚迪也正是一家依靠血汗工厂发展起来的公司。我们希望巴菲特在中国进行慈善活动之前,他能确认他的收入的来源和血汗工厂没有关系。
 
请看我们关于比亚迪一家在深圳的工厂调查报告。请转发这报告在互联网。
 
李强
 
中国劳工观察:比亚迪血汗工厂调查】
 
 
 
2010年8月

工厂简介

工厂全名、英文名称(如果有的话):   深圳市龙岗宝龙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事业部)

主要客户(产品销往哪里以及何品牌)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等

同一工业区有多家工厂:       3           

员工总数:20000             工人人数: 20000        旺季时工人总数:

男女比例:13
 

在繁忙的季节工人需要连续工作14

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月工作270小时

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为80小时

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不到1美元

刚上班的员工工资低于深圳最低工资

工人会被扣押22天的工资

2010年工厂也有发生工人自杀事件

1、入职及离职

工厂招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集中在工厂后门的招工广告处等待人事部人员面试,二是通过职介所介绍进厂。第一次进比亚迪工厂的人员通常选择第一种方式进厂,从比亚迪出厂的男工出厂后第二次进厂就必需要经过第二种方式找职介所的人,缴纳700元左右的介绍费,听说是介绍所的人会和人事部主管拉关系所用的一大半费用。从比亚迪出厂的女工出厂后要想再进厂,需要三个月以后。自离的员工永远不得再进比亚迪,如果找职介所缴钱也还是可以进的,但要借用别人的身份证进厂,进厂6个月后可以换成自己的身份证,同时需要400元手续费。

工厂只招女工不招男工,年龄要求在1835周岁,没有种族、地区、宗教、学历等限制。工厂没有未满18周岁的员工。

入职时需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以备存档。身份证只是看一下真假,便归还给工人,不押扣工人的任何证件,不需要交押金。工人一经入职,工厂统一为工人办健康证,费用30元由工人自已支付。体检合格者还要交10元办理银行卡,用来发工资。还有办理居住证办理,需要工人出钱,每人10元。工人在入职时共计支出50元。

工厂有为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培训时间是两天,培训内容是工厂简介、安全方面、厂纪厂规等,培训期有工资。

工人在进厂工作时有2件免费工衣发放,如果工人自己丢失或其它原因需要领取新的工衣需要交45/件购买,且在离职时要退还给工厂,如不交回工厂会从工资中扣除45/件。

       工人约定的试用期是3个月,但工厂另行规定,两个月内辞职只需提前3天,两个月后及合同期内辞职周期为30天。正常辞工可以结清工资,辞职后三天内领取工资。

2、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在培训结束后工厂便与工人签订,合同期3年,试用期3个月。工人有劳动合同副本。签订劳动合同程序正常,合同内容包括:合同期限、试用期限、工作地点、劳动报酬和福利、三险、关于解除合同/违约的规定、其他。

3、工作时间

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月工作22天。淡季是58月,工作日每天加班02小时,休息日很少加班,偶尔加班10小时/天,平均每月加班66小时。旺季是9月—12月,工作日每天加班2小时,休息日每天加班10小时,但也会14天休息1天的,平均每月加班144小时。

工作时间表(两班制作息时间)

       工作时效部门

工作时间安排

两班制:生产工人都是两班制的

白班:7301130

12301630

17301930

夜班:19302330

0030——0730

加班最长的是912月。加班是自愿的,不加班需要口头通知。不加班不会有处罚。工时的记录方法是刷电子磁卡。工时记录完整,如果有错误的话,可以找自己的主管干部说明情况,他会帮助去人事部处理好。

员工每个月可以休息23天,最长连续工作14天。两班制的员工换班时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时间。员工每一班次的吃饭时间是午餐和晚餐各1小时,夜班的员工吃饭时间也是1小时。每天至少有10小时的休息时间。

有生产指标,容易达到,完成指标就可以提前下班,工时照常计入工资。没有提前上班、未完成工作任务而延时下班的情况。

4、劳动报酬及福利

       工厂定于每月22日发放工资,是打到工人的银行卡上的,如逢周日或节假日会提前发放。发放工资规律且准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17002500之间,工资包括项目有:基本薪(7501100不等)、加班工资(据基本薪而定)、奖金(优秀员工奖60元、超量奖、绩效奖、全勤奖60元)、伙食补助(150元)、夜班人员有夜宵补贴(2/天)。应扣项目有:社保(养老保险78元、医疗保险5元)、住宿水电费、罚款。

    工人计酬有按工时计算的,也有按工件计算的。每小时付酬在同个岗位由于等级不同薪酬也不同。计时有产量标准,做完可以下班,通常会提前12小时完成产量,提前下班。提前下班工时也算做工资。

      发放工资时会发放工资条,工资条上列有应发工资明细和应扣工资明细,但被访问的工人们都表示“看不明白工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发工资条时只看工资总额是多少就行了。”工资条上的工资与实领工资是一致的。

小病比如感冒请假是无薪的,大病住院有正规医院的证明可以请到有薪病假,

工厂有带薪年假、产假、婚假等,法定节假日休息是有薪的。

有福利设施如运动场,图书室等。

5、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食宿,工厂为全体员工补贴伙食费150/月,超过部分工人自付。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工厂内的食堂吃或是到外面小店吃。在工厂食堂吃早餐1.6/餐,午餐和晚餐有2.5元至5元不等。需要工人自己充钱到IC卡上。IC卡除了可以用来就餐,还可以在厂内超市购物,只是厂内超市里的商品价格是外面超市的2-3倍。

伙食卫生情况一般,味道不太好,大部份工人会要么选择在厂外的小店吃,要么自己回家做饭。

宿舍住满8/间,有空调、热水,独立的洗手间和冲凉房。住在宿舍不收宿舍费,只收水电费,每间宿舍工厂提供300°电,超过300°的,宿员平摊。每月大概水电费50-100元。宿舍没有衣柜、桌子、凳子等生活设施,工人的衣物都是放在床底下。

外宿没有补贴,如果不在厂里就餐每月有150元的补贴。

6、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

工厂有劳动健康安全委员会,工人进厂的时候有经过岗位的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训,工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使用洒精、白电油来清洗手机键盘等配件,工厂为工人提供口罩,手套,三天更换一次。

车间的生产条件一般,有空调、卫生情况很好,通道畅通无阻。车间有通风设备,机器设备有工程师定期检查,每个星期会做一次保养。

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员工,有在职体检,体检费用由工人自己支付。没有离职体检。可以调动岗位,但是需要先有人来顶替才可以调换,在访谈中,工人说可以换岗位的,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

工伤事故很少发生,只有一些小的工伤。职业病患者没有发现,工人们对职业病的概念并不清楚,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欠缺。

车间没有急救箱,工厂有医务室。宿舍没有急救箱。

7、消防

    工厂每年都有组织消防演习,不过消防演习都是保安在搞,生产员工均不参与。

消防栓和灭火器每个月都有人专人检查。

8、奖惩措施

    工人可以获得的奖励有:全勤奖60/月、优秀员工奖,每条生产线上大概有50人左右,会选出5个优秀员工,优秀员工奖金是60元、超量奖,是根据一条生产线上的员工的总超额完成产量的多少而定的、绩效奖,是指个人绩效或团体绩效奖,数额不定。

    工人可能获得的处罚有四个等级,一级处罚是比较轻的罚款5元、二级处罚会罚款20/次、三级处罚、四级处罚等于是解雇。比如在车间内玩手机被主管看见会被认定为二级处罚,其它问题视情形而定。有细则。

    工人在上班时间要去喝水或是上洗手间必需要拿离岗证,方可离开工位,且去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次。下班后可自由进出宿舍。

9、其它

工厂里有工会,被访工人表示遇到问题时通常会找自己的主管干部,对工会不太了解也缺少认识。工人代表和管理层有无会议,员工并不清楚。工人不知道工人热线,也没有使用过。厂里过去两年有跳楼事件,据说,有2名女工,因为工作压力而跳楼,一死一伤。厂里的老员工都清楚此事。

工人进出厂不会被搜身。工厂的管理相对比较人性,不会被辱骂,恐吓,欧打或骚扰。

工人反映,刚来的员工工资都很低,甚至连深圳市月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比富士康差多了。但是工人又觉得比亚迪的工作压力没有富士康的大。工厂的员工流动率很大,每个月都有很多员工自离,连押扣的22天的工资都不要,就走了,本来工厂原发薪日是12号,为了防止员工自离,所以发薪日被厂方调整到了每月的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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