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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推荐余杰作品《中国影帝温家宝》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 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 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封面见下图),无非是 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 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 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 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 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 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 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 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 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 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 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 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 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 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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