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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7日星期二

吴庸: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社会转型的实际

图为瓦文沙(左)与教皇保罗二世/1981年

【新世纪特稿2010年7月27日】米奇尼克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他用一个比喻表述“必须生活在一起”的道理:“我们同在 一张木排上漂流,我们也许都会沉 没。”对于工人的罢工活动,他明确表示,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权”,“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他不愿看到激烈的抗争“导致国家机构分崩离析”, 认为需要“把社会调和制度化”。(《通往公民社会》第10、11、14页)这就是他的关于社会和解的基本理念,简言之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大家生活在同 一个共同体内,避免社会的分裂。


为了维持矛盾重重的社会存在,米奇尼克还提出寻找矛盾双方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带,以求得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努力是不难得到满足的,因为任何矛盾既有相互排斥 的一面,又有彼此同一的一面,否则矛盾的统一体也就不复存在。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带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表现。但是,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带,充其量只能暂时 缓解工人与政府间的相互排斥性,在“不是要推翻现政权”、“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的前提下,矛盾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米奇尼克在北京座谈会上 爽直地提出“在循序渐进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米奇尼克:《从波兰转型看中国》),这种没有任何前提、没有任何限制的“合作”,就是 把矛盾的同一性固定下来,而把矛盾的排斥性延缓下去,使矛盾的解决推至遥远的未来。


米奇尼克称,他参加工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崔卫平访问亚当・米奇尼克》),就是说,他宣告将致力于推动波兰社会的转型,从专制走向民 主。而实际上,他的注意力却沉淀于权贵集团和社会底层都应该“学会生活在一起”,民主派要做“当权者的合作者”,“把社会调和制度化”。这些努力如何与最 终目标“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协调一致呢?米奇尼克的构思是:“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 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被暴力镇压而不能公开活动时,“地下存在仅仅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和无从改变”,工人运动的地 下活动的可能性也被否定。他认为,只能从“对于政府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方面求得“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新演进的目标是逐步的和缓慢的改 进”(《走向公民社会》第44、45页),认为这是在强大压力下的必然选择。纵观米奇尼克参与工人运动的全部活动,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逐步的和缓慢的改 进”方面。


应该看到,米奇尼克关于波兰社会转型的构思存在着严重缺陷。他没有对国内基本矛盾与国际基本矛盾分别作出专项分析,而是笼统地和片面地夸大国际基本矛盾的不利因素,缩小国内基本矛盾的有利因素,似乎反专制的民主诉求基本上处于不能大有作为的境地,这样的结论与波兰社会转型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从波兰国内情况看,1300万工人占当时全国人口3400万的1/3以上,这是一只庞大的阶级队伍。工人敢打敢冲,不受“非暴力”的束缚,砸毁监狱,冲击政 府。1970年底,沿海数市工人联合罢工,什切青罢工委员会还一度接管该市政权。工人在斗争中不断积累保护自身利益的经验,表达不满的智慧渐趋成熟,到 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掀起罢工风潮时,已不取上街示威、焚烧警车、与坦克搏斗的罢工形式,改为占领性罢工,即关闭厂门,只在厂内停止生产,以文件形式 向社会申诉自己的要求,为维持社会秩序正常需要,还规定水电、交通等不能停止运行。其他企业因此纷纷效仿,并与格但斯克造船厂联合起来成立厂际罢工委员 会,选举因罢工而被开除公职的电工瓦文萨为主席。团结工会由此而诞生。1956年波兹南的罢工者仅仅是1.6万人,1980年团结工会聚集的罢工者则从 20万到600万再到950万,这表示全国工人的80%参加到罢工行列,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工人罢工都是因物价飞涨、工资冻结引起,最初提出的 都是经济要求,后来才增加了社会要求和政治要求,表明工人的视野在扩大。此次厂际罢委会向政府提出的,除了提高职工基本工资、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而相应提 高等经济要求外,还提出:承认自由工会的存在;保障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不受惩办;保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 具;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迫害,恢复因1970年和1976年罢工而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不同而被开除的学生的权利等社会要求与政治要 求。以这些要求为基础,厂际罢委会与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政府终于承认独立工会的合法性,并答应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波党的这两项退让 意味着在共产体制中反对派可以公开活动,否定以政治异见为理由扣押和震慑活动人士的正当性,共产党的全能统治权由此而受到削弱。这个突破是950万工人罢 工赢得的胜利。不过,要看到,这一突破取得的成果是不牢固的,波党对分出去的权力必然要伺机夺回,团结工会对争到的权力必然不容失去,双方的决斗不可避 免。1981年11月波党六中全会决议:“有必要授予政府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制止破坏国家及其经济,威胁国家和社会治安的破坏行动。”这显然是针 对团结工会的罢工活动而言。12月3日团结工会举行主席团会议,瓦文萨表示,不会在这场对抗中退缩。会议决定12月1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波党的王牌是 30万军队和10万警察,团结工会的王牌是1300万工人。暴力镇压是非理性的和失民心的,罢工抗争则是理性选择和得民心的。相互比较,力量的天平向团结 工会方面倾斜。而且,设若1000万工人停产,任何统治者也难以承受大面积经济损失引起的社会动荡。团结工会方面针对波党治政无方的弱点继续加强攻势。 12月12日团结工会主席团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建议由共产党、天主教会、团结工会组成全国联合战线,在全国大选前临时掌权。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向共产党的全 能统治进一步、大跨度地分权。他们向当局提出,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是否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进行公民表决。如当局拒绝,团结工会将于1982 年1月15日单独组织公民投票。这是团结工会以必胜的信念向波党提出的无畏挑战,是团结工会以不容质疑的姿态向波党发出的最后通牒!失魂落魄、六神无主是 此时波党上下一致的心态。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盖莱克、卡尼亚相继下野,从1980年起,9年换了7任政府总理,波共走投无路还表现在党内派系活动频繁,以 “论坛”、“俱乐部”等名义存在的党内150多个派别进行政治发难,被称作“横向结构运动”,说明党心涣散,党的主干各寻出路。党员纷纷退党,仅团结工会 会员就有约百万波共党员,都是退党者。波党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为什么米奇尼克看不到这些事实,硬说“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呢?


波共在形势险峻时露出狰狞面目: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实行军事管 制。大规模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及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其中1000多名运往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半个多月就抓捕了团结工会会员及支持者近5万人。伞兵冲进 团结工会总部,在冲突中有160名军人和165名工人受伤。在西里西亚,工人与军队的冲突造成66人死亡。被激怒的团结工会以暴力回答暴力。在卡托维兹 省,矿工炸毁一座矿井,扬言军警敢于进驻将炸毁另一矿井。该省铸造厂工人在厂周围设置路障,宣布军队强行进厂将以炸毁工厂作答。什切青工人占领民防武器 库,宣布军方如用武力对付工人将炸毁瓦林斯基造船厂。许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散发传单,传单上说:“不要逆来顺受。如果我们今天俯首听命,就会埋葬我们今后 许多争取自由的希望”,“让我们帮助被捕的人、罢工的人以及遭受迫害的人吧!”


团结工会的地下抗争并不是孤单的,在国际上得到强烈反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立即召开15国代表特别会议,对波兰军管表示严重关注。西方国家政府迅速作出反 应:美国国务卿黑格表示严重不安,法国总理莫鲁瓦呼吁波当局恢复公民自由和工会自由,意大利总理从外地返回首都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比利时首相更斯对波局势 表示震惊和遗憾,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说:“我毫不怀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美国除了国务卿黑格声明外,国防部长温伯格 突出地表示了军方立场,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强烈支持波兰工人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总统里根更是旗识鲜明地批评波当局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有记者问, 美国是否不允许苏联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波兰,理根立即回答:“不允许。我们没有向苏联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反观塔斯社奉命发表的克里姆林宫声明,认 为波军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了。1983年瓦文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西方以这种方式赞扬波兰工人对和平事业的特殊贡献。最有 力、最直接的是对波兰军管的经济制裁。贸易额的缩减,战略物资的禁售,贷款的停止,索贷的紧迫,使波当局捉襟见肘,难以度日。从国际层面的力量对比看,西 方对波兰军管从政治、经济、舆论方面施加的压力较之苏联屯兵波兰边界、对波兰虎视眈眈的威胁力要大得多。苏军入侵波兰的打算,既未能得到中共支持,又受制 于美国的恫吓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凝视,它怎敢轻举妄动?为什么米奇尼克看不到这些事实,一味夸大苏联政治结构的作用呢?


雅鲁泽尔斯基倒行逆施的军管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是惨重的。此时天主教摆脱中立,完全站在团结工会一边,使波党更加孤立,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匆匆结束军 管,一年零七个月的战火熄灭了。这位铁腕人物收回血洗的利剑,亮出的是“民族和解与体制改革”的招牌,企图在“和解”的诱惑下招降纳叛。和解加体改的主要 内容如下:(1)波党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2)设立众参两院。众院460席,由波党执政联盟占65%份额,即299席,剩余35%份额, 即161席,与参院的100席,由波党执政联盟各党派与纳入体制的参政者自由竞选获得。(3)将反对派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前者定义为“反对政府或 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是赞成社会主义”,后者定义为“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目的是为了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前者可以参政,后者拒 绝参政。(4)对国家政权(包括参众两院)设定两条底线:“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制度的‘原则的原则’”。瓦文萨一眼就看穿其 中的奥秘:把体制外的团结工会及异议人士吸收为参政者,“我们必须乖乖地为他们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如此,共产党政权可以继续。”瓦文萨决定在参与这项密 谋中施展团结工会的策略。于是,由波党、天主教、团结工会共同讨论波兰未来的圆桌会议得以举行,形成3项共识:(1)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再次为团结工 会合法化开辟了新路。(2)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削弱波党全能统治至少1/3权限。(3)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立场,允许所有制多元化,为私有制的发展铺 平道路。圆桌会议的积极成果事实上已经冲破波党设置的底线。然后,进行议会选举。第一轮选举,团结工会在众院的161席中夺得160席,在参院的100席 中夺得92席,而执政联盟的重要竞选人却纷纷落选,包括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中央书记巴卡、乔赛克、契莱克,统一农民党 主席马利诺夫斯基,民主党主席尤季维亚克等。第二轮选举,团结工会在众院又赢得1席,在参院又赢得7席,执政联盟则凑足了众院的299席,赢得参院1席。 选举结果证明团结工会大得人心,大获全胜。民情的检验,对团结工会是大鼓舞,对执政联盟是大懊丧。由此进入下一轮夺权争斗。雅鲁泽尔斯基勉强当选总统后, 本来授权内务部长基什查克组阁,遭到民情反对,基什查克建议由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组阁,更不孚众望。在犹豫不决时,团结工会提出组织团结工会与统 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结盟的责任政府,立即获得这两个小党赞同。这一建议将波党的执政联盟拆散,使波党把持政权的愿望落空,波党立即慌了手脚。经过紧急的幕后 蹉商,达成协议:授权瓦文萨首席雇问马佐维耶茨基任政府总理,负责组阁。马佐维耶茨基总理立即按团结工会的政改原则:民主,法治,民族主权,公民自由,大 刀阔斧地干起来。(1)删除宪法中波党领导作用的条文。(2)军队国家化。改组国防委员会,接管波党手中军警统制权。(3)结社自由,政党自由。(4)法 院独立于政治和行政机构,彻底修改刑法、民法。(5)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国家对传媒的垄断。(6)改变所有制关系,改变经济结构和管理机构。(7)地方选 举,波党地方官员大批落马。可以说,旧有的波党专权的体制土崩瓦解。从1988年12月波党十届八中全会提出“民族和解”的诱惑口号开始,到圆桌会议举 行,到议会选举,到马佐维耶茨基执政,到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权力被边缘化,他被迫提前让位,前后不过1年时间,其势如催枯拉朽,这一迅速转变奠基于工人阶 级长期积极奋斗和异议人士长期不屈博弈所积累的实力基础之上。波党以骗人的“民族和解”开始,以黯然的自我消亡结束。1990年1月29日波党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作出停止活动的决议,这个1944年成立的共产党走完了历史行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此发表专论称:“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一直想知道,摆脱共 产党独家统治的政治演变会以何种形式出现,现在我们目睹了波兰的实例。”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人士将这个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埋葬,开辟了民主与专制抗衡史 的新纪元,它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欧洲共产党重新调整夺权路径。波兰社会转型的意义是非凡的。


2010年,在波党死亡20年的今天,波兰学者米奇尼克先生到中国来,谆谆告诫的是:反对派或民主派要作“当权者的合作者”。这种“合作”是无条件的,他说:“专 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联合”。(米奇尼克:《从波兰转型看中国》)他的这些教导并未反映波兰社会转型的实际,并非波兰社会转 型的经验总结,作“当权者的合作者”是他自己的幻想。对这类冒牌假货,善良的中国人宜慎思之,切勿上当受骗。


(2010.7.27)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动向》长短论:盛世中国构筑高墙

图为《动向》七月号封面、封二彩页

在 万马齐喑、政治沉闷的中国,七月二日,从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传来一阵放歌声,宋祖英、阎维文、殷秀梅等大腕歌星齐聚一堂,大唱如《东方红》、《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梅赞》之类的红色经典歌曲,甚至还有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杜鹃山》等京剧唱段。这把重庆的唱红歌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让人颇 有时光倒流、重回过去之感。

   据报道,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等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进行调研,对这个村镇推行的村庄社区 化管理大加赞扬,并要广泛推广。这个管理方式就是村村高筑大墙,把外来租户的名单明示上墙,封闭村庄的所有路口,只留少数出入口,由戴钢盔的社工站岗,进 出要通行证。如网上激烈抨击的,这种老套的治标不治本的分割管理的方式,只会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阂,与北京这样开放性的大都市太格格不入了,亏得这两 个中共高官想得出来。

   从谷歌最后丧失在大陆的阵地到绿坝在中小学校悄然推行,从福建三网友最终被判刑到网路异议人士刘贤斌等人被拘捕,从国防部长梁光烈突然高调要“打一 场核战争”到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对美韩黄海军演的强硬态度,从乌鲁木齐市装了四万个监视探头到北京市近期实现全市监视系统全天候无遗漏衔接,从北京“蓝光” 防恐特警支队频频演习到全国范围内要进行七个月的“严打”,从全面打压维权律师到司法界强调“党的利益至上”,从财政收入全球第二到老百姓收入只有只有一 百五十九位的“国富民穷”。这一切迹象都在说明,中国正在构筑一堵高墙,一座红色的、封闭的、要把十多亿老百姓都牢牢监管掌控起来的高墙。

   一切都在向后转,一切都在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管理模式。无论从意识形态、文化生活还是到管理手段,都在全方位倒退。虽然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已经 三十多年了,但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停滞不前,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歧途,改革成果为权贵豪强所攫取,亿万公民非但不能分享改革创造的好处,却要承担改革缺陷所 带来的苦难,甚至被禁锢在官方的围城之中。在表面盛世繁荣的掩盖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正如一个网友哀叹的,建国六十余 年了,怎么竟然越来越让人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又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似乎与我们越来越远了。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体制自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与官民冲突,中共高层不是面对世界时代潮流、顺应普世价值地来化解矛盾和纾缓民怨,来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 计,而是日益倒行逆施,继续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用高筑大墙、监视民众、扼杀言路的这些极权专制的老一套办法来维护的自己的统治,这与文革期间的闭关 锁国、压制民众的手段又有什么区别?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后的归宿竟是村村封城、重筑高墙。但是,高墙围上了,能阻挡住人心吗?能阻挡住历史的潮流吗?想那二十年前的柏林墙,不可谓不 高不大不坚固,但在“六四”枪响后的不长时间,就轰然一声坍塌了。中共眼下要兴建的这堵高墙,到头来只能再被人民推倒,历史又一次重演而已!

附【编辑者言】
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变的紧要关头,丧失合法性的中南海权贵,采取的策略是在未来七个月展开“严打”运动,以维系早就没有人相信的“和谐”“稳定”,与这种僵化保守复辟倒退的取向相反,民间力量鲜活勇猛,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奇招迭出,努力不懈地寻找社会良性转型的突破口。本期封二彩页的图片报道、【特辑:透视“严打”】和“媒体脉动”、“网络攻防”等栏目,揭示了“严打”不仅是维稳破产,而且是传统的一党专制的运动政治向依法治国的现代宪政转型的彻底失败!
中 共由于国内铁板一块的高压政策难以为继,和美国因应朝鲜半岛局势战略性重返东亚的大背景下,近期通过与台湾签署ECFA;在香港争取到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 通过,似乎重新施展出统战的柔软身段,客观上有助于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台湾当局以前曾经针对北京的“一国两制”提出了“一国良制”,其实这也是台湾和香 港检验中共诚意的一块试金石——端视北京给台湾、香港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惠”,能否同样给西藏、新疆和惠及内地各省市。
当年中国与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比之给香港一国两制和与台湾签ECFA的优惠更有过之,如今《十七条协议》早已灰飞烟灭,达赖喇嘛有家不能回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见“书坊探 幽”等栏目)。文革结束后中共通过办特区推动开放改革,燃起了外界对中国转型抱有希望的火焰,如今特区已经名存实亡(见本期“专题:特区死了”),港澳大陆化日甚一日,……从内地到特区再到港台,中国的政治生物链、中共的行为方式已清晰可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肆意践踏文明底限的中共,已经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7月号

苦膽:流氓的幫腔

714日香港《文匯報》、中國新聞網報道:“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前日突然接受古巴國家電視臺直播采訪,就國際形勢發表意見,指3月韓國天安艦沉沒,其實是被美國暗中弄沉,嫁禍朝鮮……”

口出此言的卡斯特羅,在常人眼裏,不是患了老年癡呆症,便是別有用心。可報道明明寫著他“雖然說話很慢,但思路清晰”,顯而易見,他講這種話自有他的政治考量。

韓國“天安”號警戒艦沉沒事件,經由國際聯合調查團的調查、分析,確定天安艦是被朝鮮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擊沉,韓國為此提供了確鑿的證據。卡斯特羅一口咬定天安艦沉沒系美國所為,卻拿不出一星半點的證據。莫非老卡還以為他的誑語像哈瓦那雪茄一樣有市場,殊不知,流氓的幫腔助勢,是稍微有一點文化的人都聽得出來的。

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一批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像多米諾骨牌那樣一個個地倒下,如今全球僅剩古巴、朝鮮、中國、越南、老撾這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了。往後,共產陣營的難兄難弟,倒一個就少一個。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利害關系使國際社會的政治流氓沆瀣一氣,不忘在節骨眼上互相拉扯一把,他們深知抱成團的必要,勢單力薄是打不成群架的。現時,中國、古巴、朝鮮三家關系最為熱絡。先關系不錯的中古兩國(兩黨),曾一度交惡(中蘇從分歧到對立,古巴站在蘇聯一邊),但後來又和好如初,而且配合默契。卡斯特羅誣賴美國沉了天安艦,這讕言正是在中共拒不譴責朝鮮的情形下放出的。至於朝古兩國(兩黨),本來關系就還可以,這兩年更是過從甚密:20095,朝鮮外長樸義春訪問古巴;20104月,以軍隊總參謀長、革命武裝力量副部長洛佩斯上將為團長的古巴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雙方均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關系”,因為“古巴與朝鮮有著共同的理念”。其實,早些時候,卡斯特羅就在為因試射火箭而受到聯合國制裁的朝鮮進行辯護,妄圖給陷入四面楚歌的金正日解圍。毋庸諱言,上面提到的卡斯特羅的兩次發聲,也夾雜著對美國“修理”古巴以及他本人的一種報。然而,不管是不是另有隱情,這已然是在為同夥幫腔了。

反觀西方民主國家某些工於心計的政要們,在亟需他們就重大國際問題表態或發出正義之聲的時光,未見其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發言,而是裝聾作啞,一聲不吭。倒是那些共產流氓國家的大佬們,不管理正理歪,哪怕顛倒黑白,也要放它幾炮,凸顯一下“哥兒們義氣”。

政治家往往在關鍵時刻現形,還為政客。而那一聲聲流氓的幫腔,能否從反面提示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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