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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新疆问题三篇

【1】屈世力:张春贤治疆注定无功而返

——拿走大钱,还人小账


作者 : 屈世力




手持上了刺刀的冲锋枪武警在乌鲁木齐商业区。(BBC图片)


中共对新疆施以柔性变脸之术,既出于资源上的迫切需求,又出于应对美国放弃中亚(阿富汗)带来的剧变;胡锦涛亦借此可以完成团派向边疆派的蜕变过程。


以酷吏手腕统治新疆长达十五年的「新疆王」、政治局委员王乐泉突然退场,意味北京对他的治理方式的否定,至少是全面检讨。为了不引起剧烈的派系斗争,昔日「新疆王」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在江氏控制的领域里得过政治尾期。
为了显示影响力尚在,五月末王乐泉到深圳考察综合治理于维护稳定工作,并在深圳召开全国省级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会议。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会坐陪,以示对王乐泉不失礼节。

军人治疆的强硬传统

王乐泉热衷在新位置上造势之际,全国援助新疆的方案尘埃落定。除中央财政的千亿经援计划外,有关对口省市均表态坚决支持胡锦涛主导的「经略新疆」的战略。全国有经援任务的十九个省市除了上海之外,其余十八家均由一把手率队到疆考察并洽谈项目与方案。一时间,曾在湖南为胡锦涛「解放思想」调子大吹一把的张春贤俨然成了「西部天子」,盖过了当年的「新疆王」。
公平地说,王乐泉酷吏手腕治疆并非本人创始,而是对此前「二王」治法的继承。「二王」者,一为王震,新疆第一任书记(时称中共新疆分局书记」,其在一九五五年得授上将军衔与四九至五三年在新疆采取军事高压政策所建勋劳密不可分;一为王恩茂,曾两任新疆书记(第二任与第六任),亦为军人出身,有中将军衔。
王乐泉是第八任,刚刚接任的张春贤为第九任。在九任书记中,唯有一人是维吾尔族人即第四任的赛福鼎艾则孜,但他仍是军人,有中将军衔。王乐泉之前的七位书记以军人为多,只有第七位宋汉良和他本人无军旅生涯。
张春贤入疆之后以亲民为务,力求化解军事高压形成的民族矛盾,绝口不谈反恐二字,至多说到维稳层次。但是,官媒所发表的评论还刻意暗示张春贤有从军经历,怀有军人战死沙场、尸还的报效祖国情怀。换言之:张春贤的亲民是中央政策调整的表现,北京仍然不会放弃以武力为后盾的根本治策。

资源压迫下的策略调整

胡锦涛钦点张春贤入疆,不仅仅是回报张春贤曾冒险吹捧过胡记解放思想(后来,胡张二人迫于左派压力,同时调低调门),以及构筑起十九大的边疆派班底,而是着眼于内陆能源的严重短缺。胡记科学发展观有节省能源的含义,但要使该观念落实亦少不了能源保证。
中国的能源进口越来越受到中亚局势的影响。此次勉强同意联合国制裁伊朗的方案,立即招来了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削幅的报复。于是,不得不把油汽开发的重点转回国内。新疆目前探明的能源储量:石油占全国百分之三十,天然气占全国百分之三十四,原煤占全国百分之四十。过来,观察家们的粗略分析是:山西煤能源的后继者是内蒙,新疆开采成本过高,尚未进入利用阶段。但是,到年一季度中国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进口量四千四百万吨,与全国原煤产量七亿五千万吨形成一比十七的态势。因此,国内专家称中国能源需求进入燃『煤』之急的阶段。
大采新疆之煤,箭在弦上。中国不容西藏出问题,是因为有西藏之水救中国的考量;对于新疆,则有了新疆之煤救中国的认识——新疆煤储量接近两万亿吨。即便不考虑新疆可解中国燃『之急的功效,仅看以巨型国企为主的利益剥夺,每年就从新疆拿走七百亿的利润与税收流量
不算王震、王恩茂的铁腕军事高压时期,只估计宋汉良与王乐泉两任共计二十五年,北京通过国企拿走的巨额利益绝不少于一万亿。现在来分期实行中央与地方对疆经援,与已挖走利益相比,可谓「拿走大钱,还人小账」。此种利益剥夺不只在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非汉民族底层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而且就在新疆从事财政工作的汉族干部也表示出同样的情绪。因此,后者对目前资源税由从量计算改为从价计算最为积极。
以二00九年的不包括原煤在内的能源产量计算,若从价计算,新疆地方至少多收入一百二十亿财政收入。其中原油产量千六百万吨,从价计算比从量计算每吨可多收三十七元,共计十七亿元;天然气产量四百一十亿立方米,按以上算法每立方米可多收一毛五分,共计六十一点五亿元。两项合计高达七十七亿元。

中国或将出兵阿富汗

与新疆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让北京高层如坐针毡,不得不放弃高调批判「颜色革命」的宣传战。吉国政局突变给新疆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加快开发新疆能源的同时,更要在新疆花钱买稳定,投放看似高额的经援来争取维族等非汉民族的国家认同,以抵销民族分裂运动的影响。实际上,这种试图让原著民感恩的经援并无多大效果,且不说中经各个利益集团的盗掠性转移,就是之于本地文化也难相洽。以往在西藏的巨额经援并未换来好感已是证明。「藏柔疆硬」治策留下的政治创伤远非花钱可买回来的,政治平等才是治疆的根本,但是,正如在内陆不可能推行普世价值一样,新疆的族裔平等难以真正实现。
中亚局势影响着新疆安全,新疆安全关涉着中共体制的安全,此为中共外交对美国所讲的核心利益之内容组成部分。就目前俄美两国态势看:第一,普京主导的亲华路线正在走向式微,梅德韦杰夫警惕与疏远中国的政策得到了较高的支持率,结果是「上海五国」机制大幅削弱,区域反恐合作产生多维裂缝;第二,美国结束伊拉克驻军计划临近实施,迫于国内压力(也为连任竞选),奥巴马政府很有可能宣布在阿富汗中止军事行动,这将直接引发塔吉克斯坦变乱,结果是中国将承担最大的后果。阿塔两国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边界将成为守无可守的民族分离主义力量的「自由区域」。
关 于后者,相信中共海外情报系统早已获取了核心信息。这类核心信息的获取,至少是导致北京高层突换王乐泉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北京高层不愿让外界猜 测出新疆易帅的内政原因。美国放弃何富汗并非新孤主义抬头,而是认清了全球利益与责任的关系,一如奥巴马五月下旬在西点军校讲话所云:「本世纪的重担不可 以只落在我们的军人肩头,也不可以只落在美国的肩头。我们的敌人希望看到美国因过分分散力量而实力衰弱。」
在美国放弃阿富汗之后,中国完全有理由派兵进入。是重复前苏联的故事,还重复美国的「越战泥沼」,无法预知。但是,那必将是「经略新疆」的构成成本。

柔性治疆不过换脸游戏

张春贤明确打出柔性治疆的旗号,预示着北京一直坚持的「藏柔疆硬」政策的结束。经济为主导的治策可否成功仍是巨大的悬疑别是南疆治理,即便不考虑族裔冲突等因素,仅从经济上达到小康水平就需要五十年的时间。在喀什、阿克苏等四个南疆州地区)就居住着全新疆百分之九十的贫困人口,更何况那里的汉族干部收入与当地底层社会的差距比内地的贫富差距还要大呢!
胡锦涛所说的「二00年新疆消除绝对贫现象」,既不可能又充满负向变数,因为大力开发资源很可能进一步地激化族裔之间的矛盾。更有北京御用学者提出了大量迁徙新疆维哈萨等族群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建议,此亦激化矛盾的不当政策。高层是否采纳尚无资讯证实。
总的来看,胡版「经略新疆」的战略给团派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一方面,团派经过十八届的五年磨合,转向以胡春华张春贤为核心的「边疆派」,从而使团派的胡氏脉流继续发挥影响;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经济主义融合成为有双重威胁的新话语霸权,为「科学发展观」最后定型为「锦涛主义一个好裁缝。讲究理论法统的中共不会放弃「理论组装」的生产线,毛邓江的所谓思想都有定版,胡能自甘缺份吗?他的派系自甘缺份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6月号


【2】吾尔开希:一切从理解开始

作者 : 吾尔开希



2010-06-25
再过几天就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周年忌日了。首先,谨向在这次事件之中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所有不幸的遇难者致上我的哀悼。向一手造成这一不幸局面的中国政府表达严厉谴责。
一年前的这一天,人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军警出动,警民对峙,冲突激烈,伤亡惨重。一天之内接近两百人的死亡数字,使得这个事件成为国内外几乎每个人都关心,都热烈讨论的焦点。

在 网络上,只有有人对此问题提出任何想法,响应几乎都是非常热烈的。无论观点是什么,可以说每个人都对这一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极端民族主义者,可惜这种 人在维汉两个民族中都不是少数,表达出的情绪充满仇恨,维吾尔族因为是弱势一方,这种仇恨显得悲壮,汉人因为是强势一方,支持的又是专制的中国政府,对维 吾尔的喊杀之声就显得品味有点低下了。

而有品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表达出的情绪是心痛,是焦虑,是盼望疗伤,是呼吁和解,是在寻找问题 的根源,是试图最终找到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方案和共识。但中国不是个新闻、信息开放,更不是一个言论、思想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地 方,很难通过讨论而形成理性的,有建设性的共识。这样,一年即将过去,七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而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相反很多人还停留在非理性谩骂的层 次,可以说,只是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的民族问题向来是被忽略的,当然这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巨大而直接的关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为汉人,而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一般汉人几乎根本没有机会感受到中国有什么民族问题存在。但比起二十一年前,至少在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像在 那之前那么忽视民族问题了。

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注意到官方对于天安门屠杀的报导用词和一年前所谓拉萨镇暴的用词几乎一模一样的时 候,流亡出来的民运人士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自己也漠视了的事件跟天安门一样是一个政府的镇压行动,是一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自此,海外民运 首先开始理解藏族人民的心情,才开始认真倾听所谓『达赖集团』的言论,继而至今形成一面倒的对西藏的同情,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支持。这一切,始于理解。

维吾尔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汉人赶出新疆』的口号除了表达一种义愤,对于解决维吾尔人今天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毫无帮助;网络上愤青明确表明自己是汉人而支持政 府 镇压的言论,也只是愤青水平虽不值一哂,但这种声音的喧嚣嘈杂也阻挡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毕竟,如果近千万维吾尔人是杀不光,压不服,又同化不了 的,那么六分之一中国大小的新疆就会一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要理性讨论,尊重对方的利益与立场,建立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关系,形成友好的民族关系,显然,现实离这样的目标还差得远。没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这一切从追求理解开始吧。

RFA


【3】江河水:19省市瓜分新疆加速汉化

——胡温新政对新疆实行“分封制”埋下大隐患


作者 : 江河水




一幅瓜分图

胡锦涛持续五年的新疆新政,2010年4月达到高峰:奉命“结对援疆”的19个省市,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两个政治局大员亲自赴疆落实 “分封”任务的示范下,全部到位。4月24日上午,“储君”习近平和中组部长李源潮亲临乌鲁木齐,为前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接替王乐泉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书记助威,意味19省市瓜分新疆加速汉化的新格局基本部署就绪。

梳理各地消息,可见一幅新瓜分图——奉命“结对援疆”的19个省市瓜分了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其范围皆是 沿国境线边界的战略要地,从西南沿至东北,依次是: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阿克苏、伊犁哈萨克、博尔塔拉、塔城、阿勒泰、昌吉、吐鲁番、哈密、巴 音郭楞。具体分封领地是:

1、北京市(和田地区的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团场)2、上海市(喀什地区巴楚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3、广东 省(喀什地区疏附县、伽师县、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市)4、深圳市(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5、天津市(和田地区的民丰、策勒和于田三个县)6、辽宁省(塔 城地区)7、浙江省(阿克苏地区的1市8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阿拉尔市)8、吉林省(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布尔津县和吉木乃县)9、江 西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10、黑龙江省(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青河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师)11、安徽省(和田地区皮山 县)12、河北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兵团农二师)13、山西省(农六师五家渠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14、河南省(哈密地区、兵团农十三 师)15、江苏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乌恰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农四师66团、伊宁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6、福建省(昌吉回 族自治州的昌吉市、玛纳斯县、呼图壁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木垒县六个县市)17、山东省(喀什地区疏勒县、英吉沙县、麦盖提县、岳普湖县)18、湖北 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与兵团农五师)19、湖南省(吐鲁番市)。

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五大实力省市集中于和田、喀什地区,可见当局防范重点在于与中东接壤的新疆南疆边境线一带。

以瓜分新疆的“分封制”保稳定

考之“新中国”治疆史,毛泽东时代是以军人和知识青年进疆农垦戍边汉化新疆,邓小平主政年代则允许进疆汉人回流内地,试行“无为而治”;江泽民年代于 1997年重新重视汉化新疆,实施“九五大力援疆”的战略,但只从八省市组织干部援疆,辅以国家直接对新疆进行经济上的无偿援助;胡温新政后,“汉化新 疆”青出于蓝,于2005年急剧调整援疆政策,实施“以干部支援为龙头,从经济、科技、文化全方位对口支援”;2010年又升级为“将汶川地震援建模式植 入新疆区域”, 将无偿援助与互利互惠有机结合起来——即用“互利互惠”的分封制调动内地各省市对控制、经营新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19省市“长期结对援助”(一定 10年),推行瓜分新疆的“分封”新模式——让新疆敏感地区成为19省市的“封地”。此乃胡温新政治疆理念的最大创新:以向内地诸侯分封新疆边境地区的方 式提高汉化新疆程度和速度,以“分封式援助”确保新疆稳定和发展。

胡温新政通过分封新疆提高汉化新疆程度和速度的数据,媒体已有披露。新疆日报2005 年7 月14 日报道,江泽民主政的“九五”期间,京津沪鲁苏浙赣豫8省市分四批选派了1900名干部进疆,而胡锦涛2003年执政后两年中,内地共有2190多批、 1.8万多人次到新疆考察,其中由省部级领导带队的就有20多批,同时新疆也有850多批、7900多人次到内地考察。2005 年实行“实行干部支援和经济对口支援相结合”后,内地援疆干部达到3749名,比江时期增长97.3%;并为新疆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各省市与新疆 实施合作项目1200多个,到位资金逾250亿元。近期媒体的消息,显示到2010年底,援疆干部将达到万人以上,对新疆各类人员的培训和与新疆实施合作 项目,皆可增加数倍。

胡温相信,这种19省市定点长期瓜分新疆的分封式援助模式,有助于加速新疆汉化,从而带来长治久安的稳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月中旬在赴疆时透露了“分 封喜悦”:“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根据中央要求,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期限为2011年至2020年。新一轮援疆与过 去相比有质的变化。”其质的变化就是以瓜分新疆的资源的经济利益来调动内地省市分治新疆的积极性。

今日新疆总人口1 925万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有1 096.96万人,其中维吾尔人口834.56多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43.35%,汉族人口约828.04万人,约占全疆人口的43.02%;预计采取 19省市瓜分新疆加速汉化的新政一年后,在新疆的汉人将大大超过维吾尔人,成为控股新疆的第一大民族。


老师乃是周天子

以瓜分新疆的“分封制”保稳定之策略是何人所献?官方的公开说法是受到“汶川援建模式”启发。如4月27日国际金融报就称“中央安排19省市对口援建新疆植入汶川援建模式”。但有论者却说胡温的真正老师是首创内地支援新疆的乾隆皇帝。

新疆之地,汉代称为匈奴或突厥活动的“西域”。1759年,清军平定西北边疆的叛乱和割据势力后,乾隆帝取“故土新归”之意,将西域改名“新 疆”,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管辖新疆各族。乾隆年间除在新疆采取牛马税为百分之一,羊税为千分之一,新疆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留归新疆各地使用的特殊优惠 政策外,还实行通过中央专饷与内地省份的“协饷”共援新疆的新政。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财政比较紧张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蒙古 国)、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外,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 1876年2月1日,清廷更发出上谕:“天下合力,办西陲军事”。 据《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一文研究,1760~1911年,清廷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高达近4亿两白银。

然而有观察家指出,乾隆虽然创造了“内地协饷和中央专饷相结合”的援疆模式,却并未将新疆变相分封与内地诸侯。所以,胡锦涛的老师并非汶川和乾隆,而是周 朝的天子——中国自周朝起,开始以宗法制原则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子弟和功臣分封于各地,成为一方诸侯,以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今日胡温新政将新疆边境的 12个地(州)市分封于19省市中共大员各自管理,并赋予“互利互惠”的经营权,颇类乎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领地的宗法制原则。宗法制原则的一个关键是严 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今日胡锦涛眼中,只有中共的大员才是可以分封的“嫡长子”,只有“汉族”才是可信任的“嫡长子”,非中共的干部,少数民族 的干部,皆是不能享受分封特权的。今日19省市在新疆分封地再层层委派的管理者,也大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天 子为大宗,诸侯是小宗”的潜规则——天子(大宗)的庶子封为诸侯(小宗),诸侯的庶子为大夫,大夫的庶子为士。

也许就短期来看,“19省市瓜分新疆加速汉化”确能一时稳定新疆,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引发更激烈的民族冲突——“19省市瓜分新疆加速汉化”所暴露的对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和百姓的极端不信任,必将激化成强烈的民族反抗,新疆将陷入一个更大的危险。

2010年 5月6日于深圳

原载《争鸣》2010年6月号

2010年6月24日星期四

王功谠:看他如何打造胡氏王朝――未来两年半中南海政局大概

图为胡锦涛与习近平(右)http://www.ncn.org/view.php?id=78570

 

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舆论一般认为胡锦涛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平庸政客,甚至还远远不如江泽民那两下子——毕竟,在六四之后那么困难的局面下,人家江泽民不仅稳住了共产党的政权,而且还带领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江泽民的形象不怎么样,尽管他比胡锦涛风雅(或者说是喜欢卖弄风雅);江泽民的政绩更是有争议,因为他把中国推入了贫富分化这个深渊——还不说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按道理,有这么一个极具争议的前任,面对他留下的既有经济力量增强、又有突出社会弊病的政治遗产,下任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是比较容易的,要有所作为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胡锦涛接任伊始,他就占了这个便宜。受够了江泽民十几年那小丑般的表演,看到一张人皮面具就觉得满纯朴、满可爱的;完全虚空的新政两个字,就能让中国人说服自己对着这张人皮面具山呼外岁。结果呢,胡锦涛登基如今已经整整七年半过去了,还有几个具备常识的人仍然对他抱有希望?应该是爱得越深失望越大的缘故吧,舆论现在反过头来都说他无能,纷纷预言他这剩下的两年半任期注定是得过且过的瞎糊弄——官方用语叫不折腾

不 过,这种说法只是看准了一半。如何治国,胡锦涛肯定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何固权,胡锦涛其实正准备在今后的这两年半里大展拳脚。记得十多年前,吴国 光教授在香港撰文评说江泽民,曾经把政治家分为三类:一类是会搞权也懂治国,那是一流的政治家,比如邓小平;二类是会治国不善固权,胡耀邦、赵紫阳都属于 这种类型;三类是在行而治国不行,那就是江泽民这样的了。这个说法传到北京,一时大家争相,听说也很惹得江泽民发了脾气。我们现在套这个说法来看胡锦涛,恐怕要说胡也是三类政治家的优秀人才:国家事,随他娘,老子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就是搞权!

 

胡锦涛总感权力不够


说胡锦涛擅长搞权,不少人可能不同意,不过这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他们:胡在储君位子上整整十年,耐得寒窑,受得委屈,装得起孙子卖得了傻,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的登上权位?胡耀邦、赵紫阳当年的位子比他等待接班时候的处境显赫多了,但是,却没有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而胡锦涛比胡耀邦、赵紫阳都强——强 就强权力游戏上:胡耀邦、赵紫阳是权力游戏的输家,而胡锦涛是赢家。说胡锦涛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话也会有不少人不同意,这也只需要一个论据就可以说服 他们:如果他不是对权力有超级兴趣,怎么可能装孙子装上十年来等待达到最高权力的那一天?你说他是为了拿到权力好做事情?人家胡耀邦、赵紫阳不是真正的第 一把手的时候,并没有在那里等待当了实权第一把手再来做事,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事,很多为人民、为国家的好事,甚至为了做这些事而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权 位。对比之下,胡锦涛的不同就很明显了。再说,胡锦涛当第一把手已经七年半了,他为国为民做了什么像样的事情?

胡锦涛不做正经事的一个理由,说是因为江泽民在那里垂帘听政。其实这个借口不能成立:邓小平垂帘听政比江泽民厉害,在那个形势下胡耀邦、赵紫阳照样为国为民做事。当然,胡耀邦、赵紫阳因此下了台,胡锦涛不想走这条路子——这 不正是咱们这里所说的嘛:胡锦涛第一在乎的是他的权位。天下的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奇怪:越是在乎权力的人,就越发地、总是地感觉自己的权力不够。毛泽东在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年代还发牢骚说他自己的权力不超过北京周围几十里呢。那些要等权力够了才能做事情的人,一辈子捞权都忙不完的,到死也不会感觉到权力足够 做事的了。胡锦涛的政治生命眼看就要走到了尽头,他的逻辑也是一样的:越到后来,越要拼命地抓权,最好留下一个胡氏王朝的政治基业,下台之后也能把权抓在 手里。这可以说是前面所说的第三类政治家的共性,江泽民、胡锦涛一丘之貉。

 

螟蛉子江泽民对遗腹子胡锦涛


一 丘之貉之间,争得就是权力。胡锦涛在任七年半来,最大的苦恼就是老觉得自己的权力不够,甚至权位不稳。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不够也是真的,因为他的前任江 泽民给他留下的权力遗产就是江家帮、上海帮、太子当充斥中央领导层。至于说权位不稳,那却有点儿自己吓唬自己,老江根本就没有胆子敢把小胡搞下来。这个力 量,按说老江是有的。十六届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江的嫡系占了八个;十七届也有至少六个,都是绝对多数。还不要说老江在军队中多年苦心经营下的人马。可是, 老江不是老邓,就在这里。老江没有这个恶胆,十六大上只能眼睁睁地让位给胡锦涛,不敢把他踢下去;小胡接位之后,再把他拉下来,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老江 恐怕连想也没敢想过。这两个方面,权位甚稳和权力不够,其实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老江因为没有胆量把小胡搞下去,于是千方百计用自己的人马来钳制小胡。到了十七大,还替他选一个接班人,终于过过当邓小平第二的 瘾头。按照这个路子走来,在这样走下去,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变成植物人躺在三零一医院等死的那天起,中国就进入江氏王朝了。胡锦涛不过是临时给人家看家十 年,有点像新加坡的吴作栋,从李光耀手里接过位子,然后传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而这个过程中李光耀一直都还是内阁资政,垂不垂帘听不听政都无所谓的,反 正你不能走了我的样儿。

吴作栋对李光耀只有感激的份儿,因为他是李光耀拉拔起来的;胡锦涛人家那可是邓小平选的接班人,就此而言他比江泽民还牛,因为江泽民是六四那个时候李先念推荐的人选,老邓因为自己选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都不成而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人选。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江泽民是邓小平的过继儿子,就像他在家族中是江上清的过继儿子一样;而胡锦涛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亲生儿子,就像邓朴方在血缘上是邓小平的亲生儿子一样。都是邓小平的传人,不过一个是螟蛉子(江泽民),一个是遗腹子(胡锦涛)。正宗看不起过继的,尽管过继的排行老大。老江没有贼胆搞掉小胡,原因盖在于此也;而小胡不满自己仅仅为江氏王朝当个十年总管家,还要利用本届任期的剩下两年半,决心打造自己的胡氏王朝,其原因亦盖在于此也。

 

欲组胡氏班底?难也哉!


怎么打造胡氏王朝呢?简单说来,胡锦涛有上中下三个目标。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求稳当的人,因此有下策;但又不甘总是小心翼翼给人家当童养媳,于是还有中策;下中两策其实又都不易达成,那么小胡也许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追求最高目标了。应该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权利、位置,无关治国路线。但是,为了争夺权位,治国路线是可以拿来当牌出的。当王牌出尽的时候,那就顾不得三思了。

今 后两年半,胡锦涛心心念念,首先是要实现他的最低目标,那就是在十八大上组成一个胡氏人马占据多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这个层面,已经问题不是很 大,胡锦涛这几年已经布好了人马,抢占了不少滩头阵地,特别是早先在共青团中央共事的团派大员,包括张宝顺、刘奇葆等等,已经一个个虎视眈眈,要在十八大 上进入政治局了。可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却很让人犯愁。按年龄算,如果维持七上八下的原则,也就是六十八岁者退休、六十七岁者留任的话,则预定二0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就将以一九四四年出生划线。本届政治局二十名委员(包括个常委)划到此线之上,笃定卸任;十一位划到此线之下,应该留任。还有一位不上不下,出生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按年头算够了六十八岁,但按月份算则还不够六十八岁。本来嘛,有人拉拔,运气好,就可能留任,而留任则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此 人叫做王乐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本来治理新疆有功,作为胡总的团派亲信是有很大可能在十八大上升任常委主管刀把子政法事务的。可惜他运气不好,去 年七月新疆出事了。这样一来,王乐泉十八大肯定是不可能留任政治局了。这样一来,就看那十一位一九四五年及此后出生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们,谁比较有可能当下 届常委了。

习近 平、李克强已经进入常委,当然会连任,余下还有九人。这九个人当中,有三个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属于资深人士,应该具有进入常委的优先优势。他们是: 刘云山、张德江、俞正声。刘是团派人马,张是江泽民亲信,俞是正经太子党。接下来,有两个现任政治局委员目前具备位置上的优势,十八大争常委的实力雄厚。 一个是李源潮,团派,进入常委主管书记处的可能极高;另一个是王岐山,太子党,据说有争下任总理的雄心,至少当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巡此进入政治局常委是轻 而易举的。以上七个人,只有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三个是胡锦涛人马。三对四,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决不符合胡锦涛的心意。

还有四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他们正在激烈地竞争十八大的常委位置。这 四个人按年龄排序是:刘延东、张高丽、薄熙来、汪洋。按派系背景看,这四个人则是一个半胡锦涛人马对两个半江泽民人马:汪洋是胡锦涛的安徽老乡兼团派亲 信;张、薄分属广东帮和太子党,都是江泽民系统的人马;刘延东当然是团派,但她的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养父江上清的亲密战友,所以她是江胡左右逢源。除了汪 洋,其他三个人到十九大就都退休了,故十八大是他们进入常委的最后机会。然而,就算汪洋、刘延东两个一起进入下届九人常委会,胡锦涛也不过掌握四票半,刚 刚与江泽民人马平分秋色。

于是京城传言令计划十八大要进常委。胡总当然很想这样做,可是,挤掉谁呢?说实话,想挤掉谁都难。除非胡锦涛有本领进一步降低政治局委员的退休年龄,比如说以六十六岁划线,那就可以把俞正声、张德江、张高丽等三员非胡派大员挤掉,外搭一个刘延东。上述人等剩下七个,全当常委,胡江比将是四比三。最近总有人说下届常委可能改成七名,大约和这个有关系吧?问题是,改划年龄线,这个难度并不低。眼看着自己的人马被这样整掉,江泽民、曾庆红难道就能同意?干了一辈子刚要有了攀上顶峰(温家宝语)的机会的俞、张、张们难道就会束手就擒?

 

储君既定,敢换他?

 

              其实,就算胡锦涛最后能够绞尽脑汁地实现他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两届政治局常委掌握多数人马的目标,那也不过是把当年江泽民的把戏重演一江 泽民当年那么干,其实有他的苦衷。你想想,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在第一号领导人的位子上坐了十好几年的这么一位,临到退位,接班的总书记和总理居然没 有一个是他的门生或亲信,这叫什么说道?我并不是同情江泽民,可是这个制度有这个制度的逻辑:不是你的亲信,但却接你的班,下一步往往就是清算前任以树立 威望和打造政绩。以毛泽东那样的一世枭雄,因为选了个接班人无德无能,还不是落得身后家破妻离、人亡政息的局面?说华国锋无德,那是因为它接毛的班但却抓 了毛的老婆;说他无能,那就是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篡党夺权了。江泽民在十六大那个时候退休的当口,心里还不明白这个?何况,江泽民屁股上,屎还吗?这接班的人要拿他开刀祭权,他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只好绞尽脑汁地把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两届政治局常委都安排是自己的亲信占据多数,那也可以说是不得已也。

              搞 成这个局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江泽民当年不敢把胡锦涛搞掉,不敢不让他接班。其实,就算江泽民是过继的,胡锦涛是亲生的,可是,那个时候,一九九七年老 邓伸腿之后的那五年里,如果江泽民咬咬牙、狠狠心,就把小胡的储君地位给他端了,恐怕也没有多大风浪。江泽民他居然就是不敢这么干。是江泽民仁心醇厚?鬼 才相信这个。是邓小平死前有什么密诏?这个我们是猜不到的。反正结局就是那样:新主接班,但居于弱势;旧主让位,但掌控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我们前面强调过,说胡锦涛接班之后还是没有安全感,总觉得自己位置不稳,权力不够。其实事情都可以两面看:难道下了台的江泽民反而就有更多的安全感不成?下台之后,大位让人家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就来收拾自己,或者收拾自己的儿子,江泽民也一样没有安全感

              重复一遍:毛病就出在这个储君身上。不是说出在当年的胡锦涛身上,而是说出在邓小平为江泽民选择了胡锦涛这样一套搞法上面,出在胡锦涛是邓小平亲生儿子而江泽民是邓小平过继儿子这上面。现 在胡锦涛所面临的困境,几乎与他当年的优势恰成一体两面,也就是与当年江泽民所面临的困境一模一样:前任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自己退位之后就面临很多难以 设想的危险,只好想办法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中搞个自己的亲信多数,来作为下台之后的政治保险了。或者说,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胡锦涛目下处境甚至比 江泽民当年还要困难,因为他看来很难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胡 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恐怕就比江泽民要差得远了。你想想,江泽民下台之后尽管仍然握有占据政治局常委会多数的那几位亲信,可是胡锦涛还动不动就把屎盆子望 江泽民头上扣呢,但凡事情出了问题就造舆论说是江泽民遗留的(这倒也不全是瞎说),或者是因为江泽民在掣肘(恐怕也一样不全是瞎说),甚至跃跃欲试要整几 个老江的人马比如贾庆林、黄菊之流。胡锦涛末年,中国社会矛盾这么激烈,等新人接的班来,新班子里有没有几个胡的亲信,新主还不拿胡锦涛祭刀来平息社会矛 盾呀?胡锦涛不是喜欢毛泽东吗?恐怕他下台之后的命运也将和老毛死后的命运相差无几!

 

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

 

以上这些分析,可以说,胡锦涛比谁看得都清楚。既然已经看明白了,他就当然不会甘心做那亲信被抓、自己名誉被污名的老毛第二,而是要努力改变这个命运。他甚至也不甘心做江泽民第二,满足于有几个亲信充斥政治局常委多数来当自己下台后的政治保险——原因很简单,胡锦涛自己比谁都明白,江泽民的接班人是如何可能威胁江泽民及其家人、亲信的命运的,胡锦涛自己下台后的命运就如何可能加倍地被后来的接班人所威胁。你不相信这个加倍的说法?不妨举一个例子。

江 泽民树立自己在邓小平之后的权威的关键一步棋,是抓了陈希同;胡锦涛有样学样,则是抓了陈良宇。两个陈,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仗着自己是 天安门镇压的功臣而倨傲不服;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那是前朝天子的龙祥之地的嚣张地头蛇。这似乎已经形成惯例,以至于胡锦涛要抓陈良宇的时候连江泽民也表 示对此理解并确实让了步。胡锦涛之后呢?新人接班之后的两年左右、三年之内,那就一定会抓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胡锦涛嫡系要员。这个人会是谁呢?等十八届 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估摸个大概了。比如说,汪洋如果进不了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习近平只要动用贪污腐败案把他拿下,马上权威大树,胡时代就立马转 向习时代了。当然,还有别的选择,张宝顺、刘奇葆、胡春华、周强等等,那就看胡的亲信们谁能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也就是谁离政治死期不远了。说到底,习 近平不做这件事情还不行,因为前两任江泽民、胡锦涛都已经这么做了,你不这么做,人家就欺负你软蛋。一天还没做这件事,就一天还不能立威。

可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你这游戏已经玩了足足两轮了,那些身在砧板的政治局大员们难道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玩法呀?如果看清楚了,那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也不会束手让你去抓吧?怎么办呢?那些本来是胡锦涛最为信任的政治局委员们,完全是因为紧跟胡锦涛才得以进入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也就是一旦习近平接了班,他们可能就要比任何人都更加殷勤、坚定、努力地向习近平献忠心了。个不献,或者个献忠心落于人后了,那个就是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这样一来,游戏的规则就变了:本来你是旧主的人,旧主为的是自己下台后的命运保险而把你拉拔进最高领导层,可是你转脸就投靠新主了。这很好理解:不投靠就可能被抓呀,这可不是小风险。问题是:旧主的保险白买了。

所以说,就算他能实现最低目标,胡锦涛下台之后的命运将远远不如江泽民。江泽民已经没有很大安全感了,胡锦涛恐怕根本就不安全。胡锦涛应该也已经看明白了这一点,因为谁也不能低估在这个方面的老谋深算。怎么办?只好釜底抽薪:那就是拿掉储君,自选接班人。

 

三传传给胡海峰?

 

              胡锦涛要想样做,他有现成的人选、 顺手的格局。与当年选拔胡锦涛一枝独秀地出任储君的情况不同,十七大选拔了两个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花开两朵作为接班搭档。只要胡锦涛够狠、够恶、够胆量、够 气魄、也够阴谋、够能力,他可以一脚踢开习近平,把自己政治上的亲生儿子李克强扶上来,接自己的王位。这样可以一了百了,形成父(胡锦涛)传子(李克 强)、子传孙(胡春华)、而孙再传子(胡锦涛的骨肉亲生儿子胡海峰)的三传到位的胡氏王朝。比起新加坡李光耀,不过中间在二传手之外还多了一个三传手。怎么说也就是胡锦涛之后二十年的光景,胡氏王朝的万世基业就牢牢铸就了。比起胡锦涛所羡慕、钦佩的北韩金氏王朝,弯儿是多拐了几个,但并不曲折,也不坎坷,总的方向更是绝对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笑话,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老一辈的太子党可以接班,新一茬的太子党难道就不能接班?当舆论还在关注什么薄熙来、俞正声的时候,君不见,李小鹏、胡海峰也都已经纷纷就位了。何况,当年江泽民何尝不想让江绵恒在政治上多有点儿作为?只是江泽民还没有这个本领做得到那个样子就是了。胡锦涛较之江泽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也不是今天才看得清楚的。而且,胡锦涛的城府深沉,其野心和能力总是被人低估,也就是说其野心和手腕其实常常超乎人们的估计,这几年也可以说已有公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复杂、邪乎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 然,江泽民们对此绝对不能答应、不能容忍。问题是,谁说胡锦涛这么干是需要江泽民的同意的?他的目的,本来就恰恰是要打断江氏王朝的美梦,是要跳出自己为 江氏王朝当十年看家人的宿命,是要摆脱当完这个看家人之后、下了台还要再给人家当替罪羊的可悲下场。有没有这个恶魔心思、霹雳手段,那是胡锦涛自己的修 为,怎么可能与虎谋皮、求得江泽民的妥协和退让?要么江氏王朝,胡锦涛二传后归还朝政给江系接班人,要么胡氏王朝,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汪洋结伴反正都是自己的嫡系,这两者中间是没有利益调和的。江泽民的末年,胡锦涛的时期,那是调和的,原因在于当年江泽民尽管一千万个心不甘情不愿,最后还是不捏着鼻子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形成了这一个婆婆后悔莫及、媳妇如履薄冰的和谐局面。婆婆既然后悔,一旦媳妇不掌权了这个婆婆是要找补的;媳妇可怜巴巴这些年,终于也熬到了要当婆婆的份上,难道就能甘心受昏聩太婆婆和当家新媳妇的两头夹板气不成?胡锦涛眼看就要落入受这种夹板气的地位了。想当年,十年常委,战战兢兢,终于熬到接班掌权,那说明胡锦涛功力确实非凡。看今后,十年大老板当下来了,反而倒要乖乖地交班然后重新再当孙子?十八大呀十八大,胡锦涛对你又恨又怕。江泽民呀江泽民,身为邓小平政治嫡子的胡锦涛,岂能永远由着你耍?             

 

爹有娘有,不如自有

 

这是北方的一句俗话,意思应该很容易明白:老爸、老娘再富有,毕竟不如自己本人富有。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啃老族,也许这句话不管用了。可是,过去那些富家子弟,一心吃喝嫖赌,银元却被老爹、老娘攥着,自己手头就很难受了。放到政治上,其实也是一样:哪怕自己的亲爹当皇帝,那也远远不如自己来作。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的是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可直接的目的却是要逼迫老爹李渊把皇帝位子让出来,自己黄袍加身。

考 诸十八大之前的中国政局,并没有什么李渊、李世民。这里只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好像是一部四方演义,实际上当然是两军对垒:江泽民、习近平 是一条线,胡锦涛、李克强是另一条线。我们在本文的前两部分已经谈过,一旦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接班,出任中共总书记,那就等于胡锦涛为江泽民当了十年的大管 家,最终不过是江氏王朝权力传承的一个二传手。这个大管家和二传手一 旦卸任,前有太上太皇江泽民,后有老江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习近平,恐怕日子很不好过。这十年间,胡锦涛不得不敲打敲打江泽民的人马,否则他几乎干不下去。十 八大之后,特别是胡锦涛在十八届三中或四中全会交卸军委主席之后,老江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我们不知道。谁敢说老江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习近平要真正立威, 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胡系人马开铡,抓他一个陈希同第三、陈良宇第二。但凡属于胡锦涛亲信人马的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不包括政治局常委,他们有政治保险;至于小 小的中央委员们则不够格,一把杀他三五个也不足以为新君立威),都要小心了。与胡关系越紧,功劳政绩越大,反而就越是危险。君不见,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天安 门杀伐,那为老邓立下了何等的功劳?陈良宇为上海帮看 守老家,据说还很有希望成为隔代接班人的,那是得到了老江何等的信任?汪洋、刘延东、张宝顺、刘奇葆、郭金龙、胡春华,哪个会被习近平选中祭刀?那还真得 看他们的本事了。稍微聪明一点的,马上未见风就转舵,借了胡锦涛的大腿刚刚入局,政治局会议室的位子还没找到,恐怕就得赶快向习近平磕头输诚。这样一来, 就算胡锦涛有本领能在十八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里满满塞进自己的喽罗,又怎能禁得住这些喽罗们在习近平的龙铡前哆嗦?

所以,我们说,胡锦涛最好的选择,还是把习近平一脚踢掉,让李克强接掌大位,打造胡氏王朝来取代江氏王朝。问题是,这说来容易,做来太难,那岂止是和上海帮太子党一把撕破脸皮,根本就是一场政变。当然,胡锦涛已经在多方笼络王岐山,不是没有可能退让一步,在李克强接任总书记的同时,给太子党留出总理职位,让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给前北大学生会主席当个财经事务总管,也算是个好的政治平衡。习近平的出路,据说就是个阳春国家主席——阳 春面者,素面也,什么佐料都没有,就是一碗白面条。当然有助消化,可惜不能壮阳。你想这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们能答应吗?你胡锦涛还显摆自己是胡耀邦的 传人,可人家习近平的老爹习仲勋曾经为胡耀邦两肋插刀,你居然下他习近平的毒手!这还不说八十年前陕北救中央的旧事,为此连毛老头子都有三分忌惮习仲勋 咧。你可以说,习近平何德何能,居然接班;人家只消反手同样一问:你的李克强又何德何能,可以取习近平而代之?

安插亲信,难;而且,即使办成了,也很可能并不管用。踢掉习近平,更难,打不着黄鼠狼反赚一身骚还是好的;搞不好,被人家反制过来,整个团派鸡飞蛋打,胡锦涛下场也不会太妙。怎么办?怎么办?

这就可以回到今天开头那句话了:胡锦涛还有更大的妙计,那就是干脆自己再干它一届!自己这个皇帝,继续作下去,那岂不是天下最美妙的事情?

 

美梦有根据,政治看实力

 

              在这个讨厌的世界上,大凡美妙的事情,往往都是梦;不过,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梦也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胡锦涛已经找到了不少论据,可以支持他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二零一七年的十九大才交班。千论据、万论据,最根本的一条论据是:江泽民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首 先,看年龄。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生,到二零一二年秋天的十八大,还不满七十周岁。而江泽民是什么年龄交出总书记位置的呢?老江是一九二六年八月出 生,到二零零二年秋天交班的时候,已经超过七十六岁了。按这个先例,胡锦涛再干一届总书记,到交班的时候也还不足七十五周岁,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政治在年轻 化问题上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哈哈,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那五年里,老江即使还能拖着不翘辫子,那也一定起不了床了。十九大是不是习近平接班,那就将完全由胡 锦涛说了算。

其 次,看任期。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上任总书记,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卸任时,已经干了十三年半。凭这个先例,为什么他胡锦涛就只能干十年,而不是干它十五 年?就算不能干满十五年,那也干满十三年总是可以的吧?江泽民干的那是两届半,胡锦涛即使不能干满三届,不妨也干两届半呀。反正十八大胡锦涛应该连任,至 于什么时候卸任,这个可以商量嘛。十九大太久?那就二零一五年加开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像一九八五年那次那样,届时胡锦涛交班,有什么不可以?说来也是,胡锦涛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正是委员,就是在一九八五年这次不前不后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退出中央委员会也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中间整整三十年,岂不也是我党一段历史佳话?当然,一旦十八大能够连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力陡增,那就不是这套说词所可以约束的了。到了二零一五年,究竟开不开全国代表会议,那还不是胡锦涛来决定?

第三,看资历。胡锦涛一九九二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十年之后出任总书记;习近平二零零七年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五年之后的十八大就要接掌大位,那岂不是锻炼不够?

不错,所有这些根据,似乎都很在理。可是,政治是讲究实力的,并不讲究根据。你有实力,你的根据就管用,哪怕是牵强附会的根据;实力不够,你的根据就是扯淡,哪怕用的是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逻辑。胡锦涛有没有实力,支持自己再干一届呢?这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了。

在中国搞政治,实力首先在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老祖宗的起家宝典。其实不光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党中央,也出总书记。再早不去说他,光说自打毛泽东死后,这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就从来都是靠枪杆子决定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靠军事政变抓了四人帮,于是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等到掌握枪杆子的叶剑英和邓小平达成交易,再等到当年曾经一下子指挥两支野战军的邓政委回到政坛,华国锋只能下台如仪。邓小平也不去当什么第一把手、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他就是死死抓住军权不放,人人都得奉他是权力核心,或者用陈云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总头子。靠着枪杆子,邓小平搞掉了华国锋,搞掉了胡耀邦,又搞掉了赵紫阳,还在南巡的时候差那么一点就搞掉了江泽民。什么他妈的党指挥枪,老子有枪就是草头王

老邓之后,江泽民逐渐抓紧了军权,一直抓到现在。解放军现役的上将,百分之九十都是江泽民提拔的;胡锦涛当然也不是没有下功夫去笼络军队,提拔将领,控制枪杆子,可是迄今成效平平。他这个现任军委主席,虽然不是阳春面的,但也远远不是牛肉面的,顶多有一点儿木须在里头,糊弄个小职员的午饭还将就,远远对付不了拳击手的好胃口。现在,胡锦涛胃口这么大,不仅要上拳击场,而且还想大胜对手,要靠这碗木须面就明显力不从心了。

 

打不打这张最大王牌?

 

政治固然讲实力,同时却也讲计谋。实力不够,计谋如何就变得更加关键了。可以说,没有实力有计谋,可以获得实力;仅有实力缺计谋,早晚失掉实力。江泽民当年有个计谋专家曾庆红帮他密室策划,老江自己也可以说还是个脑子灵光的人,于是乎,整肃陈希同,搞垮杨家将, 敲掉特务头子乔石,三拳两脚之后,实力陡然大增。胡锦涛学江泽民,这三招里面,迄今仅仅走了一招半,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他今天的实力,比起当年江泽民退 休前三年那个时候的实力,还差老远呢。这也说明他计谋还是不够。就个人而论,胡锦涛可能比江泽民更为计谋深沉;但是,他那个令计划,可就远远比不上曾庆红 了。什么叫一招半呢?一招,就是学江泽民搞陈希同,搞掉了陈良宇,这个我们说过了;还有半招,就是学江泽民搞乔石这一招,逼迫曾庆红在十七大上退休——但这一招远远没有学到家,反被曾庆红利用了。乔石当年灰溜溜地下台,退休之后连个屁也没有留下;曾庆红退休是以一换三,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都搞进了政治局常委。最最重要的是,习近平由此占据了储君地位,成了比曾庆红还要让胡锦涛睡不着觉的心腹大患。

很明显,这里缺了江泽民当年的第二招,即整肃杨家将那 一招,所以胡锦涛直到今天对于军队的掌控还很成问题。第三招也使得后患无穷,可以说是顾了当时的十七大、赔了长远的十八大,造成今天胡锦涛的困局。我们说 胡锦涛学江泽民甚至连一招半都不到,还不光指的是这些。就是第一招,胡锦涛其实也没有学到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单就权位而言,陈良宇无疑就是陈希同第二, 胡锦涛搞掉他,也就立威了,这没有错。可是,陈希同还是六四镇压的功臣,手上沾着北京学生的鲜血;江泽民搞掉他,不仅党内立威,而且向外界巧妙地传达了某 种言外之意。胡锦涛搞掉陈良宇,除了权位还是权位,可就缺少这后半截的深沉政治含义了。

事过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犯愁十八大的今天,他似乎才刚刚有点儿明白这一点。胡锦涛明白了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局,有一张最大的王牌,谁有能耐把它打出来,谁就可以翻天覆地,领一代风骚。这张最大王牌,就是六四平反。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不时放风,说胡锦涛、温家宝正在审慎地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中国佛教协会换个届,就有人在那里张扬说:这次就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一九八九年上街游行过,是支持学生的,而更有一个新任副会长,当年甚至曾经公开抗议军事镇压,这都是当局在传递要重新评价六四的信号。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一出笼,有人也说这预示着胡温领导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重评六四。据说,在海外中文网站上,有化名人士发表看法,更是直截了当地把重新评价六四与胡锦涛十八大续任总书记联系到一起,意思不外是说,一旦胡锦涛十八大有机会干第三届,他就会重新评价六四,云云。

 

江泽民愿捧屎盆子?

 

这些迹象无疑都还很缥缈;可是,胡锦涛要的就是这种缥缈的劲儿。首先,胡锦涛知道这张王牌的厉害,对自己有没有能力掌握这张王牌,恐怕心里并没有底儿。全中国谁不明白?六四平 反是一个原子弹,一旦引爆,威力无穷,后果很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引爆原子弹的人,首先葬身这一爆炸,那也是很可能的。其次,胡锦涛针对的目标,是江泽民、 习近平,为此他正在卖力拉拢党内高层其他对江不满意的力量,尤其是李鹏、乔石、宋平、朱�基、李瑞环。这些人的大多数,至少前三位,都是当年坚决主张天安 门镇压的干将,哪能容许有人在六四问题上松动?只有这种缥缈的显露,才符合胡锦涛的战略目标和政治利益:他并不想重评六四,更不想党内高层对他有这个怀疑;他要的就是拿这张牌镇一下江泽民,提高自己应对江泽民力量时的威慑力。最低限度说,他这样做,第一,战略上,可以引起对手恐慌,造成对手应对失误,从而增大自己获利的机会;第二,政治上,可以帮助胡锦涛在民意层面得分。

就第二点来说,胡锦涛过去几年一直通过在舆论上臭江来争取民心。现在,七、八年下来了,胡要再像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那样,把坏事都算到江头上去,不说不可能,也是比以前困难多了。摸一摸六四这张牌,这方面就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对胡有利的局面。胡锦涛虽然不读书,但是似乎读过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知道那些苟活者愿意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一般老百姓不说,党内、社会上那些希望六四平反的自由派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特别是那些两头真的党内自由派老人,最喜欢抱幻想,常常一厢情愿地分析政治,这些年他们没有少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对他们眨一眨眼皮儿,他们就以为深意在焉,默契在焉,就以为机会来了,救星来了,于是主动配合,要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了。这些人社会影响很大,又特别讨厌江泽民。让他们去帮胡锦涛讲话,那比官方出面说话,是要远远更能迷惑社会舆论乃至国际舆论的了。朱厚泽去世,留下一句极为深刻的话:我们这些人的存在,使很多人以为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结合我们这里的分析来看,可以说,这种以为有希望的心理,最容易被统治者利用,看来还将帮助胡锦涛和他的不管是谁的继任人把中共专制统治延续下去。

就第二点而言,看来也起作用了。据说,江泽民表了态,说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如果这是真的,那江泽民就是这次十八大权争之中的最大笨伯,明显是在胡锦涛看似有意无意的撩惹中犯了巨大的战略错误。你想,江泽民当年巩固权位的三个重大动作,本来都是针对六四镇压的干将的,从陈希同到杨家将到乔石。江泽民当然没有、也不会为六四平反,但他懂得与镇压拉开距离。现在,胡锦涛刚刚才要虚无缥缈地暗示一下六四这件事,江泽民就雄赳赳、恶狠狠地把这事承担下来了,大有一副要捧着邓小平留给他的这个血腥屎盆子走进八宝山的气概。胡锦涛的十八大困局,看来正在解套。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http://www.ncn.org/view.php?id=78570



2010年6月19日星期六

新世纪出版社取消出版《李鹏“六四”日记》计划(附答记者问)




声明
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有关着作版权信息以及香港版权法,本社原定2010622日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由于版权原因,取消原出版计划。谨向各界诚致歉意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0619

新世紀出版社就停止出版《李鵬六四日記》答記者問

問:剛剛聽到新世紀出版社由於版權原因停止發行《李鵬六四日記》,請問是什麽促使你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答:一句話,是由於相關機構在出版之前提供的著作版權信息,根據香港的版權法,我們只能取消原出版計劃。
問:那麽您是不是指原作者,或是李鵬親自出來說版權不屬新世紀出版社呢?這是不是你說的所謂相關機構提供的著作版權信息呢?
答:至於說哪一個機構,什麽信息,我不便提供具體更詳細的情況。
問:其實人人都有版權可能有問題的感覺,那麽你們以前決定出版是如何考慮的呢?
答:決定出版,是這樣考慮的:首先,以前決定出版的時候不是或者說還沒有成爲一個法律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李鵬本人寫了這本書並且願意出版,但是他的出版權利被第三者,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剝奪了。法律是沒有規範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版社是否可以出版的。作爲一個獨立出版人,一方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限定的界限;另一面是原作者本人的意願、當事人紀錄的史料價值、歷史意義和公衆的意願等等,因此選擇出版是很自然的,也是慎重的
問:那麽現在,您說的上述條件都不具備了嗎?
答:以前的情況是:政治局禁止出版,作者本人必須遵守,因此這份材料很可能封存來,永遠不見天日。決定出版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爲了打破這個死循環,就是説為了永不見天日解套。的確,有沒有風險呢?當然有,比如:如果原作者表示版權應歸其所有,表示沒有授權。這是出版以後最壞的一種可能性。其他可能性也存在,比如:當事人不表態等等。即使是最壞的可能性發生,解套的目的也是達到了,公衆得到一份歷史材料,而且是當事人出來認證的歷史材料。作爲代價,我們出版社可以道歉、停印、支付版稅等等,都是我們願意承受的。但是,自從媒體報道出現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多很多變化。遺憾的是一份由家學者進行了仔細的研究,並且我們願意為之負責任的版本的正式出版機會已經喪失。
問:有人說你們這本書的原稿來歷不明,還有一些目前無法解釋的疑點,自己對這本書的真實性沒有把握,但要通過出書來驗證日記的真僞。這樣做有違出版職業操守。你對此有什麽看法?
答:我們要通過出書來驗證日記的真僞這種説法不準確。我們出書,就是説我們認爲日記是真的,並且願意爲此負責。但是由於這本書的複雜性,我們不能保證讀者會都能接受我們的觀點,同意材料的真實性。但正式出版以後,真正面向廣大讀者了,我們相信一些讀者的存疑也會逐漸消融。有人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也是這個意思。
 (原载《世界日报》)




《李鹏六四日记》取消出版的背后
 
齐其器
 
              尚未出版已经轰动的《李鹏六四日记》,本来说是由新世纪出版社在六月二十二日推出的,可是,出版社出版人鲍朴近日突然发表声明,说由于有关机构提供的版权信息和香港出版法方面的考虑,取消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引起舆论愕然。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猜想、分析一番。
              鲍朴的声明中提到两个因素:一个是香港版权法,一个是有关机构提供的版权信息。应该说,在香港办出版社,又准备出版《李鹏六四日记》这本著作权真相并不完全清楚的书,鲍朴应该在决定出版之前就已经研究过香港出版法,那才是合情合理的。《信报》登载的鲍朴写的出版前言,最后特意提到说,本书出版以后,如为作者所证实,则关于版权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作者本人。这明显就是一个例证。这等于说,只有在有关机构提供了相关的版权信息之后,出版社关于香港出版法问题的考虑,和出版人写这个前言的时候的考虑不一样了,所以取消了出版。所以,有关机构提供的版权信息,应该是促成出版社作出取消出版这个决定的关键。
              什么有关机构呢?常识告诉我们,这不会是香港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什么机构,应该是中国方面的什么机构。具体什么机构,我们难以猜到,但应该不会是一般的机构,而应该是权力机构。什么样的版权信息呢?唯一的可能,就是李鹏承认此书版权属于他本人。这样,如果李鹏没有委托鲍朴出版,那鲍朴出版这本书就会有法律上的麻烦了。香港版权法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新考虑了。
              这本书要出版的消息一公布,网上就出现了电子文本,舆论炒得相当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包括李鹏本人,肯定都很关注。中国当局肯定不想看到这本书出版,否则李鹏的书早就问世了。李鹏的态度呢,我们可以想见,应该是很尴尬。一个尴尬,就是书的出版者是鲍朴,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儿子,这等于说,李鹏的出版自由,要靠他自己的政治对头来给予实现。再一个尴尬,可能更大,就是中央领导层很可能给他压力:告诉你这书不能出,怎么还拿到香港去出呢?这不是违反纪律吗?也许李鹏可以辩解:不是我干的,我怎么可能让鲍彤的儿子帮我出书?但辩解归辩解,出书的事儿你怎么办?特别是正当这个关口,李鹏应该正在一心希望胡温在十八大之前把儿子李小鹏安排到正部职位,父子俩都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对付的办法,可以有好几种。最简单的,就是发个声明,否认这本书出自李鹏之手。不走这个捷径,而是采取我们目前并不了解的办法给出版商压力,导致他因为版权考虑而不得不取消出版计划,正是证明了这本书就是出自李鹏之手。看来,鲍朴所说的本书出版以后,如为作者所证实云云,现在变成了本书出版之前,就为作者所证实了。
写到这里,有朋友告诉我,何清涟的推特上,早在六月十五日(美国时间)就已经写到:昨晚得到关于李鹏日记最新消息:李鹏承认日记出自其手,但却否认其想委托给鲍朴出版。现正在商谈。看来我们也不全是猜测了。
还好,现在有了网络,鲍朴那里出书的消息一面世,大家就已经可以在网上读到李鹏六四日记了。这就是说,不管新世纪出版社出不出这本书,公众现在已经获得了阅读这本书的知情权。在这个意义上,李鹏、鲍朴和公众都是赢家。李鹏写了书,当然想出,可是原来出不了,经过新世纪出版社这么一折腾,这书也就和大家见面了。鲍朴想出书,既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也想确认作者,现在这两个目的实际上都达到了。公众赢在:关于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屠杀的记忆被唤醒,并且多了一份材料来帮助了解历史的真相。唯一的输家,就是那些不想这本书面世,也就是不想让公众记得六四、了解历史的人。前些天,网上颇有中共背景的论者,不加分析地就说这本书是伪造。现在,应该是李鹏,悄悄地、但是响亮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吳國光:政治權力、憲章制度與歷史悲劇——《李鵬「六四」日記》初讀


【新世纪特稿2010年6月17日】

難得一見的重要史料

這本書具有重要歷史價值。這是因為:第一,書的主題,是改變中國當代歷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第二,書的作者,是在這次事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堅持主張鎮壓對策的時任中國總理的李鵬;第三,書的體裁,作者採用了剪輯自己當年日記、並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記敘和議論的方式,試圖從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歷史原狀的努力;第四,書的內容,確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於世的」。

當然,上述論斷能否成立,必須建基於一個更為基礎、也更為簡單的事實判斷之上:此書是不是確為李鵬所著?我們知道,二零零四年三月末,香港《亞洲週刊》記者江迅報道,李鵬完成了一部擬題為《關鍵時刻:李鵬日記》的書稿,當時送給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審議,最終為以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層所否決,認為此書不宜公開出版。[1] 自那之後,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的觀察家與研究者,無不關心這部書稿的內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機會面世。現在,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推出本書,可謂填補了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塊重要資料空白。我通讀全書之後,認為書稿確為李鵬所著的可能性極高,是偽作的可能性很小。正是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我願意接受新世紀出版社鮑樸先生的邀請,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的學者,談一談我對這本書的初步感想。

必須指出,本書作為李鵬所著這一真實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歷史價值,和書中內容的歷史真實性,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當事人的敘述和意見,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某位(甚至多位)當事人的敘述和意見,卻不可能等同於歷史的真實。在關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研究中,來自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的回憶錄,[2] 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其他參與者的相關回憶與記錄,[3] 其他相關的回憶和記錄,[4] 與天安門運動有關聯的研究者和其他獨立學者的研究著作,[5] 還有學者甚至匿名者彙集出版的相關文獻、報告和編年,[6]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雖然還遠遠不夠。更為不夠的,是來自中國高層的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去年,新世紀出版社推出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張對天安門運動採取溫和對策並因而失去權力和自由的趙紫陽的口述錄音,具有寶貴價值。[7] 在中國大陸,則曾經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鎮壓之後,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機構撰寫和編纂的相關宣傳資料,也有一些史料價值。[8] 可惜,在那之後,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再也沒有公開出版過哪怕是堅持官方觀點的、任何與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相關的歷史資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鵬這本書,迄今也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現在,我們能夠把本書加入到上述書單,為瞭解歷史的真實增加一份新的可貴材料,實在是應該感謝作者和出版社的。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國大詩人陶潛的詩句,其本意對於「奇文」的界定是正面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對這句詩的引用往往是在反面意義上使用「奇文」一詞。我這裡不揣淺陋,願意採取一種非褒非貶的態度,來引用這一詩句,以概括本文寫作的方法論。本書可稱「奇文」,因為這是中國當代歷史和政治研究中難得一見的高層親歷者的紀錄;「疑義」總是有的,不管誰寫的書,也不管書寫得多麼好。本書尤其「疑義」極多,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其「疑義」的繁多,至少是因為以下六個原因: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不僅是歷史資料很不完整、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這樣一個歷史事件,而且是政治上高度敏感、高度禁忌、各方利害之牽扯高度複雜、高度嚴重的這樣一個政治事件。第二,本書涵蓋了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四日,總共七十一天的繁複歷史發展,作者逐日記載並評說,內容豐富,事關重大,內幕深密,關涉廣泛。第三,根據作者的「前言」和「後記」,此書大約成稿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事過十四、五年之後,也是作者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剛剛從中國高層領導位置退休之後不久,作者作為資深政治家要通過回憶錄的寫作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正面結論的意向非常強烈。第四,本書的「前言」和「後記」更明確表示,作者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寫作本書,這就不僅僅是要為自己個人「未蓋棺而論定」,而且具有壓倒一切的政治價值觀念和相應的黨派色彩貫穿其中。第五,作者退休後,整理出版了以「日記」為題的一系列著作,[9] 都採用這種體例,即不僅把那些本來是逐日記載、不分主題的日記加以大規模的剪裁與重新結構,而且大量增加了後來的敘說和議論。最後,像所有回憶錄一樣,即使讀者願意相信作者沒有虛構和編造,但毫無疑意的是,作者對於講什麼不講什麼、這樣講還是那樣講,都是具有重大取捨和認真考量的。鑒於上述種種原因,如果作者在本書的剪裁和用筆上處處具有深心,那也是完全不奇怪的。這裡,我謹就初步閱讀此書的印象,試從歷史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於作者、出版者、學界同仁和各界讀者。

展現李鵬的內心世界

關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體上有兩條主線:一條是民眾與政權之間的互動,一條是政權內部不同力量的互動。這兩條線相輔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兩方面的研究。瞭解相關歷史真相的一個最為重大的關節點,就前一條主線來講,在於政權方面是什麼時候、什麼力量、為什麼把民眾由自發悼念胡耀邦開始的請願和抗議活動認定為「反革命動亂」;就後一條主線來講,在於政權內部不同力量圍繞這種「定性」怎樣和為什麼發生了分歧。把這樣的關節點搞清楚,對於理解當年事態的發展,直到「六四」歷史悲劇的出現,具有最為基本的重要意義。

李鵬此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為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當然,不能說此書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從這裡展示的歷史記錄之中,讀者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研究來尋求答案。

我們看到,本書一開始,也就是事件一開始,對於如何看待民眾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在李鵬與趙紫陽之間,就出現了根本分歧。根據本書記載,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李鵬十六日傍晚六時二十分從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即通過姚依林的介紹,認為北京的大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時候是在藉機「攻擊黨中央」和鄧小平。[10] 十七日早上,看到當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學生向胡耀邦獻花圈的照片,李鵬「頓生疑問」,強烈質疑中共中央機關報:「這是幹什麼?」他認為《人民日報》在「煽動學生」;事情馬上「引起了我(指李鵬本人——吳注)的深思和警惕」。十八日上午九點,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按照本書的說法,李鵬和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第一次呈現。接下來,十九日晚上,在電話上,李鵬和趙紫陽「在處理學生鬧事問題上再一次發生了正面衝突」;二十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式會議上,兩人「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意見分歧」。很明顯,在學潮初起的短短兩三天內,甚至在李鵬回到北京下飛機伊始的短短幾個小時內,他就已經形成了後來最終導致流血鎮壓的那種對於學生運動的負面看法。這一點,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什麼因素,促成李鵬迅速做出這樣的重大判斷?第二,為什麼是李鵬的這種判斷、而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看法,被認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鵬的這種看法,又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成為官方的主導判斷?上述三次圍繞如何應對學生運動的李趙分歧出現的時候,按照李鵬本書的敘述,發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長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謂「打砸搶事件」,都尚未出現;包括李鵬後來引為重大論據的所謂「衝擊」新華門事件,也是發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鵬所說的李趙第一次分歧呈現之後。當然,李鵬的上述基本判斷,後來也有一個不斷深化和強化的發展過程,這些事件都在這種深化和強化的早期階段發生了重要作用。問題是,最初的判斷是如何形成的?根據本書的內容來看,似乎有這樣幾個因素,即:資深同事的影響(比如,同為政治局常委、但資歷更深的姚依林對於情況的轉述和分析[11]),歷史的陰影(比如,關於「文革」和一九七六年天安門抗議的負面記憶)、敵情意識、權力意識等等。其中一些因素,我們後面還會比較深入地討論。但是,很明顯,這裡缺少對於現實情況的深入瞭解,更沒有對於民心民意的強烈關心。作為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為什麼在重大問題的判斷上缺少這樣兩點最為重要的因素,這裡很難系統解釋[12];但是,國家領導人不具備這種品質,顯然是與中國共產黨在表面上所倡導的那種重實踐、重群眾的政治哲學相矛盾的。

當然,李鵬也列舉了一些事實根據來支持他的政治判斷。在早期,這主要是兩項事實。一個是所謂學生有標語「攻擊黨中央」,再一個就是發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的所謂「衝擊新華門」事件。其實,在一個正常人看來,學生罵幾句黨中央、鄧小平,應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一個自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政府,更應該由此自我反省為什麼引起民眾不滿。所謂「衝擊新華門」,同為中共最高層領導人的趙紫陽,當時曾經調公安部的錄像來看,看到「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13] 我這裡不想判斷趙和李的不同看法誰對誰錯,但是,很明顯,當時趙試圖對事情真相作第一手調查,在這個基礎上得出看法,而李鵬直到寫作此書,對此事就是一個高調定性:學生「衝擊」中央首腦機關,「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四月十八日」一節)。李鵬在這裡所顯示的那種社會政治認知的模式化、戰爭化問題,我認為值得關注。

在任何社會,對於政府的不滿、意見和批評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絕大多數的社會,包括相當權威主義的社會,一定程度地公開表達這種不滿都是為政府所允許的;還不要說民主社會,那裡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來保障民眾的這種對於政府的批評的表達權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中國政治中,政府卻使用戰爭的思維模式和相應的軍事化語言,來看待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和批評。批評政府,就是敵人;敵人的批評,就是「攻擊」;如果這種批評不僅僅是口頭的,還表現為那些比如一般稱之為「請願」的行動,那就成了「衝擊」了,表示「敵人」的「進攻」已經被組織為「衝鋒」的行動了。

在本書中,我們看到,對於李鵬來說,甚至「對話也是一場鬥爭」(「四月二十八日」一節),學生呼喊「擁護共產黨」的口號也是「蠱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節)。以這樣的戰爭思維看待和應對民眾要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宗旨,是不是相去太遠呢?

通觀本書,我們看到,李鵬是一個在政治活動中具有很強的敵情意識、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現在高層權力活動中對於人際關係的認知和應對層面,這就形成了那種敵情觀念與戰爭思維主導下的權力意識。通過李鵬的記敘,我們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弔唁(「四月十八日」一節),胡夫人李昭提出讓民眾瞻仰耀邦遺體,他當即認為這會給壞人以「可乘之機」,並由此感覺李昭是這樣「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懷疑的了。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按原定議程出訪北韓,李鵬馬上認為這是「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請願學生要向總理遞交請願書,李鵬認為,這裡有陰謀。他的沉思是,他們為什麼不向趙紫陽遞交請願書?他的判斷是:這是「事先有預謀的,他們把鬥爭的目標對準我,把我推到第一線」,要「借群眾的力量」把他李鵬「搞臭」(「四月二十三日」一節)。趙紫陽對杜潤生說要利用學潮作為一個契機來推動改革,應該是說學生在要求政治改革,這就給遇到來自官僚層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間的動力,李鵬則解讀為趙是把學生鬧事當做趙自己確保和鞏固總書記位置的契機了(「四月二十五日」一節)。前引(11)姚依林與李鵬的談話,也強烈地顯示了那種與這種權力意識糾結在一起的陰謀論。

有的時候,這種意識發展到使一個政府最高領導人不能理解什麼叫「機制」。在「五月八日」一節,李鵬追憶說,那天上午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講,「那麼多學生在廣場請願,中央都不知道,說明中央的運行機制有問題」。在讀者看來,趙紫陽很明顯是在批評中央與民眾之間的信息溝通有制度上的弊病,這與趙紫陽要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主張是一致的。可是,李鵬在書中對此發表議論說:「其實,追悼會後趙紫陽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說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運行機制有問題?為什麼我不知道算機制有問題,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機制有問題,值得深思。」還有的時候,這種意識發展到使堂堂大國總理猶如一個偵探。四月三十日下午,李鵬到趙紫陽住處,他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觀察和心理活動:「我到的時候,室內空無一人,但充滿煙氣,煙缸裡留下了不少煙頭。這證明他(指趙紫陽——吳)已開過會了。是哪些人參加的會,不得而知。」從這種記述看,作為黨的第一把手的趙紫陽似乎不應該有權力召集會議,即使召集會議也應該向黨的第二把手李鵬報告誰誰曾來參加,否則就很像是在搞陰謀。

一個事關重大的空白

可是,所有這些,還不能充分解釋李鵬為什麼堅持他那種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我們知道,在中共政治中,一般來說,第一把手的權威,遠遠高於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張要壓倒第一把手的看法,那是極不尋常的,背後必定有另外的極為重大的因素介入。這樣,實際上就來到了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李鵬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看法,為什麼、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由什麼人決定,成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斷?

很明顯,鄧小平的因素,在這裡凸現出來。根據迄今為止的公開材料,我們知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鵬面見鄧小平,鄧小平把學生運動認定為「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是「搞動亂」(參見「四月二十五日」一節),這就確定了當局應對學生運動的總方針,直至後來的軍事鎮壓。按照李鵬本書的敘述,似乎也是這樣。

但是,這裡有一個重大的疑點,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多鐘,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北韓,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李鵬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此書的敘述,這次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會議作出三個具體決定,即決定《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成立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人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這就是說,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的頭一天晚上,尚未等鄧表示意見,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指學潮為「打倒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基於這種看法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在他的調動下行動了起來。

疑點就在這裡:李鵬為什麼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鄧小平發話之後再來行動?李鵬有什麼根據,確定鄧小平一定會全盤接受他李鵬的看法?李鵬有什麼力量,能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夜之間轉向,從半數人讚成趙紫陽的看法轉變為「一致」接受李鵬的觀點,並迅速跟隨李鵬行動起來?對那個年代的中共高層政治稍有瞭解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李鵬的政治冒險豈不是太大了?即使是總書記趙紫陽,在沒有得到鄧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敢於這樣行動嗎?有這個政治權威這樣行動嗎?

帶著這個疑團,細讀李鵬此書,我們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線索:李鵬記載,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時半,楊尚昆「鼓勵」李鵬去見鄧小平,並答應同去。但是,是當晚就去了呢,還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鵬沒有明確交待。查《鄧小平年譜》,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兩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條目則記載為「上午,在駐地同李鵬、楊尚昆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14] 這裡並有一個腳,其中說:「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碰頭會。會議認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面前,決定成立中央制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出這場鬥爭的性質。趙紫陽因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訪問,沒有參加這次會議。」[15] 這個腳的內容,用更為正式的語言,敘述了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內容,也就更為莊重地凸現了這些決定的極端重要性——我們前面的疑問因此更為合理:這麼重大的決定,本來內部有分歧的政治局常委,等不到第二天上午與鄧小平哪怕做個溝通,就搶著做出了,而且意見「空前一致」,並馬上採取全面行動加以有力貫徹。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共高層政治中,這可能嗎?這麼做事的人,不僅沒有受到鄧的疑忌,反而得到鄧的信任,這可能嗎?

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裡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至於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還有一場談話,或者是官方記錄和李鵬回憶移花接木地把實際發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說成發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們目前沒有辦法知道。

進一步的分析和來自本書及其他資料的很多旁證,可以支持上述看法。第一,李鵬說,四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常委會上,「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看看出席會議的人的名單,這裡就有問題了。根據本書記錄,當晚出席和列席會議的人包括: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常委會列席者楊尚昆、萬里,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候補委員丁關根,中央書記處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我們知道,在這些人當中,胡啟立、萬里、芮杏文、閻明復、田紀雲,在一九八九年,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上,都是接近趙紫陽的。李鵬的能耐再大,就能這樣容易地使他們和李鵬意見空前一致?

其次,李鵬此書記載,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鵬分別與姚依林、萬里、宋平就學潮問題談話。我們知道,姚是政治局常委,萬是人大委員長,宋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如果沒有其實際權威超過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領導人的首肯,作為中央第二把手、分工政府工作(而不分管人大和黨務工作)的李鵬,與姚依林就此談話還算正常,與萬里、宋平談話就甚為犯忌了。本書「四月二十三日」一節顯示,李鵬對於這種黨政分工是很在乎的,[16] 為什麼第二天李鵬就不在乎這種分工了呢?

第三,李鵬的同一條記載說,「萬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以貫徹李鵬的強硬方針。如前所述,在五月二十六日於上海發表書面談話之前,萬里始終對學生運動抱持與趙紫陽類似的態度,李鵬此書對此也多有著墨。但是,為什麼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會尚未開會之前,萬里會同意這樣做呢?萬里與鄧小平之間的密切關係,對瞭解中國當代政治的人來說並不是什麼秘密。只有假設李鵬在二十四日上午之前已經得到鄧小平的密令,才能解釋這條記載。

第四條旁證是,根據新華社記者張萬舒記載,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也就是官方所說的鄧李會見正在進行的同時,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召開新華社各部部主任會議,佈置與鄧李會見口徑一致的宣傳方針。根據郭的傳達,這是當天上午八時半胡啟立佈置的工作。[17] 當然,說是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精神。但是,胡啟立在一九八九年對於學潮的態度,也是接近趙紫陽的,後來為此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為什麼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胡對於貫徹李鵬決策的態度這麼積極?等到幾個小時之後,也就是李鵬得到鄧小平指示之後,再來採取這樣積極的態度,豈不是更為合理的政治行為?

第五,張萬舒還提到,當時郭超人告訴大家,《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已經在寫,四月二十五日晚將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並由新華社向各家報紙轉發。[18] 很明顯,這說的就是所謂的「四二六」社論。一般認為,這篇社論傳達的就是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與李鵬談話的主要內容。那麼,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當鄧小平正在和李鵬談話的時候,為什麼郭超人就已經知道這篇社論當天晚上可以發表?如果李鵬二十五日上午面見鄧小平是要取得鄧對頭天晚上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的批准,那麼,李本人也好,胡啟立也好,怎麼這麼有把握鄧小平一定會完全贊成常委會的決定,他們準備的這篇社論可以按時在晚間播出?

當時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陸超祺所記述的情況,與張萬舒的記載可以相互印證。據陸超祺記載,四月二十四日夜間十二時,胡啟立通知人民日報社社長錢李仁,二十五日一早「帶一位主管評論的副總編輯到中南海開會」。會上,胡啟立要《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針對學潮的社論,二十六日見報,「用大字排印」。[19] 這可以作為第六條旁證,說明在官方所說的二十五日上午李鵬會見鄧小平之前,李鵬已經全面部署了針對學潮的強硬動作,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的「四二六」社論不僅已經開始準備,而且已經確定當晚發表、次日見報。疑問是同樣的:如果不是在政治局常委會之前李鵬已經得到鄧小平的明確指示,他為什麼這麼有把握,鄧小平一定贊成政治局常委會的所有決定?為什麼李鵬不稍等幾個小時,在他見了鄧小平之後,再來發動所有這些行動?

這裡還有第七條旁證。有研究提到,存在一份「中央、國務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電」,編號為「中發電(一九八九)四號」。[20] 李鵬此書也說,四月二十三日,李鵬和喬石商量向各地發出一個電報通知,「提出處理當前學潮的三條原則」。按上下文看,這好像說的是他們用電報向各地傳達趙紫陽的三條指示。如果是這樣,那說明,不管是不是違心也好,李鵬二十三日在採取動作以貫徹趙紫陽的意見。那麼,為什麼二十四日的常委會上,他忽然有了底氣,可以完全拋開趙紫陽的看法,主導常委會做出強硬決定?

篇幅所限,我們這裡姑且不再列舉更多的旁證。總而言之,根據李鵬此書「四月二十三日」相關記載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來,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成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並要求當時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鵬立即採取強硬方針。我認為,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

政治權力與憲章制度

從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不過三十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差,為什麼要做這個手腳,隱瞞四月二十三日晚間的活動?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這是為了掩蓋這次鎮壓學生運動的決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這一真相。

根據李鵬本書提供的相關信息和我們上面的分析,真實的歷史事件表應該是這樣的:
·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舉行,四月十五日開始的治喪和悼念活動告一段落;
·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北韓;
·        當天晚上,鄧小平向李鵬下達旨意,宣佈學潮為「反革命動亂」,決定採取強硬措施;
·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鵬與姚依林、萬里、宋平談話,傳達鄧小平頭天晚上的談話精神,為主導晚上的常委會會議預作「串連」;
·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李鵬緊急召集政治局常會碰頭會,貫徹鄧小平指示,就此作出三項決定(發表社論,舉行大會,成立 「中央制止動亂領導小組」);
·        四月二十五日零時,胡啟立通知首都主要新聞單位領導人次日開會;
·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時半,胡啟立召開首都主要新聞單位領導人會議,貫徹上述決定精神,並準備當天晚上播發的《人民日報》社論;
·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傳達鄧小平意見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和新華通訊社向全國播發。

其中,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鄧小平是不是再次與李鵬、楊尚昆談話,聽取他們對頭一天晚上政治局常委會情況的匯報,對事態發展已經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根據這裡的時間表,是鄧小平決策在前,政治局常委會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開會接受這一決策在後——這是違反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和合法決策程序的。[21] 官方隱瞞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鄧小平談話,強調(或者編造)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鄧小平李鵬會面,就把事實改變為:政治局常委會決策在前,鄧小平次日表示贊成這一決策。這樣一來,鄧小平的超級政治權威地位固然還很明顯,但程序上總是比較尊重黨章所賦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權威了。

有人會說:對鄧小平、李鵬和中共高層來說,黨的章程和合法決策程序有那麼重要嗎?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在乎黨的章程和合法決策程序?這是很好的問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發現這一被塵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對於研究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群眾運動和軍事鎮壓,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應該感謝李鵬的是,他的這本書,對於回答這些問題,也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

根據本書,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鄧小平宣佈,江澤民當總書記。從這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選舉」江澤民為總書記,其間有一個月零五天的時間;從六月一日鄧小平當面告訴江澤民要他擔任總書記算起,這之後也還隔了二十多天的時間「正式」就任。李鵬記敘說(本書「五月三十一日」一節),這是因為江澤民提出,「要合乎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本書第五章開頭(「六月十五日」一節),李鵬更明確強調:「江澤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絕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過批胡耀邦同志、讓趙紫陽上台的那種做法,總書記上台、下台都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免職和產生。」

有意思的是,包括鄧小平和李鵬在內,當時的最高層領導人,沒有人反駁或者批評江澤民這個說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屆四中全會才宣佈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說明,這個問題一經挑破,他們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下台是違反黨章的。根據趙紫陽回憶,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王任重、丁關根作為趙紫陽專案審查小組的負責人第一次與趙談話,就透露說,鄧小平對這兩位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22] 鄧這個話說得雖然輕描淡寫,但是,對一貫舉重若輕的鄧來說,僅僅有這個話,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問題,是鄧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塊心病。

黨的章程是黨內的憲法,不合黨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興起,事實上一下捅破了那種導致胡耀邦下台的權力架構和決策機制是不合法的這樣一個真相。我們現在已經瞭解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極力掩蓋這一秘密的作為,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鄧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學潮一開始就對學潮高度反感、極度驚恐:他們認為,悼念胡耀邦,就是抗議他們的不合法作為;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戰他們的不合法權力。聲氣相投,回到我們開頭的發現,即李鵬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下飛機伊始,他之所以頓即認為昨天剛剛開始出現的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是「攻擊鄧小平」,這也就不難理解了。可以說,一九八九年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興起,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在鄧小平等中共老人和他們所信任的李鵬等人看來,就是直接挑戰那種導致胡耀邦下台的權力架構和決策機制;他們知道,這種架構和機制本來就是不合法的,這種挑戰事實上打到了他們最為陰暗、最為薄弱的環節。在這個意義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一開始,就聚焦到中國政治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來了。不管學生方面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鄧小平、李鵬的方面卻是充分自覺的,自覺到了非掩飾不可的程度。

鄧小平非法行使權力,迫使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不合程序地下台,從而引發在胡耀邦去世時興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為了維護和維持自己的非法權力,鄧小平必然堅決壓制學生運動,於是認定學潮是「旨在打倒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鄧小平又要掩蓋自己的非法決策權力,於是我們看到當局隱瞞四月二十三日鄧小平決策這一歷史事實——現在,揭破這一事實,反過來也就凸現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鬥爭的實質是合法與不合法之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的權力是合法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是合法的;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權力是合法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和總書記趙紫陽的權力是合法的。但是,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把人大常委會要行使權力說成「要害是奪權」(本書「五月十日」一節),似乎完全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鄧小平把民眾表達意願看作是「反革命動亂」, 似乎根本不曉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稱「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當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允許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在矛盾激化的時候進一步提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時,在鄧小平、李鵬、姚依林等那裡,他就被懷疑是鼓動學生挑戰鄧小平非法權力的陰謀家,是要取代鄧小平那非法的所謂「核心」地位的野心家,因此成為「最危險的敵人」。[23] 悼念胡耀邦,就是挑戰那種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非法權力;民主與法制,都是程序政治,那更將徹底顛覆這種非法權力。從合法與不合法之爭,到民主與專制之爭,中間沒有什麼鴻溝,這正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展的歷史軌跡。

試解歷史疑團

在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眼裡,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有很多謎團。而上面的真相一經揭露,很多謎團就迎刃而解了。這裡試舉兩例。

我們知道,悼念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天安門群眾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允許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是高層分歧的最初起因。可是,在這個問題上,從事情一開始直到最後的血腥結局,我們看到了一系列難以理解的現象:一邊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執政的政府在舉行隆重悼念胡耀邦的大會,一邊是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中共執政的政府總理(李鵬)強烈要求中共中央第一號人物(趙紫陽)採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學生和民眾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一邊是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作肅穆悲痛狀出席胡耀邦悼念大會,一邊是他們私下質疑為什麼要把「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麼高」(本書「五月四日」一節);一邊是這些「對黨忠誠」的領導人懷疑趙紫陽發動了對於胡耀邦的群眾悼念活動,另一邊他們又同時表白說他們同情胡耀邦而趙紫陽是對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人;一邊是新被選擇為總書記的江澤民明確批評當年搞掉胡耀邦的動作不合黨章,另一邊則是這些選擇了江澤民的人正在動用軍隊來鎮壓那些同樣認為胡耀邦下台是冤屈的天安門抗議民眾。

同樣,在李鵬此書中,這種矛盾也在在呈現:李鵬開始就指出,他「雖然不贊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對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並用了一些筆墨來讚揚胡耀邦。可是,全書再三強調,他認為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根本原因,在於這場運動「為胡耀邦鳴冤叫屈」。在「前言」中,我們更明確讀到:「動亂者的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表面上是要求『為胡耀邦同志平反』,實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連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不能理解這種邏輯。他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中央(為胡耀邦——吳)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24] 一句話,為什麼學生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在本書中,我們多處讀到,李鵬非常擔心趙紫陽會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四月三十日」一節),自己在高層會議上也不斷重申不能承認「非法的學生組織」(「五月一日」一節)。我想,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中共政治制度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剝奪民眾的組織權利,決不允許自發、獨立的社會政治組織存在。這關乎這種制度的根本原則。可是,我們還讀到,當學生請願書不再提為胡耀邦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認鬧事學生組織的合法性」時,李鵬卻認為學生的要求「調子降低了」(「五月二日」一節)。胡耀邦去世前畢竟還是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當局剛剛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可是,為胡耀邦平反,居然比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對當局的威脅還要大。這是為什麼?其中的關節,我想現在應該很明白了:是不是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這畢竟意味著掌權者有合法權力決定什麼合法什麼不合法,而為胡耀邦平反,則意味著判定,那種迫使胡耀邦下台的權力和制度,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再一個謎團,圍繞趙紫陽五月十六日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而展開。我們知道,趙在這次談話中披露,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決定,在最重大的問題上要經過鄧小平同意。在本書中,李鵬承認「趙講的話本身符合實情」,但他質疑趙的用意。鄧小平也說,趙「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我(本書「五月十九日」一節)。而按照趙紫陽的說法,這是因為他那段時間認識到了民眾對鄧「特殊地位」的非議,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解釋。在後來的回憶中,趙紫陽說:「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25] 更何況,當時在與蘇共領導人的外交會晤當中,蘇方也提出了相關問題。[26] 近年來,有一些對於「六四」的反思,也把問題的焦點對準此事,認為趙的這一談話壞了大事,否則可能不會出現流血鎮壓。根據李鵬此書的記述,我們看到,學生剛剛開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經被認定是矛頭對準鄧小平,這離趙紫陽五月十六日談話還有足足一個月的時間。至於調動軍隊對付學生,我們也在此書中讀到,也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開始了,當時「緊急」從駐紮保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三十八軍的兩個機械化師,調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趕赴北京」。五月十七日鄧小平提議戒嚴,那已經是再一輪調動野戰軍對付天安門群眾運動了。

在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談話這件事情上,李鵬此書所持邏輯是:這件事是實情,但是不能說,更不能公開說,說了就是「陰謀」,就是「分裂黨」。這樣的邏輯似乎很難理解,但現在這也變得比較容易明白了:對鄧小平來說,他的權力不是來自於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更不用總書記趙紫陽來宣佈他老鄧具有使用最終決定權的合法性。談什麼合法、非法?但凡討論這個問題,就等於凸現了鄧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問題上的作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戰鄧的超乎包括憲法、黨章等所有法規在內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個最大弔詭之處,正在這裡:它有一整套憲法、黨章、法律、程序,還有一整套民主的說詞,這套說詞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到了憲法和黨章之中[27];但是,真正的政治權威,其產生、運作、認知現實和決定政策,都和這套包括憲法、黨章和民主說詞等等在內的「憲章制度」沒有任何關係。更有甚者,誰強調中共自己所建立的這套「憲章制度」,誰就會被中共政治權威的真正擁有者認定是敵人;同時,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決不會拿掉這套「憲章制度」而另為那種政治權威立一套可以公開的說詞和章程。這裡有重重迷宮,也可以是重重陷阱;這裡有無盡奧妙,幾乎都無法言說、更不能言說。根據憲法和黨章,非法者知道自己非法;但憲法和黨章無關實際的政治權力,所以實際權力擁有者同時又認為自己是超越法與非法的。你說他非法,就像學生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所蘊含的,當然罪該萬死;你說他合法,就像趙紫陽那樣,既通過與戈爾巴喬夫談話而為鄧小平個人作出這樣的解說,也試圖通過與天安門運動相配合來推進民主和法治,從而為中共政治制度作這樣的解套[28],那也一樣罪該萬死。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種政治中的最高權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談論合法非法就是挑戰他。毛澤東對斯諾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等於說,毛認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劉少奇,用毛自己的話來說,只需要動一動自己的小指頭。鄧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劉的那一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演。

同時又可以說,這裡的邏輯很複雜:究竟誰是「他」?「他」有其個體的人身表現,也有其權力架構、基本制度的體系化身;兩者之間難解難分。鄧小平說:「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指鄧小平——李鵬原)和趙紫陽」(本書「五月十九日」一節)。這個話,也是毛澤東當年「炮打司令部」的翻版。過去毛澤東懷疑劉少奇可能會替彭德懷翻案,必欲除之而後快,不惜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現在,鄧小平懷疑趙紫陽可能會替胡耀邦翻案,也必欲除之而後快,也不惜策劃同樣慘絕人寰的天安門暴行。就「他」的個體人身表現而言,究竟誰代表黨中央?黨章中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相信黨章中的答案。李鵬說:為胡耀邦平反,「實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講的是「他」的架構、體系化身。什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憲法中沒有答案;即使有,你也不能相信那個答案。誰相信黨章和憲法中的答案,誰就是敵人;誰要求落實黨章和憲法的答案,誰就是「進攻」。

還有更複雜的一層:這種政治又絕不肯放棄自己所編織的那一套憲法、黨章、民主說詞等等。為什麼?一個原因是:當他確定你是敵人的時候,他不會說你是他的敵人;他說你是憲法和黨章的敵人,是黨、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敵人。尊重憲法和黨章的人,必定被政治權威變成憲法和黨章的敵人,這是中共政治不同於傳統政治專制的一個特點,也是它深奧、複雜、難以理解的一個原因。

李鵬此書明確透露,鄧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區軍事戒嚴的提議者和決策者(「五月十七日」一節),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方案的最後批准者(「六月三日」一節)。據李鵬記述,鄧小平明確說了,「要準備流點血」,不能不使用殺傷性武器(「五月十九日」一節)。可是,這不是殺人,這是「平息反革命暴亂」,是為保衛社會主義而英勇鬥爭。專制政權殺人,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也會受到民主國家的譴責;但是,「平息反革命暴亂」就不一樣了。國際社會很快就會發現,他們搞錯了情況,還是趕快加入到這個政權的繁榮事業中來更好;很多二十一年前在北京遊行示威、高喊「李鵬下台」的人們,現在一定同意李鵬此書的觀點:歷年來的實踐證明,「平息這場動亂和暴亂」的果斷措施是「正確的和必要的」(本書「前言」),中國因此成了「被世界上公認的令人羨慕的國家」(本書「後記」)。如果沒有那一套憲法、黨章和民主說詞,那些實際上是把自己出賣給金錢的人,會這樣自感無限榮光到「令人羨慕」嗎?誠如德國大詩人歌德所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來,國內國外無數的人,在那從死亡所開始的所謂生活的教育下,看來早就明白了政治學的學術研究遲遲未能揭示的真諦:在中國,管什麼憲法和黨章,管什麼合法或非法,只要認準並跟緊真正的政治權威,「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中國的麻煩就沒有了,中國的盛世就降臨了。所以,自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被鎮壓,中國就成了一個非法壓倒合法的世界,一個謊言掩蓋真相的世界,一個權力踐踏民意的世界。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圍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所展開的政治圖景,凸現了兩個最為基本的政治問題:一個是國家權力與民眾意願之間的關係問題,一個是憲章制度作為基本規則(在中國,這包括憲法、黨章等)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兩個問題,並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政治學研究中,前者一般被概括為國家(the state)與社會的關係問題,[29]後者則是近年有關institutions的研究復興中的一個中心問題。[30]在有關天安門事件的研究中,國家與社會關係已經得到較多的重視,[31]雖然相關研究也還需要繼續拓展和深入;而關於「制度」的研究,特別是「憲章制度」與真實權力的互動,則還十分薄弱。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資料的相對匱乏,特別是高層權力運作的狀態難以為研究者所瞭解,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制約。現在,李鵬此書提供了新的寶貴材料,既有助於解開一些歷史謎團,更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這兩個問題,特別是後一個問題,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解這兩個問題之間的緊密關聯,具有重要的意義。沿著這個研究方向,本文僅僅做了初步的、膚淺的嘗試,更多的努力有待來者。

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六月初,於太平洋另岸「桴浮書屋」



作者簡介

吳國光(见图),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後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學文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中國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轉型、中國對外關係、亞太地區國際關係;著有英文書籍四種、中文書籍十六種,以及中文和英文論文多篇。

註釋:
1 江迅,〈李鵬《關鍵時刻》的關鍵〉,《亞洲週刊》,2004年3月28日,頁36—39。
2 例見:Li Lu, Moving the Mountain (New York: Pan Books, 1991); Shen Tong, Almost a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2009);劉剛,《天安門,路在何方》(香港:英華出版社,2009)。
3 例見:嚴家其,〈又一次北京之春〉,〈六三之夜〉,均載嚴家其,《政治多麼簡單》(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226—46,248—52;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7);張偉國編,《欽本立的擦邊球》(布魯克林: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2000);高瑜,《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國出版社,2009)。
4 例見: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5 例見:丁望,《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95);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6);卡瑪、高富貴,《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洛杉磯:真相出版社,2004);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200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例見: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ed.,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Theodore Han and John Li eds., Tiananmen Square Spring 1989: A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張良編,《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7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並見: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8 例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袁立本,〈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真相〉,載唐紹明主編,《平暴後的反思:堅持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頁3—33。根據李鵬本書透露,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要「揭露」壞人以「爭取輿論」。
9 這一系列著作包括:李鵬,《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3);李鵬,《起步到發展:李鵬核電日記》(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4);李鵬,《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5);李鵬,《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出版社,2006);李鵬,《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李鵬,《和平與發展:李鵬外事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10 引號內為李鵬原話。以下所引李鵬此書內容,在我的行文清楚交代時間的情況下,讀者可按照這個時間交代,查閱此書相應日期的一節,不另行註明(比如說,本句內容,見李鵬此書「四月十六日」一節);在時間交代不清楚的情況下,我以括號註明所引內容出自此書某日期的一節,不另加腳
11 書中多處顯示李鵬對於姚依林的尊重和信任。在「五月四日」一節,李鵬記敘說,「(姚)依林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這場動亂是不是打鄧倒李保趙。他還提出疑問,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李鵬評論說:「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並且久在中央工作,鬥爭經驗豐富。他的兩點質疑,確實發人深省。」
12 一個簡單但可能很重要的解釋,是李鵬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在本書「六月十五日」一節,在談到閻明復的時候,李鵬在記敘了閻的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背景之後寫道:「我真無法理解,不知為什麼,這樣一個革命家庭出來的人,在關鍵時刻立場不穩,竟站到支持動亂一邊去了。」這從一個側面,反證了李鵬對於自己家庭背景的重視,特別是這種背景與自己的政治立場之間的關聯。
13 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4。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72。
15 同上,3。
16 在這一節,李鵬寫道,胡耀邦在政府中沒有職務,學生因此不應該向作為政府總理的李鵬遞交有關胡耀邦的請願書,他們應該向總書記提出有關黨務的問題。
17 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頁57。
18 上書,頁58。
19 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頁32。
20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頁122。
21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6日通過)(此章程在一九八九年為有效章程——吳)第二章第十條第三款:「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第三章第十九條第一款:「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三)討論並決定黨的重大問題」;第三章第二十條:「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全部工作」;第三章第二十一條:「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見《中國共產黨章程彙編(從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頁105、108。
22 趙紫陽,《改革歷程》,頁58。
23 參見李鵬本書「前言」,那裡這樣不點名地討論趙紫陽在「這場動亂」中帶給「我們」的教訓。
24 趙紫陽,《改革歷程》,頁25。
25 上書,頁66。
26 上書,頁66-67.
27這些東西,在政治學中,都屬於institutions 的範疇——漢譯一般用「制度」一詞,但它明顯與當代漢語一般意義上所使用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這裡試用「憲章制度」一詞來表達其涵義。在下文中,除非另外說明,我一般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興起的所謂「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學術傳統內使用「institutions」 (也即我所說的「憲章制度)的概念,特別是其中的「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關於界定和闡述這一概念的相關文獻,例見: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 這裡的「制度」一詞,是在當代漢語一般意義上使用的。
29 例見: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例見: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例見: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Andrew Walder,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 5 (Sept./Oct. 1989), pp.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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