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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1日星期一

陈小雅: 赵紫阳与杨尚昆的“默契”


图为赵紫阳与杨尚昆

 


 

笔者于八九民运廿一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以表对逝去的朱厚泽先生的怀念!

 

 

我一直认为赵紫阳与杨尚昆在八九事件中存在默契。但在1994年,也就是我的《八九民运史》[1]杀青之际,尚无此种看法。当时,我仅仅是认为,这二人的行为有“反常”之处。这种“反常”,在赵是“抛邓”的行为,在杨是他对于最高军权之迫不及待。所以,当时,我将二人与陈希同、陈子明同列为对八九事件负有责任的“四大玩火者”。

但此后不久,我渐渐地有了感觉。这首先来自于赵紫阳自己的辩护词。它说明,在那段时间里,赵与杨来往密切,赵所采取的重大行动,杨都是预知、或施以干预的。这使我形成一个印象,赵杨虽然在事后处于事件的“两极”——一边是镇压的反对者,一边是镇压的执行者,但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鉴于没有更多的资讯,我不便猜测。

正式形成赵杨之间在八九民运中有“默契”的看法,始于1998年春由郑仲兵先生召集,由于光远先生主持的一次以“五四精神”为话题的首都思想理论界人士座谈会。[2] 那次会议,后来被事先有准备的何家栋协同李慎之先生扭转为批判“新左派”的开台锣鼓,是发起和主持人始料不及的。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的间隙(午餐时),我第一次与朱厚泽先生交谈,并有意外的收获。厚泽是《八九民运史》最早的读者之一,他告诉我,赵无意于军权。

我相信厚泽先生的话。赵不仅无意于军权,而且无意于党权。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觉得自己能把邓交给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完成,就很不错了。而且,根据属相学的说法,属羊的人有依赖别人的财势的习惯,所以在政界、军界服务,难有大的作为。正因为如此,赵的“抛邓”,被视为不可理解的“浪漫”之举。厚泽先生给我的忠告,意在暗示我,可以质疑赵的行为的合理性,但不必怀疑他对权力有什么“野心”。

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邓之后,总书记如果不兼任中央军委主席,那么,他必会将这个权力委于政治上的可靠同盟者。赵在军内毫无根基,所以,他只能交给离这个位置最近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尚昆。在赵上任总书记时,邓事先与杨尚昆、万里打过招呼,也获得他们支持赵的保证,这也可以看做邓对身后事的安排,即“赵——总书记;杨——军委主席;万——总理”的政治拼盘。

我曾屡次撰文强调,杨的思想并不保守。但杨对最高军权的欲望,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既是被邓认可的(很可能也是邓获得最高军权时的一种合作产物),也是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追求。即使没有读过吴稼祥大作对他入骨三分的刻画,凡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人,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历次出行(包括阅兵)时,站在敞篷汽车一侧的矮小的党的总书记的脸,经常被站在身旁的身材魁梧的军委杨副主席挥舞的胳膊遮蔽一半的画面!

邓、赵有心将军权付杨,杨又早已跃跃欲试,所以,如果不发生八九事件,在邓之后,杨很有可能顺利接掌军委主席的职位——就像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中描绘的那样。中国最高权力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格局:赵——如他自己所说——回到行政权力中心(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类似于现代美国总统权力的行政首脑,所以我曾有“赵任中国——包括海峡对岸——的第一届总统”的预期[3]);将党权还给胡耀邦的旧部(要么是胡启立,要么是——按胡耀邦当初的设想——朱厚泽[4]);杨尚昆主掌军队。

但问题是形势发生了骤转,上述本来可以平稳过渡的进程被打断。保守派抓住八九学生抗议的机会,对当权的改革派发难。改革派看起来一时没有收拾局面的能力。如果最高权力重新洗牌,杨的位置(远景)还能保住吗?

杨的位置(远景)能否保住,显然取决于两件事:其一,是邓对他是否还信任?其二,邓还能活多久?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种种资料显示,他盯邓很紧!不仅盯得很紧,而且几乎垄断了任何人见邓的渠道。也正因为如此,陈希同们425日见邓,还是通过万里(万与邓七十年代中期结为“牌友”关系)引见的。[5]

本来,杨对邓的进见渠道的垄断,对于已经结为“盟友—未搭档”关系的赵,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倒是一个保险。因为这样一来,被他视为大敌的李鹏们就不便进谗言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保险”麻痹了一向谨慎的赵,以为自己只要掌控住外面的形势,要说服邓,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事后证明,邓并没有那么好说服。而在杨的一方面,可能是对于赵解决学生问题的能力也发生了怀疑;可能是已经侦知邓有将军队权力交给赵的意向。学生不退,邓就不会被说服,而在邓赵分歧公开化(这一步是赵自己走出来的)后,杨就必须考虑,究竟是站在赵一边,还是站在邓一边?根据他的政治经验,站在赵一边,很有可能和赵一同失势,而站在邓一边,虽然“盟友—未搭档”关系会解除,但最高军权的位置还是可期的。对于中国官场来说,这几乎就是一道小学算术题。所以,杨做出这样的倒向选择,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并且是迅速的。

但是,到此为止,杨并不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仅仅是“观点倒向”,与“承担执行”毕竟还有一段距离。我相信,在那时,中共党政军内高层的大部分干部,即使是选择了对邓的“观点倒向”,也是未必愿意亲手去“执行”,而更不愿意“承担”的。在这个时候敢于“承担执行”的只会是两种人:一种是我在《用“责任”监督政治家》一文中,所说的岳飞式的人物(他不得不承担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任务后,却尽最大力量保护和保留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社会中的活力。 这种人,堪称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大智大勇之辈)。另一种人是甘于为虎作伥之人。

杨尚昆不是一个甘于为虎作伥之人。事后证明,他为开枪一直心情沉重。不论是619日接见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表演,还是其家人委托蒋彦永所作的表白,在在都证明,他心里十分清楚,开枪是多么大的罪孽!

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促使他在那个时间,走到了那个台前呢?

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他担心天不假邓以高寿,历史的夜长梦多。如果不趁邓在世,借用一个实战机会掌控军权(邓借用的是越战),考验军队对他的忠诚度,拣选并排除异己,那么,邓去世后,仅以现有的军内反杨势力看[6],杨的前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我在2004年访美期间意外获得的一则消息。当时正值八九事件十五周年,中国大陆电视中(一说是中宣部制作的光盘中)竟公开播出了杨白冰签署戒严令的画面。由于我人在海外,没有看到这个图像,但我却接到了苏晓康打来的一通非同寻常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   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

第二,   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

第三, 外围布置导弹部队。

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

此后,我发表了《邓小平用兵探秘——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7]2006年,又发表了《六四事件两大“悬案”追踪手记——访宗凤鸣、于浩成先生》[8],想投石问路,收集反应。时至今日,除炒作者之外,尚无人出面“澄清”。但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第三,调导弹部队布置在最外围,也是自忖权威不够,对各军必然采取的防范措施。一句话,这些都符合杨家兄弟的处境,以及在那样的处境下必然产生的不安全心理。

如果以上描述,是杨尚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么,赵紫阳和杨的“默契”,又是怎么回事呢?2006年,我向十分了解赵紫阳晚年情况的宗凤鸣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心人姚监复为此观点充当了“义务”宣传员。但他的反馈告诉我,在他征求过看法的人中间,所有的人都对“默契说”摇头,只有两个人点头,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一个是赵紫阳的秘书鲍彤。

那么,摇头的人是怎么想的呢?我曾经私下征求过厚泽先生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想得那么深”。关键的是,曾有人将“默契”问题误解为“赵杨曾联手密谋兵变,结果杨尚昆当了袁世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就是姚监复征求看法的圈子里),人们对紫阳的人格深信不疑,所以不相信他会和有争议的杨搞什么交易。他和杨也都不存在叛邓的可能性。但这些人都无法解释赵对戈尔巴乔夫的那段讲话,因而,也无人出面反驳。

以后发生的两件事情,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是2007年姚监复先生为我提供了一次采访鲍彤先生的机会。在那次与鲍彤先生的见面中,我得以亲自向他求证这个问题。以下是事后追记:

 

陈:赵为什么不要军权?

鲍彤思考。

姚:赵刚上任,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见,结果杨尚昆办公室来了个电话:“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经插进来了。

鲍:应该说,赵没有这个野心。他忙不过来。他一心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陈:那么,赵和杨是不是有默契?

鲍:有。赵当总书记的时候,邓找过万里。万里原来是赵的上级,他当地委书记的时候,赵还是他下面的区委书记。邓对万讲,要他全力支持赵,他答应了。杨也是赵的上级,邓也找过他,要他全力支持赵,他也答应了。赵当时觉得,有这两个人的支持就行了,其他人怎么样都不重要。

姚:六四期间,赵只见过万一次,但见过杨四次。鲍有一次在场,其他几次不在场。

鲍:赵从朝鲜回来以后,杨找过赵,说,要邓小平收回成命办不到,但逐步淡化是有可能的。他和赵的看法是一致的。

 

陈:您对杨白冰这个人印象怎么样?

鲍:不错。他请我到总政去作过一次报告。

陈:有人说,在戒严问题上,邓和杨有交易……

鲍(惊讶地):哦?

陈:杨对邓的要求之一,是让杨白冰接掌军队。

姚:所谓“举贤不避亲”嘛!

陈:这事在军委三总部引起很大反弹,所以,三总部反戒严的声浪很高,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杨的家兵家将!”军队是很讲究资历的,还有那么多山头。

鲍:这个不知道。

 

从这一段对话,我们得以确定:第一,赵对杨的看法不错,信任他,这是事实;第二,杨对赵接手军队很敏感,这也是事实;第三,赵对杨的敏锐反应,以及在自己周围布置了耳目,心知肚明。

在这次访谈中,我还搞清楚了在517日作出戒严决定后,赵写辞呈和递交受阻的真实情况。以往的叙述(包括赵的自辩词和张良的《六四档案》),均说赵写了辞呈后,杨劝他不能那么做,所以赵没有递上去。这给人一个印象,彷佛赵做什么事情,都是与杨有商量的,杨是当着赵的面看了辞呈,然后劝他放弃这种打算的。但这次采访鲍彤先生告诉我,赵的辞呈是交给秘书,请秘书递上去的。结果却收到杨尚昆的电话,劝他收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赵和杨的关系并不像赵的自辩词和《六四档案》的文字给人的印象那么紧密,但杨对赵的监控,却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显然,赵在那时递交辞呈,必然给杨白冰主持的戒严制造难题。38军军长徐勤先,很可能就是风闻了这些事情,才会抗命的。

那么,既然赵杨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他的自辩词为什么会给人留下他们“关系紧密”的印象呢?在此,他和杨,在八九事件中的“四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可能是解读的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赵紫阳的口述回忆中,似乎有意略去了这一笔!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赵此后的一些行为中,侦知他的心理轨迹。

第一件事,赵听取了杨尚昆的劝告,没有递交辞呈。事后,他解释说,他不愿意看到军队分裂,国家陷于内战。这是中肯之词。但还有,就是他还寄希望于杨。

第二件事,522日,赵在休息了三天以后,仍然按正常情况去上班,但他发现,已经没有人给他送文件了。

第三件事,赵在自辩词中频繁地提到和杨的关系(正是此举给我留下赵杨“默契”的印象,结合上面这件事,我怀疑杨曾在赵写辞呈后劝赵安心休息,由他来帮助赵度过政治难关)。

第四件事,邓南巡后,赵频频送出谈话,谓邓在八九事件前,一再表示要将军权交给他。

第五件事,2009年出版的赵紫阳口述《改革历程》中,极少提到自己和杨的关系,仅有的两处,一是透露1989517日,是杨率先提出“戒严”问题(而不是邓),赵认为这不应该。二是认为杨在邓“南巡”期间,把自己摆在了“保驾护航”的位置,这很危险。

——从这个过程,我们大体可以推测,赵对杨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开始,他频频提到杨,可能有意刺激杨尚昆渐老的记忆力,让他不要忘记对自己的承诺。之后,他发现杨几乎无所作为,对之失望,并决定揭露真相,那就是邓对军权许诺的“转意”。最后,在《改革历程》中,我认为,赵已经看清杨的真面目,是迫不及待的抢班夺权,所以,言辞是冷峻,而带嘲讽的……

 

顺便说一句,我曾询问宗凤鸣先生,赵紫阳对我的《八九民运史》有何看法。宗先生不知所云。对此杜导正先生所著《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给出了答案,赵和他周围的人,一直把我与上海市社科院一位同名男士混为一谈,所以有:“社科院那个从上海调来的年轻人……”[9]云云。

 

                                     2010531  于北京

 



[1]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年第一版。

[2] 此会的原意是出版“先驱者丛书”,其编辑计划尚存我处。

[3] 陈小雅《赵紫阳留下的遗言》,载香港《开放》杂志。

[4] 见《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原载《动向》杂志20105月号。

[5] 据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人员陈辉口述。

[6] 见陈小雅《八九民运中站在学生一边的军人》,载陈小雅《佛之血》——八九\柳丝研究文集》,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35月第二版。

[7] 载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1989年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11月版。

[8] 载《北京之春》20066月号。

[9]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电子版第48页。



高瑜:六四21周年的思考――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的必然性


早在二十年前,被中共宣传为改革不成功的前苏联公布了卡廷惨案的真相,随着苏联档案的陆续解密,一个大国从崛起到崩溃各个时期真实的历史也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自诩为是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六四屠城二十一周年了,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调查,也没有对无辜被屠杀者,对全国各地被迫害者做一个应有的交代而且迫害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共到底要隐瞒什么?

今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怀念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立刻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热潮。二十一年了,中共高层总算有人正面触及了四月十五日这个敏感的日子。据悉,平时没人买的人民日报都因为这篇文章而脱销了,胡耀邦今天的影响可低估吗?六四早已成为横在中国人心中的卡廷事件了。

五月九日,温家宝掀起的舆论热潮就被盖过去了,因为胡耀邦亲自为中共选择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病逝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被胡耀邦选中接替被免职的邓力群,担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深知其利害,不愿意赴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去贵州把他接到北京的。“半生蹉跎成千古,一言不朽是三宽”(李洪林悼词)。朱厚泽不但因为胡耀邦下台而下台,也因为六四受处分而赋闲。他在胡耀邦身后,成为中共党内推动政治改革的旗手,他留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著作:《 关于近现代中国改革路径的思考》、《全面改革的宣言书以及同友人的大量思想交谈,对今天官方推出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否定,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要与世界文明相汇合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在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之际,在缅怀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的同时,再一次破除官方蓄意制造的改革迷信,成为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改革开放应该从何时开始

前年八月,中共前主席华国锋在奥运的喧闹声中去世,我写了一篇《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结束旧时代和开创新时代的两位中共领袖》,对官方定位“两个凡是”的两年——七六年十月“粉粹四人帮”至官方认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_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正是这两年,华国锋和胡耀邦开创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胡耀邦作为政治家,做出最重要的功绩都发生在华国锋担党政军一把手的时候,说明被党史排除在改革开放之外的两年,的确像胡耀邦说的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时隔不久郑仲兵和李宇峰组织了一次《华国锋历史作用座谈会》,朱厚泽先生也莅会。会上中共党史著名教授韩钢以翔实的史料论证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被从党史上抹掉,担任过党政军最高职位的中共一代领导人华国锋是真正改写中国历史的人。后来取名《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的史学著作,发表。韩钢运用大量史料推翻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做的极为不公正的决定。

  更早在二00六年六月十五日,美国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教授、准备要写邓小平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访问了曾经在中宣部工作十年,经历了五任部长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的郑仲兵,他们的长篇谈话记录堪称中国前十年一部内容翔实的改革内参,这部史料发表在二00九年六月三十日。

韩钢论证: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

郑仲兵认为:毛泽东最喜欢 “四人帮”,华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叫什么“凡是”啊?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华恢复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怎么能说他“凡是”啊?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韩钢考证:“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根据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发现者是他的部下朱佳木。邓力群很快找到王震,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委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还去向邓小平反映。

郑仲兵认为:『华国锋“两个凡是”,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要真是搞“两个凡是”,第一,他不会搞重点转移,毛泽东当时认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华国锋敢把它扭过来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叫做重点转移,这个了不起呀!』

韩钢考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韩钢论证:一九七七年五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提出的改革。一九七七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一九七七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五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一九七八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绝非旅游)。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七八年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

以上说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华国锋已经形成。

               

中国改革的第一次逆转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的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的丰硕成果,包括重点转移,对毛泽东集权主义的批判,包括华国锋对“两个凡是”做的检查,包括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时期领导的平反历届政治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为全国“地富反坏右|”摘帽,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北京市委为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伟大成绩,都与华国锋温和、厚道的个性,善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些成果都被邓小平夺去。中共之所以把三中全会定位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失去权力,邓小平夺取了最高领导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也使得中国改革发生了第一次逆转,首先文革结束后,逐步恢复的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又被破坏,文革被打散的官僚体系重新恢复和集结,在毛泽东之后又出现第二个凌驾于党国、党军之上的独裁者。邓小平通过赵紫阳告诉陈云:党只能有一个婆婆。就是一切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胡绩伟这样评价邓小平:他的思想理念,基本停留在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候。

李锐说:邓小平懒惰,又好玩,只抓权,从来不想负责任,更不会认错。

郑仲兵说:邓小平这一辈子,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感兴趣的,他非常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权力系统,他一贯是这样。毛泽东发动文革跟他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的理念跟他不一样,毛泽东是要发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要利用群众、掌握群众,搞群众运动,搞“群众专政”,邓小平对这套不感兴趣,邓小平是比较注重官僚系统。但在坚持专制主义原则、一言九鼎、“我说了算”这一点上,他们是不相上下的。

郑仲兵还说:批倒华国锋之后,“真理标准”就转向与“准确完整”之争了。“实践标准“的提出,恰恰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挑战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主张的不可动摇的神话,即触动了中共立党的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以及为维护它的种种诡辩。而邓小平夺取最高权力之后,提出“准确完整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术。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秘书长,还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三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就兼任兼中宣部部长。他提出要把宣传部办成“思想解放部”,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议。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访美回来,准备了对越战争,就在会议第二阶段,抛出代替“两个凡是”的“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五月下旬,胡德平又有一篇有着震撼力的回忆录问世——《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这是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中记录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

一九八0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进入下半年,党政军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开始点豆成兵般地进行人事变更。他坚决要把华国锋拿下,接替人选就落在胡耀邦头上。高层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都不同意华国锋下来,虽然各自想法都不一样。杜导正记录的赵紫阳的这句话,准确地表现了胡耀邦当时的态度和思想活动,胡德平更以当年《个人日记》中的生动真实的记录,为赵紫阳的这句话补充了更多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背景和史料。胡耀邦被选择接替党的最高职务,他以政治家的真知灼见认为“这是一招险棋”。长子胡德平也以年轻人的冲动坚决反对父亲接任。胡德平披露了父子间的多次谈话,甚至他以步步为营的紧逼让父亲拿出办法,不愿这件事成为现实。令人吃惊的是,胡耀邦想出最好的办法,是“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胡德平写道:“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胡耀邦用这样的政治改革设想,去化解邓小平的专制主义在党内复辟,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可能实现。

 二00八年胡德平在《财经》杂志,发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以史学家的勇气,第一次揭示了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为三十多年前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为何》一文继续这种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不但继续提供胡耀邦和华国锋两位政治家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对父辈的缺失敢于提出异议,他写道:“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化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经典法西斯镇压了八九民运

八零年十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提议,全体通过,由胡耀邦代替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到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就改成总书记了。在这之间邓找王震,让王震等人说话,提出改主席为总书记,这是邓小平搞的几个步骤。

郑仲兵说:这点明显地表现出邓小平限制胡耀邦的权力,把他的权力限制在党务上。很快,邓小平安排了三套互不统属的班子:政务让赵紫阳管,管政府;军务让杨尚昆管,管军队;让胡耀邦管党务,还派了胡乔木、邓力群来掺和——胡耀邦权力事实上是很小的。邓小平说他自己是第二代核心,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太上皇,他是真正站在总管的位置,底下党、政、军“三权分立”,都向邓小平负责。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付出巨大努力,主持起草了《精神文明的决议》,写进普世价值。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时候,因为陆定一要求删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而引爆党内争论。亲历者朱厚泽总结:『结果邓小平出来讲,“我提出来反自由化,我最坚决,我讲的最多,至少还要反二十年。不管这个话原来是从哪儿来的,都无关紧要”。所以,耀邦花了一年时间整出来的比较好的一个文件(虽然有很多妥协),通过之时也就是埋藏之时。六中全会人家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讲的,“反自由化至少还要二十年”。』

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邓小平指示老人帮召开生活会,进行文革式残酷批斗,被逼迫辞职,有其必然性。胡耀邦是具有多种传统美德的政治家,因为读书多,同时具有现代政治理念,他和邓小平属于完全不同的改革者,邓小平一生搞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从来不读书,追求的不是宪政目标,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专制。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与经典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薄一波等一批政治老人和胡乔木那样的笔杆子“投其所好,改革初期就制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两个神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激发起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最后遭到邓小平的残酷镇压,是经典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镇压。也是必然。

中国改革失去胡耀邦、赵紫阳后,彻底发生了逆转。

         

                     中共屠城的刀从未放下 

被胡耀邦看中的朱厚泽,是中国最有思想魅力的政治家,他八十年代提出“三宽”,晚年提出“三个反垄断” :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几位学界朋友认为这是重大的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零八年五月他们进行了以下谈话:

: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

:人民的立场或者是历史的立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从这一点看,我觉得您比胡耀邦幸运,就是走了这个历史过程,耀邦没机会、没时间来走这个过程。

:多活了十几年。

:快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送走了朱厚泽。华盛顿邮报用《富人的钱和穷人的刀》为题报道中国的现实:『�富�立正在好一�中�大舞台上荒�上演。富人的�,炒房、炒股、炒大蒜;�人的刀,自�、仇�、�目的地�。�二者�普通人和政府都感到防不�防、��心�。”这正是邓小平屠城造成的结果,每年维稳的费用已经高达五千亿以上,和军费相当,二十一年了,邓小平举起的屠刀,从来没有放下过。专制主义不解体,这把屠刀就放不下。


-- (原载《争鸣》2010年6月号)


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

《动向》长短论: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



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
《动向》长短论

五月十一日朱厚泽的送别仪式,别具一格,盛况罕见,不少出席者奔走相告:该来的都来了,该见得都见着了。有人形容这是六四后21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制内外民主人士的聚会。送别朱厚泽的悲情与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欣喜,奇怪的组合在一起,确实有特色。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来告别一个时代、告别一种曾经有过的希望:
朱厚泽是中共党内民主思想的领军人物,与李锐、胡绩伟等同为党内民主派重镇,但对现存体制的反省、对社会转型、对中国前途的探讨对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认知,他是走的最远的一个人。在一个反智化与逆淘汰的一党专制体制里,他的理论修养、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政治漩涡中坚守人格良知,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他被认为是兼具耀邦的无私、革新、勇敢,与赵紫阳的机智、变通、稳健于一身的人,他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希望。
胡耀邦去世前曾经表示:“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白纪年。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 朱厚泽与胡耀邦是心心相印的,在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遗稿中,朱厚泽写了一段话,“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鞠躬尽瘁。他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这个体制、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这其实也是他自身的写照。
六四后20年朱厚泽和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冰冻了,尽管朱厚泽已经把关注的精力投向民间和社会底层、投向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投向大自然……,热衷于既得利益分赃的中南海还嫌他碍手碍脚,他被嫉恨被监控被禁止出境,乃至于他死了也不被放过——遗体仍要被中共党旗覆盖,朱厚泽的思想精神和整个身体全都被中共无情地鞭挞、吞噬。惜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朱厚泽曾说过“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也是最厉害的。”在临终前,他对以残酷斗争、牺牲人权的所谓“中国模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预言这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大争论的焦点。
朱厚泽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自己和中共民主派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告诫道:我们这些老人的存在指倾向政治改革的老人们,给年轻人以希望,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希望。他更直接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有人视此为朱厚泽的政治遗嘱。
随着朱厚泽的离去,中共党内民主化和中国政治改革的所有幻想都彻底破灭了。寄希望这个体制能够改革完善、成功转型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寄希望于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这样的好人力挽狂澜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这不仅是朱厚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更是被被中共绑架了的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悲剧。难怪有朱厚泽送别仪式的出席者感叹:这样的聚会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吴稼祥:一切与飞天有关——悼念朱厚泽

与总书记胡耀邦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朱厚泽逝世当日(9日),我收到许多告诉我噩耗和表达哀思的短信,其中最能触动我的有两条,一条是张剑荆发的:
近来一直有预感,昨晚还翻阅其摄影集,有一句话感受:一切都与大地有关。没想今日竟得噩耗!我请他解释一切都与大地有关意思,他回复说,几次聚会都提及其病情。他的摄影集内容关注的多是树根,花,山峦,小民。
另一条是张璨发的:惊悉伟人离世,十分哀痛。真忘不了他为我给北大打电话的情景。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在美国,如你去现场,一定代我表示:爱他,想他,学他。
第二条短信看起来成了第一条短信的佐证。1986年的张璨是北大国政系的应届毕业生,成了像农药一样残留在新经济体制绿叶之上的计划经济的牺牲品:她曾经被计划划进石油大学录取名单,未去报道,被取消以后的高考资格。第二年她改了名字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临近毕业时被校方除名。朋友们都为她申请免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从我们这儿得知情况,不仅同情当事人的遭遇,也反感僵硬计划的遗祸,做了张璨终身铭记的事情,虽然最终她还是被取消了毕业资格。

朱厚泽的领航员,胡耀邦

这确实与大地有关,就身份地位来说,那是一棵大树对一茎小草的怜惜。不过,就朱厚泽本人的命运而言,的关系更大。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省部级干部的人事变动,像夏夜流星经天一样寻常19857月的三位省部级干部的工作调动,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
——胡锦涛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调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温家宝从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看,如果可以说第一项变动是空降,从中央到地方;第二项变动便是飞天,从地方到中央;第三项呢,更像登山,从地势较低较边缘的中央机关,登到地势更高更中央的中央机关。
不过,朱厚泽的那次飞天,不是他的单独飞行,他有一个领航员,胡耀邦。朱厚泽一到北京,领航员就把他领向海滨,参加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在开往那一片汪洋之地的列车上,胡耀邦问朱厚泽:
怎么当宣传部长,想清楚了吗?
新任宣传部长回答说:不仅没有想清楚,从哪儿开始想也不知道,这是朱厚泽一贯的个人风格,说话真诚,清晰、简单而透彻,从不先意奉承,巧言令色,拐弯抹角
总书记笑了:那好吧,到北戴河听几天会再说吧。
听完几天会后,再也没有说。据朱厚泽后来(1987110日,当时北京正在降落入冬以来的第4场雪)对我说当时的会见只有5分钟,5分钟是他在中宣部任上总书记唯一和他单独会见的5分钟。在朱厚泽和我见面18天之后(128,他被解除中宣部部长职务。朱厚泽本人可能也不知道,在与总书记同行的5分钟飞行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北戴河亮相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在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的处境相当困难。反自由化是会议的主题,主导的意见是反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耀邦没有怎么讲话,但他要求朱厚泽发言。朱厚泽讲了大约10分钟,会场鸦雀无声,胡耀邦则笑着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亮相来啦!
在两年后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会议上,那次会议和朱厚泽的那个发言被再次提及,朱厚泽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他本人找不到那次发音的录音,但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发言前准备的要点,在10分钟的发言里,他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只要社会主义赶不上资本主义,这个思潮总会有。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绝迹,也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泛滥。他谈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名字从英文直译就是“15分钟写的是一个名侦探从人生顶峰的落。在英语语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5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意思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自己闪亮的时刻。与总书记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一生没有别的闪光点,他其实把阴影留给了自己,把自己更亮的闪光点贡献给了他执掌的部门和改革事业。如果写他当部长的那个部门的历史,陆定一、胡耀邦和朱厚泽必定在册,且标示里程,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工作方针则是它最有时代特征的亮色。

不肯双面,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

朱厚泽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外松内紧,或表宽里窄,三宽他自己身体力行。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后果,是把人都变成单面人,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扩大再生产双面人。不肯双面,是朱厚泽人生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钙性难移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19865到上海和武汉考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者的畅所欲言,才思敏捷,会议气氛的融洽和谐,让朱厚泽十分欣慰。到了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谈反自由化,谈反精神污染。朱厚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
这种爽酷个性,让爱他的人铭心,恨他的人刻骨。同年9月,他考察广东,听过他演讲的一个年轻干部说,朱厚泽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说家,他思想开放而不失分寸,语言幽默而态度持重。朱厚泽知道总书记需要他做一个战士,战士的后果,他也心知肚明。就在广东考察期间,他对他的秘书说:我随时准备卷铺盖回贵州老家。这次他真的回贵州老家了,永远地回,但他这次走的不是铺盖卷,有青山可枕,蓝天可盖,他已经不需要它们了,他的是爱他的人们对他的绵绵思念。

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

其实,他和他的领航员胡耀邦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才子,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他们都重审美感,轻胜负心。瞿秋白在其遗著《多余的话》里写道: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有一个朋友说,胡耀邦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恩赐。像他们这样的人进入政治,对这个国家和老百姓是件幸事,但对他们自己肯定是一种伤害。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民族需要两种人,天上的白云和地上的桥梁。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楷模,地上的桥梁是攻城拔寨的英雄。没有前一种人,一个民族将成为一群耗子,生存能力可能很强,但萎缩在阴沟里;没有后一种人,一个民族到不了风景独好的彼岸,有可能像优美高贵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一样,瘸腿少胳膊地进入博物馆。在我看来,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带着他自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飞天,被卷入时代风暴雷电,虽然如今挥手向我们告别,但他毕竟存在过,飘拂过。让我用一首写于1990年的小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又一个黄昏把窗前景物并入永恒
万古如斯的古铜与宁静
一只喜鹊从远古飞来
缓缓抵达我的眼睛

她飞过窗外那一小片蓝天
好像没有留下一点点翅痕
但我总觉得这片天空有点异样
它毕竟感受过一次飞翔的生命

此后无论多少狂风暴雨
也擦不掉这次黄昏时的飞行
再过一万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一只喜鹊飞过这片天空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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