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0年4月29日星期四

苦胆:世博,还是死搏?

(图为《争鸣》2010年5月号封面)


一位供职于上海一家大企业的朋友出差归来,在电话中与我倾谈时抱怨,他回来后第一天上班,差点儿连单位的门都进不去。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为了世博会安全起见,他们企业在大门里面增设了像地铁站那样只有刷卡才能放行的自动门,模样、装置几乎与地铁站的一样,所不同的是:乘地铁刷的是需扣款的交通卡,而进单位“刷”的是藉以通行的职工就餐卡。既然与地铁一样,当然出去也要“刷”卡,不过要走另一道门。笔者的这位朋友回沪后匆匆上班,忘了带卡,而保安又换了陌生面孔,要不是同事帮忙,他不免狼狈。至于外面的人进入,那就更费事了。员工们对这种做法,啧有烦言。

 

其实,自从2002123日中国上海取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之后,大大小小的折腾就从未消停过——

 

一番空前的大煞风景的拆迁,使得一片片有上海特色的老城区被推土机和大铲车夷为平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被强拆住房的动迁户更是深受其害,日子过得非常悲惨。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揭露:“强拆民房导致数万百姓无家可归,现在这些居民流离失所,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到处借房子,还遭有关方面驱赶。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逼迫他们以最低价钱签下合约。有些访民甚至在上访途中的火车上,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抓去劳教后,又被注射不明药物造成中毒死亡……”

 

另一方面,表面文章也陆续做了不少。一些主干道和某些路街被拉直、拓宽,一些外宾容易涉足的小区被整修、改建,一些“有碍观瞻”的破旧建筑被大刀阔斧地拆除,少数不能拆的也被巨幅广告牌或“速成绿化带”遮蔽……

 

待到斑马线被重新描过,各大商场、酒店粉饰一新,高楼大厦亮出渲染主题的横幅、彩旗、招贴画,被指定的马路的两旁摆出盆花,这表明世博会已进入倒计时的尾声,而充满敌意与战备气氛的名堂也相应多了起来:世博安保正式全面进入“实战阶段”,“用行动谱写忠诚”;市民乘地铁要通过安检,查包;买菜刀、老鼠药须实名登记;世博园区招聘临时员工竟牵扯到“是否有旁系血亲……”;甚至连外地往上海寄快件都得出示身份证。要说“空气紧张”,还在后头。

 

随着世博会开幕式的日渐临近,中共及上海当局如临大敌,安全保卫措施全面升级。据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上海和浙江的海上公安、武警,先后对上海及浙江省对开海域的上千个荒岛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海陆空三军层层设防,士兵、武警严密检查来往人员、车辆、船只,甚至连狙击手都已提前到位……”“铁路上海站南北广场设立的89个钉子岗、15个流动岗和10台机动巡逻车已正式上岗。这89个钉子岗每个间距30米,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确保岗区范围内无露宿、无设摊、无强讨、无拉客、无叫卖、无兜售等,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和问题。”瞧那架势,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是,就这样仍不放心,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调动了“地对空导弹、远程防空导弹、歼-11、歼-8D战机、导弹护卫舰”。海陆空、导弹、护卫舰……莫非要打一仗新版“战上海”?莫非他们即将迎来的不是参与世博、参观世博的国际友人和国内各界人士,而是本拉登一伙?抑或是什么令他们头疼的“不和谐”分子?耀武扬威,外强中干而已。 既然内心惧怕着什么,干吗还要四出打点争夺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呢?

 

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到“政治的高度”,泛政治化往往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一般人眼中,世博会不过是一个介绍产业、展示产品的博览会。于中共当权者而言,则是非同小可,这里面有一个政治附加值——像举办奥运、世博这类“全球性的盛会”,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此会既可美化自身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又可增强稳固政权的力度。他们眼里,除了奥运等大戏外,在特定的时段,这世博会便是最大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更是当前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去“办”。

 

和平时期,竟然存在盘问、搜包、验证,这已然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对人权的侵犯。谁稍有不从,更大的麻烦就来了,而况还有枪炮压阵的准暴力随时等着伺候,这是赤裸裸的仗势欺人,稍微有点自尊心的人,谁受得了?让一个依赖枪杆子维持政权的“军警王国”举办世博会,等于让一个粗野的地痞流氓操办文雅之事,世人看到的是一副“赤膊戴领带”的滑稽形象。这样的世博会,必然视人权如敝屣,其基调只能是剑拔弩张,拼死一保,其他一概不顾。若非色厉内荏,何至于此?这种世博会尚未开展,就已经是床底下放鹞子——大高而不妙了。

 

与历届世界博览会一样,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有自己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这一届世博会的实情却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殃及千家万户,累及万户千家。世博会原本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展示科技创新、产业创意的成果的一个展览会,一个彼此交流、取长补短的平台,一个培育产业人才和对大众进行某种启蒙教育的场所,它的底色理应是文明、祥和,而不是闪现刀光剑影。人家美国已经举办过14次世博会了,没见过有哪一次是像中国上海这般神经紧绷的。红朝的“和谐社会”开一个区区世博会,竟给那么多人带来不幸、痛苦或麻烦,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如此荷枪实弹、一触即发,这到底是世博,还是死搏?

--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5月号

2010年4月27日星期二

曾经是法西斯高官的【萨马兰奇】

4月21日去世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是纳粹高官,他对奥运的贡献不能掩盖他早期不光彩的从政经历。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还原一个人的真实历史,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尊重。
萨马兰奇大概是他那一代欧洲法西斯政客中最后一位仍然活跃于公共生活中的人物。他改头换面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的支持者曾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 (Nobel Peace Prize)候选人。
上世纪50年代,萨马兰奇成为巴塞罗那市议会的一员,由此进入政坛,随后又加入了佛朗哥的“橡皮图章”议会——西班牙上议院。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寻找另一份职业生涯。他成为了一名体育官员。在给政府官员的信中,他的签名档总是写道:“我永远高抬手臂恭候您的差遣。”在独裁统治最后几年内,萨马兰奇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政治首领,身着法西斯制服,行纳粹军礼,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直到1971年时,他还曾向一家当地的报纸表示:“我忠于佛朗哥所代表的一切精神。我崇尚法西斯主义运动,毫无疑问,在我的余生我仍会保持这份忠诚。”


——显示器

纪红:关于杨宪益集外诗的说明

【新世纪特稿2010年4月26日】杨宪益先生去年11月23日逝世后,作为杨诗《银翘集》和《三家诗﹒彩虹集》的编者,我一直没有写出一点文字表达自己的深切哀悼。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经邵燕祥先生引见,我 得以结织杨先生,常到杨家约稿、聊天,又陆续收集了杨先生随手写在纸烟盒和信封背面或随便什么小纸片上的打油诗,终于积腋成裘,又幸 得罗孚先生相助,1995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银翘集》。后来内地又出版了《三家诗﹒彩虹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和《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喜爱杨诗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说到杨先生,除了其翻译成就,必提及他的“打油诗”,当然更敬佩他在1989年6月初通过 BBC对北京发生的法西斯暴行的谴责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良知。
      邵燕祥在《写在杨宪益逝世之后》(《明报月 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了杨先生的一首轶诗:“他在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后写的一首诗里,慨乎言之:‘早知国 共都一样,当年何必动干戈!’虽云说史,也是伤今。可惜在他的诗集里只能看到《兴城杂咏十一首》,而不是十二首。这失收的第十二首, 我也仅记得其中两句,又是一个遗憾。”
      读到邵文后,我尽力回忆当年编辑《银翘集》时 的情形,又翻遍家里所存有关资料,还是找不见这第十二首诗。但是,我却找到了在编辑内地新版《银翘集》时,杨先生审定编目时留下的记 录,还有一些由黄苗子先生当年给我的杨诗手迹复印件,算来竟有四十多首诗都未曾收进诗集,似乎也未曾公开发表过。现在,我 把这些诗集中起来以飨读者,附在文后,除原注外,不另加注。现尽我所知和理解,作一点说明。
      杨先生有云:“人同豆腐加麻辣,诗似松花半黑 黄。”“黑黄”自是戏言,人们通过“黑黄”看到的是内在的“麻辣”,这是多么有风味的“打油”!
      别人怎么评说杨诗,无论褒贬,杨先生常以“无所 谓”应之,在他看来这诗本来就是写着好玩的,不必太在意。朋友间的唱和,本无意发表,写来也就随心所欲,无所忌讳。若是要 公开发表,杨先生就会谨慎一些。除了在审定福建版《银翘集》时,杨先生删掉了一些诗作(有的还是香港版原有的),我还在杨先生的手稿 上发现有这样的批注:“不便公开发表”、“此皆黑色幽默,不足为外人道”,“只供内参,请勿公布”等,反映杨先生的顾虑。
      这些诗有的是对时事有所议论,对政客有所讥讽,他 即使想发表也无处敢登,如《中央领导年年添绿今又添绿》。有的虽已发表,如《螳螂》见于福建版《银翘集》,但未加注释,不熟悉背景的 读者或终不知作者何指。还有就是杨先生所谓“辞本俚语,难登大雅之堂,意过率真,恐遭污染之诮”的“黄诗”了,如《夜壶》等。也有一 些涉及个人,尤其是老朋友,杨先生宅心厚道,不忍伤害,这类诗作或腹诽或戏谑,读者若不熟悉他们的关系,很容易产生误解。
      杨先生诗兴一来,就随手拿起一张纸写下,末 尾通常只有日子,没有年月,有的或只注明星期几。时间一长,若诗中没有可追寻的事件,就很难知道具体的写作日期了。没有时间背景,对 诗作的理解也会产生一些困难。这要怪我当年没及时与杨先生核实,在此特向读者致歉。
    我从一份残缺的杨诗打印稿中找到一首诗,缺少开头两 句,从内容上看,当是赠罗孚先生(史林安)的:“……此去无人重绑架,迩来有地足盘桓。枯鱼入海心犹健,倦鸟归林体自安。 幸喜岭南花似锦,不须更耐凤城寒。 ”不知罗孚先生能补足否?
      把杨先生的集外诗发表,特别是他本无 意发表的诗公开,是否有违先生的意愿,我也为此顾虑重重。不过,想到卡夫卡曾向友人交代,死后将他全部手稿付之一炬,幸亏这位友人盱 衡全局,手下留情,我们才得以读到包括《变形记》《城堡》在内的一批杰作。而杨先生已成古人,他的诗作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重要的精神 财富,让它们藏于深山以至最终湮没,还是让它们有更多的读者更好?我想,世事变迁,许多当时不便公开的,现在公开也无所谓了,更 何况有的所谓“不便”,只是因为杨先生不愿意为难那些媒体编辑呢?
      在能真正自由呼吸的世界里,有什么不可以写,又 有什么不可以发表呢?
      因此,除四题六首碍于具体的人事原因 不便公之于世外,计得二十三题四十五首,供喜爱杨诗的朋友们欣赏研究。
      谨此寄托我对杨先生的无限哀思和怀念。
      2010年3月于温哥华 
附录一:杨宪益集外诗
附录二:邵燕祥:《寫在楊憲益逝世之後》 
杨宪益集外诗 
                 书赠郁风四首 
        一笑相倾腿便歪,犹思欢宴访蓬莱。
        可怜好吃黄和尚,从此天天吃素斋。 
        失足无端转痛风,蓬山路远病难从。
        且当鹦鹉参禅去,军院偏宜空对空。 
        恶贯而今终满盈,饱餐止饮变妖精。
        从今改喝茅台酒,做个猫儿不吃腥。 
        好色贪杯尚不妨,狂言美食实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乔公见祖光。
        注:玉体指苗子尊兄病体而言,因此 并非黄色文学,望郁风兄不加怪罪。
        一九八五年
        (编者注:其中第一和第四首黄苗子在《说杨诗》中曾引用,黄 文见《银翘集》) 
无 题
宾雁才除又祖光,将军难免阵头亡。
敌前免胄悲先轸,日暮挥戈望鲁阳。
刘四骂人原有理,苏三起解太荒唐。
古今多少糊涂事,付与红楼梦一场。 
戏赠同游王世襄兄
新篁银杏一篮收,乘兴天天菜市游。
我笑先生非醉酒,无端剃个大光头。 
有感
有限光阴听汇报,无聊酒宴劝干杯。
忝居政协闲差事,考察而今第一回。 
和苗子
蓬莱路远免攀登,莫作诸方行脚僧。
入暑昏昏炎未消,书空咄咄病犹能。
当今鼠辈仍猖獗,何必爷们苦折腾。
且待召开十三大,静观无爱亦无憎。
              一九八七年 
无 题
螳臂挡车亦可哀,天安门下几人回,
时辰一到终须报,六四遗单尚未埋。
原注:昔陈老总有名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 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顷游香港,当地人称算账为埋单。 
螳 螂
        “六·四”五周年感赋,当时有人阻 止坦克车前进,外电曾转登此照片,古语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勇斗车轮不顾身,当仁不让性情真。
填波精卫雄心壮,断首刑天猛志存。
敢舍微躯膏社稷,要留正气满乾坤。
捕蝉本是图清净,黄雀何须助恶人。 
报载《中央领导年年添绿今又添绿》(光明日报3 月2日)
闻道当添绿,今年绿又添。
每年都种树,不种不升官。
树自由他种,田还照样干。
请看添绿者,未必到明年。
 
和苗子兄
连台好戏闹元宵,吃罢汤元吃火烧。
兵败街亭诛马谡,剑藏鱼腹刺王僚。
债成三角连环套,政出多门捉放曹。
堪笑空城虚作态,南来司马叹徒劳。
                1996 年3月
附:苗子《丙子春节》
吉庆祥和说岁朝,巨型花炮照天烧。
群公议政开双会,一卒谋财杀大僚。
难觅丹砂疗国企,待抛金弹拯台胞。
满城争看罗锅戏,都羡和(左王右申)有两招。
原注: 一武警战士杀死副委员长李佩瑶;军事演习,恐吓李登辉;电视剧《宰相刘罗 锅》
读报有感
一次性交纳百元,新闻断句欠周全。
学生今日成娼妓,无怪文章不值钱。
原注:首句见前几天某报头版(纪按:标题原意为一 次性地交纳百元) 
代敏如拟八十岁生日
千里江山一日还,咸阳游罢又西安。
位卑未敢忘忧国,体健焉能早卸鞍。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黄河终要归东海,前路还余十九弯。 
无题四首
江水浪滔天,官家好赚钱。
救灾少评论,防口甚防川。 
昨夜流星雨,今朝鸟不喧。
微禽解天意,国事莫轻谈。 
去年八十三,明年八十五。
躲过本命年,真是纸老虎。 
去年逢圣诞,明年一月半。
八四本命年,不吃生日饭。
原注:按旧算,八十三岁生日在去年圣诞前一天,八 十五岁在明年一月十五日。今年没有生日可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无 题
零敲碎打度时光,送往迎来无事忙。
神女生涯原是梦,老夫酒后尚能狂。
阵前免胄悲先轸,日暮挥戈笑鲁阳。
开罢酴蘼花事了,何劳荆棘始堪伤。 
无 题
日暮挥戈望鲁阳,将军难免阵头亡。
冲冠一怒除宾雁,绕树三匝叹祖光。
刘四骂人原有理,苏三起解太冤枉。
古今多少糊涂事,付与红楼梦一场。 
无题十二首
白宫总统爱娇娥,惹火烧身众议多。
浪子回头金不换,奈何迁怒起干戈。 
师出无名人自迷,新闻媒介和稀泥。
剧怜总统克林顿,不及当年瓦德西。 
称霸花旗震四方,近来北约更猖狂。
可怜南斯拉夫国,兄弟阋墙遭祸殃。 
欲扫匈奴且顾身,美军怕死更无伦。
名城顷刻成焦土,只见飞机不见人。 
无端溅血染清波,蓝色曾称多瑙河。
英语新闻都叫好,有钱能使鬼推磨。 
读书何必求深解,学艺无须吃苦头。
恰似狗熊掰棒子,一茬咬过一茬丢。 
岂有银行能贷款,断无金屋可藏娇。
老妻酣睡阿姨去,闭户闻听“捉放曹”。 
大款有钱玩电脑,老夫无意出风头。
与君共尽瓶中酒,一醉能销万古愁。 
游龙戏凤归江李,捉虎擒狼待老朱。
右派高升该吃苦,人生难得是胡涂。 
圆明一炬百周年,美帝重来耍霸权。
对手今非西太后,联军只好白扔钱。 
十一
怪胎北约正猖狂,五十周年兆不祥。
世纪将终无好运,今天建国必遭殃。 
十二
买房贷款闹哄哄,官发横财百姓穷。
避席畏闻民主党,修身宜练法轮功。
1999年 
夜壶
皮厚腹空口无牙,生来混沌好自夸。
若遇官人慎开口,小心对面是鸡巴。 
        苗子来信,信封将“宪益”写成 “善益”
        人之将死其言善,有酒能消万古愁。
        宪益而今成善益,须知大限快临头。 
        负笈英伦仅六年,留洋博士我无缘。
        牛津四载只称硕,学位赢来颇费钱。 
        杨朴题诗事可疑,草窝得句又谁知。
        如何得见君王面,落魄贪杯是假的。 
        虽也提将官里去,未曾断送老头皮。
        有杯在手仍当醉,莫待无钱买酒时。 
无 题
春分何故北风狂,到处尘沙遍地黄。
小谢有心邀烤肉,老杨只想喝清汤。
金丝巷里迎新客,银锭桥边忆故乡。
闻道塞翁失锁钥,明朝必定有钱庄。 
咏“皇帝的新衣”
何必天天要换衣,酒精泡起更相宜。
一头钻进玻璃罐,免得将来化骨灰。
                2002 年12月 
无 题
老汉今年八十八,八多宁愿作王八。
抱歉老妻早我去,野猫难得恋家花。
                2002 年12月 
米寿宴会有作
且莫乱猜前列腺,不堪重唱后庭花。
时人争说鲜卑语,愿作王婆卖自夸。
2002年12月28日中午,于什刹海畔客家酒楼
 
下午青年出版社有同志来,说已请邹霆同志给我 写一本二十万字的传记,感赋
             沽名钓誉忽经年,一事无成鬓转斑 (1)。
             身毒谈经真狗屎(2),牛 津铸像野狐禅(3)。
             老而不死斯为贼,醉后思淫岂是仙 (4)。
             岁末惊闻将入党,看来终要绝尘 缘。
原注:
  1. 从英国回来,大家说我的头发又从白转黑了不少
  2. 去春在印度(身毒)曾讲过“古代中国的婆罗门教”,内容是我的祖先隋炀帝一家 根据小名考证,应都是婆罗门教徒,颇被印度人欣赏
  3. 在牛津有一位雕塑家给我作一头像,颇神似,下次你来,我给你看照片
  4. 有些朋友说我是酒仙,其实不过是贪酒好色无耻之徒耳
 
无题两首
黄叶声繁促反思,花开花落两由之。
惟当共尽千杯酒,便是春回大地时。 
阵前免胄悲先轸,日暮挥戈望鲁阳。
我自扬杯向天笑,中原龙血战玄黄。
2003年4月11日 
    附录二:
    寫在楊憲益逝世之後 
    邵燕祥
    作者交來此文有電郵特別說明,寫作時「故從他(楊 憲益先生)與中共的關係角度切入。因我想,當他大去之日,若只談他的打油詩等,似乎把他對中國知識界的典型以至典範意義估低了。當 否,請閱審。」又說,「憲益先生的風骨不應埋沒,而應為更多的人所知。」
    ──明报月刊編者 
    一九九三年為港版《銀翹集》寫過一篇《讀楊詩》,二 OO一年為鄒霆著的楊傳《永遠的求索》寫過一篇《了解楊憲益》,那都是在憲益先生生前。現在卻是在先生身後議論他,合着俗語“誰人背 後無人說”,我在這裏說得對不對,已經無由請教,姑妄言之,設想先生有知,像往常一樣寬容地微笑說,“無所謂”,我也就放寬心了。
    在跟憲益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 那個冬季,某一天,我不能確切地說出日期,因為在那之前已經戒絕了寫日記的惡習——有多少人是因為信件和日記這些私人文字被查抄而遭 災惹禍的,誰說得清? 
    我退黨了 
    那一天上午,接到電話,“我是憲益,”聽了高興,還 沒答話,他平靜地說,“我退黨了。”我正不知怎麼對答,他簡單說了經過,經過也簡單:他接連幾天被所屬單位找去開會,追問他的思想, 他實在不耐煩了,因為再也沒什麼可說。今天早晨一上班,把聲明退黨的報告交了出去。如是而已。
    次日我去百萬莊他的寓所看望,才知道他們 那個部門的黨委系統表現了空前的出奇的效率,在他提出退黨的當天下午,即通知他上級黨委已將他開除黨籍。其意若曰,如果同意了你退 黨,就是讓你享受了一次自主和自由,沒那麼便宜,最後一分鐘,也得給你個“黨內處分”!你說你有黨章上規定的退黨自由,我說組織上更 有給你處分的權力!
    憲益此時則已出離憤怒,他並不計較這些,“有 酒有烟吾願足,無官無黨一身輕”矣。
    面對這樣的長者,我卻不能不回頭想起他幾 十年來與中共的關係。 
    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撤退前夕,像對一些知名 的高級知識分子一樣,也給楊憲益夫婦送來了去台灣的機票。但他們選擇了留下“迎接解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了共產黨。楊 憲益當年的左傾,固然有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之功,有他早年在歐洲受到的馬克思主義影響,更多的應該還是因他由英倫回國十年間,在國民 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式專政下,聽到看到和親歷了這種黨國政體的全面腐敗和殘民以逞,面對着社會的、 經濟的、文化的危機,使他把希望寄託在反對國民黨的政治力量身上,期待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出現。
    此外,在重慶時,中共地下黨借助於朋友與親戚等關 係,接近了憲益的母親,母親把早逝父親留給她的遺產,除生活必需外都無償地支援了地下黨組織(後來文革中,老太太因階級成 份被罰掃街時,欲求當年有關的知情人出具證明而不可得,也許是當事者正自身難保之故),想來憲益在家中作為獨子和長兄,不 會不與聞其事的吧。戰後在南京國立編譯館時,憲益已經積極參加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京易幟,憲益正當三十五歲的中年,他是歡天喜地 告別了舊中國的。在他和夫人戴乃迭一起於一九五二年調北京工作前,他以非黨身份出任中共統戰機構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這表 明他與黨的關係是密切的,儘管乃迭因英國國籍而常遭冷眼,他也遇到過若干不快。不過,他因早早離開了南京,南京市原中共地下市委及其 所屬地下工作者們受到的歧視和打擊(所謂“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之類),一時還沒有殃及他。
    此後十幾年間,憲益和乃迭把全部心力專注 在中國古今文學名著的英譯上。百千萬字經他們夫婦的口頭切磋、書面推敲,一遍一遍地通過打字機打字定稿。這裏凝聚着他們對 中國文學遺產的尊敬與熱愛,對英語世界讀者的體貼與關懷。其間雖不斷有政治運動的干擾,包括反胡風後“肅反”時對憲益的懷疑(所謂 “特嫌”,已見文革的苗頭),幸而沒有傷筋動骨。浪費的時間他們都以加倍的勤懇補足了。 
    鐵窗四年 兒女流落 
    然而,在與知識分子為敵者的眼裏,像這樣自覺的工作 者,不過是(借用一下)“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老黃牛罷了,不但可以“鞭打快牛”,還可以棄之道旁,送進湯鍋。“馴服工具”用完了,隨 時可以棄之如敝屣。文革來了,批鬥臨身,比過去運動中更加無法無天,野蠻而肆無忌憚。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他們夫婦同時被捕,分別 關押,鐵窗四年,兒女流落。兒子楊燁被迫害導致精神錯亂,最終竟自焚身死。這算不算“家破人亡”?楊燁一人在那時代非正常 死亡人口中不過是幾千萬分之一,但對楊氏夫婦來說,卻是百分之百的老年喪子之痛。憲益晚年有詩悼乃迭云:“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 死生輕”,交代了入獄一段;但於愛子的死,卻無一句及之,為什麼?想就是孔子的“我欲……無言”了。
    開始於一九四五年“七大”的毛澤東時代,理 論上該是結束於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之死和江青等“四人幫”的垮台。楊憲益這時口出《狂言》: 
    興來縱酒發狂言,历盡風霜鍔未殘。
    大躍進中宜翹尾,桃花源裏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獄,諸子何憂再變天。
    好趁東風策群力,匪幫餘孽要全殲。 
    這是我們看到的他在“新時期”的第一首詩。在 80年代胡趙新政雖有迂迴挫折然而總方向是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憲益夫婦一直保持着這樣的精神狀態:天真加上理想主義,希望中共通過政 治改革,改弦更張,建設好的社會主義,為此,憲益在生活中也在詩中對流毒和時弊直言不諱。他們繼續把精力集中於英譯《紅樓夢》的 定稿出版和對外推薦當代新人新作,也還要接見作者,接見記者和外賓,促進文化交流。他們拼命工作,除了搶時間以不負初衷外,當也有用 繁忙以掩蓋、擠壓、排遣、抵銷(實際上抵銷不了)喪子之痛的一面,這是他們沒有明說過的。
    1985年楊憲益加入中共。憲益夫婦是在“胡 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中得以恢復政治名譽,那時候胡耀邦決心在1982年前完成所有積案的平反,同時大力落實各項知識分子政策,表 示了共產黨與知識分子重新修好的願望。這是憲益和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入黨的大背景。據說黨組織經由友人傳話給憲益,讓他寫一份入黨申 請,百十多字即可,而憲益竟一氣寫了八千字,他認為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嚴肅和鄭重。
    但我在一則憲益入黨報道的字裏行間,發現 了一些毛澤東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極其有害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如記者力圖肯定憲益的思想高度時,習慣地說:“楊憲益同志熱愛社會主義祖 國、熱愛黨,即使在長期受審查的情況下,仍然堅定信仰馬列主義……” 
    法治缺席 主觀判斷 
    我無意深責記者,也相信他出於好心,但套話中的“審 查”和“正確對待”兩詞觸疼了我── 
    在對楊憲益“審查”之前,知道他“熱愛黨、熱 愛社會主義”嗎?如果知道,為什麼還要關起來“審查”,“審查”些個什麼?如果“審查”以前不知道,經過“審查”確認了楊憲益不僅 “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黨”,而且“仍然堅定信仰馬列主義”,楊憲益豈不應該萬分感激這樣的“審查”嗎?那末這樣的“審查”不是應該堅 持推廣,大家都該欣然步入鐵窗,任憑關他幾年、十幾年以至幾十年麼?
    既然如此,為什麼會對“(楊憲益)即使在 長期受審查的情況下,仍然堅定信仰馬列主義”似乎有點大驚小怪,言下之意默認這種“審查”本來應該摧毀或至少是動搖人們對馬列主義的 信仰的,然則這種“審查”跟白公館渣滓洞的宗旨不是異曲同工了嗎?(《讀楊憲益同志入黨消息》,載《記者文學》,1985年第3期) 
    這裏所以不厭其煩抄錄舊文,因為這一則消息中的套 話,透露了其所由出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政治、組織機制的要害。那就是法治缺席,主觀武斷,設對立面,樹假想敵,有罪推定,無 視人權,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殺雞嚇猴”,濫施鎮壓,在炫耀暴力的同時,還要對受迫害者繼續愚弄,大講所謂“三個正確對 待”,即“正確對待”組織(指共產黨)、群眾(指被蒙蔽操縱裹脅的人)和自己,實際鼓吹一種奴隸道德:受到錯誤的以至非人的對待,也 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莫吭聲,別告狀,更不要控訴、抗議,甚至事後也不要回憶,否則就是沒有“正確對待”,理應從嚴查處。既是“惹 不起”,又是“常有理”的聲口,不僅出之於基層弄權的“專案組”,也出於高層口含天憲的威權人士。楊憲益對自己人生理念的忠實,對 世態橫禍的飲忍不發,就這樣又被他們在宣傳上利用了一次。
    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這一套專政武庫 中並未棄置的不講邏輯的邏輯,不成理論的理論,終於再一次出籠。而平和的楊憲益也到了忍無可忍的一刻。
    那年四五月間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生運動,在 楊詩中有所反映,如: 
    驚聞大地起風雷,痛悼胡公逝不回。
    誰道書生無志氣,須知大學有人才。
    千夫所指都該死,萬馬齊喑劇可哀。
    五四精神今再見,會看群力掃陰霾。 
    然而楊公想得太天真了,他只看到了昂揚的 士氣和旺盛的民氣,卻忽略了政治舞台幕後的利益關係,更沒有足夠地認清無產階級專政的非人道性和反人道性。 
    「六四」英語廣播譴責專政 
    從6月3日晚約9時50分在木樨地聽到第一聲槍響,野 戰軍奉命在北京市內,向學生和平民發動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戰役,似乎在6月4日早晨即開始打掃戰場,可謂速戰速決。
    就在這個6月4日,北京電台年青的英語播音員吳小 庸,七十五歲的老翻譯家楊憲益(通過BBC),不顧個人安危,分別用英語向全世界譴責了這一法西斯暴行。
    他們正義的聲音,我當時沒能聽到,後來也 沒有機會聽錄音。但我相信,這是中國整個20世紀後半葉向全人類發出的真正的人的呼聲。未來世代的孩子們,當他們開始學習英語的時 候,應該首先背誦這兩篇雖然不長,卻浸透血淚的中國的良知的發言。他們兩位都沒有留下自己執筆的中文譯稿,是個歷史的遺憾。  
    此文寫到這裏該結束了。無論表述為楊憲益退出共產 黨,還是共產黨開除了楊憲益,總之,這一斷裂是很難彌縫的。因為各有各的堅持。40年前,憲益以反對國民黨法西斯式的一黨 專政而投身於標榜民主憲政的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40年後,他和一兩代像他一樣的所謂體制內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幾乎相似 的心路歷程而大徹大悟。他在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後寫的一首詩裏,慨乎言之:“早知國共都一樣,當年何必動干戈!”雖云說史,也是傷 今。可惜在他的詩集裏只能看到《興城雜詠十一首》,而不是十二首。這失收的第十二首,我也僅記得其中兩句,又是一個遺憾。
                                     2009年12月6日,北京

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新世纪特稿】朱毅: 圣女.宙斯.兀鹰:“窄门”深处严正学铁玫瑰园

【新世纪特稿2010年4月24日】

                                     

  

                                                          圣女.宙斯.兀鹰雕群(图一、二)



  圣女.宙斯.兀鹰:“窄门”深处严正学铁玫瑰园
    
                                                                      朱     毅
 
 
    “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新约.马太福音》
 

          天空淅沥着春雨。
        天安门广场正为玉树震难的生命下着半旗。
        回龙观天慧园五号楼角,怒放的钢雕铁玫瑰下,毛泽东灿烂地招着手。
        绕过女贞树绿化带,踏入“窄门”,经由八个钢铁黑框焊接而成的狭长甬道,我第一个走进严正学朱春柳夫妇竣工后的铁玫瑰园。肃穆的窄道,福音的启示,让宁馨圣洁的空气里处处回荡起清华大学岛子教授在严兄66诞辰之夜的祷告:“求神您成全林昭的雕像,因为她是您的儿女,因为她用血见证了您的荣耀,见证了您的圣洁,见证了当年您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挽回了我们的罪孽......." 
        严兄正为紫铜敲铸的“4.29”铭匾擦拭、一边等待着我的来到。
        端庄、美丽、凝思,决绝:林昭——张志新纯白玻璃钢塑像,终于定格在森严凝重的后现代艺术钢雕上,久久凝滞在我比春雨湿润、比基督徒虔诚的瞻仰之中。
        胡杰瞻仰过,王友琴也拜谒过,王荔蕻、老虎庙、老武、天天、杨荔纳、张辉、吴蓓、张小平、闵燕……昨天滕彪、莫之许、王金波们也来过了。虽然四个月来的无数晨昏,十余泥稿两雕中的几乎每一稿,与严兄柳嫂相伴的不是别人,只是我;可四月是我歌哭张志新、林希翎、胡耀邦、钟海源的四月啊……却是今天也只是今天,我才第一次拜谒雕成的林昭——张志新!
        柳嫂知道我的心情,把热茶送进了后园。

           

            图三:           严正学摄于铁玫瑰园标识(入口)处

        圣女,宙斯,兀鹰,装点着初春的天慧园铁玫瑰园——“东方高加索峡谷”的一隅:不仅林昭、张志新两雕之间,毛泽东仍庄严地挥手;也不仅林雕后墙北侧,与《手指4.29》紫铜铭匾互为上下的是《黑太阳》铜雕——胜似“羿射九日”的现代骄阳!——而且铁栅门旁,石榴、樱桃树侧,缀满花骨朵的杏树丛里,也都高低参差地立着毛泽东像——面对林昭、张志新招着手的毛泽东!
        终于是在宙斯挥喝着、兀鹰剥啄着的无畏圣女的雕像下,我与雕塑家夫妇肃穆合影——纪念四个月来他们俩天鹅悲鸣式为顶礼的劳瘁,也纪念我们相携相依的追魂。
        也愿精神艺术史会记住,正是万物复苏、生命勃发的春天,正是从天安门广场乃至举国亿众为2183个玉树生命肃哀的庄严时刻开始,宙斯、兀鹰与窃火圣女——毛泽东与林昭、张志新之间关乎亿万生命尊严、三个世代祸福与民族未来走向的宏大精神叙事,关乎大孽大爱大�大真的现代华夏传奇,在一个小小花园里,被严正学、朱春柳夫妇的形而上艺术凝刻无比庄严地纪念着!
        请看——
        那五一九圣女与良知华夏反复凝蕴其中的崇敬、凝视与挑剔,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知名的林昭故旧:甘粹、张元勋、蒋文钦、王国乡、倪竟雄、李雪琴、许宛云、羊华荣、黄政……该最是我见证:八稿严刻林昭,几乎可以说是张元勋先生一笔笔勾画出来、甘粹先生一稿稿紧盯出来的;
        那张志新亲人、子女反复参与审视过的《于无声处——张志新35祭纪念铜雕》;
        那齿轮链镣、冷酷坚固的后现代钢雕;
        那嵌入水晶的毛选、红宝书、像章与它们象征的宙斯——兀鹰时代;
        那滴着血的林昭《血诗题衣》与铜铸血衣;
        那水晶十字架与镶嵌其间的子弹与五分钱;
        提篮桥林昭送给张元勋(胡杰协力复制)的那只扬着帆的小船;
        张志新母亲题留女儿空冢中的那首诗……
        空前承载着民族痛史与精神浩歌的形而上艺术雕群!从行为艺术回归精神艺术的严正学先生,又一次流徙着他的大悲悯与大担当,以独创性的雕塑语言,与夫人朱春柳一道再现了华夏“史无前例”的肆虐与悲悯,罪孽与忧患,狂妄与风骨,奸佞与忠贞,让我们共历的时代无声却无比嘹亮、无比悲怆地歌哭于这绿芯丹蕊的小小一园之中:铁玫瑰园。
        “铁玫瑰园”,不是我,而是严先生亲自命名的。
        好一个“铁玫瑰园”!——铁窗啸血的铮铮巾帼群荟萃之园!浩劫华夏不竭的民族精神、不渝的自由理念巍立之园!东方孤独窃火的圣女们永远相拥之园!

                 图四:  左起:胡杰、胡敏、王友琴、朱春柳、严正学林雕前合影
雕群中林昭提篮桥赠张元勋的小帆船,就是追魂林昭的胡杰先生与苏州女诗人黑�协力复制的


        为这样的铁玫瑰姐妹、为这样的精神艺术资源的公共化力争过,抗争过,多方联系过甚至妥协、退让过:《于无声处》并未出现在本该成为雕成典礼的张志新就义35周年纪念现场,而只求798雕塑街一隅,这已是何其低调——作为艺术展品存在而已,却恰恰贴金着“盛世”多元的“宽容与自由”。何况客观上谁能否认:历史的张志新比彭德怀元帅更凛然执着过现执政党主流一翼的根本利益!更何况“低调无虞”的落成典礼,曾经是张志惠、张志勤、林林、彤彤乃至张志新众多同学自豪自信的期待!

        可最终昌平警方声称,海淀警方(?)取缔原定本月十日在798红三房举行的铁玫瑰艺术展的理由是:朱毅坚称“林昭是五.一九旗帜”,“把我们逼到了墙角”——真是岂有此法!是啊,那确实是我不渝的坚称,绝对是法律许可的认知与思想自由,可坚持历史、精神、求索的本真与凝刻它们的形而上艺术,绝无碍于真正的稳定与和谐,更“逼”不着谁——
        除非对思想、精神乃至艺术绝对专制的无法无天者!
        于是,有志新桥、志新路、志新村的北京,公共人物张志新烈士就义35周年的纪念雕塑,却无法占有哪怕一个公共“墙角”!铁玫瑰们最终都被“逼”到北郊天慧园雕塑家小小的后园里了……
        岂独仅此:张志新就义35周年纪念会,也是被“逼”在一间半地下举行的!
        怎能不为当代精神、思想、艺术的压迫与政治生态而悲怆!
        ——毛泽东依然在这个时代高高地招着手!!!
        我被喝茶N小时之后就去七星集团扫荡798《铁玫瑰艺术展》的六位警察啊,请永远记住我面对你们的第一感慨:
      “总让精神人物、精神活动面对国家警察,这实在是我们时代最大的丑陋与悲哀!”


        压迫也罢、监视也罢,遣返也罢,毕竟,铁玫瑰雕群与铁玫瑰园的形而上艺术在中国首都北京出现了。
        历史将无法淹没:圣女林昭之雕,是林昭故旧与雕塑家在五四九十周年为五四百年纪念协力创作的;而《于无声处——张志新就义35周年纪念铜雕》的创作过程中,雕塑家始终得到张志新子女、亲人、同学们的积极配合、参与和支持,至少十万网友庄严见证与参与。
        历尽周折,圣女双雕终于在菲菲春雨中落成于“铁玫瑰园”的这一天:离林昭第42个祭日还有八天;而张志新的35之祭,已经过了整整十七天。
         向严兄柳嫂深深致敬也致歉,他们在后园——铁玫瑰园艺术良知与公民权利底线上的不竭抗争,对于生存底线上的他们夫妇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他们新的奉献,新的担当,新的人格境界,无论对于精神的艺术,还是对于艺术的精神。
        圣女,宙斯,兀鹰:请走进这样的严正学铁玫瑰园。
        请走进自由的艺术、精神的艺术,宗教的艺术,走近形而上艺术家的尊严、风骨、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
       请一次次踏过“窄门”,
       走近兀鹰与圣女——
       走进圣女林昭永恒燃烧的悲悯、尊严与大爱的使命精神,
       走向永生。


                                                2010/4/21—22于北京


铁玫瑰园:出地铁13号线龙泽站,25或428公交乘两站(龙华园)下即到

                  回龙观天慧园五号楼101室后园
 
 
图片依次是图一: 林昭与兀鹰
                  图二: 圣女.宙斯.兀鹰雕群
                  图三: 严正学摄于铁玫瑰园标识(入口)处
                  图四: 胡杰、胡敏、王友琴、朱春柳、严正学林雕前合影



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于此(刘大生)

【新世纪特稿2010年4月24日】南京建有孙中山的坟墓,墓门内有一碑亭,碑亭内有一石碑,上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文革期间,红卫兵砸碎了这一石碑,另立一石碑,碑文是:“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现在到孙中山坟墓旅游,当然看不到红卫兵立的石碑,但是,解说员会津津乐道地讲述红卫兵的石碑,并将红卫兵们笑骂一通。笔者以为,红卫兵确有许多可笑之处,但是他们修改的碑文倒是不无道理。

    1925年设计孙中山坟墓的时候,计划投资是30万银元,1929年公布的费用为220万银元,以后每年的维护费用是多少,未见公布。累死了多少劳工,不得而知,但是,青年建筑师吕彦直因建墓积劳成疾而夭折,却是有记载的。在国家穷困、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最艰难时刻,国民党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却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耗巨资为自己的领袖修建规模宏大的坟墓,这是对民生主义的背叛。

    孙中山坟墓究竟占了多少山地和农田,现在说法不一,有说两千亩的,有说三千亩的,也有说六千五百亩的。但不管怎幺说,这个坟墓占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袁世凯坟墓的占地面积(一百二十亩),也不亚于邻居朱元璋坟墓和孙权坟墓的占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当年为了修建这个坟墓,强制拆迁民居民坟,搞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使成千上万的村民和他们的祖宗不得安生,这是对民权主义的背叛。

    更加荒唐、离谱的是,国民党人居然将孙中山的坟墓命名为中山陵,连民主的外衣也抛弃了,彻底背叛了民主主义。

    陵者,帝王之坟也。将孙中山的坟墓命名为中山陵,岂不是将孙中山推上了皇帝宝座?

    国民党的老对手是北洋集团,北洋集团的领袖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大总统因为头脑发热,死前当过皇帝,但是,当得知全国军民大多反对中华帝国时,这位袁皇帝仅仅坐了八十三天龙椅就宣布改正错误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袁世凯的儿子要求将袁世凯的坟墓命名为“袁陵”,遭到了北洋集团的坚决反对。继任大总统徐世昌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

    国民党天天骂北洋集团专制独裁,天天标榜自己民主共和。但是,国民党内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山陵”这个名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两个集团的政治境界、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究竟谁高谁低,从各自领袖坟墓的名称上看,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国民党领导的所谓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其性质不也昭然若揭吗?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外衣随着中山陵的修建彻底埋葬了,此后的国民党是赤裸裸的专制党,赤裸裸的帝王党,再也不是国民的党了。所以,红卫兵没有说错,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袁世凯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孙中山却已经当了八十多年的皇帝了。这个孙皇帝还要当到什幺时候呢?什幺时候才能像袁世凯那样宣布改正错误呢? 
 

    刘大生  2010411日星期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http://ncn.org/view.php?id=78055
--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

草虾:玉树地震了,班禅喇嘛在哪里?

【新世纪特稿2010年4月21日】听闻噩耗,笔者立即反应“那是班禅九世的圆寂之地”,因为二十一年前的1989新年,笔者蛰伏中国人民大学准备考研期间,班禅喇嘛十世却吉坚赞圆寂于拉萨,《人民日报》立即刊出有关班禅的资料,其中说过班禅喇嘛九世曲吉尼玛返藏途中圆寂于玉树大寺,又称结古寺,即今玉树县结古镇的宁玛派主寺。于是,写了短帖《七級地震之地康巴玉樹,是班禪喇嘛九世曲吉尼瑪的圓寂之地》,发表于《独立评论》论坛。


想不到,共党宗教局至今仍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没有空运他们制造的“班禅喇嘛十一世”去玉树县结古镇,不由得哀叹:共党何其愚蠢,这么一来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班禅十一世”坚赞诺布是个不折不扣的豆腐渣活佛!



班禅十世却吉坚赞,达赖十四世丹增嘉措


结古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圆寂之地


班禅十一世A灵童曲吉尼玛,已失踪




“班禅十一世B坚赞诺布”,共党宗教局制造


【玉树结古寺,汉藏关系的伤心之地】


藏人与汉人的近代关系史上,玉树结古寺实在是个伤心之地,因为那里是班禅喇嘛九世的圆寂之地,也是汉人干涉西藏内政的开始之地。说来话就长了。


公元1642年,佛教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噶丹坡章”建立在吐蕃的“中国拉萨”(吐蕃语称拉萨附近为“卫”相当于汉语“中国”),达赖五世作为国家元首,转让了自己所有的“班禅”称号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给了第一大功臣、克珠杰的第四次转世尊者,委托他代表自己管理日喀则地区。由此,克珠杰尊者系统改成“班禅喇嘛”。故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系统和班禅喇嘛系统之间的父子关系,相当于今日共产国的中央总书记和上海市书记(详细分析请待拙著《西藏与中国,特殊的国与国》。


但是到了1920年代,这种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发生了裂痕。因为达赖喇嘛十三世作为国家元首,担负着吐蕃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因而计划集中全吐蕃的赋税力量,就要求自己的第一大护法班禅喇嘛把扎什伦布寺的一些香火银子送到拉萨的国库。不如意的是,一是班禅九世的年龄只比达赖十三世略小几岁,二是日喀则的贵族们不希望本地的银钱离开本地。因此就有“兄弟说”,即认为达赖与班禅不应是父子关系而应是兄弟关系。


父子说与兄弟说的激烈分歧,最后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即,拉萨的噶丹坡章朝廷的决策是与不讲信用的东方中国断绝关系,转而向讲究信用的南方印度的英国人学习现代政治制度;日喀则的贵族集团则建议班禅九世“联中抗英”,效仿达赖五世向蒙古王爷固始汗寻求外部干涉力量。但是,班禅九世及其近随的谬误在于不懂得:蒙古人信仰吐蕃佛教故可充任护法;而中国人不信仰吐蕃佛教,只想占有吐蕃版图。


由此开始了班禅喇嘛第九世、第十世、第十一世的连锁悲剧。班禅九世秘密离开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子弟兵的护卫下,流亡到中华民国地界,被封为大国师。班禅九世的大笔杆子计晋美,还有喜饶嘉措等人向汉人鼓吹“兄弟说”,中华民国皇汉政府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赐的机会,表明“西藏心向中央、反对分裂”...,结果引起了拉萨朝廷的强烈抗议、华藏关系的重大裂痕。


班禅九世周游华邦各地之后,终于厌倦了想要回到故土,但是走到玉树州的结古寺,就病倒了,圆寂了。按照黄教格鲁派的规矩,班禅九世的僧团寻访得到十世灵童之后,应该由达赖喇嘛的噶丹坡章认定,然后再昭告外人。但是,计晋美先生为十世班禅向即将倒闭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买到一张“活佛证书”,作为法源,愈加让噶丹坡章痛恨不已。不久,达赖十三世圆寂之后,十四世灵童丹增嘉措(即今达赖佛爷)也没有请班禅集团确认。这就违背了“达赖班禅父子相认”的神圣程序。


因此,玉树结古寺的班禅九世圆寂,是汉人政府干涉西藏内政的开端。民国政府把达赖班禅看成是兄弟般的“西藏的正司令、副司令”,赠以平等的国师称号,插手班禅十世的转世程序,严重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到了班禅十世圆寂之后,居然由共党宗教局越厨代庖,不仅委任了十一世班禅,还绑架了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至今不知所踪)。




【达赖班禅的相亲相爱】


吐蕃佛教的伟大在哪里呢?为何奥妙无穷呢?世人难以理解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达赖喇嘛老佛爷,其实只是吐蕃佛教菩提树之巅的一枚果实。真正神奇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达赖喇嘛得以成长的佛教教育系统。


吐蕃佛教的各个派系都把本派的学术成果毫无保留的贡献给达赖喇嘛,而且以此为荣。达赖喇嘛则象大海一样,专门研究兼容并包的技术。达赖喇嘛的智慧、学识,其实是各派共同研究出来的并都汇报给达赖喇嘛。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吐蕃僧俗竟能静静的度过十多年的时光,耐心等待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寻访、教育、成长、亲政,就像日落之后,静静的安度长夜,等待下一次日出的辉煌。全民族的静谧心态,是全世界都无法理解的、叹为观止的。


达赖班禅的关系奥妙,即达赖在拉萨作为吐蕃的中央,班禅在日喀则作为吐蕃的第一大地方。比照当今汉人共党:上海市书记要由中央总书记亲自任命,中央总书记也要由上海市书记带头拥护。假如美国共和党“认定”一个上海市书记,再由这“美式上海市书记”拥护一位“中央总书记”,那么Z国人是否要抗议“干涉我党内政”呢?


好在达赖班禅都懂得在佛法上面修炼。所以,1950年之后,达赖十四世反思了十三世的性格急躁,班禅十世也反思了九世的轻离故土。他们相互见面之前,都在默默的打卦,结果都认定对方是其前世的合法转世,弥补了前世的缺憾。相差两岁的青海小哥俩,以为相亲相爱就能完成吐蕃复兴的使命。


然而,他们身后的枪杆子由不得他们。1954年把他们摆成共产国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成了“兄弟说”的法定形式,但在西藏地方又是“父子说”的格局。到了1959年,先是达赖流亡,後是班禅、班禅的亲随计晋美、喜饶嘉措、拥趸范明等等相继下了大狱。眼看自己的扎什伦布寺的僧众们死伤殆尽,班禅喇嘛才醒悟,企图“曲线救国”,晚了...直到笔者开头说的那一年的新年,班禅喇嘛十世却吉坚赞振臂高呼“达赖喇嘛万岁!”,最后一次明白无误的表明自己是达赖喇嘛的第一大护法,是“儿子”,而非“兄弟”。


汉人称谓之“班禅大师”,是吐蕃语“班禅喇嘛”的翻版。他结婚之后,应该被改称为“班禅居士”了,而且可能被达赖下令取消转世资格,但是达赖喇嘛率其噶丹坡章流亡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始终没有责怪班禅喇嘛,而且坚决维护他的名誉,即使他还俗结婚了仍然尊称他为“班禅喇嘛”,并为他寻访转生的十一世灵童。


天底下若真有天涯若比邻的难兄难弟,若只有唯一的哥俩,那么必定是达赖和班禅。他们在俗界是青海老乡、相差两岁的小哥俩,在佛教界则要扮演父子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在天界呢,达赖是到了天堂入口却不肯进入的观世音菩萨,级别又要低于班禅,因为班禅是“月巴墨佛”,相当于硕导低于博导。


【玉树地震了,班禅喇嘛在哪里?】


以上是笔者作为一个慕道友,听闻一些佛学皮毛而妄言的,有请十方诸佛赐教。


现在问题来了。问题在哪里呢?笔者这样的佛学发烧友,尚且知道伟大的班禅喇嘛九世是在玉树结古寺圆寂的,那么他的转转世,即共党宗教局叶小文先生制造的“班禅喇嘛十一世坚赞诺布”,他是“真佛”啊,现在应该“回忆”起自己的前前世是在结古寺圆寂的,自己的那次丧事得到了玉树结古僧俗的超度的,那么应该怀着悲悯之情和感激之情,立刻迫不及待的飞去地震灾区呀?


而且,“认定”他是真佛的共党政府,应该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应该让他的专机飞抵不迟于温家宝的专机。因为地震这种灾难,最急需的是救死扶伤、抚生吊亡,喇嘛要比总理更懂医学特别是心理咨询。


共产国北京政府即使不允许达赖聖尊或其代表吉尊白玛去念经超度,也应该在领导们纷纷亮相“各级关心、八方支援”的时刻,乘机推销自己委任的“活佛”呀,方显得“中国政府尊重并保护西藏文化”呀?难道“文化”只体现在饭后旅游反分裂,而不体现在吊死抚伤?


但是,为何至今不见“班禅十一世”现身于玉树结古寺呢?莫非他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前前世的故事?


或者,这位小人家干脆就是一尊地沟油活佛?


(草于2010.04.20,为震灾的藏胞哀悼中)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