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中国模式:制度还是法术?(齐戈)



           图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1981年)            

“中国模式”是一个使人疑惑的概念,在这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冲突结伴而行,生存艰辛更有忧心忡忡的社会里;何德何能、何等优势,使我们的国家独步天下,竟成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可能吗?明明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担心莫过于“呼啦啦大厦将倾”,早把“维稳”为党政各级第一要务,何来“中国模式”?截访?强拆?土地财政?贪腐横行?这些确实很有中国特色,但你也不好叫做“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除非你是恶搞中共。
“中国模式”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概念,在百度上查到:“‘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在国际上流行。
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http://baike.baidu.com/view/2583982.htm
百度这条词目的解释有上万字,相关条目计8款40条,并附带有声读物《中国模式》。在词目的解释上可谓面面俱到,用心良苦,唯独在概念的来源上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 这叫什么话?把发明权拱手送与洋人?挟洋人以自重?借洋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就算是这个“仿佛是”说了几个字,也犯不着我们费这么大把力气来帮“仿佛是”写那么大的文章、做这么多的解释吧?既然“中国模式”是“仿佛是”提出,你那么多的解释未必就是“仿佛是”的本意,说了何益?一个概念是谁提出的都搞不清楚、哪能如此这般地借题发挥、迫不及待地注释、说明、论证? “仿佛是”——“莫须有”,闹剧而已。无非就是想说:在民主政治、市场解决问题的“华盛顿共识”之外,还存在一个既非民主政治、又非完全市场开放的“北京共识”。挥不去的还是一党专制、独霸天下,把斯大林主义进行到底的梦呓!
对于所谓“中国模式”,被称为“中国拼音之父”、也是经济学家的周有光先生不久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对于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周有光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中国模式”不外是两种讲法。其一,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
其二,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学苏联的集权模式,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说明苏联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因此周有光先生告诫说: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机遇和问题,这是个常识。有些问题我们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但有人却视而不见。却把正常的经济发展,吹嘘成人间奇迹,飘飘然?昏昏然?于是就自以为是,胡说八道!什么崛起、奇迹、“中国模式”之种种,不一而足。
讲神话、编谎言,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从建政的1949年起,他们编造的谎言、神话车载斗量, “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不过是众多神话中的小巫。光凭敢编出亩产十万斤这种天下第一神话,你就知道这天下没有他们不敢说的的谎言!虽然我们为这个谎言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但类似的谎言和神话,他们一定会不断地编造下去!这种毫无理智、肆无忌惮的神话、谎言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这一代就是听着“赶英超美”、“亩产十万斤”、“解放全人类”的谎言长大的。听多了连听都懒爱听,谁会把它当真?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的合理解释,不外是两个原因,正反各居其一。从正面讲,就是放弃了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了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从另一方面讲则是:这个政权至今视为神明的极权专制,通过对国家的严厉控制、资源的把持,从人民身上无情压榨、掠夺的经济利益!正因为极权专制在经济上穷凶极恶、不择手段,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血汗工厂、黑窑童工、环境灾害、失地农民、矿难冤魂,才是 “中国模式”背后的真正秘密!什么突然崛起?什么“中国奇迹”?任何人只要了解中国血汗工厂工人的艰辛、失地农民的悲惨,对于这种所谓的经济成就只会感到脸红、羞耻,岂敢奢谈什么“中国模式”?为什么极权主义独裁者治下的中国经济,能制造出繁荣的假象?其实这是极权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特征。当极权主义者把手伸向市场经济的同时,继续用专制权力把持和垄断社会财富,经济运行的历史就写下了这粗暴野蛮的一页!
“极权主义者像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将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他们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的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他们像外来征服者那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状况越来越糟,因为它用冷血来达到效率,这在其他国家的暴政中也是罕见的”。(摘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这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破坏环境、撕裂社会、摧毁良心,由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早迟会在这片土地降临。事实上,它已经像幽灵一样在我们身边徘徊!
作为一种文明模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最要紧的是它的制度设计和建设。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文明模式。在这个没有制度,崇尚诡道——也就是钱穆称之为“法术”的国度里,无论什么样的恶行,只要冠以“中国的”,就可肆无忌惮地通行天下。而这个“中国的”,则是几十年坑害中国最歹毒的几个字!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叫做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如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今天我们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制度危机的时候;不但不认真思过,改弦更张,反而毫无廉耻地唱起“中国模式”的闹剧,真不知你们还想惹出什么样的灾祸来!
所谓制度,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对统治者任何有效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没有基本制度的。在一个没有基本制度的土地上,在毛泽东声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下,除了乱象丛生,何来秩序井然?亚当 斯密说得好:“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中共自建政以来的60年,最大的恶行就在没有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从毛泽东起,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我曾很诚恳地向中共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摘自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就在于:“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汉娜·阿伦特)刘少奇文革中手执宪法来维护自己,其实就是对他们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最好的揭露。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是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政治无序、近乎于无法无天的基础上开始的。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一些高层的受害人终于清楚无法无天意味着什么,也诚心想在制度建设上做点实事。但问题是,这个蔑视一切成文法的极权主义政权,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的天敌,他们制定的法律如何成为神圣? 如何有人敬畏?
刘少奇在1955年7月间,在北戴河向他汇报工作的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讲的一段话,将“党的机密”、“党的纪律”、“党纪制裁”凌驾于宪法之上,使宪法成为没有价值原则的例行程序。这既是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最好注脚,也是宪法如何成为一张废纸的根本原因:“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2010年第7期 炎黄春秋)
宪法尚无神圣可言,遑论其他?而我们今天依然被挟持在这样的“政策”之中!所谓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问题。其要害就在于中共蔑视一切成文法,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这种对制度的虚无主义心态,已经成为当今政权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的司法,不过是“党天下”私谋诡计的挡箭牌、替罪羊,何来独立、透明、廉洁、公平?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接待唐德刚的官员所言:“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所谓政策,就是指以文件形式颁发党内各级的讲话、批示、条令等等。但政策并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制度,而是秘密会党的暗语、隐字一类的东西!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研究天地会的起源时发现,神话、传说、暗语、隐字、暗号的传播、神秘仪式的强烈魔力,以及民间戏曲和小说,都成为帮会组织进行传播、学习、模仿和聚集人心的资讯样板。它们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认知范围,而具有‘红头文件’的指导性地位。”(朱大可:《流氓的盛宴》)而中共却从“红头文件”与暗语、隐字的相关性,露出秘密会党的马脚来。
不靠制度靠法术,不走正道走诡道,比皇权专制的霸道还下作!只要是“党天下”一统,极权主义专制,必视制度如敝履,视法术为神圣。一个靠“红头文件”治国——实则是以诡道把持政权的“会党”,哪里有一点现代政党的影子?比满清那个自私的部族政权还不如!你不贪腐横行,乱象丛生才是怪事!这样的“中国模式”于国、于民、于天下何益?
钱穆讲到清代的部族政权时说到:“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道出了私心是部族政权、秘密会党、极权主义蔑视制度,崇尚法术的根源,也道出了他们不讲规则、毫无节限、迷信诡道的行为模式。于是锦衣卫、血滴子、秘密警察就成为他们把持政权的不二法门。而作为政治之必须的制度建设,在他们眼里狗屁不如!
为什么中国连部《新闻法》都没有?就在于陈云反对新闻立法。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出来雷倒一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胡绩伟︰《胡绩伟自述》)昏话?胡话?混账话?可说是,可说不是。对于极权主义独裁者来说,堪称蔑视制度,崇尚诡道的经典之论!是政治家?还是滚刀肉?这种话就连上海滩的青洪帮、黑社会,哪怕江湖黑老大也讲不出来:“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江湖规矩好,免得其他门派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江湖规矩,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水平,而他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的无法无天,则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现实!
最能说明“法术则出之于私”的例子也出于陈云,蔡咏梅在《开放杂志》上有一篇“老子英雄儿接班”的文章,提到陈云在文革结束后,在中共清理处罚打砸抢份子和造反派相关问题的一个批示;并由此引出陈云讲的与批示类似的话: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而陈云“我们的子弟接班”,此后成为中共一条不成文的组织路线,从此大量中共官员和军头的子女被纳入中共培养接班人的队伍中。从《共同纲领》到“党天下”,最后终于亮出中共革命、“中国模式”的底牌来!那就是“父传子家天下”,封建王朝又回来了!真是个三千年皇权专制阴魂不散,六十年私谋诡计东山再起。是回光返照还是彻底复辟?但愿是前者吧!如果陈云以天下为公,重制度守规则,那他就是政治家。哪怕是皇权政治最后的殉道者,也堪以政治家称之。反之,他为利益集团谋私,蔑视制度,崇尚诡道,那就只能是部族政权、流民会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革命家、政治家,统统不是。招牌不同,货色照旧!
中国历代政治不乏私谋诡计,所谓诡道即是。但总体来讲更多的还是重视基本制度,认同不讲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钱穆曾就此论到:“论汉代,西汉可以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是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能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在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里,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在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像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不但有部族政权、流民会党的私心,更有蔑视制度的本性,即使有制度也是名存实亡。没有制度又要运行,靠什么?靠“红头文件”、靠运动、靠所谓政策——诡道法术之类而已。
诡道法术之类能长治久安?显然不能。在“维稳”已成重中之重之时,谁还信诡道法术治天下?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有段话,倒是把这两者的关系说得明白:“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当它不是在制度构架下运行之时,任何虚假的繁荣都掩盖不了它乱世的实质。储安平在三年内战时期讲国民党一场烂污,共产党烂污一场;说的就是这两个政治集团蔑视制度,不讲规矩的专制本质。如果在战乱时期,这场烂污尚情有可原;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撤烂污,岂能讲得过去?国民党的那场烂污似乎收场了,共产党这场烂污呢?不知何时是尽头!既然中共至今蔑视制度,“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那你们依然是一场烂污; “中国模式”就只能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粉饰太平、欺世盗名的假东西。

——原载《动向》2010年9月号,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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