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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特稿】任彦芳:我见到的艾未未


【新世纪特稿2009年10月28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我知道艾未未,是在网上。他是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设计者中方顾问,鸟巢是他的概念;没有艾未未就没有现在的举世瞩目的鸟巢;我看到了他自己写的博客,是在牛博网上。我从这儿看到他的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可后来他的博客被封了,再也听不到他直接写出的声音。 

 我了解艾未未,是从他的母亲高瑛那里。我几次去高瑛的家里,都是硬笔书法大师庞中华开车去,每次都要听高瑛说起她的儿子未未。母亲说起儿子,为儿子骄傲,也为儿子担心。她说,我总劝未未要小心谨慎,可他不听我的话,我没有办法;我跟未未说,你要记取教训,少说让官方不爱听的话,不要惹事,可儿子说,我的身上难道没有你和爸爸的基因吗?

   于是,高瑛对我们说起了未未。他出生在19576月,那时候,艾青被打成了右派,儿子出生要报户口,可没有名字,艾青哪有心思给儿子想名字?他对我说:你把辞海拿过来吧。他打开辞海,,闭着眼睛,用用一按,睁开眼一看是个“威”字;威权,威力,威望,威风,艾青说,有什么好威风的呀,这个字不好。他便读出这个字的四声,未,未,让儿子相信未来,就叫他未未吧。

  高瑛讲说了儿子和他们一同经受的苦难,正是这苦难大学,把他培养成一个不忘记百姓,总站在受难者的立场上,为百姓说话吧。 

  在高瑛大姐的会客室里,一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艾青的铜像。那天,我们合影,我说就在艾老身边吧,好像他仍在,我闻到了他的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我面前的一幅高瑛和她儿女的大照片,那个站在母亲身边有一脸大胡子的,就是未未,我还想像不出他的性格。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诗人艾青的生命;在这张照片一旁,便是胡锦涛和高瑛谈话的照片,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艾青逝世之后的第二天,她没有想到,也没有通知,那天胡锦涛在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说话的这间会客室,胡锦涛对艾青的逝世表示悼念,并请家属节哀保重身体。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然而今天的高瑛去失去了平安和平静的日子。她的忧虑担心,常常使她睡不着觉,她无法保重自己。 

  她对我说,有天突然来了不少公安警察,来了一院子人,说是要找我儿子艾未未。一个个对我怒目而视,好像我就是他们的敌人似的。我说,你找未未,你到他的住处找,他不在我这儿住。警察问:他的户口不是在这儿吗?我说,户口是在这儿,可他有自己的工作,他不在家里住呀。你们找他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说吗?他们不说,一定要找到未未,我是配合公安的,我说给了他们艾未未的地址,让他们去找,不然我给儿子电话,让他过来和你们谈话。

  我的儿子出了什么事呀,从警察的对我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一定出了大事,这能不让母亲担忧吗? 

  我给儿子电话,儿子说妈妈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作对不住人民的事情的,不要害怕。 

  我这才知道,他在为地震死去的孩子做调查。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志愿者,到了四川地震灾区,去一个一个地调查死去的孩子的家长,孩子多大,哪年出生,在哪个学校上几年级,他们听家长的述说,录了音,录了相。原来他一直做这个事情。他说,这是替政府做事,温家宝总理多次承诺的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些孩子是如何死的,对多少学校的倒坍的建筑的豆腐渣工程,自然会引起官员的不高兴。可这是政府应当做出向民众交代的事情啊。

  我觉得儿子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我没有理由阻拦他。 

   听了高瑛大姐的述说,我更想见见这位为民众维权的国际著名的艺术家未未。 

   九月十二日,庞中华开车到了高大姐家。进门我们便问,艾未未回来了吗?

  因为我们从网上看到了消息,说他一个月前的八月十二日,为了接受被起诉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作家谭作人开庭传唤证人,他十一日到了成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了宾馆警方非法拘禁不能行动,并且遭到了公安人员的殴打,艾未未受了伤害。结果是所有要为谭作人作证的人均不能出庭。听说,未未回到北京了,我们便想见他。上午,中华没有时间,便说晚上去吧。可我们到了高大姐家,她说:她的儿子刚走,现在还在飞机上,他要去德国举办他的一个展览,他带走了十八个大箱子的展品哪。 

   真不巧,我们晚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这个大胡子的未未。我问高大姐,未未被打了,他现在身体如何? 

   高瑛说:未未没有跟我说他挨打的事,怕没有事吧。他说的是他在德国办展览,没有说别的,他急急忙忙地上飞机了。 

   我们便说了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情况。高瑛说:这孩子呀,他可能怕我惦记他,这些事他都不跟我说呀。不过,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总是心神不安。 

  让我们祝福他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吧。 

  九月十五日,我从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大惊。 

疑被公安打至脑出血,艾未未在德国做手术 

明报/中国艺术家及维权人士艾未未14日在德国慕尼黑验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现已入院,拟于当地时间14日下午或15日上午做手术。本报14日晚与艾未未联络时,他说话声音较弱,与上月与四川公安交涉时大不相同。他说,医生表示瘀血压迫到大脑,令他说话受影响。艾未未上月12日到成都为维权人士谭作人案作证,凌晨时分被冲进所住酒店的公安在右脸打了一拳,当地医生验伤后鉴定为“轻度挫伤”。但艾未未说,他自那时起一直头痛,原以为过几日会转好,但14日到慕尼黑出席一个展览时,头痛难忍,故前往就诊。

  我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高大姐呢,我怕她惦记儿子,还是不报吧。

九月十六日早晨八点,我的电话响起来,是谁这么早来电话呢?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高大姐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昨天夜里接到从德国来的电话,未未因为被公安人员殴打的头部,住进了德国的医院,动手术了。医生说头部有淤血,医生说如果他晚来一天,怕就见不到他的展览了。。。我的儿子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是为国家做事,他去作证,为什么要这样啊。我真不明白,他们是想做什么?我恨透了他们的流氓行径!我不怕有公安人员在监听我的电话,我就这样骂他们,我什么也不怕了。我儿子多亏这天到了德国,得到了抢救,如果是在中国,也许他就没有命了。有人会变着法子把我儿子害死的。他们这样背民心,害百姓,遭人民恨,他们还会长久吗?你也是正直的人,你总说真话,为百姓维权,你也要注意;他们也许会盯上你,这是你的光荣,可你要注意保护自己。因为我一宿没有睡,起来就想找人说说这一肚子心里话。”

  听着高大姐的话,听了这位母亲含泪的述说,我觉得她的心在流血;我也流泪了,我说不出话,只有一句,大姐你保重吧。 

  国庆的第二天,下午三点,中华开车,我们去看望高大姐。她的心情比较平和了。她拿出了一个电视纪录片,名字叫《老妈蹄花》在会客厅里放给我们。这次她还请来了工人出版社的王先生与我们见面。这是真实纪录了未未被拘禁,被打,以及他们据理去找派出所,成都公安分局,成都公安局交涉的经过。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艾未未,一个有理有力的向邪恶斗争的艾未未,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不愧诗人艾青的儿子的艾未未!这部纪录电视片,用形象事实揭示了中国公安警察的现状,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我被这真实所震惊所震撼!

  看完电视片,高大姐说出她的想法,她想给胡锦涛写信,给温家宝写信,说说艾未未的情况,他是为了实践温家宝在地震时含泪做出的“一定要沏查公共建筑,给人民一个交代”的承诺而去做地震中受难的孩子的调查的呀。他是为了法庭调查,去为同样做孩子死难调查的谭作人案的证人去的呀,他犯了什么法,我儿子有什么罪呀,你们就这样对他下毒手呀!我想写信,让胡锦涛,温家宝知道。

  我们都支持她写这样一封信。我们说,你最好等你儿子回国后再和儿子商量,求得他的同意。 

   1025日,八点,高大姐便找了朋友的车来我家接我了。是她的儿子艾未未回来了。这真是难得的一见,我到了大姐家里,说起最近的情况,我向她讲了我正在搞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她提了意见。我说我没有精力,如果有的话,我想写艾青和他的儿子这两代人,写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写写这次为地震孩子调查所遭遇的事,也是一篇震惊中外的报告文学呀。不知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作家完成此题材的写作。过一会儿,王先生也来了,在家里吃了饺子,她便给儿子电话,说在家等我们。二点,我们的车便到了草场村未未工作的地方。

  走进了这个院落,如同走进了一个古代的城堡,四周的墙高大,院里的柿子正在成熟,如金黄色的灯;有两个高大的磁器立在院中,我们以为是两个灯;未未迎接我们,我一眼便看到他头部的开刀的疤痕,有两个洞,在剃去头发的地方。母亲一看,便心痛地说:儿子呀,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还痛不痛啊?未未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没有事的。

  我们先在院内合影。艾未未,把他受伤的头部扭过去,照片将显示是没有伤口的一边;后来高瑛发现了这点,便特意要照一下儿子的头的右部,那被公安打伤而作手术的一边。儿子怕母亲惦记吧,他走进屋子里取来了他的头部艾克斯光照片,说:这个脑球如核头,这一边的血把这半部全站满了,把脑球挤歪了,这是生命垂危的病;妈妈你看出来了吧,现在好了,把这边的淤血全取走了,还会有一点血渗过来,没有关系的。

  儿子放回他的照片。我对高大姐说,我可以打开录音笔记录未未的谈话吗?大姐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便真实地记录下未未的谈话了。  

  未未说:我现在主要是注意力不集中。但会好的,三个月就会好起来的。我住院六天便出来了,办展览需要我。(我们正说话,发出了强烈的放炮声,未未说这要给他们谈谈,这样不行啊,我们说话都困难,我去给他们说一下。我们不让他去说没有关系的。未未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会放一阵,没法说话。这在外国很简单。打一个电话他就不能这样。不然就上法庭了。) 

  我向未未说起他妈妈想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的想法。你看要写些什么呢?

  未未说,这有两个问题至少要说清楚。一是对事实真相的掩盖。你阻挡证人出证,在全世界都是不行的,除非黑社会才这样。做为执政党,你不能干扰公检法正当程序,这样还有公正可言吗,是谁怕这公正呢?这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许可的。 

  二是执法犯法的事。你打了人还说没有打。你打我是小事,你这样做,全国要出多少冤假错案,多少民怨啊;你这样做会失去信任啊,这样你所有的政治理想全是扯淡。我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们也都明白,没有必要说更多,说更多也没有用,胡温也是从基层上去的。现在已经烂透了,不好说了。新疆已经两月不能上网了。手机短讯也发不出去了。把新疆搞成成独立国了吗?你再说你的民族政策如何正确,你这两个多月的所作所为,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不明白,是他们黔驴技穷了呢,还是不得不这样做呢?没有办法啦?我们说也是白搭,但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

王先生把话题转到未未的在德国办展览事。我问:你在墨尼黑举办的是艾未未艺术展览吗?他说:艺术展的名称是“非常遗憾”,德国的新闻媒体对我作了很多的报导,几百篇文章,整版或半版的,很多,大照片,长文章都有。法兰克福书展有个蓝沙发讲座,邀请我去,我没有去,一是因为我身体不大好,二是因为德国的报纸宣传太多了,我在媒体上说得很多了,我不想再去;说也还是要求出版言论自由哇。主持人在大会上说了,我不去是个遗憾。当时习进平在场。但有刚得诺贝尔奖金的罗马尼亚出生现为德国人的女作家米勒约我和她对谈。她在媒体上说明了这一点,她的作品是写劳改营的,她说,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在劳改营里死去的人。她对极权政治表示了极大愤慨,她说对极权政治不能掉以轻心。她在谈话里讲到了我,网上可以看到,她得奖之前,就想和我对谈,我当时也不知道她会得奖。明年三月,我们对谈吧。

说到这个月十八号林希翎的追思会的事情。他们约我写封信,我没有写,我脑子也不好,我刚回国,也没有去。我听说,一百多人去了,为这个会停了水电。说明他们很软弱。很虚。不光明正大,你拥有所有的资源,你怕什么,让人家开会得了,一个对人的思念的会你不让开,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右派,表示一点哀思,追思一个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说,在五柳村发表了关于追思会的消息,可不久便被封了,连消息也不让说出来呢。 

王先生说,他们的这种下三烂手法也不创新。三年前吧,有个对包遵信的追思会,也是停水停电,你用点别的方法呀。我看了你们录的电视片,你妈给我的光盘,这种现场的再现,还没有过。你再如何讲也没有用了,你无法辩解,这都是实在的事。

艾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这是冲突性的,香港说这是高调维权。这个二十层的楼全没有人了,留下了一个空楼哇。不管吧,上边不同意,管不知如何办。 

王说:从你对地震学生的调查,我开始关注你。 

艾说,我们下去调查的人,主要是员工,还有网上志愿者,他们被抓了三十多次呀。 

王问:你在国外这样对你的报导,回国后有没有感到压力呢? 

艾说:没有,我还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因为国外国内是两条线,官和民是两条线。我在国外情况通过大使馆,会报外交部,外交部会报国务院的。麻烦太大了,报导我是这么大的照片。影响太大。国际上看得很清楚。他不敢跟我对话,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理的。只是国外回来后在我的门口按了两上电子眼。我们的活动,都会录下来的。 

王问,你在业务上没有影响吗? 

艾说,我的业务都在国外,在国内影响不了我,我的业务非常好。 

王问到鸟巢的事。他说,这是我的概念,就这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团队再去发展。没有我的概念就没有这个鸟巢。但我提都没有提,我第一个宣称我不去参加奥运会任何活动。因为我原想这是全民欢乐的节日,却变成了政治宣传,这太无聊了,我很讨厌这种作法。至今我也没有去过鸟巢。

说到了他的同学张艺谋红得发紫,社会上说,他成了官方用的艺术家。这次国庆节晚上的节目,包括胡锦涛下来与民众跳舞都是张设计构思的呢? 

艾笑道:这里边存在构思吗?我和张是同学,一届的,我们很熟悉。这都可以理解。他们如何折腾,都很正常,都可以理解,你拥有一切了,所有的资源,连法律都在你的手上啦。但要给别人一点空间,不能不让别人说话。 

我们为未未担心,高瑛更担心他的儿子,对艾未未说:儿子呀,你不让妈妈担心才好呀。

艾未未笑着对妈妈说:妈妈,这是自私的想法呀。我是你的儿子,我还是人民的儿子呀。他转过脸对我们说:我根本不怕它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了公正平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这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我的父亲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他被流放过;还有多少孩子,几千孩子死了,他们是无辜的,谁为他们说话?哪这么简单?我个人算什么呢?我怕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你不怕他! 

我们说,你有这样的勇气太可贵了。 

艾未未说:我最不缺少的便是勇气!我1993年回国的时候就想好了,出国十二年,我没有拿美国的护照。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高瑛感叹着:我的这个儿子多么爱国呀,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的,他就是为了爱这个国家才这样做的呀,为什么误会这么深啊! 

艾未未说:妈妈,不对,这不是误解,这是正解!他们很明白。你说是误解还把他们看成正义的一方。双方都看得清楚,根本原因是利益问题。这三十年来,他们把国家的大部财富掠夺了,成了权贵集团。双方都清楚,没有误解的。没有利益不会这样的。本来,你是共产党就应襟怀坦白,大无畏的,可他们却不敢与你对话,不敢与所有的人正面对话,成了下三烂!我们是十几亿人的国家啊。不能让人民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呀。

艾未未说:我们要把那个电视片做个完成版,二万个完全赠送。这一拳被打得很值。说到谭作人案,审了六十次,还没有判。他们怎么判呢?他只是为了收集遇难学生名单,这如何成了颠覆国家政权呢?难道你的政权就是和真相对立的吗?我为了这件事,是要做到底的,我不会因任何阻力而停下来的,我义无反顾。五一二死了这么多人,你说不清楚;毒奶粉事件,害了三十多万孩子,你只判个老板董事长,你自己都不敢承担,你就不敢担责任。你事实求是嘛,你都不敢。 

王说,所谓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你要自己注意。 

艾说:老毛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不怕牺牲的。 

我对高瑛说,跟你儿子谈话很受鼓舞,他无私无畏,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 

艾说:每个人都要说出真话来,如果都这样,他们就完了。不要觉得没有用。 

高瑛说儿子和儿媳妇都这样,多么善良。儿媳的父母都是沈阳鲁艺的教授。 

我向艾未未讲到我为百姓维权的经历。他说,现在比你那时候更严重了,更难维权了。太多了,没法写了,你的书现在也难出了。 

艾未未说:现在是各地不能上访,所有的上访都被抓回去,因为一票否决,你这地方有上访,你就会被否决,所以他们拚命抓上访的。为了杨佳案,我们有四个人给高级人民法院送一封信,结果被抓了,让各省带回去。一个人是新疆的,他说,你抓回去,我还会回来的。因为我就住在北京。各省要花车票钱。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不会太久了。只要每个人说一句话它们就完了,可没有办法把话说出来。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个。

王说,社会上对你的关注,是因为你是有名的艺术家,你的名望很重要哇。你在几个领域,都有影响,出这个事情,所以被万人注目。还有你是大诗人艾青的儿子。 

艾未未说,谭作人案的律师是浦志强。有三拔证人,都不让出庭。去年北京吊销了四十多律师的执照,为百姓说话当律师也不容易。小浦是个很不错的律师。公盟也被罚款。他们这样做并不奇怪,不这样做便奇怪了。

我说到与中央党校老校长高扬的谈话。高扬提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民主,把民主倒过来变成了主民。这样下去,能不能如苏联那样维持七十四年都很难说。 

说到在德国治病事,艾未未母亲问:你这次花了不少钱吧? 

艾未未说:是德国的一个议员知道我的病,给这家医院的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打电话,这位医生是德国最好的,他对我说:你的手术是我送给你的。这钱我是花得起的,但人家这样说,我就接受了。在外国都是有道义的,只有中国没有,哪有先要钱才能治病的。要先治病才对。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你要死了也要先交钱才给你做手术。

我问他如何在法律上为自己事申诉?艾说:我已经向成都公安局递了申诉要求。他们说因为复杂,要我再等些天。到今天还有十四天时间,等他们的答复。  

我说,你们父子俩是一部书。 

艾未未说,我们父子都有反骨吧。可我的爷爷是江南的小地主,开明士绅。是个特别忠厚老实的人哪。我母亲是非常善良的,我记得小时候,在青海,她看到一个要饭的小孩子,要我把我的棉衣给他穿,我那时非常不情愿啊,我的棉衣为什么给他呢。可妈妈还是叫我脱下来了。

艾未未在他的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善良,这是人道,是同情心。 

王先生对高瑛说,你嫁给了这样的丈夫,又有了这样的儿子,这是你的自豪和骄傲啊。儿子身上集中了父母的精神啊。  

说起开放初期艾未未他们搞星星画展的事,我说到了与他一起搞画展的王林的儿子,艾未未高兴地叫出名字,是王克平呀,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说给未未,在十一月四号在文学馆举办王林百年诞辰王林文集讨论会。未未立即接通了法国的克平,艾未未电话说:你父亲在十一月四日有百年纪念,你回国参加吗?你不回来,我去算什么事呀。这儿有你父亲的朋友,你和他说说话吧。

于是我接过了未未的手机,与远在法国的克平通了话。克平管我叫叔叔,我纠正说,你父亲比我父亲大两岁,我管他叫伯伯,和与你父亲在1946年就认识的,我到你家去,你还小。我是你的哥哥吧。你何时来北京我们再见面吧。 

我把手机又交给了未未,他接着说:我们差一点见不到了哇,我的头上打了两个眼儿。 

放下电话,艾未未让我说起王林的历史和他的写作悲剧。  

王先生说起这个房子的事,艾未未到这儿有十多年了。我们有三十年的租用合同。听说,这儿要拆迁了。这附近的不少画家的房子都是艾未未为他们设计的。可现在说拆就要拆,前些日子他们进来丈量了,说这儿在拆迁。说要在这儿建多少剧场,搞成百老汇。这儿变成文化区是不容易的,你说拆就拆,不和人商量。政府通过拆迁好得一笔钱。城里的拆迁,农村的土地,是全国的大问题。这在国外是不能随便拆迁的。也是不能随便进人家院落的。我们也许要到天安门前说说理的。

王先生说,这要国外可以诉上法庭,有个说法,我的房子虽破,你国王也不能随便进,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嘛。你就是拆迁有理,你也得给人时间哪。土地问题是大问题 

高瑛说:这是国家的土地,一切说是国家的,其实都是党的。国家的事情家里办。是一些人家里处理,哪有一点民主啊。

艾未未说:这回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会上说:中国是最有写作自由的,没有一个作家是因为写书写作而被抓捕的。她的话一出,招来一片骂声。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说起在地震中发言的作家余秋雨,他含泪劝告,把自己搞得很臭;艾未未气愤地说出一个名字,是山东省一个作家王占山,竟写诗把孩子的死说成上了天堂!一位川北的母亲给艾未未的信中写着:我惟一希望做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女儿曾经快乐的在这个社会活了七年,我希望大家记得她的名字,记得所有遇难同胞的名字。

艾未未说:我们是一个一个到家里调查的。 

艾未未说:政府所有的信息应当公开。今天还要进行公民启蒙,这要做好多准备工作,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关系到地球上有六分之一的人的生存状态。我就是明确地说,这种极权必须结束。我们看看六十年前,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承诺,我说,是谁背叛了当年的承诺?当年骂一党独裁者,提出了要实现民主自由,提出军队国家化,不能成一家的武装。哪一篇文章,你们今天敢于再读一下?我看了,觉得很好的话,美国纽约日报记者采访我,我就说了是谁背叛了自己。我也许想得简单,简单也有力量。其实真理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王说:有一本书就是集录了六十年前共产党的文章,这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命运很惨。不许出版,出版社还受了处罚。你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不简单哪。 

艾说:我其实很简单。也许这简单也有力量。他们本身是腐朽的。我们不怕他。但他们如采取黑手段,我们就不行了。 

王说,我对你的团队很佩服。 

艾说:这都是志愿者,还有很多人想来参加,说不要工资也愿意来。正因为他们得罪了很多人,很多人是有正义是非感的呀。 

我问到未未,你要国外听到了对中国国庆的看法吗?外国如何看这次六十年大庆的?

 未未说:这完全是北朝鲜的作法,莫明其妙的。这样耀武扬威,这样举着四人的像,看不明白这是要做什么。你对外国,哪怕是很小的国家,你都害怕。你这样搞花了多少钱,有人说是一千七百亿,这是要向人民说清楚的。只有两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信息应该公开呀。在外国花钱是要通过议会的,我们通过人大了吗?这样的事我就要求它信息公开,你花了多少,花在了什么地方。这是法律,他不能不理会。我有个深圳朋友就要做这个事,他向各部委发信。

信息公开条例,十五天要公开。我们提出了多少个问题,要让政府公开。这是公民的教育。要做很大的努力,目的是把话说清楚。我就不信做不成,必须有人做,如果你不做,便永远做不成。

妈妈说,你这样做会说你也在颠覆国家政权呀。你是高瑛的儿子,妈妈为你担心哪。我活了七十七岁了,我死是不怕了。可你呢?你爸爸说他去见马克思去了,我是不去他哪儿的。你搞阶级斗争,我不想搞。儿子说,搞阶级斗争是从列宁哪儿来的。中国党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马克思。 

未未说:我的观点明确,极权制度必须结束。一要承认你的罪恶,二要结束你的政权,没有商量的。我这样做是被逼的。我本来是可以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但看到中国的现实,我必须这样做。

我们说,这是你的责任感哪。这是最可贵的。 

未未说,其实我是最没有责任感的,是现实逼我这样做的。 

艾未未说:中国八零后的韩寒,这个年轻的作家,就很了不起,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他的文章一天就点击多少万哪。  

谈了半天,我们要离开了,我要艾未未的电话,他说我给你名片吧。我有电子信箱,不过都是监控的。不过也不怕,我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怕它监听的。 

未未领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去。好大的一间办公室啊。这一面宽大的墙上贴着满一面的死难孩子的名单。我走近跟前,看着打印出来的小字,有姓名,出生年月,在哪个小学中学读书,在哪天死去。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憾:我读着这孩子的名字,这是父母的希望,这是祖国的花朵,他们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发出质问。对他们的死去,我们能做的便是如未未所做的了。我看到最后的数字是5193。这是以上孩子的总计。

面对着这五千多花朵般的孩子,面对着未未所做出的一切,我不由得感到深深地愧疚。为我的曾有过的动摇,为我曾不时的恐惧,也为我的自私和懦弱。 

走出这间办公室,我们到了未未本人的工作间,在宽大的屋子中间,有一座小山,是什么堆积如山呢?我近看,大为惊奇,原来是山一样高的葵花籽呀。我抓起一把,呀,沉甸甸地,未未说,这是石头,是用人工制造成葵花籽,每个籽上都是用笔划上去的纹理,是这样像,这是什么意思?

  我拿起了一把,不想放下,我要把它保存起来。我把这石头般坚硬的葵花籽放在心头。葵花籽,你会在人心里开花吗?你会开放出永远向太阳的花来。这是用石头般坚强的种子种在心里的花朵。这就是未未的性格,这就是未未向太阳的精神吧。 

愿亿万个这样的葵花籽在人心里生长开花。 
 

                      20091028草稿于北京
http://ncn.org/view.php?id=76632


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史學家唐德剛病逝旧金山【紀念唐德剛照片】曾慧燕提供



大病初癒的唐德剛,仍好學不倦,「日夜進修不暇」,日常借助放大鏡讀書治史。(曾慧燕2004年攝)

  史學家唐德剛病逝金山


 史學家唐德剛26日因腎衰竭在舊金山去世。圖為他2004年接受本報專訪時所攝。記者曾慧燕/攝影
【北美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紐約2009/10/29報導】兩岸三地知名的歷史學家唐德剛,26日深夜11時20分因腎衰竭在舊金山佛利蒙家中去世,享年90歲。家屬訂11月8日在舊金山灣區為其舉行火葬。 唐德剛妻子吳昭文28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唐德剛近年罹患老年失智和腎病,但拒絕接受洗腎,臨終前沒有遭受任何痛苦,「走得非常平靜」,甚至沒有住院「插管」,算是「無疾而終」。 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長禤福煇表示,該會由唐德剛於1991年創立。會員們對唐德剛的去世,均感悲痛哀悼。唐德剛一生致力中國近代史和口述歷史研究,他們希望繼續唐德剛的未竟之業。 禤福煇表示,唐德剛夫婦定居新澤西州多年,因健康、氣候問題,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直到今年5月才遷往加州。
臨搬家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書,委託發起「贈書中國計畫」的退休華裔學者馬大任捐贈安徽大學。唐德剛1920年8月生於安徽合肥,人在異邦,仍心繫故園,關心家鄉教育事業,故將藏書悉數捐出。
唐德剛夫婦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光儀是建築師,女兒光佩是電腦工程師,還有男孫和女孫各一。
唐德剛幼承庭訓,國學根底深厚。在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省立安徽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後,考取自費留美,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1959年獲哥大博士學位。先後任教哥大和紐約市立大學,並兼任紐大亞洲史學系系主任。
在史學方面,唐德剛有兩大重要貢獻:一是口述史,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唐德剛在紐約創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訪問經歷抗戰時期的老人,是他積極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唐德剛交遊廣闊,學生遍布海內外。唐夫人吳昭文表示婉謝花圈輓聯,奠儀可改送唐德剛所創立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該會專設唐德剛教授獎學金基金,支票抬頭: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n Modern China(請註明「獎學金」字樣)。地址:33-21 149th Place, Flushing,NY 11354。電郵:info@chineseoralhistory.org


陳立夫 (左)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名人口述歷史計畫最早擬定的五位受訪者之一,唐德剛 (右)因緣際會 ,成為口述歷史的先行者。圖為1989年11月兩人在紐約合影。( 曾慧燕提供)

唐德剛 (左)與張學良 (右)有一段異於常人的交情。圖為1990年1月兩人在台北見面時留下的歷史鏡頭 。(曾慧燕提供)
唐德剛與太太吳昭文 (左),數十載風雨同舟,夫唱婦隨樂融融。(曾慧燕攝)



唐德剛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史學與紅學》和《書緣與人緣》是他的兩本近作。(曾慧燕攝)

曾慧燕:歷史迷唐德剛——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圖為作者與唐德剛的合影



 作為一位「歷史的傾聽者」,歷史是他一生的志業,讀史是他平生最大的興趣。現年84歲
的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退休教授始終謙虛地不肯給個人定位,只說自己是個「學
歷史的」;與他結褵數十載的太太吳昭文,稱他是個「歷史」。
對「口述歷史」貢獻良多,並因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
維鈞回憶錄》等著作而為讀者熟知;他獨創「歷史三峽」觀,重塑史學論述新風格。他雖
然「放洋」數十載,教讀異邦,仍心懷故國,自稱是「帶著中國土氣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五○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勤於筆耕,出版一大堆人物傳記、文學類、史學
類的著作,諸如《梅蘭芳傳奇》、《胡適雜憶》、《袁氏當國》、《書緣與人緣》、《史
學與紅學》、《晚清七十年》和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等。

他的「不務正業」,使他揚名兩岸三地。他的幾本「口述歷史」,已暢銷一百多萬本,目
前仍在繼續再版。他有著與生俱來的幽默風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為地基,文為建築,
信手拈來皆是文章。不少讀者為他亦莊亦諧、如行雲流水的「派散文」傾倒。

紐約珠寶商吳鏗章是的忠實讀者和忘年交,的每一本著作瞭如指掌。他說
的文章雖然寫的是一般人認為枯燥沉悶的歷史,但由教授來寫,妙趣橫生,能吸引人
一口氣看完。

甑已破矣 顧之何益

自六○年代起,先後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九○年代退而不休,忙於
講學和寫作,將歷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噴薄而出。去年中風大病一場,但沒有被病魔擊倒
,目前身體正在康復中。3月22日,他在位於新澤西州東北部的住所接受專訪,戴著助聽
器,用他那一口帶有「合肥老母雞」鄉音的國語(安徽人發音「滋」、「雞」不分,
自嘲與他的小老鄉、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都是「合肥老母雞」),中氣十足談了五
個多小時,仍感意猶未盡,言猶未足。

雖然大病初癒,這位史學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他說仍要繼續他的二百年民國史研究,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
將是他貫徹始終的人生宗旨。他說直到現在,他仍然日夜進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歷史的潮流中,「轉型期」是個
瓶頸和「三峽」。他堅信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
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的太平洋。」

認識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個閒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繼續他的作文、研究,還
與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興之所好的文藝協會、歷史學會,並經常舉行座談會和
國際學術會議等,忙得沒有一刻空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往往弄得半年不見天日。」


畢竟已80多歲了,歲月不饒人。本來生龍活虎的他,中風前,除了耳朵不靈光,
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場,不得不待在家靜養,這時帶狀皰疹(俗稱「皮蛇」,是一種感
覺神經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卻趁他抵抗力弱時乘虛而入,藥石無效,讓他年來飽受折磨
,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來。

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間化為烏有,聞者為他捶胸頓足,但他說來輕描淡寫。年初
的女兒因工作關係要遷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於照顧,不願離開居住了幾
十年的地方,也捨不得此間的老朋友。女兒幫他整理資料時,由於不懂中文,竟在未徵得
老爸同意的情況下,將他數十年積存的民國史資料全部刪除。

發覺後,「氣得要死,一時天旋地轉,差點昏過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
斷念佛經,強行控制情緒。後來轉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他說了「荷甑墜地,不顧而去」的典故:古時候有一個人,肩上托一甑(蒸飯用的瓦器),
行走間不慎將甑摔在地上,他連頭也不回就繼續前行。旁人奇而問之,他說既然甑已摔破
,即使回頭再看也無濟於事。這份瀟灑達觀,深得箇中三昧,大概這正是他中風後
驚人康復的原因。

他指指腦袋詼諧地說,儘管資料沒有了,但人腦還未壞掉。多費點功夫,民國史巨著仍要
設法完成。病了一場,他的人生觀有了很大改變。以前他博學強記,最自豪的是他的記憶
力。現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的苦惱是記憶力衰退,「童年往事記得一清二楚,但眼前的
事情轉眼就忘得一乾二淨。」

資治通鑑 諸史之根

病後,他深諳「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適時調整自己的作息。以前,只要他坐在
電腦前,就「如魚得水」,一坐七、八小時,進入忘我境界。現在他最多只工作三小時就
要暫停,「為了寫文章,不值得翹辮子嘛!」

他說,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他追求了解為什麼?如研究民國史,他要了解中國為什
麼要走帝制?為什麼從帝制轉入民制?為什麼要搞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中國出了那麼多
軍閥?為什麼中國人兩百年來過得那麼痛苦?在推動歷史的進程中,他願意扮演一個「小
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問及當初為何選擇學歷史?說來話長,他自言是「陰差陽錯地誤入此行」,逐漸陷
入而「上癮」,以致終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大地主家庭。中國以前是科舉制度,歷史在科舉考試中
扮演重要角色。家學淵源,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歷史產生興趣,諸如《東周列國》、《儒
林外史》等一類的書看得滾瓜爛熟。

14歲他已熟讀《資治通鑑》。因父親不滿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讀通鑑作為「暑期作
業」。他回憶:「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的『暑期作業』,便一刻未曾停過。終日一
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開始,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還不肯釋卷。」

大概註定此生要與史學結緣,他看「通鑑」與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甚至認
為「歷史比小說更有趣」。兩相比較,他的心得是:「歷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
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

他說,如果不是他老子(父親)討厭他捉知了,強迫他去讀「通鑑」,認識了司馬光,他的
學問境界可能不會有如此大的長進,這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

他深深感到,「在這個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
觀察和經驗,他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鑑。」

他引述清朝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歷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歷史,則
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鑑是諸史精華的薈萃,掌握此,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
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我敢大膽說,通鑑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因此
,如果有人要他擬定一份「國學基本書目」,他將首選《資治通鑑》,一書定天下。

與史為伴 永不言倦

是學歷史的,但對文學同樣感興趣,所以他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歷史,那
就是「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

問他研究歷史是著重「正史」還是「野史」?他說要以「正史」為準,「野史靠不住」。
而史學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別,以身為華裔史學家為傲。

作為一個歷史學教授,他認為他的任務是把各學派對學生做客觀、平實而詳盡的介紹,不
以私見去妄自臧否。「大學教授不應自貶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學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
筒。」

是什麼力量支持他對歷史永不言倦?他說是興趣使然,因為是自己喜歡的東西。太太吳
昭文眼中的,則是個「歷史」,對史學投入的程度和那份認真的勁頭,令太太感
歷史才是他的「最愛」。

抗戰期間,在南京讀中學,為戰火所迫,轉學回安徽合肥老家。後來日軍壓境,在
敵人的機槍聲中,他們一班中學同學,穿著草鞋翻山越嶺逃到武漢,落戶湘西。後來他在
湘西參加統考,考入當時校址設在四川重慶的中央大學。

對當年日本侵略的國仇家恨,這位史學家至今仍難抑憤怒。為此,九○年代他許多友好發
起徵集簽名向日本討還戰爭賠償運動和積極參加保釣,並盡量不用日本貨,如許多朋友說
日本車不易壞,勸他以日本車代步,但他寧可開美國車。

1943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自重慶回老家做了一年的中學教員,翌年轉往安徽省
立安徽學院教西洋通史,自此歷史成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59年獲得博士學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國口述歷史部門,此後再任中文圖書部主任和
副教授,前後在哥大度過25年的黃金歲月。接著再出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大半
生與古人為伍,跟歷史作伴,「幾乎把古今中外的歷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過。」

白馬詩社 喜覓良緣

五○年代中期,他與一批以打工為生的愛好文藝的同學,在紐約組「白馬文藝社」自娛,
胡適曾戲呼白馬社為「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

他在白馬詩社遇到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吳昭文。吳昭文出身名門,父親是中華民國黨國元老
吳開先。最初追求吳昭文時,並不知她顯赫的家世,雖然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
,但在美國是個一文不名的窮留學生。吳昭文不慕富貴,愛其才氣,兩人很快談婚論嫁。
她寫信稟告父母說,對象是個在哥大讀歷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實正派,但窮得叮噹響。


吳老先生回信說,窮一點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要有志氣。有了開明的未來岳父的首肯。
1957年,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兩年後,順利拿到哥大博士
學位。婚後與岳父翁婿相處甚得,國事家事天下事,談笑殊歡。

名滿天下 窮一輩子

別看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窮文人」。他笑說:「俗語云,『
吃不窮,穿不窮,計算不到就是窮。』小子樣樣都會,就是不會計算,所以窮了一輩子。
」他坦言,經濟情況常常處於拮据境地。1980年,他的岳父八秩大壽,在捉襟見肘的客觀
條件限制下,他無法買兩張越洋機票與太太結伴同往台北拜壽,「半子」只好讓給「全女
」成行,他則撰詩10首作為「秀才人情」,為岳父祝壽,「全數賀期頤」。

向來有倚馬待詩的急才,胡適生前曾誇讚這位得意門生作詩不但「快來兮」,而且
沒有一般應酬文字的陳腔濫調。

胡適告訴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胡適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才能變成自己
的知識。這話頗得之心,因為他很早便養成寫日記的習慣,意到筆隨,終生受用。
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寫日記的好處。

由於經常寫讀書札記,早在念大學時,就有「發表慾」,把一些以日記形式寫成的
讀書札記,分別投給不同報刊來賺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
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他來美後也將寫作才華發揚光大。當他還是一個課餘靠洗碗盤打工為生的窮留學生時,適
逢林語堂主辦的《天風月刊》創刊,與林語堂女兒林太乙是哥大同學,林太乙向他
邀稿,其時他為了「出一口烏氣」,寫了一篇長達一萬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後
「人人愛看,個個叫好」,過癮之餘,最實惠的是拿了30元稿費,聊解無錢交房租的燃眉
之急。

這是他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餘,再接再勵寫第二篇《梅蘭芳傳》,寫了
數萬字,分三期刊出,稿費本應120元。但因海外辦雜誌不易為,這次的稿費卻沒有著落
。那時他阮囊羞澀,也曾開著一百元買來的破車,趕往山上的度假屋給人洗碗盤,一小時
才掙八毛錢。

197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同時在紐約市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課。在紐約市大
他上的是中國現代史,每周不過一次課,而且校方將時間排在學生最不要聽課的周五3時
6時,按常理這門課不會有多少學生選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滿,甚至還有不少後
來者擠在門口和窗外聽課,蔚為奇觀,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學期,調他去上美國史,他照樣吸引了一大班學生,又是座無虛席。不久,紐大決定
成立亞洲學系,要從全美亞裔學者中選聘一名系主任,選聘委員會擬定十餘名候選人的名
單,排在末尾。當不記名投票時,「黑馬」脫穎而出。校方瞧不起華人,將
投票結果秘而不宣。

此事終於洩漏,學生們直衝校長室興師問罪。校長理屈辭窮,只好向求助。其時
正在外地講課,校長安排他坐飛機火速趕返以平息「學潮」。這宗新聞事件,驚動紐約市
三家主流電視台出動採訪。

文壇伯樂 慧眼識才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著作等身,何其幸運,他遇到生命中的兩位「文壇伯樂
」,一為台灣《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已故),一為香港名報人胡菊人(現居加拿大溫
哥華),由於他們的慧眼和「容忍」,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

一直以「事忙人懶」自嘲,別人想出書,求爺爺告奶奶還未必如願,幸運碰
到賞識他的劉紹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動地出書,「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數
本叫好叫座的書,都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就拿他的《中國之惑》一書的出版過程來說,此書本應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編排、打
字、校樣,親自包辦一切,當「萬事俱備」後,為了尊重作者,一觀校樣,而他
卻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寄還給胡菊人,「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真要向菊
人伉儷磕頭才對。」

與胡菊人相知相識卅多年。五○年代末,在胡適策動下,他們十多位學者針對時艱
,為宣傳民主,提倡新學,在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論壇》(雷震稱它為《自由
中國》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當時是《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與
時常魚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論壇》停刊後,擱筆20年,在劉紹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舊業、再作
馮婦」。

胡菊人是因接編《明報月刊》,與恢復聯繫。因完成《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後
,由於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國「潛逃」回中國大陸,中英文兩稿被哥倫比亞大學查封十多
年,才將原稿發還,允許他覓書商出版。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後,乃爭取該稿的首
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遲遲
未能交出。在我兩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
,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1976年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有位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陸文革
時代官方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約百餘萬言。

「這本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
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頭兒毛澤東。」

這年暑假,他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外出購物、玩樂
或夜晚就寢後,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談」。從紐約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回到紐約,他
把這本百萬言的「禁書」細細咀嚼後,習慣支配他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用他的話
來說,「也變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口氣寫了6萬5000字。

「寫了這一大堆垃圾幹什麼呢?靈機一動,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
?」他給胡菊人寄稿件時附了一封信:「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
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的回信,表示全部採用,在《明報月刊》連載半年,至1977年
4月,才由《李宗仁回憶錄》接班,逐月連載兩年又因故暫停。

轉眼十來年過去,國事滄桑多變,胡菊人亦自《明報月刊》轉往《中報》,後來再自行創
辦《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議把他當年評毛澤東思想的書評配上若干近作出版成書,由
時任《百姓》半月刊主筆的陸鏗作序,《中國之惑》一書由此而來。

行文特色是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與他交誼甚篤的陸鏗說:「
史識、史兼備,見解異於流俗,文學修養深厚,文風獨具一格。」

胡菊人說,讀的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讀歷史,卻像是觀劇
一樣。」他又指出,「由於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
,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則稱他的作品為「發憤之作」,自言得力於「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
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

先看 後看胡適

七○年代的海外史學界,風行「先看,後看胡適」之說。的《胡適口述自傳
》問世以來,他為此書每一章寫的「註釋」,產生「買櫝還珠」的奇特現象,傳與註成為
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有人認為,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註釋部分的份量還遠遠在
傳文之上。

之所以成為《傳記文學》的文膽和劉紹的摯友,皆因一個愛其才,一個敬其識。
劉紹每每提起這位「才氣型的史學家」就讚不絕口:「現在像這樣史學造詣一流又有文
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來越難得了。」

多少年來,劉紹一直要為出一套《氏四書》(此前劉已為他出版三本書),他卻
一拖再拖,劉紹卻是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一支生花妙筆「塵封」廿多年後,自認為已不會用中文寫作了。劉紹以「欲
擒故縱」的方法,要他將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中文。

說:「這項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劉紹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
的老師,別人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大好。」仔細一想
,劉紹言之有理,但內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


不過,在劉紹好說歹說、軟硬兼施的勸說下,還是勉為其難地一翻兩年,「竟然
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

他的近作《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的出版,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護法」之稱的
台灣企業家陳宏正的鼎力相助。說:「陳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
生』,因而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
,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盡。」

可是,當兩書編排妥當、打出清樣、出版社刊出「新書預告」後,的「老毛病」又
發作了。他把出版樣品帶回美國,一擱經年。「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
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
之後,也寫了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

最後,值赴大陸訪問之機,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瀋陽和承避暑山莊,然後再
揹回台北,原封不動還給劉紹

對他的「被動出書」另有一套「學說」。他說,古今中外,名儒碩彥插架琳琅,「
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
讀書的求答案心情,數十年未敢稍輟。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選
集更是犯不著。」

不過,也有例外的一次,他的《胡適口述自傳》由英文譯成中文交《傳記文學》出版時,
劉紹請他寫篇「短序」,正好碰上他「舊情噴發期」,「發而為文一發不可收」,最後
洋洋灑灑數十萬言,《胡適雜憶》由此而來。

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志清即因《胡適雜憶》一書,稱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
散文家」。

口述歷史 功在千秋

1957年,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韋慕庭在哥大設立中國名人口述歷史計畫,最早擬定的受
訪者包括孔祥熙、陳立夫、胡適、李宗仁和顧維鈞五人,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名人口
歷史的先行者,並堅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癮」。

口述歷史是一種搶救歷史的行動,也被看作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認為
歷史最可貴的是真實,由那些歷史親歷者親口講述自己的歷史這就保持了最高的真實
性,「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歷史。」

期間,他先後訪問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費盡心血翻閱了大量的口述歷史資料,錄
製了百餘盤的錄音帶。他說:「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人記的歷史,口述部分只是其
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歷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說:「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
」例如他替胡適寫口述歷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內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證補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歷史,也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從圖書館、報紙等方面資
料補充考證而成。

很早就與胡適結下「師生緣」。胡適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榮華富貴,得意
非凡。但五○年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時期,其時他已從一個叱吒風雲的「聖人」,
淪為窮愁潦倒的寓公。那時大陸批胡適思想風頭火勢,台灣當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養
老金生活,在胡適最孤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他身邊。

形容,「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
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而是一同箕坐草窩。」
這種「關門單傳」的聞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學」精髓。

以身為胡適的「小門生」為榮。他雖然沒有正式拿過胡適的學分,但卻單獨上過「
胡適學」的課在一千小時以上,「這是胡適所有的學生中前所未有的事。這一點我感到師
恩獨厚──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

讀了很多胡適的書,是胡適「不疑處有疑」的治學方法最佳詮釋者,雖然他對胡適
禮敬甚重,但他客觀評價說:「人無完人,樹無九枝。胡適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
」所以他常常質疑胡適的論斷,自稱「三七論」,即對胡適學說三分接受,七分懷疑,為
此曾被文壇耆老蘇雪林罵他「猶大」,不以為忤,還滿有風度表示,他不願跟「蘇
阿姨」頂嘴,「讓她罵兩句,出口老人氣,對健康也是有好處的。」

李宗仁回憶錄 好事多磨

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為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做口述歷史,前後長達七載
。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難」。「要幫助一位老將軍寫歷史,實在費煞苦心。」
而《李宗仁回憶錄》一波三折的出版過程,更讓欲哭無淚。

在為李宗仁口述歷史的過程中,為了尊重史實,大凡李宗仁說的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唐德剛大刀闊斧全給他砍掉,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
「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點悻悻然。我為著慢慢地說服他,便帶了些《護國軍紀實》一類的史籍,和民國 初年出版的報章雜志給他看。我甚至把《民國史演義》也借給他讀。這部演義雖是小說,但是全書大綱節目,倒是按照史實寫的。李先生對這種書也頗感興趣,也有 意閱讀。我為他再解釋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刪。」
李宗仁對唐德剛糾正的謬誤,經常辯稱「有書為證」,而他提供的書,卻是唐人街中國書店買的「野史」。唐德剛對李宗仁 說︰「寫歷史也如帶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確的『軍事情報』,情報不正確,是會打敗仗的。寫歷史也要有正確的『學術情報』,情報不正確,寫出的歷史就要惹行家 訕笑了。」
唐德剛經常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做完正式訪問後,就陪李宗仁、郭得潔夫婦天南地北聊到深夜,這算是他們「無記錄的談話」,這個辦法是唐德剛從訪問胡適得來的經驗。「因為這些不經意之談,往往卻沙里藏金,其史料價值,大于正式訪問。」
在這些輕松的談話後的兩三天內,唐則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一口氣寫成兩三萬言的長文,送交李宗仁認可增刪。他與李氏的合作前後長達六、七年之久,花了無數心血,才完成這兩本中英文回憶錄,它們也是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唯一完工付梓的兩部書。
唐德剛當時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該校中文圖書部主任,他自嘲是「隱姓埋名的天朝棄民」,日以繼夜的為大學做了許多無名無利的苦工。而他與幾位同事的薪金,「屬于當時哥大最低層的一級。」
不過,唐德剛覺得自己肩負的是「搶救珍貴歷史資料,記錄歷史真相」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抱著民族責任感和愛國熱情去搶救一系列珍貴的歷史片斷,這正是驅使他不惜工本、不計較報酬的為李宗仁等人記錄歷史的動力。
李宗仁那時已心存「不如歸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剛後來已「受調離職」,仍不時找他吃飯聊天,討論修改出版英文回憶錄 的事。他希望在動身返大陸前,把回憶錄做一了結,所以不時催唐德剛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執筆人,總覺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視李宗仁為前輩,「我兩 人都是中國傳統孕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關于『無酬之工』,我連『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時間,漏夜趕工,以不負所望。「所幸那時精力旺盛,有時整夜打字,直至紅日當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趕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憶錄終于殺青後,唐德剛本已為他與哥大出版部擬訂合約,誰知節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問題請假,一時無法返校簽約,李宗仁夫婦等不及他回來,于1965年7月悄然離美,取道甦黎世回大陸「投共」,成為當時轟動國際的大新聞。
「為山九仞,功虧一簧。」這部回憶錄錯過出版時機後,封存哥大15年。唐德剛盛年執筆,披肝瀝膽,前後22年,至兩 鬢披霜,閱盡興亡,此書英文稿終于1977年6月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哥大口述歷史學部原主持人韋慕庭與何廉在合撰的導言中鄭重指出,「本書是一位歷史 制造者和一位歷史學家的合著。」唐德剛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書泣下」,並「嗟嘆其命也夫!」
*為顧維鈞作口述歷史
唐德剛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職業外交家」顧維鈞,進而成為顧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歷史」開始。最初哥 大「中國口述歷史部」只有夏連蔭、唐德剛兩名全職研究員,顧在1960年初參加「口述歷史」後,校方本來指定夏連蔭任訪問,但她在訪問了顧的童年事跡後, 就輟工不干了。
唐德剛那時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顧維鈞」這三個字,對他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顧總長」的傳奇故事,唐德剛還是小孩子時就听得多了,那時他覺得這位「鐵獅子胡同的顧總長」是多幺的遙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過?
顧維鈞對唐德剛的「接班」,歡喜不盡,因唐對民國歷史如數家珍,對「直系」、「皖系」更是倒背如流。唐熟知稗官野史,顧講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費唇舌解釋。
唐德剛還糾正顧的錯誤,有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說他錯了,顧不服,堅持說「事如昨日」,唐乃把顧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再次反證,顧才服輸。
顧維鈞對唐德剛顯然頗為賞識,他那時出任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紐約度假三數月,每次回紐約前,總是先寫信告訴哥大當局,盼能借調他這位「唐博士」繼續做「助手」。
唐德剛指出,顧維鈞那時在冠蓋雲集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風度和才華的外交官,更是白宮 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盡鋒頭。雖然顧搞的是「弱國外交」,但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過他代表的政府。「檢討起來,顧氏一生的成就,讀歷史的 人,或許會惋惜他『事非其主』,為其才華抱不平。」
*與張學良的一段交情
唐德剛與張學良將軍也有一段異于常人的交情。他說︰「做口述歷史一直是張學良最重要的願望,他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直接創造了歷史,有太多的事件經歷需要記錄下來。」
張學良是在看了唐德剛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後,決定讓他來做這件事的。「記得當時我在台北,星雲法師請我寫一本中國 南北朝時期的一位慧深和尚游歷美洲的書。張學良派人從紐約打電話打到佛光山找到我,說張學良想請我吃飯,在台北來來飯店,那天張學良戴了個墨鏡和禮帽,見 到我時,他起身脫帽說**我看了你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寫的好。我還看了你寫的關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寫的頂刮刮。」
就在那次宴會上,張學良表示想請唐為他寫回憶錄。後來,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張學良到紐約時,住在他的紅顏知己貝太太家。有一天,他應邀到唐德剛家吃飯,也談起口述歷史的事,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唐德剛至今仍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他認為,像張學良、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和宋子文這些人物,「都是民國史上,極重要的歷史制造者。歷史家應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找出這類人物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成長的經過,把他們與整個民國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剛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流落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瑯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 看逐漸流失,內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之感,真非親歷者所能體會于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 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那幺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一代史學家的失職。」
歷史是厚重的,史學家的使命感也是沉重的。

(原載「世界周刊」0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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