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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特稿】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新世纪特稿2009年7月29日】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韩三洲、许医农推荐

令狐补充:权利要自信,权利应谦卑

回顾网事前,先奉献一个建议,放眼全球,权力都该到谦卑学习班进修补习,而权利则要在自信的熔炉中冶炼锻造。公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应停留在口头上。眼下,可以断言,这些广受欢迎和认可的权利,正在渐入佳境。

本周,围观者还在将“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发的网络现象惊叹为“中国互联网的无聊式跃进”之际,“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呼唤已经于22日由网络进驻现实,变成无数张明信片,不是已到达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就在寄往看守所的路上。

郭宝峰是因网上传播“严晓玲遭轮奸致死”相关网帖,被福州马尾公安分局拘囚的网友之一。据其亲属透露,警方称,他只要承认诽谤,具结悔过,即可开 释,但被他拒绝了。网友邮寄明信片,被称为行为艺术,合理合法,有利有节显而易见,还弘扬了公众权利的价值。与此相应,山东青年段磊“涉嫌诽谤”案落幕, 有关部门准备追究责任人。也许,近来连续上演的缺乏诽谤对象的“涉嫌诽谤”滑稽戏,收场之时指日可待。

不幸与高雅血肉相连,低俗成了人们无法彻底摆脱的宿命。公众到底需不需要低俗?本质上是个伪问题。张家界电视台本周勇当小白鼠,亲自实验电视可以低 俗下流令人发指到到何等程度。一则在该台播出的广告中,卖淫女在荧屏上现身说法,推销壮阳药,造就盛世奇观。下流广告曝光10余天后,终于在24日盼来广 电总局母亲教训忤逆之子般的温柔处罚。这里启示有二,其一,低俗其实是一种需要通过传播才能证实的事实,私人的事只要隐秘就无所谓高低雅俗。其二,电视台 以正气凛然著称,也没能免疫于低俗。只是孩子毕竟是自家的好,广电总局舍不得狠揍。

强悍是公共权力的特征,倘若缺乏监督约束,就难免傲慢、盲目甚至作恶。杭州70码飙车案出庭者是否为被告胡斌真身,自上周被人质疑后,虽然追问声越 来越洪亮,但至今依然扑朔迷离。法院只口头否认而不肯用行动自证清白。如此应对公众质疑,未免自负和盲目。不过有一点很明白,飙车案发初期,杭州警方以“ 车速70码”企图先声夺人而失信于民的教训,对杭州西湖法院毫无助益。如果替身顶包事件被证实,那么就不难窥见权力和金钱之间肆无忌惮的暧昧关系。7月 24日,网帖《市长一恼,全城遭殃—西安禁电禁摩的原因》,称事端是因为一辆电动车不但跟某副市长的座驾抢道,居然还敢“嚣张”地瞪车上人一眼。此帖真伪 难辨,貌似传奇,宁愿信其有,无非是它当成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方式。

同日,《史上最牛腐败工程》网帖发酵成功,开始引人注目。该帖引用当地官网上的政府文件,指证河南省桐柏县强占耕地,修建“公务员公寓”。这本是已 在网上变换标题流浪了3个多月的旧帖。桐柏官方回应为“那是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可以参与购买的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建成别墅,符合入住条件者和权力之间 的关系不言自明。

权力一旦越界,不仅会在官民之间出现非常振荡,也会在强弱之间撞击伦理底线。7月16日,网帖爆料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27日,事情有了结果。在 曾经以老道的诉讼经验,为血汗工厂指责冲冠一怒,敢与媒体对簿公堂的富士康面前,孙丹勇权利的贫困和弱小让人心痛。有侵害嫌疑的富士康则让人心寒。它事后 不检讨自己的劳工政策,只强调“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其言外之意无非是错不在富士康侵犯工人的权利,只将重点落在提高工人对企业强权 压迫的耐受力上。

权利穷困,也体现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7月26日,一个署名“中国二肥麦”网帖,称云南某报记者张某,以帮助在报章上发布信息为条件,“潜规则”上访女子彭春平,就是极为恶劣的一例。

7月27日,一个被中外网络热捧的视频,很值得纪念。加拿大歌手戴夫•卡罗尔,为抗议美国联航弄坏他托运的吉他并拒绝赔偿,经过长达一年的维权未果 后,他写了歌曲《美联航弄坏我吉他》并放上网作为反击。歌曲迅速风靡,美联航股票应声下跌10%,蒸发掉1.8亿美元市值。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善用个 人权利,价值不容低估。此事结局也值得庆贺:美联航确信股价暴跌是此视频所致后,震惊之余,立即“亡羊补牢”,向卡罗尔致歉理赔。并将《美联航弄坏我吉 他》用作内部培训“反面教材”,警示员工,提高和确保服务质量。

权利的自信和权力的谦卑,经过公平博弈,樽俎折冲,在这个例子上呈现出一种均衡的美感。促人自强不息,并给有尊严的生活带来希望。

(作者博客http://www.buchong.net/?p=758

2009年7月24日星期五

吴庸:赵紫阳与叶利钦

人们一直在议论:当年赵紫阳如果象叶利钦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一举成功,岂不痛快!言罢颇为惋惜。其实,这是无根据的想,瞬间即逝的好梦。幻梦给人以安慰,却于现益。幻梦是虚假的,现是真实的,还是回到真实中吧!

 

[一]

 

赵紫阳为什么不可能如叶利钦那样登高一呼?简单地说就是,人不可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每个生活于社会中,生活于社会关系中。人一降生就步入社会关系,从家庭关系开始,扩大为邻里关系、亲友关系、同学关系、工作关系、商业关系、文化关系、领导关系、党派关系、民事或刑事关系等等。诸种社会关系的网络构成完整的社会活动,整个社会就是这一网络的活动而运行,而变化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脱社会关系的制约作为在家庭关系中要遵守伦理道德的约束,在商业关系中要遵守价值规律的约束等等,否则,会违反社会利益而受到不同形式的干涉。中共内编织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处于中共关系网络的任何都要按照有形的和无形的规则进行活动,这种制约关系不能随意突破否则,会因违反党的最高原则而受到不同形式的纠正这一网络中,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形成相互制约关系,依据党内高层协议,邓与赵分别处于控制与辅佐的不同位置控制,意味着邓的意志有决定作用;辅佐,意味着赵在邓的意志下有权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这种制约关系,彼此遵守不逾,构成中共体制的特殊形式。特殊在于,它不是高层第一把手说了算,而隐居幕后的人说了算形像化的比喻垂帘听政。这种制约关系决定了邓小平的专制不允许赵紫阳僭越控制与辅佐位置1989年民主运动动乱还是非动乱,是血腥镇压还是在民主法制的道路上解决问题,赵在这一关键时刻由于突破邓的控制才被废黜和软禁。尽管赵紫阳拒绝承认支持动乱分裂党,尽管他指剥夺他的总书记职位的非法性,尽管他抗议对他的软禁,尽管他回绝邓小平对他施权力引诱,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此反抗并没有挣脱中共的权力体系,他顺从了中共对他的处治这样的赵紫阳不可能在1989年专制与民主进行生死搏斗时产生登高一呼的冲动不具备整体权力的动力,没有必要的思想渊源。登高一呼旁观者头脑中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话别时慨叹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作为退出政治舞台的遗言,这是真实的赵紫阳。

 

中共另一大佬陈云与赵紫阳形成又一种相互制约关系。陈云的主张和政策设计对赵紫阳的施政是不容忽略的制约因素。陈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同意给企业一定活动空间,俗称“鸟笼经济”思想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养猪也要规定任务,农产品的统、派购不能取消,还要加强;市场范围只限于不便实行计划控制的小商品生产。不支持对外开放,反对成立特区,称之为“卖国”1982年在陈云主持下,以反经济犯罪之名,事实上取消了广东、福建一带有关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在他看来,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必然进行超经济掠夺,这不支持对外开放、反对成立特区的理论胡耀邦下台,他发动王震造声势,要把邓力群推上总书记之位。这些倾向说明陈云偏于保守,赶不上时代召唤。如何应对这一保守倾向是赵紫阳不能逃避的课题。尤其是陈云与邓小平形成的分歧集中于:邓千方百计把经济搞活,着眼于全国GDP翻番,陈则拘于传统观念,要求以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构筑中国的经济框架。两人合作过一段后,终因缺乏共同语言,“谈不拢”,一度无法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赵紫阳处于两山夹缝中,要“左右逢源”是很难的。

 

位于赵紫阳身旁、俗称“左王”的邓力群、胡乔木也构成对赵的制约关系。这是邓小平的谋略:他在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同时,安排这么两个人时刻充当反面动态,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都是由于此二人在邓耳旁吹风搞起来的。不过,由于胡耀邦、赵紫阳善于抵制,使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均缩减了为害范围与时间。制约与反制约的权力较量是中共内部错综复杂关系的核心

 

陈云、邓力群、胡乔木在党内并不是立的个人,他们代表着革命资格老、传统观念深、信息渠道单乏进取精神的大批上中层党员。这些党员各种维新举措具有本能的抗拒心态。要说服这样一股保守势力同意某种程度的弃旧图新之举是何等艰难,请回想一下农村破公立私的包产、包干制度的推行是何等曲折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要有所作为,他应该具有怎样的智慧和胆识才能胜任啊!

 

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清规戒律,赵紫阳首先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投石问路,没有听到反对声音,继之拟出4条纲领性条文概括经济体制改革内涵:

  1.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2. 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3. 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
  4. 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显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不过是虚晃一枪,“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才是关键,这是将经济逐步推向市场的渐进的过渡方针。赵紫阳的智慧表现为:“间接计划的部分”逐步扩大是“计划经济”的逐步改进过程,而“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则是市场经济的逐步扩大过程,两种量变的积累将引起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质变。这种由渐变逐步引起质变的设想是在传统观念“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包装下推出的,容易得到传统观念当权者认同果然,这个纲领得到邓小平和陈云同意,邓还要求在全党传达,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至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党的教规上就被废除了正统地位,赵紫阳的走向市场经济改革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中共是个专制政党,维护专制统治是它的中心任务,所以,由它来倡导在党内或在党外实施民主改革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如同有人声称自己准备挖个坑埋葬自己一样。但是,事物的异化规律证明,中共这个政治实体必然会异化出相反的思维和力量,与专制势力抗衡。这样的趋势,这样的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理论断,而且有或隐或显的事实在佐证。赵紫阳在1986年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纵论民主改革的思路就是一个实例。他陈述的中心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搞的是假民主,资本主义搞的是真民主。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他举例说:学生参加选举投票还没有菲律宾的投票兴趣大,学生选票上写希特勒,说明投票者在抗议选举不民主。他认为:“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为此,要抓两条:(1)“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群众的事情尽可能由群众参加管理”,实行自治。(2)要开辟政府与群众对话渠道,“必须与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应当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与政府对话的渠道”。这两条应该说是赵紫阳根据当时的条件争取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了。就是样的温和改革的议论引起邓小平的警惕,告诫“不能迁就民主思潮”。所以,1987年7月8日中央五人领导小组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稿时,赵特别重申“民主问题不能回避。究竟怎么搞民主,要讲清楚。”直到1988年12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仍然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一边是邓小平喋喋不休地叫嚷反“自由化”,再加50年,一边是赵紫阳费尽心机地筹划民主改革,发出异议,形成中共两种施政思路对立其结果,是以“六四”屠杀宣告对一切走向民主愿望的制裁!数十万大军成为邓小平屠戮民主的驯服而愚蠢的工具在这样的蛮横而霸道的武装力量面前,赵紫阳怎么会产生登一呼的愿望呢?

 

[二]

 

叶利钦为什么敢于登高一呼?简单地说就是,叶利钦自信有力量扭转当时的紧急和危险的局势。此时的叶利钦已不是苏联的地方官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设部长,也不是苏共的中央大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出苏共,与共产党一刀两段。竞选人民代表(议员),在群众集会上热情宣传政见,在电视辩论积极抨击时政,终于赢得选民爱戴,成人民立言的代表者。继而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以57.3%的得票率胜出,成为俄罗斯联邦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名符其实的竞,由选民直接认定的最高领导人。俄共有4人竞选总统,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16.9% 6.8% 3.7% 3.4%,均被淘汰。这是一次民意的检阅。此时,登上坦克高呼的就是这位民选总统叶利钦。他拥有的民众支持督促登高一呼

 

1991年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宣布,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包括总理、克格勃主席、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8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停止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职权。上午9点,数百辆装甲车涌入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领要道、广场,包围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克格勃部署其特种部队强攻议会大厦,要求逮捕叶利钦等11名主要领导人,就地正法。一场军事政变摆在眼前。叶利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政变调动的坦克群登高一呼的。他在一辆坦克大声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指出政变的违宪性质,呼吁公民予以回击。这种形势,这种时机,这种场合,这种气氛,足以显示他不顾生命危险而奋力一搏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勇

 

叶利钦并非逞个人之勇,他拥有群众的支持。“8・19”当天下午1点,议会大厦外聚集了响应叶利钦号召、保卫俄罗斯政权的数万群众,他们设置混凝土块、卡车、重型设备充当路障,由两万多人组成人墙,或站或坐或卧,还有人向政变部队喊话,吁请他们不要向同胞开火。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等地区煤矿工人响应叶利钦号召,决定无限期罢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70%地方政权表示拥护叶利钦,不支持政变当局。乌克兰与哈萨克两个共和国政权声明不实行紧急状态命令;波罗的海3国政权不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摩尔多自治共和国总统谴责政变。这样,政变当局刚一露头就显出孤立无援的窘境。他们控制的部队开始动摇。内务部的装甲部队冲向路障时被人墙挡住,鲜活的生命面前,他们退却了。有些部队公然抗命,拒绝向市民开火。克格勃的特种部队武器先进、训练有素,攻击议会大厦本可一举定夺,但官兵一致抗命,进攻时间一再推迟,指挥官被叫去训斥,威胁以“军法审判”,仍然无效。

 

8月21日当天凌晨死难的3名青年追悼会在广场举行,由牧师领祭,叶利钦参加,气氛悲壮又传来海、空军不参与政变的消息,更增加了反政变力量的胜利信心。接着,苏联检察院公告,政变领导成员犯有国罪,准备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国防部命令:从莫斯科撤走一切部队,取消宵禁。至此,政变失败已成定局。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自杀外,其余陆续被捕,仅仅折腾了3天的政变就此烟消云散。

 

叶利钦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举扭转局势,极大地推动了民主转型的进程。(1)8月23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日,哈萨克、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5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或实行重要机构“非党化”。戈尔巴乔夫深感四面楚歌,大势已去,8月24日晚,被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5日苏共中央发表文告,请求苏联总统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允许苏共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善后事宜,但未能得到回应。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决定,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活动。根据这一决定,苏共所有机构被查封,银行帐户被冻结。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终结(2)11月16日,叶利钦签署10项总统令,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中央重要财源;限令联盟中央约80个部委解散,削弱其政权势力;停止联盟中央意识形态部门活动,剪除其宣传鼓动力量。此时,联盟中央已经摇摇欲坠。12月7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由此表明苏联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法要求的主权实体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彻底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底停止存在。12月25日,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核按钮从戈尔巴乔夫手中转到叶利钦中。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终结。从“8・19”政变开始,到苏共与苏联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多天时间,突变是在瞬间实现的。

 

这个突变是值得人们认真回味的。即使是研究克里姆林宫学的专家也不得不为突变之猛且速而惊谔。笔者短文不能涉及如此深奥的学问。只是由叶利钦登高一呼而引起的变化想到中国人议论的一个话题: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难得共识的话题是很费思索的。是否可以这样认识:两者相辅相成。俄罗斯社会进步形成的环境孕育了叶利钦这样的人,必定会产生叶利钦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叶利钦还是伊凡,总之会有这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出现,而叶利钦本人的抱负和胆识,他的特殊的个性和过人之处,又动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创造了历史的特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历史产生的个严格的辩证规定是不容歪曲的。遵循这一规定考察历史与现实,就不会把俄罗斯与叶利钦硬拉到中国与赵紫阳身上,纠缠于如果赵紫阳也登高一呼两个人依据的历史环境不同,两个人由不同的历史环境造就的视野不同,因此,两个人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历史作用也各异。此地此时此人与彼地彼时彼人,没有同一性,怎么设想让拒绝镇压学生的赵紫阳去做否定共产党统治的叶利钦呢?

 

(2009.7.24)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

蔡英文:遗忘 将让我们成为共犯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2/today-o5.htm

 

就在马政府以拂晓偷袭方式将民主纪念馆牌匾更换回「中正纪念堂」的五天前,也就是七月十五日解严纪念日,民进党在自由广场举办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难者追思会 我与百余位政治受难前辈或家属一同出席,望着他们耄耄老矣的身影,再看看即将复辟的独裁元凶纪念堂,心情沈痛无以复加。我不禁要问,我们怎能既要民主自 由,却又歌颂专制独裁?我们怎能一面郑重追悼牺牲者,一面又为屠夫掉下哀恸的眼泪?我们必须坦白地说,如果你在元凶的灵前哭泣,那就是对受难者的残酷鞭 笞,在遗属和社会的伤口撒下盐巴。如果你还要以人民的税金和国家公共资源维持独裁者的纪念堂,那就是对民主政治最严重的背叛、对人权价值最无情的践踏!

次大战最大的教训是战争的残酷无情,但真正让全人类共同从灵魂深处感到颤栗的,却是二战中的纳粹大屠杀。同一个时期,亚洲也发生令人遗憾与痛苦的南京大屠 杀。但是,纳粹大屠杀让世人看到的是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激发的是一种普世人权的信念。但令人遗憾地,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却停留在民族主义的诠释,看不 到生命的神圣与人民的尊严。因此,共产中国的大屠杀、国民党中国的大屠杀、国共之间的大屠杀,都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意识形态下,几乎被完全遗忘。我们必须严 肃的认识到,正是这种遗忘,让凡夫俗子成为共犯结构;正是这种遗忘,让专制独裁者的整肃、屠杀随时可能再度降临。

共大屠杀所牺牲的人命虽然高于日本侵华战争,但中国人或华人社会至今还欠缺对于国共大屠杀的反省与批判。不仅如此,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统治下,都刻意 回避面对过去的独裁屠夫,毛泽东与蒋介石仍然是他们的们的党国元勋、民族英雄,而那些被牺牲的人民则长埋大地被遗忘成为无声的背景。

 柏杨先生曾为绿岛垂泪碑 下诗句:「有多少母亲,为他们被囚禁在绿岛的孩子们,长夜哭泣。」如今国共和解,「一笑泯恩仇」携手把他们对人民的大整肃、大屠杀历史一起抹除。这样的国 共和谈、两岸交流,对那些二二八妈妈、绿岛妈妈、天安门妈妈,等同于为自由的蓝天披上了黑幕!对于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则等同于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担心 将要在巴比伦的河边流浪!

我们拒绝纪念独裁者,我们拒绝再度流浪,我们将坚持自由、民主之名,这是我们对先人的承诺,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后代子孙的承诺!独裁者纪念堂的名称,将得不到民主社会的承认,而这次复辟的推动者也将永远为人民的历史所记忆。

(作者为民主进步党主席,完整版请见http://www.dpp.org.tw/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

笑蜀: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

本文已在網上流傳,但流傳的都是紙媒發的太監版。完整版在此——

 

傳播革命正撲面而來,要理解這場革命,就得理解它所處的時代。

 

基層社會正在山寨化

 

不妨先講幾個故事。

某友九十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國探親,想順便見某老同學。我勸他別去了,因為我早見過某老同學,給我的印象是自我感覺太好。現在人家剛升到一個顯赫位置,應該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候,這種情況你去見什麼見?有什麼可談的?

但是,某友不听。他當然有不听的理由,畢竟他們舊情太深,同 吃同住好幾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 彼此,簡直跟親兄弟一樣。再怎麼變,這份感情該不會變吧。但真的見面之後,果然如我所料,他大受打擊。原來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學那官腔,那種傲慢 和自得,他根本無法接受。兩人不知所雲十來分鐘就匆匆分了手。

這種自我感覺太好的權貴心態,我再清楚不過。這里還有一個故 事。我的一位朋友是高級軍官出 身,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但轉業後經常跟我們一起混,思想變化很大。去年中秋,他當年的老戰友請他去廣州白天鵝賓館喝酒。那些老戰友都不是等閑之輩,都是廳 局級單位的一把手,但彼此見面後完全話不投機。那時張五常剛剛講中國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我那個朋友不知藏拙,當著老戰友的面抨擊張五常,他們很驚訝,說 張五常說的沒錯,中國制度哪不好了?弄得我那個朋友很無趣。當晚十二點剛過,正是賞月好時光,他卻一刻也坐不住,驅車四十多公里趕到我們聚會的郊外農村, 見了面就破口大罵那幫老戰友。

所以近些年來,我一直納悶權貴強烈的優越感都從哪來的?前不久一個記者跟我閑談時,無意中提醒了我。他說剛剛落網的某高級法官,特別荒淫無恥,以致每周都要嫖一個大學生處女,而且專門有人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學生處女送到哪。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讓我立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場情色傳 聞。譬如某貪官以收藏不同情婦的陰 毛為樂;某貪官以安排工作為誘餌同時包養多個大學生二奶,等等。于是我的思路一下打通了,我知道他們的自我感覺為什麼那麼好了。他們拼命追逐權力,最終目 的不就是做帝王嗎?而現在他們已經事實上三宮六院,聲色犬馬,這不就是帝王般的生活嗎?他們自然會有帝王般的感覺,要睥睨天下了。那麼他們認為自己達到了 人生的巔峰狀態,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又何足怪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不斷列舉以致無窮,這足以證明,當下中國一 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山寨中國, 有成千上萬個梁山水泊,即成千上萬個山寨。如果說高層還有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有一定程度的規則,那麼愈往下,權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就愈 強大,以致幾乎每個碎片都有一個自我感覺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區區一個小村長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麼來的?諸多原因中 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穩定觀作 祟。這種穩定觀沒有彈性,對社會穩定的理解是一種僵硬的理解,不容許自由博弈,不容許任何振蕩。為了保證這種絕對靜態的穩定,而對地方領導人實行一票否 決。這種幾乎是無限的政治責任,必然以事實上幾乎無邊的賦權為前提。因為如果沒有幾乎無邊的賦權,那麼誰也不可能、不敢承擔無限責任。

這就助長了地方上一把手體制的不斷強化。一把手既可以將幾乎 無邊的權力用于保障穩定,也可用 于尋租。而一旦尋租產生嚴重後果,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動不動上升到穩定層面。而一上升到穩定層面,就什麼手段都敢用,什麼代價都敢 付,就足以動員整個政權的力量來為自己買單。穩定就這樣成了他們手中的核彈,往往用來要挾、綁架、敲詐整個政權,尤其用來對付體制的制約,跟體制達成恐怖 平衡,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長期化。

 

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最大的中國奇跡

 

山寨化是中國現狀的一個很重要的斷面。如果說這個斷面極其幽暗,令人沮喪,那麼與此對應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斷面,則是健康的,積極的,能帶給我們希望,鼓舞我們的信心。這個重要的斷面,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最重 要的成就。這個成就的偉大,已經 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現了出來。那麼多民間組織爭相馳援災區,在中國六十年救災史上是空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救災史的一個根本轉折點。中國六十年歷 史上,從來沒有哪次救災像汶川地震這樣,民間力量那麼主動、那麼強烈地介入,並且在整個救援中,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時災區很多標語口號,都是災 民內心感受的寫照,都是感謝某某志願者組織,感謝某某NGO組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千篇一律只是感謝黨和政府。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會意識的大普及,大啟蒙。直到現在,地震災區仍是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密度最大的地區。災區重建仍離不開民間力量,尤其離不開民間公益資金。甚至有學者呼吁,要把地震災區建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特區或者說示範區。

民間力量能改寫一部中國救災史,這足以證明,經過三十年的恢復和積累,民間力量已成長到什麼程度。這是中國六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情況,對中國未來的轉型將具有決定性意義。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民間力量的成長,是跟互聯網的發展相 輔相成的。眾所周知,民間力量所 處的制度環境一直很不理想。但凡做過業主的人,對此都應有切身感受。物業公司的背後不僅有開發商,更有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讓渡了很大一部分公權力給物 業公司,所以物業公司名義上為業主服務,但事實上往往反僕為主。業主雖然理論上是小區主人,但在嚴格管制之下,很難實現自發的聯合,只能單槍匹馬面對物業 公司,當然不是對手。

物業小區是民間力量所處的制度環境的一個縮影。民間力量在現 實中本來很難找到突圍方向,互聯 網卻意外地敞開了天窗。具有公共關懷、公共情結的一大批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分子,大多是網民。他們不能在現實中聚合,但互聯網讓他們走到一起,互聯網 讓他們開始了精神上的聚合。這種精神聚合的擴展,就逐步形成了一個虛擬世界的公民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個公民社會最初只停留于虛擬,現在則越來越走 向實體化。即便最初是虛擬的,但 他們關注的方向,討論的主題,仍大多是現實的,而且這種關注和討論,越來越跟現實的力量結合。其一是跟現實中的平面媒體結合,虛擬世界的許多素材,最終都 轉化成了平面媒體的素材;其二是跟體制內的高層決策結合,成為高層決策者突破下屬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個主要通道。

網絡公民社會跟現實力量的結合,有如化學變化,最終產生了一 個新事物,過去六十年聞所未聞的 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輿論場。網絡提供和放大公共話題,媒體加以提煉和深化,然後形成重大輿論事件,影響高層決策。這已經成了一種模式。虛擬世界與現實世 界,官方與民間,公民行動與高層決策,就這樣開始了多方互動。

這是令人鼓舞的跡象,公民社會就這樣突破了制度屏障,先從互 聯網找到突破口,在互聯網扎下根 來,實現虛擬世界的自發聯合。再以公民集體行動逐步滲透現實,影響現實,推動現實,改變現實。公民集體行動在中國原本是做夢都不能想象的,但借助互聯網, 借助互聯網帶動的公共輿論場,它們變成了現實,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現代戰爭講的是制空權。誰有空中優勢,誰就有決勝的把握。對 于中國的公民社會來說,互聯網就 是最好的制空權,它的開放性,它的分散性,它的平民性,注定了它最適合民間的自由表達,所以能最先為民間所用。一旦掌握了這個決定性的制空權,民間力量就 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把公民社會跟成千上萬個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場持久戰,那麼在地面戰場,公民社會顯然沒有決勝的希望,因為險關要隘都成了 山寨的金湯之設。而且公民社會早就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完不成集結,形不成力量了。但互聯網的橫空出世,把最初的陸戰變成了以空戰為主的立體戰爭。公民社會 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難萬險,在無垠的天空中自由飛翔。當然相應地,山寨也逐漸配備了各式各樣的對空火炮甚至是對空導彈,也有空中飛人被擊中,但迄今為 止,地面防空炮火仍遠遠不能壓制空中集群。

到互聯網聚合這個喜好,現在幾乎席卷全民。 這不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輿論場,而且這 個輿論場仿佛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眾議院。它以整個公民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為中國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到了這種地步,公民社會就不再是假想或虛擬 的,而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盡管它還比較初級,還有很多不足,就像模擬電視肯定沒有數字電視好,但中國公民社會才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從無到有, 從小到大,這無論如何是個奇跡。當下鼓吹所謂中國奇跡已經成了新時尚,但我認為,只是從這個角度,才談得上中國奇跡,這也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最大和 最可自豪的奇跡。

 

這是矛盾的時代,但暗藏很多機會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其實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回歸一個 正常國家,通過這種回歸,向現代 國家邁進。我們常常說當下中國社會是轉型社會,朝哪兒轉?就是朝現代國家轉。而所謂現代國家的基本定義,在我看來,無非是市場經濟加公民社會加憲政體制。 我們過去只講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講市場經濟,這是不夠的。社會建設並不比經濟建設次要,而社會建設主要就是建設公民社會。所以跟發展經濟齊頭並進的時代主 題,應該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建設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只有在偉大公民社會的基礎上,才可能誕生真正偉大的國家。這個進程,中國現在才剛剛開始。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矛盾的時代,一個山寨秩序與公民 社會,一個罪惡與美好,一個絕望 與希望並存的時代。它的彈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復雜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說是史所未見。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員的空間。當下中國,仿佛是一個巨大 的星系,有若干個星球運行其間,有若干個時空並存其間。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當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類人,你想做哪類人,幾乎 都能找到對應的時空,都能讓你心有所屬。

這就是說,當下中國社會的復雜性,給我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 能性。你可以什麼事都不做而且有 足夠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跟山寨沆瀣一氣而且也不難找到足夠的理由,但你也能很有作為而且也有足夠的理由。做不做事,做什麼事,怎麼做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 你的主觀選擇。總之,這個時代固然很多問題,讓我們常常無助無奈,但這並不是我們抱怨這個時代的理由。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的其實是多選項,起碼已經有一個 公民社會擺在面前,如果你根本不受它的誘惑,你的思想根本不曾放飛,那麼多的可能性你根本不嘗試或者淺嘗輒止,那麼將來你對自己的人生不滿意時,就不能怪 敵人太狡猾,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公民社會與山寨秩序的兩極振蕩,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那麼這種兩極振蕩究竟怎樣改變著中國的新聞生態呢?

 

傳播革命正在發生

 

先看兩個案例,即重慶釘子戶事件和廈門PX事件。重慶釘子戶 事件中,大批公民記者自發涌向現 場,發回大量的第一手報道。廈門PX事件中,我的朋友北風和令狐補充更是大出風頭。當時地方政府屏蔽了廈門市民散步現場的手機信號,但他們只把廈門市民當 防範對象,沒想到會有外地的公民記者自發介入,結果北風專程飛到廈門,他的異地手機不在屏蔽之列,可以現場采寫,在後方的令狐接到北風短信後立即發布,這 就成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新聞封鎖。

這方面最經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過去的公民行動無論怎 樣轟轟烈烈,都限于個人行為。汶 川大救援顛覆了這個傳統範式,它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即公民集體行動的新範式,並被廣泛效仿。從此之後,哪里發生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為整個公民社會 關注的焦點,哪里一定成為整個民間資源匯聚的中心,哪里一定成為公民集體行動的高地,也是公民新聞的高地、信息自由發布的高地。

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是這方面最新的案例。隨著IT技術的突飛 猛進,現在信息自由發布的門檻更 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網的手機,就能直接從前方發布新聞,根本不需要像當初北風那樣,還要請一個令狐在後方配合。而且,現在公民記者介入公共事件的沖動更強 烈。巴東本來地處偏遠,但自然的和人為的重重屏障,仍擋不住數千網民自發結伴而去,以致當地賓館全部爆棚。這些結伴而去的網民大多有大學以上文化,大多熟 悉網絡傳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會政治素養,其平均素質並不在平面媒體記者之下。而且他們更自由,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布信息,傳統媒體的審稿程序和傳 統的網絡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們。

周瑞金有個著名的觀點,就是中國已經出現了新意見階層。而所 謂新意見階層的主體,在我看來倒 未必是那些在書齋中指點江山的素手書生,而是熱衷公民集體行動的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強大的個人資源和旺盛的精力,有著強大的行動能力和 參與激情,是典型的“吃飽了撐的”的一群人。他們平時都忙于自己的事業,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們的個人偏好,只是他們踐行公民社會理想、履行公民責任的平常 舉動,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慮,就跟他們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樣簡單。也可以把他們定義為精神意義上的、審美意義上的驢友。

在公共輿論場翻雲覆雨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新意見階層,他們就仿 佛中國新聞版圖上的一支游牧民隊 伍。專業的媒體好管理,這樣的游牧民卻很難馴服,他們一方面來自四面八方,數不勝數,另一方面根本無從識別,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到底寄身何處,事發 時他們到底如何反應。風來時萬鈞雷霆,風去後了無痕跡。傳統媒體的管制體系對他們幾乎全然失效,他們借助新技術天馬行空,成為信息自由傳播的主力,主導著 公共輿論場的方向。這極大地推動了新聞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國新聞劃時代的革命,正從這里發端,全民新聞、公民新聞時代正從這里起步。

 

邁向新生活即公民生活

 

如果說,山寨秩序是國家統一政令和統一法制最大的敵人,國家 社會政治生活因為山寨的切割,一 度變得沒有統一,沒有標準,沒有法度,沒有共識,那麼,如今這個危險的局面正在改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已經給我們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 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統一,開始有了標準,有了法度,有了共識,那就是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標準,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法度,新生活即公民 生活的共識。就此而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無疑是中國社會的福音,它們是這個斷裂社會中的人心粘合劑,它們是這個偏執社會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諧社會 只有朝這樣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間正道,也才有前途。

 

【作者簡介】

真實姓名︰陳敏,1962年11月生,1984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現為媒體從業者。
主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劉文彩真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背上十字架的科學——甦聯遺傳學劫難紀實》(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李劼:“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

被有些人故意描述得极其复杂云遮雾障的新疆.事 件,其实非常简单:乃是西藏拉萨事件的重演。从根子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人权血案。倘若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等突发事件所凸现的是 汉族民众的人权遭到地方官吏的侵犯,那么发生在拉萨和新疆的事变,则是藏民和维民的人权遭到封疆大吏的侵犯。无论是西藏的张庆黎还是新疆的王乐泉,在处理 藏民和维民的和平请愿时,全都以政治辅导员的思维方式,诉诸不计后果的野蛮镇压。断言青帮误国也许有失夸张,但政工出身的张庆黎和王乐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却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毛泽东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的继续,也是邓小平六四屠城的照办和模仿。这种方式从眼下的当政者来说,则是向古巴、北韩学习的具体落实。

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面 前,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吾尔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在线的人权被侵者,都是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受害者。做了人权恶棍的屠夫,一面残害包括藏民、 维民在内的中国民众,一面在汉族和藏族、维族之间,挑拨离间,企图制造民族矛盾,以掩盖其侵犯民众人权的血案真相。经由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 徒的四处宣传,八方煽动,一时间,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人面前,从来极其自卑的汉族人,突然在藏民、维民面前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变得 无比夸张起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叫嚣:正告维人,你们唯有放弃伊斯兰教,完全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这类狂徒敢不敢向美国人叫嚣:放弃信奉基督教! 或者向整个西方世界叫嚣:放弃罗马教廷!应该不敢。这种声音与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朝向犹太人的穷凶极恶,何其相似!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纳粹是要从肉体上彻底 消灭犹太民族,而此类狂妄得不成样子的大汉族主义者,则是企图把人家完全汉化。这种思路,或许出典于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与纳粹相像,用肉体消灭 的方式清除异己。而毛泽东则发明了思想改造。因此,这种企图强迫维族汉化的霸道,骨子里乃是掺杂了毛泽东方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一个政党,倘若以这样的思 路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相信即便是当朝的共产党,都不会发出如此狂妄无知的叫嚣。

在藏人和维族面前的这种狂样,源自极 其扭曲极其变态的汉民族劣根性。这个民族由于长年遭受孔儒礼教诸如等级森严和尊卑有别之类伦理道德的毒害,从来不懂得如何平等待人。在外国人或者异族面 前,要么低声下气,要么趾高气扬。这样的变态,又造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势利;总会区分出什么人是应该奉承的,什么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一个女明星交了个美 国富翁,不仅当事人荣耀无比,举国上下全都跟着一起荣耀得不行。无论是奥运场合还是春晚舞台,会都少不了此星亮相。风光如此,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倘若这 个女明星交了个藏族男友或者维族男友,还会有这份荣耀么?同样要发问的是:倘若在韶关被打死的是两个美国人,当地的官府敢那么不当回事么?再想发问的是: 倘若在乌鲁木齐和平请愿的不是维族人,而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王乐泉敢随便开枪么?

当然,经过六四那场没有胜利者的历史 事件之后,当局在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时,已经在努力学习谨慎,不再轻易玩火。去年的瓮安事件,前不久发生的石首事件,当局都处置得相当稳重。然而,偏偏在 西藏和新疆的两地首府,张庆黎和王乐泉先后失控。倘若说是偶然,为什么全都发生在团系政工出身的大员身上?倘若说是必然,为什么不调整有关政策?既然知道 了汉人的人权理当尊重,为什么就不懂得藏民的人权和维族的人权,也同样必须尊重呢?

发生在西藏和发生在新疆的血案爆发之 后,除了两位封疆大吏的同样僵化同样野蛮,还有就是极权作风和民族主义之间,同样的互相掩护。亦即由汉人族群中滋生的民族主义狂潮,和汉族封疆大吏的极权 作风,互相包庇。极权主义是出在官府,民族主义则席卷于民间。仿佛由于族群的划分,民间和官家突然有了共同语言,突然变得休戚相关。于是,那些平日里得不 到官府关怀的可怜小民,由于其出格的民族主义表演,产生了受宠若惊的感觉;并且是不管有无宠爱降临,都一样的若惊。而官家理当因为血案而被问责的大员,则 在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下,悄悄地松了口气。就算明眼人最为尖锐的指责,至多也只是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理当被问责的大员,不声不响地躲到一边,等风 头一过,继续为官,照样作恶。西藏血案发生后如此,此刻新疆血案发生后,也正在继续如此。

要说究竟是谁宠坏了专横的极权?回答 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治愈的奴性!六四的创伤还未曾愈合,就有人以指向藏民和维族的凶狠,间接地包庇起肇事的官府大员。难道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在北京城里 被杀害的无辜草民是人,在拉萨、在乌鲁木齐被杀害的藏民、维族以及汉人,也是人么?难道在人权面前,还有哪族人优先的道理?倘若不能平等待人,又哪来的人 权意识?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装模作样地上溯历史,下究地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族人,倘若全都站在人权的同一地平在 线,那么族群之间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至于如何以联邦的方式,和平共处,那是有待于将来讨论的事情。


2009719日星期日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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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

【特稿】管見︰胡喬木看不懂的“公式”

──讀張成覺“漫話”系列有感

(图左起高爾泰、王若水、劉賓雁/張偉國攝)

发件人 新世纪New Century Net

【新世紀特稿2009年7月16日】在“新世紀”新聞網上讀到張成覺的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論爭漫話”系列文章,很感興趣。那場論爭,政治性很強,主要集中在周揚、王若水身上,不過不象“真理標準”那樣直接與胡耀邦、鄧小平以及改革開放相關,其進程也就大不相同。胡喬木的批判文章一出,盡管被批判的一方還在反駁,在政治上卻已敗下陣來。張成覺說,胡喬木不懂馬克思,固然不錯,但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不懂馬克思的人以政治手腕擊敗比較而言更懂得馬克思的人,不是什麼新鮮事。


不過,這場論爭,在理論上更具深度,如王若水所說,它觸及到“
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這樣,它的理論鋒芒實際上直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論,直指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毫不奇怪,雖然在理論上還弄不清楚,但胡喬木堅決要將其政治化,毫不客氣地憑借政治權力擊敗對手,以阻止對“社會主義”的批判。

這場論爭當時主要表現在哲學上,人道主義與異化,
針對著現實中的問題,但還主要是作為哲學概念而討論。特別是異化的概念,中國的人們一向很陌生,一下子變得幾乎是家喻戶曉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深厚的哲學功底,他們的經濟學說和政治學說,
都建立在其哲學世界觀的基礎之上。胡喬木之類的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這樣,胡喬木才能夠象張成覺說的那樣,“只是肯定了中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沒有說到這兩位革命導師晚年的思想觀點”──看上去,這兩位德國人,青年時代、中年時代及晚年的觀點,似乎是變來變去,可以任由人們拿他們的這個時代的觀念去反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觀念。毛澤東曾經認為,人們對他的思想或許會這樣對待,看來,胡喬木之流也就同樣地對待馬克思等人了,殊不知,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思想家,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以“毛主席語錄”式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學說,完全行不通。

青年時代的馬克思是青年黑格爾派,
當然很熟悉黑格爾哲學的異化觀念,並將其運用在他自己的哲學思想中,而進入中年,他傾注心血研究經濟學,這時,異化觀念滲透于他的研究之中。至于那些“晚年的思想觀點”,其實是體現著他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斷革命”之後的某種理論調整,可以說,是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展開過程中,某種具有開端性質的變化,只是因為展開得還很不充分,看上去與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很是相象。于是胡喬木們對其不屑一顧,而那些被視為“右派”的人們也往往對其有所誤解而已。

據筆者所知,當時有一位年輕人曾投書《人民日報》,
聲稱與胡喬木商榷,實則依據馬克思的異化觀念批評胡的觀點。後來筆者從朋友那里看到這份文稿,驚訝地發現,它在許多地方恰與筆者自己的研究相合,而其成型則比筆者早得多,不由得十分感慨。

那位年輕作者指出,“胡喬木同志認為,
馬克思主義拒絕把異化作為基本範疇和基本規律,作為理論和方法,而只用于表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某些特定現象。可是,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把異化作為商品經濟的基本範疇和基本規律,作為研究商品經濟時期的理論和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市場經濟,“
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這部巨著里,“異化”或許是出現得並不多,因為它已經潛移默化為這部著作的基本觀念。或許,正因為異化觀念滲透于《資本論》之中,缺乏相應的哲學素養的人就很難深刻理解它的思想,特別是作為其基石的勞動價值論。改革初年,經濟學家林子力寫文章闡述商品經濟和勞動價值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價值是勞動的異化。筆者讀後,覺得此論恰恰點到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精彩之處,印象極其深刻。

勞動在市場經濟中異化為價值,在其資本主義階段上則異化為資本。
活勞動凝結為價值,成為死勞動,再異化為資本,反過來支配活勞動,這就是《資本論》的基本邏輯。胡喬木號稱是中國共產黨之首屈一指的理論權威,卻看不懂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額頭上寫著的公式,因為他根本不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不知道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實際上是其異化理論“上升為具體”,並非只針對資本主義的某些現象,實乃針對著資本主義之本質,即“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

批判資本主義異化尚屬“政治正確”,而批評“社會主義”之異化,
就有政治風險。胡喬木掄起了大棒,而那位年輕人,依據著馬克思學說,有勇氣與胡正面交鋒。

這位年輕人指出,胡喬木指責周揚、王若水等人“
把如此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但是問題恰恰在于,胡喬木本人也“未能具體地分析許多同志近年來‘熱衷于異化理論’的這個重要現象的合理意義”。該文稿指出,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其意義在于承認實際存在的社會內在矛盾,而不是掩蓋矛盾。可惜的是,毛澤東同志終其生未能在這個問題上再前進一步,而停留在把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基本矛盾相提並論的水平上”。現在,胡喬木仍在重復著毛澤東早就講過的話,而“論證‘異化論’的同志們卻在竭力探討社會主義運動過程中特殊的內在原因”,而這恰恰是“這些受到批評的同志們身上最可寶貴的因素”──馬克思當年也曾從“異化”這個哲學家們易懂的概念入手,但他不是從抽象到抽象,而是上升為具體。到後來,勞動異化理論在馬克思豐富的思想中顯得若有若無──他不再抓住“異化”的術語不放,但有著哲學意識人們仍然可以感到他在論述異化的過程。那麼,怎麼能夠肯定,我們的同志就一定不會象馬克思那樣走下去呢?

上升為具體,意味著具體地分析“社會主義”。

顯然,這位年輕人當時還只是初步地著手這一分析,對“社會主義”
的批判尚未展開,只是抓住“社會主義”下市場經濟存在這一現實。然而,正視並著手分析這一現實,就使這位年輕人對現實看得更為深刻,認為胡喬木將異化視為“一種足以毀滅社會主義制度的‘災變’”未免過于簡單,因為現實市場經濟中“活動著的主體所創造的反過來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樣一種異化過程,“是事物本身矛盾運動的一種特定形式”。

異化是基本過程,是否引起“災變”,須視具體情況而定,
但其中潛藏著發展為“災變”的必然性。胡喬木在理論上缺乏系統的把握,但他的政治嗅覺靈敏,本能地感覺到異化理論展開將導致對“社會主義”本身的批判,于是堅決要掄起棍子將正視異化的人們打倒在地。悲劇在于,自詡有優良學風傳統,不僅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基礎,而且理論聯系實際的中國共產黨,再一次顯出其本相,害怕理論爭鳴到了極其無恥的程度,其頭號理論權威胡喬木其實與剛剛打倒不久的姚文元沒有多少差別。

但是,理論本身的邏輯卻難以抵抗。

馬克思判斷,生產的社會化趨勢將造成深刻的變化,
對剩余價值的追逐使得必要勞動時間逐漸減少,趨向于變得微不足道,一旦跨過某個臨界點,則剩余勞動本身也失去意義,價值生產失去其合理性,而這時,自由時間將使人成為“另一主體”,其創造性勞動使得人終于可以支配生產過程。顯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是以道德要求為基礎,不是簡單的“剝奪剝奪者”,而是社會生產深層的根本性變化引發社會變革,勞動擺脫異化狀態而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或自由勞動。這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而在馬克思做出這樣的判斷之際,資本主義剛剛進入其長期發展階段。他們否定“不斷革命”,就是承認,“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主義尚在遙遠的未來。那麼,在現實的資本主義長期發展中,那些“自覺的少數人”必須長期奮斗,順應市場經濟造就“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的趨勢,引導勞動群眾在政治上求得發展,在經濟生活和其它社會生活中鍛煉自身的管理素質,向“另一主體”發展,為未來的社會變革開闢道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只是使得“通常的歷史順序”
發生變化,工商業文明不可回避。他警告布爾什維克,不要耍聰明,不要玩花樣,不要忽視“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它恰恰適合于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它並沒有向他們提出絲毫更高的要求”。

然而,“社會主義”實踐的實質則在于,它們無不醉心于“
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它們無不蔑視“適合于最普通的農民的水平”,斥之為“右傾”,熱衷于對人民提出一個又一個“更高的要求”,致使“社會主義”成為建築在市場經濟之上的新型異化過程。

那位年輕人大膽與胡喬木商榷的文稿當然不會發表出來,
大概也鮮有人知。不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今以現實發展的異化,與理論宣傳之所謂“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相映成趣,證實了胡喬木施展政治打擊雖得意于一時,其理論批判實際上卻是輸家。那份文稿默默無聞,但表明了其中的邏輯。張成覺的“漫話”乃有感于港版歷史新著,筆者一時還無緣得見,只好在這里補充些當年論戰之碎片,聊以湊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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