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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

蒋彦永致中央信【附件】 披露人权遭侵犯过程

蒋彦永1931年10月生于上海。1949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进协和医学院学习,1957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工作,2001年退休。2003年在大陆爆发萨斯期间,蒋彦永本着一个医生对生命的高度责任感,揭露当局隐瞒中国疫情;他的诚实和勇气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时代》周刊200312月选他为年度亚洲风云人物。20048月,蒋彦永再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得「拉蒙.麦格赛赛奖」。20042月蒋彦永又上书中共最高层,以亲身经历,呼吁为六四事件正名。事后当局要求蒋彦永承认写信是犯了“重政治错误”同年61日,蒋彦永和夫人华仲慰被军方秘密绑架,关押。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于719日获释。之后,又被软禁在家中长达8个月之久。蒋医生这封上书首次披露的重要细节,是中国人权现状的证词。

(图为《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封底)


下面我将此事件简单的经过诉说如下:


《我的声明》是怎么产生的


2004225日起我将我写给两会和中央领导的信,分别经301医院领导、政协礼堂、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和万寿路邮局及一些大会代表上送。我本人从未将此信送上网也没有委托他人送上网。37日晨我接一电话,对方告诉我在博讯网上登了我给两会的信。我当即打电话给我院政治部领导,告诉他们我接到电话的内容,并表示我要在网上发表声明。院政治部阮(主任)经请示上级后同意由我发表一声明。325日上午政治部阮主任、宣传处姚处长等三人来到我家和我商量如何写声明的事。我先提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姚处长先拟一稿。姚表示还是由我自己先写,他们看后同意就行。


我的第一稿如下:

我 的 声 明

前不久,我写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领导标题为“关于为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

此信是通过我院领导及其它党内正规屈道上送的,并未向媒体或其他人员透露。

但不久得知此信被公布于国外网站上,并被大事抄作。故慎重发表此声明。


他们看后提出是否可以不要写上标题为“关于为89年 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而只写发了一封给两会领导的信。我说如不写那标题“关于……”,那我何必要发表什么声明呢!他们只好同意那样写。接着他们 又具体地把我文字中不对的地方作了修改,如“屈道”改为“渠道”、“大事抄作”改为“大肆炒作”、“慎重声明”改为“郑重声明”。


最后我抄后就成为我的声明定稿:


我 的 声 明

前不久,我写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领导,标题为“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此信是通过我院领导及其它党内正规渠道上送的,并未向媒体或其他人员透露。

但不久得知此信被公布于国外网站上,并被“大肆炒作”。我认为不该利用我的信进行炒作,故郑重发表此声明。

蒋彦永

2004 – 3 – 25


因 为我自己从不送任何材料上网,不知道如何将此信发上网,他们答应将信拿去,帮我发上网,并会告诉我,发到哪个网,我可以去查证。此后一周内我每天都追问, 是否发了。他们答已经送总后请示,后又说总后也已上送请示,一旦发出就会告诉我。后来我一周问一次,他们都说还没发,最后就不了了之。

326日下午,总后纪检部高部长、尹干事等三人来我家和我核实我给两会写的那封信的内容。从326日到49日,他们来了67次。把信分段,主要核实杨尚昆的谈话、陈云的信、有关“开花弹”问题、整封信的起草、修改及与哪些人商量过、信印发了多少封及如何上送和送给哪些人、和丁子霖联系的情况。

高 等是分多次和我核实我的信的内容的,最初我曾提出,你们来三人,谈话都可以记录,我只一人,我说的和你们说的我无法记录,是否可以放一个录音机(我当时拿 出一小录音机放在桌上)以便将来对谈话的内容有个可查照的根据。高就表示,我们的谈话他们现在虽做了记录,但将来要上报前,他们会将谈话的内容整理成文, 给我看后,我同意,才能上报。我就收回了录音机。后来他们将核实的材料分四部分打印成文,每份均由我看后并提出修改的意见,他们再改后打印出,最后定稿后 我签了字。

申请去美国探亲


20044月中旬我们就打报告将于614日去美探亲。此后多次问院政治部阮主任等,他们都告诉我,报告已经301医院送总后,总后也已送总政,让我们耐心等待。鉴于2003年我们申请出国事一直等到我们离境的前一天才批准,幸好我们已提前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才没耽误出发。所以我们向领导说明我们也要提前买好机票,办好签证。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如实地告诉院政治部。如我们在4月初就定了机票,出票的日期一再后延,直到不能再延的517日才买了机票,当天就告诉了院政治部,并告之我们马上就要去办签证。院方只是告诉我们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断在催上面,一旦有了准确的信息马上就告诉我们。

521日我们去中信银行办了签证,告诉我们525日后就可以去美国使馆办理按手印程序,办完后很快就可以拿到签证。这些情况我们几乎每天都向301医院领导通气。

527日我和政治部阮主任等谈话时,我明确地问阮,上面领导有没有不同意我出国的意思。他答他没有听到这种意思。我说如果上面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告诉我,我也可以根据情况改变我们的计划。

531日下午宣传处姚处长告诉我,院郭政委要和我谈话。 我440到院政治部,政治部孔副主任等在会议室见了我,他告诉我郭政委临时到南楼有事,让我稍等。一直等到快530,阮主任等来说郭可能来不了,由他们和我谈。他们问我最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明天(61日)我们要去美国使馆按手印,并已经订好了医院的车。他们说六四就要到了,现在国内外各种反华势力活动得很厉害,让我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别人利用,并又提出是否可以离北京出去疗养些日子。我表示我不会去疗养的,等我去美探亲后,在我女儿那里可以很好地疗养。


事情发生突变:200461日我和老伴被非法绑架


200461日事情发生了突变,自61日到719日的情况我均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我写的材料均有两份,但在719日我回家前,他们将我手头的材料全部搜去,当时告诉我其中一份将来会还给我,但后来他们又变卦了,说这些材料不能还我了。看起来他们所做的事是见不得人,所说的话都是骗人的。所以下面都是我凭记忆写的,时间内容不会完全十分准确)


200461日 上午我安排好了几个手术病人的事,就打电话给车队要车。不久接电话,司机告诉我们车已到楼下。我们下楼见到的司机正是昨天送我们去民族学院的那位司机。他 告诉我们今天他的车刚出了毛病,改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就上了那辆大面包车。车本应该从南门出去,但那司机告诉我们刚来的时候南门堵车,所以要出北门(他们 就是那样无耻地教唆年青战士说谎骗人)。当车快开到北门时,突然停下。车门一开冲上来8位 高大的战士,他们把我们两人分别强按在座位上。车立即开出干休所向西驶去。我们当即大声抗议,你们怎么能绑架人,那位姚处长坐到前面司机旁。我不断大声叫 喊,你们怎么可以采取那样的绑架行为。姚只好让战士放松我们,并告诉我们马上就可以到的,到那里后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约半小时后,车开到了西部一个 部队的招待所。我们被领到三层的一间大屋,里面已经坐了301医院的朱士俊院长、郭政委、总后政治部文副主任及其他56人。 由郭先说话,他说:我们把你们请到这里来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现在六四快到了,外面会有各种人去找你们,对你们的安全不利。你们到这里后,可以好好地休息, 学习,提高认识。我当即说,你们那样地把我们绑架来,能说成是请我们来的吗?仲慰也说,明明是绑架,还说得那么好,是请,能有那样的请法吗?总后的文说, 希望你们能理解领导对你们的关怀,外面很乱,在这里你们可以很安静地休息、学习。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文件根据,抓我们也该有一个批件,请拿给我们看。 他们说现在还没有,很快就会给你们看的。我说,你们还没有拿到正式文件就可以抓人,那还有什么宪法了。朱也帮着说,领导是为了对你们好,安排你们到这里来 休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当即问他们要了纸,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信,他们突然把我们绑架到那里,完全是违背宪法的,他们可以那样无法无天,对16大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弛的。要求党中央过问他们这一非法行为。

信写好后请他们给复印一张留给我,信请他们尽快上送。他们开始推托说那里没有复印条件,经我力争,终于在下午拿了复印的信给了我,并告诉我原件已经逐级上送。我接着又写了脱离军队的声明,我对他们说,你们所以敢如此无理的对待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还算是军人。我现在声明退出军队。我给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写了一信,说明我们是在1954年自愿申请经批准后参加军队的。现在早已退休在军队已不担任任何任务,现在我要公开声明自愿要求退出军队。该信也请他们复印一份给我后,请他们即刻上送。

62日早上他们将我们转送到309医院,把我们放进了一个特殊的病区。我们俩分住两间,每人都有八个干部战士(每班两人,分四班)看守。

62日晚,总后文副主任、郭政委、阮主任等78人到我屋,由文向我宣读对我实行“行政看管”的军委命令。时间是61日到7日 一周。我要求把此文件复印后给我一份,他们不肯给我。我当即提出要看有关“行政看管”的文件或规定。文答应次晨即给我送来。当晚他们对我搜身,把手机、手 表、钱包及身边带的文字的东西全搜走。我提出对我实行“行政看管”,华应该回去。他们又编出了华留下是为了照顾我,让她也能放心的理由(后来到67日又宣布我的“看管”要延长一周,那时他们才弄出个对华也实行“行政看管”荒谬的文件,真是见不得天日的,天下奇闻)。


“行政看管”由江泽民批准


63日上午阮主任和孔副主任来看望我,送来了宪法和报纸,但他们好象不知道应该给我送来有关“行政看管”的文件,我向他们要后答应马上就送来,直到64日经我反复催问,总算在11点 多送来了一本“三大条例”(内务条例、纪律条例和队列条例)。在纪律条例的第四章中第一节是“行政看管”。《行政看管是维护秩序、制止严重违纪行为和预防 事故、案件发生的措施》。《对有打架斗殴、聚众闹事、汹酒滋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 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我和仲慰反复学习,其中哪一条也对不上。条例中明确规定“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 干部,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我被无辜实行“行政看管”只能是由江泽民批准了。

67日晚800,文和郭又到我屋来,向我宣布延长“行政看管”自68日到15日。(纪律条例只规定行政看管累计不得超过十五天,他们还是充分利用了)。

69日下午柴等来谈话,我提出他们不应该扣留华,他们没法解释。我提出对我“行政看管”也不符合条例,他们也无法说明。从和柴的谈话中两次发现他说了谎。后来我明确地向尹等提出。

615日晚上阮主任、郭政委和总后的文主任等到我屋来,由阮向我宣布,根据总后党字368号(2004)文件,对我按“党纪立案”,实行“两规审查”,“两规”是指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讲清问题。我要求把此文件给我一份,他们说不能给,只能让我看。后我要求看有关“两规”的文件,他们答应次日给我看文件。

仲慰615日晚就回家了,我从616日上午1030搬到万寿路附近的“北京基地”,在二楼一个大套间,仍由八个干部、战士轮班看守。我当天写了给有关领导的信,表明对我实行“两规”是违背宪法、违背党章的。

618日我给总后政治部文副主任和301医院郭政委写了一信,详细说明我申请出国和院方联系及去办签证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任何违反军队纪律,违反党章和宪法的地方。我要求他们尽快给我有关“两规”的文件。618日 他们给我送来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我翻阅了全书,开始我按目录找不到要看的地方,经反复翻阅才弄清。原来此书在目录编排上有错误。我就 写有一份意见,请他们转新华出版社。后来他们来看了此书,只好承认他们是刚去买的书,买后没看过就给我了。后来他们又另送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我仔细看了此条例(是20031231日中共16大后的文件),其中没有“两规审查”的任何材料。我看了第二编分则第六章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逐条对照,没有一条可以和我的问题对得上。我反复学习党章和宪法,也找不到他们可以对我实行“党员违纪,”“两规审查”的根据。我就多次和他们谈,我说,在2004年 的两会上已有一些代表提出“双规”审查与宪法精神不符,应该取消。他们解释是,现在还没有更新的规定前,“双规”还是可以用的。至于对我的问题他们强调我 的信上了网,不管是别人上网,但如果我没写这信,就不会有信上网。因此上网后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这样实际上谁也说不服谁,对不讲道理的人,什么宪法、党章等都可以不遵守。

620日以后,我看到《凤凰台》电视播出香港的民主人士准备在七一稿游行。我马上感到我的问题很可能被他们利用。我就先口头向他们说,对我的“两规”时间你们说不清,地点是否可以改到我家。我接着给胡锦涛写了长信,把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前后详细写清(共40页)。628日他们说信已逐级上送,但仍没有任何结果。

78日中午凤凰台杨锦麟读报,突然播了一下:今天又有蒋医生的新闻,什么国内将起诉蒋医生。 我马上电话找来了尹干事,告诉他这个情况,让他通知236的人去关心一下华,以免她看了那新闻后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下午凤凰台播杨读报时这段新闻被删去了。

710日中午凤凰台杨读报又播有一医生受压,这位医生好象姓蒋,并附2相片。陪我的战士都看到了,下午再播时,我全看清了,还有不少人也都看清了,有人还用他们的手机拍了那新闻及相片。

715日尹干事要我将如果能改为回家审查后我保证做到的几条再稍改一下,他马上就急上送,他答应晚上可能随时来告我结果。717日尹干事来,他告诉我昨晚他来时我已睡着,所以没叫醒我。告诉我不要急,要耐心等待。上面还未最后决定,他算了一下“两规”已经一个多月了,何时能了,能否先回家等,已经多次上报,要我耐心等。718日上午高、尹等来告诉我可能马上就能回家去接着审查。让我把东西整理好。下午他们又来告诉我晚上回去。但不能马上告诉美国的女儿,要等第二天早上尹来告诉我如何和女儿通话。当晚我就回了家。


官方起草与女儿通电话“腹稿”


719日上午尹和阎干事来了,很简单地谈了一下,后来他要我把我所有写的材料交给他们。我在去做胃镜前已将主要材料都放入一大信封,并加了密封。我告诉他们我怕我不在时材料被别人看到,所以加了密封,他还称我真有点头脑。但他还要把我后来对7月以来的每日所做的事的记录也都要拿走。我说,这些我写的出来的你们手上都已有了,我手上的都是复印件,现在先交给你们是可以的,等将来我的问题做了结论后都应还给我。他没有很明确地表态,只是含糊地说将来再说。他离开时告诉我高要来看我,我还误以为是301的高主任要来,等了很久没来,我就请看我的人打电话催高来,但到中午还没来。下午300多尹、阎和高部长来了。高的说话意思是我的保证他们都看了,写的很明确,一定要做到。回去后他们还会进一步和我谈些问题,审查的时间让我不要急。我说我希望看到“两规”的文件,在时间规定上,纪律条令上明确说,一般在发现违纪行为45天以内给予处分。高说现在对我是按党员“违纪立案”,“两规审查”,时间可长到3个月,甚至更长。我请他给我看有关文件,他答应会给我看文件的。他又说我回去后如能严格遵守保证,那么做结论的时间就会缩短。我表示我写出的保证我一定会做到。晚饭后301高 主任来了,同来的有纪委郑俊付主任。先说的和下午高部长说的相似。这时所有陪我的战士干部及医生护士都来和我表示告别,我也向他们表示对我的照顾十分感 谢,也对他们为我已经有快两个月不能回家表示歉意。快九点时下楼,由尹干事和郑俊副主任,加一个战士和我同车(面包车)。路上我问他们是否对电梯工做了安 排,他们又说忘了。好在开车的是周灿根,他到5号楼先下去让电梯工离开了。我就顺利地回到了家。他们事先已告诉了仲慰,所以我们见面时很安宁,当然是很高兴的。未未和小庆都在家,我和未未搂抱了一下,问他又长高了没有,他说没长高。对庆只是很高兴地握了手。尹只是告诉我们明天约瑞上午1100来电话,他会先来和我谈如何和瑞说。他们呆了不久就离开了。


720日上午,(女儿)瑞来了电话,告诉她1100再来电话,当时还没告诉她我已经回来。快1100时 尹干事来了,他拿出他要我和瑞通话时应该如何说的意见,他一面念我就写下:“由于我违反了军队的纪律,组织上对我进行了帮教。我对自己是一个军人,违背了 军队的纪律,我开头转不过弯,妈比我认识得早,早已回来。后来我逐渐有了认识,庆和你,仲慰,也给我信帮我认识,特别是看了父亲节你们的信后,我经过认真 思考,觉得我在对待纪律上确犯有错误,有错我就要改,所以得到领导上的谅解,就回来了。组织上对我们各方面的照顾你放心好了。” 1100多瑞来了电话先由仲慰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当然要说是今天回来的,否则,昨晚怎么没说已回来了呢?后就由我按写下的念给瑞听,而后我就和他谈了些家常,也和大慰谈了些,他们对我能回家都表示非常高兴。

21日 中午杨锦麟读报,明报有一条“蒋彦永获释回家”。杨说:“50多天了,办了学习班,办学习班很好,蒋医生还舍不得回家,那里凉快,伙食又好”。

22日杨锦麟读报,又有一条蒋的新闻,杨说:“蒋医生思想认识有了提高”。

23号中午杨的读报又有一篇中国新闻改革引起政治改革。报上有一张蒋的相片,杨说到此段新闻时提到,“要鼓励讲真话”。

26日我按准备的谈了几点:

  1. 在我回来前高部长告诉我可以给我看有关“两规”的文件,尹说“两规”的文件给你念过了。高说没有什么文件,有个材料。我说我要知道“两规”的规定时间到底有具体的规定吗?高说,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要看问题是否已查清,认识是否已提高来定。我说高部长说时间可以到三个月,必要时还可以再长。他说可以给我看这个文件的。尹说,这不是指“两规”说的,而是指违纪的审查的时间说的。我说那就给我看那个文件。他答应可以给我看的。

  2. 仲慰在回家前有的信被从身上搜去,当时说以后可以发还,此外我给仲慰的信,当时只给她看了,尹干事说,将来可以把信给她(这些都是私人的信件,现在应该还给她了)。

  3. 回家前高部长说,回去后很快就会找我进行核实一些事的工作。但至今已近一周,一次也没来谈。



81日我按准备的谈了几点:

  1. 在我回来前高部长告诉我可以给我看有关“两规”的文件,尹说“两规”的文件给你念过了。高说没有什么文件,有个材料。我说我要知道“两规”的规定时间到底有具体的规 定吗?高说,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要看问题是否已查清,认识是否已提高来定。我说高部长说时间可以到三个月,必要时还可以再长。他是可以给我看这个文件 的。尹说,这不是指“两规”说的,而是指违纪的审查的时间说的。我说那就给我看那个文件。他答应可以给我看的。今天尹明确地说:“两规”的时间没有文件规 定的,对党员“立案审查”,有文件是对办案人员说的,一般应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完成,对被办案的对像是没有文件规定的。我提到在出来前,你们都说回去后如能 按保证做好,就可以缩短审查的时间,如做的不好可能会延长。我回来后已两周,我完全按保证做的。高和尹都表示“我们对你回来后能按你的保证做,都认为是很 好的,我们也已向上面反映了。”


  1. 我在回家前写的保证中提到对要来访朋友尽量谢绝。721日 下午高、尹来此谈时,高明确表示:“仲慰可以随便外出不必请假,我们的亲属随时都可以来看望,都可以进来。我们的熟朋友和同学也都可以来看望,但进门要登 记。不认识不熟的人不要来。”现在我回来已经两周了,不少同学和朋友多次来电话想来看望我们,我们就很难答复,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望。为此我想对一 些很熟的朋友和同学,请他们可以根据情况来看望我们。高等当然也很难表示具体意见,只好由我们看着办了。

  2. 关于我给有些特殊病人看病事,具体说对郑介初的手术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去做。因为前三次都是我做的,而且都是用局麻做的,现在的医生,已很少用局麻做手术了。高表示同意由我去做。

  3. 关于管理问题,我希望能彻底改进。以免对外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提到罗明英的问题。她女儿回来进不了北门,因她用的是日本护照,后来居然把我给扯上了。好象外面来的人只要是用的国外的护照,他们就会想到我蒋彦永。这不乱了套了吗?这样做对301、 军队、甚至中国都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我建议加强对南北门值岗的教育,让他们懂得一是对外来看望的人要客气,尤其是对持国外护照的人更要讲礼,不要给人一个 坏的影响。二是如没特殊情况,应该不要把别人堵在外面很长时间。我认为在五号楼西门专派一个保安在那里蹲这是很不恰当的,外面来人到了五号楼会感到这个楼 里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希望领导对我有个基本的信任,说什么是为了我的安全,那是骗不了人的,鬼才信呢。可以请战士在外面流动巡视就可以了。他们表示要研究 后就可以改善。


913日下午510工作组通知我到食堂上面办公室,领导要来谈话。我按时到,等到535高才来。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915日马上就到,我的问题到15日已经立案查了三个月了,是他们告诉我应该在三个月内结案的,我希望不要再拖下去了。高说他们已经上报了,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由下向上报批,另一是由上定向下传。两种可能都可以考虑。我问我属于那一种,他也没能说清。他让我耐心等,已经快了。我说16号就要开四中全会,会后要传达贯彻,接着就要十一了。他说我的问题不会拖到十一。我说我已经写了给中央的信,是现在上送还是再等几天,他让我再等几天。

923日上午我呼高,由田答。说高在开会,我请她转告高,开完会给我回电话。后来高来电话,我对他说,我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你913日 告诉我不会拖到十一,现在十一马上就快到了,你们有什么打算。高表示他们也在积极办,但他说十一前是否能完,好象没把握。我当时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两 规”时间应该不超过三个月,现在已经过了快十天了,你上次说不会拖到十一,现在又要改口。那么我写的承诺也要改。他当时很大嗓门说你对组织的承诺“两规” 还没完,怎么可以不遵守。我说你们自己不遵守你们的规定,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的声音压过了他,他倒就软了下来。他说现在有事,下午来找我谈。下午215工作组王强来电话,让我230准时到办公室去谈话。我按时到,但那里没人连工作组的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高和田在240后到。高就很客气地和我谈,意思是我的问题他们也一直抓紧在办,但上面有多级要研究,才能做出决定。让我不要急,耐心等待,希望十一前能解决,但他也没把握。我说因为你13日说了不会拖到十一,而且十一有七天长假。我已经四个月没自由了,我当然要求在十一前解决。我的承诺是根据你们说三个月的“两规”时间写的。你们不遵守,我也要求改。

高 说我的问题做结论时总后纪检部高部长和尹干事都会来和我一起谈,会有一份结论的材料给我看后要我签字的。我说我要将材料带回去仔细看后才能提出我的意见。 我在回来前,尹把我写的材料全部搜去,并说将来还给我。我要求现在就还我,我看结论材料前要先看我以前写的材料,那样事情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高说不知道 尹拿去了我写的东西,他会去问清后再答复我。临走时我对高说,现在每次都是我呼你们,你们也应该主动找我。他说下星期一会来找我。


姚监复探访蒋医生遇阻


930日下午5点高、田又找我到食堂上面的办公室去谈话。高问我这两天的情况,我告诉他过得不错,大家对301领导反应较好。他问我有什么人来,我说没有什么人来。他问我有什么人来电话,我也告之没什么特别的电话。他问我有一个叫姚监复的 是否来电话要来看我。我说是接到姚的电话,我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告诉我在李锐家见过我,他节日要来看望我,他还说电话有人监听也不要紧。我说你们是否从 监听电话得知他要来看我。高就很不客气地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向领导汇报,什么监听,他到了干休所门口我们才知道他要来看你。为此我和高大吵了起来,后来还 是田劝了他,我们才平息了下来。我明确地表示,我对他不熟,他说在李锐家见过我,我就告诉他可以来看我,门口要登记,他来后你们同意他进来就可以来,不同 意他就不能来。我那里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有什么可以汇报的。此后高只说十一期间,不认识的人不要来。我反复说你们过了十一不能再拖了。

107日我给田打了电话,和他说,明天就上班了,我让他们给我答复几件事。一是个中央写的信是否已经上呈了,二是什么时候找我谈结论的事,三是尹从我那里拿走我写的材料什么时候能还我。

108日上午田给我电话说对我提出的几点做了答复,一是给领导的信已经转上去了,让我不另再发信,我问是转到那一级,田只是说向上转了,到那一级她说不清,又重申不要再另发信,结论问题还是让我耐心等。材料问题他们已经和尹说了,尹答应会还给我的。

1010日郑俊打电话告诉我高和田1000来和我谈。我10点 准到了那里,但他们又来迟了。陈希金在那里和我聊,等了半个多小时,说是高又在开常委会。高、田来后解释了来迟的原因,他们和我谈的主要内容是,我哥彦振 那里不要去,到地方单位那里的人复杂,不知谁跑去了谈些什么,对我不好,他们对我的安全在“两规”期间始终是要负责的等。至于结论的问题他们也急,但要等 上面一级一级地批,让我再耐心等待。我反复说,三个月的期限已经超过快一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期限是上面订的,不应该自己不遵守。不让我去北大也是不合理 的,所谓的纪律也是你们订的,现在对我可以根据情况加以灵活执行的。我还会再提出要求的。

1011日约他们来谈。高、尹和郑在下午345 在 食堂上面和我谈。我把信给他们,请他们研究后答复我。尹表示好久没来了,但高经常和他们联系,我的情 况他都知道,劝我一定要相信领导,耐心等待。我强调,“两规”的时间已超过很多了,规矩是领导订的,领导应该遵守规矩,不要再拖了。尹对我提出的要把我写 的资料还我,他说这个资料不能还我,在看结论时,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把我写的资料给我对。至于我自己另外再回忆写出那就是另一会事了。

10181920日我多次电话联系要求他们来谈,他们均以种种理由说还不能来谈。


1020中午高、郑、尹和阎和我谈话。现将1020日的谈话情况简单地写在下面: 我1019日电话找高,要求他们来和我谈。20日中午是由301高 主任、郑副主任、总后纪检部尹干事、阎干事四人和我谈的。他们让我先谈。我谈的中心问题就是尽快给我做出结论,不要再拖了。对我实行“两规审查”,规定的 时间是你们告诉我的,应该在三个月内做出结论。这个时间的确定不会是你们,而应该是最高的领导机构确定的,那么上面也应该遵守自己订出的规定。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迟迟不能给我做出结论。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就应该来和我谈,如果问题已经查清了,只是要上面一级一级的审批,那你们向上送出材料已经两个月 了,审批的时间算是足够了。我的问题老拖着,对党,对国家,对我都是不利的。

1029日 下午通知我340去 谈,我去后他们又晚来了,本来是高要和尹一起来谈。后来说尹来不了了,只是高和郑谈的。高告诉我准备在星期天和总后的高部长、尹干事和我谈结论问题。高说 这次的结论是领导很认真的研究,文字由总后纪检部写出,高只是听他们说过,没看到。他说结论将是比较公正的。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要是我做这工作,我一定 会把结论写得十分公正,不能是比较公正。他马上就改口说,哪是很公正的。我提出如果星期天不能谈那我就要和院里的班车去够物。最后高说在30日下午4点会通知我到底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一来谈结论。星期五(29日)慰去龚家,我知道要谈结论了马上就电话告诉她。

1030日我一直等到晚上快九点也没接到通知,我先呼郑俊,没回答,后同时呼郑和高,郑总算回答了说星期天上午九点来和我谈结论。

1031日上午九点到食堂上面谈,高、尹、郑和阎4人和我谈的。由尹先说了他们这次是先写出一份代拟稿,给了我看。(我要求复印带回,说不可以,只让我抄下主要内容文 件右上有绝密两字。落款是总后党委。内容中心是把“开花弹”写成是我编造谣言丑化党,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当即表示说我编造谣言是错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 他们也明确表示不会开支部会,党章是有一条,特殊情况可以由组织决定做出结论,而不需通过支部讨论。看样子他们是不会把问题拿到支部会去的。他们当时就想 要我对结论签字,我当然不同意签,我表示要回来后认真考虑,并写出我的意见。他们要求我下午4点就写好,我说我会尽量抓紧时间写的。

代拟稿


(简历……省略)


蒋彦永的主要错误事实是:在2004224日,给两会领导写了《关于为89年六四爱国学生运动正名的建议》的信。在信件的起草和寄送过程中,把信件送给社会上和军内有关人员的人商议、修改,经刑满释放人员江棋生(2000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作文字修改后定稿。信件复印了80份, 大部分寄送给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但也有些信件是通过非组织渠道转送的,造成了信件的失控和扩散,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互连网上公开发表。信中的观点,完全 违背了党的十三中全会对“六四”问题所作的决议。尤其严重的是,信中所列举的“六四”期间戒严部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等事例,存在编 造和歪曲事实的问题。经查证,历史上有一种叫“达姆”的子弹是十九世纪英国军官在印度达姆工厂发明的,1898年第一次海牙大会宣言要求各签约国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此类枪弹。我军从未研制和使用过“开花弹”。此信在互连网发表后,给党、国家和军队的声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蒋 彦永所犯错误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尤其是在信件内容上,编造和歪曲事实,丑化党、国家和军队的形象, 后果严重,影响很坏。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撤消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永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够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写出了书面检讨,并 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永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

00四年十月 日


下午4点郑俊电话催问是否写好意见了,晚8点、10点 又两次来催。我告诉他明天再来问。他说明天总后要开会讨论这事,拖过明天,就不知他们什么时间再能开会了。我让他明天再来问。结果星期一早郑又来电话,我 就让他来拿了。他看后还要我签上字,我告诉他这只是初步的意见,不必签字,等将来你们重新改后我同意后才考虑签字的问题。他只好拿走我写的材料。

114日下午我呼郑俊和高福锁,由郑答。我提出我对代拟稿的意见已经送上数天,应该仅快答复。他说上面还没有回音他们无法答复。晚上我给尹干事打手机电话,他说我的问题让我找301领导和我谈,我说他们说我写的材料已经送你们处,而且代拟稿是你们总后写的,所以还是应该你们答复,他毫无理由地坚持让我找301领导谈。

118日下午我呼郑俊请他转告高和我谈结论问题,他说上面还没答复。我让他转告高直接和我通话,他答应转告。晚上十点我打电话到高家,他夫人说,高出去散步,十点二十我又打了电话,高还未回。我请她让高回来就给我电话(我留了电话号)。但晚上高没给我电话。


我的申诉


20041030日,301医院政治部高主任、总后纪检部尹干事等四人向我宣布了给我做的结论(代拟稿),并告知我可以把意见写成文上交。

  1. 对代拟稿中有关我的“主要错误事实”的申诉意见

稿 中有关我的信件“起草和寄送过程”的内容中特别突出“经刑满释放人员江棋生……作文字修改后定稿”的写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在江看到信件之前已经定 稿,并已部分发出。江对信件只作过个别文字的修饰。这一点,审查组与我已当面就修改前后的两稿进行过逐字逐句的核对(有记录可查。)

稿中提出“有些信件是通过非组织渠道转送的,造成了信件的失控和扩散”,而事实是我所打印的80封信件中的68封是由邮局寄给两会和中央领导的,7封是请李锐同志转送的,4封请我院参加两会的代表李天德(心内科主任)、周定标(神经外科主任)、邝启挺(霍英东保健医生)和萧玉兰(九诊室内科主任)转送的,1封是我给工程院徐匡笛同志的信是通过他的秘书转交的。因此笼统地用“非组织渠道转送”的提法不能如实地反映事实。至于信件扩散和失控只能是发生于“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互连网上公开发表”之后。

关于信中我使用了“开花弹”一词的问题:

我 是根据手术台上所见多例伤员在被击中的部位及其周围不是单个的弹头,而是不少散在的碎金属片这一具体事实,误认为这就是“开花弹”所造成的结果。我的出发 点是指人民军队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即使不是用的“开花弹”也是绝不允许的。而且当领导指出“开花弹”的提法是错误的时候,我 立刻提出要求发表声明加以改正,以挽回影响(当时政治部阮、孔两位主任认为没有必要)。至于使用“开花弹”一词,完全是由于我作为医生缺乏军事专业知识, 单纯根据所见现象,错用了一个军事术语。况且我的信是直接寄给领导看的,并未向群众散播,也绝非故意“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1. 对代拟稿中所认定我的错误性质的申诉意见

稿 中提出我“所犯错误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这个认定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给党中央领导写信,是出于爱护和相信党和国家领导,依据党章(第一章第四条第 七款)赋予党员的权利,以事实为依据,用书面方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直接向上反映,并负责地提出个人对某些问题的衷恳意见。信件内容从未有意扩散和向 外界发表。这一做法正是履行党员的义务,完全不是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和歪曲事实,丑化党、国家和军队的形象”,不属于“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鉴于以上所申诉的理由,我不能接受代拟稿中所做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蒋彦永

2004 – 11 - 14




119日晨700 730我 两次呼高,他回了电话。我说对代拟稿我写的意见已经送上一星期多了,应该给我回音。高说他们早已将材料上送,上面还没有反馈意见,所以没法和我谈。我说上 次提出了代拟稿,说明问题已经弄清,可以做结论了,只是我对代拟稿有不同意见,对我的意见应该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答复。他说他们没有上面的意见所以也不好 办。我请他再次向上面反映我要求尽快给予答复,他答应去反映。

1114日我将我的申诉的文字重新改好后,于1115日送院政治部并转送各级领导直至胡锦涛。后我追问几次,他们说已经逐级上送了。

1127日我又打电话给高福锁,要他和我谈话。1128日晚郑俊来电话告诉我29日上午830高和总后的尹干事、高部长要来和我谈话。但到星期一(29日)上午730车没来,说是郑俊把车调去总后接人了。我等到845才 接到电话让我去谈,我去后他们还没来,又等了近十分钟。由高福锁、田鸥和尹干事三人来谈。他们先让我说有什么事要谈,我说,上次谈话,看了代拟搞,要求我 马上写出意见,我马上写了,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也多次催问,应该再继续和我谈结论问题,不知为什么一只拖着没来谈。

后先由尹谈,他问我最近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些什么,有什么人来找我或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他我从别人告诉我网上有写到我的。

1214日下午三点工作组来电话告诉我325高 等来和我谈。我按时去了,但他们又晚了十几分钟才来。高、田和尹干事来谈的。我请他们对我送去的申诉意见表示他们的看法,尹只是说我写的材料,他们都仔细 看了,也把我的意见和他们的看法向上面领导反映了,一直到最高领导对我的事情都是了解的,但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是比较复杂的,要由中纪委的负责人吴官正等讨 论后才可做出决定。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尽早有结论。但上面的事还是要由上面来决定,他们只能不断替我反映意见。我就提出我对那份“代拟稿”经过反复考 虑,在四个地方提出我的修改意见,要和你们商量。我就把我在那四个方面是如何改的意思说了,并给他们看了我改后打出的材料。他们看后觉得可以把我改的稿拿 回去商量,并尽快把我的意见向上反映。上面对我的意见可能会同意,可能会部分同意,也可能不同意,这都要由上面来决定。尹特别提到对我的处分我没有什么意 见吗,我表示,对我给党内处分我从组织上可以服从,但我可以保留我申诉的权利。(从他们的说法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想到我还是可以接受他们那份材料的写法, 只是在事实部分不同意不实之词,所以是比较好办了)。高只是一般地表示我提出的申诉意见,向领导写出看法是符合党章规定的,但最后处理还是要听上面领导的 意见,要我还耐心等待。高讲了很多现在国际上反华势力是想尽办法要利用我的信来做反华的工作,所以处理我的问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要我有个认识,领导上 要认真考虑如何处理的。我最后说,对我的问题越早处理对我和组织都只有好处,越是拖着不处理,对国家是越不利的。


没自由怎么颐养天年


1215日,18日我多次找他们来谈,田总强调忙,要到24日才可能来谈。

1224日中午11点 高、田和尹干事来和我谈,由尹为主谈的。尹说我的意见他们已经及时向上级作了反应,上面一直到最高层对我的情况都了解。但我的问题要最高领导才能做决定。 所以处理的程序是比较复杂的,要我耐心等待。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尽快解决,也知道晚解决对我对党、对国家都是有不利的地方。我的问题不是针对我个人的, 是要全面考虑,有些问题他们也不完全知道。我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被反华势力利用的问题,他们是要想各种办法来继续利用我的,因此要我一定注意不要再被别人利 用。后来高也说了些类似的话。意思是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候,不要出问题,而致前功尽弃。我告诉他们我的病人都已出院。他们说 这一段就不要再去参加医疗活动了。我反复强调,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件事跨年度是很不好的,他们也只好说,那样是不太好的,但他们没有办法要等上面的决定。

刚过节,14日下午我呼田,她没答,晚上我又呼,她答了,说还在开会,研究奖励事。我和她说,节前说的马上就要来和我谈,我的问题快解决了。现在有什么信息,你们有什么打算。她说她会向高汇报,高马上会来找我的。5号没有来,现在是6号上午还没音信,我等他们如何答复。他们6号也没回音我 7号又呼田,结果是郑回的电话,他说田还在开会,知道我要问他们我的结论问题。他们会抓紧时间来和我谈的,同时告诉我总后的高部长已去总政反应和了解关于我的结论问题,让我再等一下。

110日我又呼田,还是郑回的电话,还是老样子说,他们忙得转不过弯来,他会替我反映,尽快来找我。111号下午330工 作组王臣来电话让我去谈,说高他们已经来了。我马上就去,到那里看到他们的车已经在,但上去后王告诉我,现在会议室还有人在开会,让我梢等,不久就完了。 今天还是高、田和尹和我谈的。很客气,问我身体如何。谈的内容无任何新的,中心意思是我的问题他们已经多次向上反映,包括我每次提的看法,他们都如实反映 了。因为我的问题必须要上面一级一级直到最高级做出决定,所以他们也无法向我说清,二是要我和以前一样相信组织,耐心等,三是在家按以前那样遵守纪律,不 要因急了,做出不该做的事。要相信他们是为我好,也和我一样希望尽早解决,拖着对我对组织都是不好的。但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么久不能解决。

最后我提出我没有要求你们拿出个时间表,但从九月份开始,你们曾多次说过,很快就要解决了,从1031和我谈结论后,你们也多次说很快就要解决了,但光是说,没有一点其他的迹象使我能相信马上就能解决。再有20几天要过春节了,春节前会有更多的事,总不能拖到春节吧,他们只能说,应该不会吧。(今天高曾提到上次尹谈时提到结论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好,但只是一带而过)。

117日下午快4点 了他们来谈了,还是高、田和尹。先问我有什么要谈的,我告诉他们我主要是谈我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他们又问最近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诉他们上午有媒体来电话 称赵紫阳去世了,要采访我,我都婉言谢绝了。中午到食堂就有人谈到赵去世事,杨锦麟读报说了赵去世新华网有一条短新闻,一共60多字,其中有两个字“同志”最重要,已经15年 没听到叫赵紫阳同志了。接着高说他们也是早上从新华网上看到赵去世的消息。说我对媒体的态度很好,希望我能坚持那样做。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这些情况向上面汇 报的。我的结论问题他们也希望能早解决,但他们也没法催上面做。还是要我耐心等待。我说你们可以和上面去谈,对赵去世的事我不会受别人影响的。我希望上面 有更高的人来和我谈,见了面交流就容易互相了解了。我并说每次都是我找你们,你们才来谈,你们应该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即使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也应该主动告 诉我一下。后来一起下楼,尹边走边和我说要保重身体,并说你一辈子也有不少坎坷,老了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说我都没自由怎么颐养天年。


维护党章,保障宪法,还我自由


117日晚上田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今天和我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上面做了详细的汇报,上面对我的态度表示很好,要表扬,并希望我一定坚持那样去做。还告诉我中办、军办和国办都发来了文件,文件的精神和我下午表的态是一致的。

129日 下午高、田尹来找我谈。他们让我先说,我就说了三点(上面已经反复说到了)结论快做,去手术问题和同学聚餐问题。高说他先答复后面两个问题,意思是手术还 是不要去做了,现在还是敏感时期,二是春节时我家人聚会还是可以的同学聚会也最好不要去。我表示同学聚会我若不能出去,他们可以到干休所来,我应该可以参 加的。他们答应回去研究后再答复我。关于对我的问题他们总是说他们也和我一样急,但领导站得高看的远,要我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的,要我耐心等待。我说春节 马上快到了我认为不应该拖到春节。希望在春节前解决,他们答应把我的意见向上面反映。

21日到27日间我多次呼田和高,他们原打算在23日来和我谈,郑打电话告诉我,去总后接人的车都准备好了,但到下午快下班时我打电话给郑时他又说高开会还没完今天谈不了了,改时再谈。到25日又说要来找我谈,但最后又没来,左改右拖,拖到27日已经是小年夜了,总算在上午9点要我去谈。我按时到,但他们从来没有准时来过,一直到930才 来。高、田和尹来谈的,他们来时很客气,先表示向我拜年,他们带来了专家组给我的两袋礼物和一千元过节费。同时还以工作组的名义送了我一个大果篮。我表示 我一般不接受送礼,也不还礼,但他们送来了我就只好接受了,但我不还送他们什么了,我送给他们的只是看我的行动。他们觉得我的提法很好。

他们要我先谈,我就先谈。我 拿出报纸和宪法、党章、军纪、党纪等材料,请他们和我一起学习。我从四中全会关于改善党的执政能力,保障党员权利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保持先进性等,谈到 党章,军队纪律条令,党的纪律一直到宪法。我最后说:我要维护党章,保障宪法,还我自由。(边读文件,边联系我的实际,对他们没有能按党章,宪法的地方都 一一指出)

后 来先由高谈,他表示先答复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春节我家人聚会到外面吃饭可以,同学聚会到干休所也可以。我去医院看病人的是医院有规定,退休了没反聘的意思 就不能去参加医疗活动。后来由尹向我表示,我的结论问题,他们已经把我的看法如实地向上面反映了,他们也和我一样希望能早日解决,也把我的意见:说我在里 面多呆一天对我不好,对组织和国家也是不利的看法也以他们的理解反映上去了。但领导比我们看得全面,要我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要我耐心等。我对不准我参加 医疗活动认为是不正确的,我将来会再提出意见的。我提出同学来干休所到食堂吃饭不合适,希望能也到外面去吃,他们也表示同意了。我最后提出对我的自由的限 制已经不合适了,我要求可以走出院子,到外面去,他们可以派人跟着保护,他们也表示同意了。我还提出我的亲朋好友来看望我应该都不受限制,特别是不应在电 梯里搞登记。他们也表示了同意。最后我再次提到对我的问题在春节后应尽快解决。尹表示不会再太久了,但他也没法给我一个时间表。我说,过了春节很快就是两 会,过了两会也就快到清明节,紧接着就要到六四,我希望我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尹表示不会是那样的。

经几次交涉,终于在322日由副政委何进喜、总后尹干事及田书记等四人向我宣布对我的审查告结束。有后党字2005- 23号文件,题目是:关于解除对蒋彦永采取组织措施的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第8号批复:


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永采取的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

2005321


我要求他们给我一份文件,他们说不能给,我只能凭记忆写下。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

(图为《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封面)

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致信中共领导人 蒋彦永医生维权

图:「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派员探访蒋医生夫妇,蒋医生手持「拉蒙.麦格赛赛」的相片与夫人华仲慰合影。

【《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特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及各位常委:

我是蒋彦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对人的生命负责。在2003年“沙斯”侵袭北京时,我就对此危险提出警告; 2004224我根据1989年我当301医院外科主任时所见,给两会领导及中央领导发了一封“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署名信,信完全是按正规手续上送的。我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宪法、党章和军纪的。

但到200461日,我和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字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绑架”。最初是以所谓《行政看管》的名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四章第一节 行政看管,第六十七条: 对有打架殴斗、聚众闹事、酗酒闹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其中哪一点都对不上我——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干部,由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江泽民主席批准)拘禁了我们两星期。我夫人同时被“绑架”和拘禁,一周后才给她看了补发的《行政看管》命令。

2004616日中央军委又以《党纪立案》对我实行《两规审查》。审查我的人告诉我《两规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三个月内结束。但经我反复催问,到200410月 中才给了我一份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发的所谓《代拟稿》:……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 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并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当即表示此《代拟稿》不实事求是,我不能接受,并立即写了《我的申诉》呈301医院党委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经我不断催促,直到2005321日,向我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党委第8号报告的批复: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采取的措施。两次“措施”共使我失去了294天的人身自由。

我认为200461,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6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 “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301医院 蒋彦医生

附件:见另文

200926

(《动向》283期将于2009年3月14号于香港出版)

蒋医生(左)与夫人华仲慰(右)在医院病房与病人及家属合影

【新世纪附录】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 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 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 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 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 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 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 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 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証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 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 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 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 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 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 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証)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 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 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 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 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 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 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 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 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 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 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 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 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 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 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 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 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 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 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 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 的。

北 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 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 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 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 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 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 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 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 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 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 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 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 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 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 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 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 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幺时候回来,他们告诉 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 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 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 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 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 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 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 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 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 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 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 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幺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 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 幺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 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 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 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 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 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 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 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 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幺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 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 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幺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 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 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 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 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 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 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 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 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 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 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 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 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 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 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 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 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 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 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 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 ”。“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 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 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 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 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 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 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 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 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幺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 ”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幺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 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 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 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 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 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 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 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 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 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 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 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曾慧燕:風雨蒼茫一戈揚

【引言】八九民運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因心臟衰竭,於美東時間1月17日深夜11時40分(北京時間1月18日下午12時40分)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享年94歲。本文是迄今為止最詳盡記錄戈揚精彩一生的報導。

流亡生涯不是夢。對一生都在追夢、圓夢的前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 (本名樹佩華)來說,永無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諦。

她有過異於常人的崢嶸歲月。延安時代,她是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賞識的「紅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她與原《大公報》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和楊剛,名列「中國四大著名女記者」之一,曾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

她投身革命一輩子,1957年卻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發配到農村勞改22年,期間在內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結束後她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新觀察》雜誌主編,為推動中國大陸的開放、政治改革及新聞改革作出卓越貢獻。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好日子,沒想到步入暮年時,卻由一個應邀來美的訪問者,成為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國。

戈揚生於1916年1月13日,現年高齡88歲。客居美國15年多,她沒有虛度歲月,除了努力適應新環境,她學英文、學電腦,勤於吸收新知識,筆耕不輟。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夢結連理 譜出黃昏戀

2002年9月,86歲的戈揚,與83歲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本名馬義),兩人同夢結連理,良緣喜訂鴛鴦譜,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也為歷史留下一段亂世中國兒女情的佳話。而在他們還未正式結婚前,兩位老人三度悲歡離合的傳奇經歷,為人津津樂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陳淑平夫婦對司馬璐、戈揚說:「你們倆真是理想的最後結合。」

紐約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又寧說:「你們的愛情故事與現代史密切關連,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台灣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說:「有情的人一定有緣,有緣的人一定有果。」

美國科羅拉多教授劉再復說:「你們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詩人塞佛特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論貧富貴賤巧拙愚智,每個人擁有的時間精靈背後,都輕舞飛揚同樣孤獨、同樣停不下來的一雙趐膀。就因為這樣,在從容衰老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隨時乘著回憶的趐膀來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個階段;也因為這樣,美好的人跟事,才會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說不完。」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江蘇海安小同鄉,是一對兒時青梅竹馬的玩伴。他們早年嚮往共產主義理想,相繼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後來司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遷居香港,1983 年再移民美國;戈揚則對革命堅定不移。

兩人在1943年分道揚鑣,生死契闊半個多世紀後,歷盡劫波,最後殊途同歸。命運之神讓他們1989年在紐約重逢,隨後月老的紅繩將他們繫在一起,在星條旗下再續前緣。正應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金玉良言。

1989年,戈揚73歲。從前中國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時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揚一點不顯老。1989年4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命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引爆八九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戈揚帶領《新觀察》員工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並與《世界經濟導報》在4月19日合辦了紀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

4月下旬,戈揚從北京到舊金山參加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不久,「六四」事件爆發,6月3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講話中數次點了戈揚的名。《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指為「煽動反革命動亂」的一報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運,

跨過世紀回味的苦澀,沿著命運不可抗拒的軌跡,戈揚被迫滯美不歸,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追隨共產黨半個多世紀,因擔憂國運追求民主進步,天涯有家歸不得,戈揚仍以微笑面對厄運。

在名報人陸鏗熱心牽針引線下,星雲法師首先向戈揚伸出歡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磯西來寺小住百日,戈揚以《西來寺》為題作詩表心跡:「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嘗兩岸情;患難方知佛可歸,是非盡處見真人。」另一首題為《別西來》的詩曰:「匆匆辭別西來山,走霧穿雲回凡間;百日修行道尚淺,紅塵燦爛仔細看。」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戈揚滯美後,

1989年10 月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來到紐約。不久,美國世界日報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鏡報月刊紐約分社社長莫利亞訪問戈揚的文章。戈揚跟司馬璐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司馬璐覺得文中提及戈揚的經歷,閃現了他念念不忘的兒時玩伴樹佩華的身影。經莫利亞居中聯繫,證實戈揚與樹佩華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馬璐和戈揚失去聯繫後,不約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雜誌,分別名為《展望》和《新觀察》,雖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稱接近。而那時人在香港的司馬璐,還特別注意《新觀察》的文章,覺得它在大陸是一本十分開放活潑的雜誌。「當然,那時我做夢都想不到,新觀察主編戈揚就是樹佩華。因為我們在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

兩位老人在紐約華埠一間中餐館久別重逢,心情都異常激動,雖然年輕時的激情不再,難得的是兩人仍默契十足,好像從來沒有分開過。他們真正理解了「嚶嚶鳴矣,求其友聲」、「同心相知,同氣相求」的涵義,更難能可貴的是,兩人幾十年來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理念不變。

「雖然近黃昏,夕陽仍是無限好!」

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一生卻充滿傳奇。他廣泛接觸過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和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來物換星移,多少風流人物與他擦肩而過,論英雄豪傑如數家珍,時代風雲變幻盡收眼底。

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有兩個特別經歷:一是生平接觸過最多當代中國政治人物,對中共黨史有著個人獨特經歷和長期從事資料搜集研究的權威;二是多次面臨絕境,都能在鬼門關轉一圈後死裡逃生。

「往事如煙,人生如夢,政治如戲。」聽司馬璐細說「我這八十年」,精彩絕倫,宛如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過去,自稱「五四孤兒」的司馬璐,大半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斷和死神搏鬥,親歷中國複雜的政治風浪和歷盡人間滄桑。他將生命溶化在大眾的事業中,孜孜不倦從事學問和歷史研究,雖然歲月已刻在他的額角和臉上,但他內心仍生氣勃勃,進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頤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馬璐八十大壽,當天他在曼哈頓中城一間中餐館慶祝八十歲生日,當眾宣布成立旨在促進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的「中華學人聯誼會」,並將來賓出席壽宴贈送的禮金悉數捐出作運作基金。六年來,該會已舉行過連串學術會議。在他身上,充分展現了「人至期頤仍不休,生命八十才開始」的精神。

司馬璐1919年生於江蘇省泰州海安縣,與「五四」運動同齡。他不諱言自己是個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生父陸省齋本來是崔家的家庭醫生,將崔家小姐誘姦成孕。在舊中國,未婚生子被認為有辱家門,崔氏生下司馬璐時年方17歲,隨即不堪壓力吞金自盡,崔家把他送進「育嬰堂」(相當於「孤兒」)。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戶馬家收養,六歲時養父母雙亡,由於他生來「不是馬家人」,馬家宗族遂發生一幕搶奪家產的鬧劇。

此後,司馬璐成為「亂世孤兒」,淒風明月,苦雨寒窗,感懷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說:「如果說,我的誕生,生母崔氏為我自殺是一場悲劇,那麼這一場馬氏宗親奪產便是一場鬧劇和醜劇。我的身世中,悲劇是第一幕,鬧劇和醜劇是第二、三幕。

他續稱:「我是一個私生子,從小便是個孤兒,到處流浪我的童年的災難,使我一輩子痛恨這個不合理的中國社會,家庭的愛,社會的愛,國家的愛,都距離我很遠,我一生在自生自滅中長大,叫我何處去尋根?又叫我何處去認祖呢?」

司馬璐回顧他的青少年時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過來的。在他艱辛曲折的一生中,荊棘滿途,他屢次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我認識科學與民主,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換來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為生。後來,他在一間布店做學徒,在這期間讀了許多中國舊小說,把他帶入一個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書,都與他童年的遭遇有關,他愛讀神怪武俠故事,嚮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黃天霸、孫悟空大鬧天下。

1936年,司馬璐接受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管理教育,然後到鎮江一個私立流通圖書館做管理員。他一直認為,書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管理圖書的好處是知識的接觸面很廣。他生性嗜書如命,在圖書館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恆地增進知識,在某一程度彌補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讀一本書,都像在他眼前打開一扇窗戶,讓他看到外面的繽紛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學的圖書管理知識,再與實際經驗結合,寫了一篇處女作《怎樣利用圖書館》,寄給全國最富聲譽的天津《大公報》的「圖書副刊」,不久獲刊用。當時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八元大洋,這篇文章的稿費高達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寫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識幾乎全是自學得來,許多人問他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他經常要費許多唇舌解釋,自己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唸過。「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學」和「社會大學」兩個名詞形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認為兩者都適合他。由於生於亂世及個人命運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為憾。

司馬璐養父母領養他時,給他起的名字叫「馬元福」,後來他自己改名「馬義」(取自「馬克思主義」的簡寫)。「司馬璐」是他寫作時的筆名,「司馬」代表他對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崇敬,「璐」字是為了紀念掩護他離開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華」,後來「司馬璐」越叫越響亮,本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

*愛在心間難開口

鎮江是司馬璐一生最早接觸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與戈揚留下許多美好回憶的地方。在少年情懷總是詩的年代,戈揚與司馬璐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戈揚是這一時期的活躍分子。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但就像他的「偶像」賈寶玉那樣,早熟多情,對戈揚情有獨鍾,但卻愛在心間難開口。那個「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其時司馬璐被共產黨安排在蘇北海安文化館任職,是鎮上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揚家中「通風報信」。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他們一起搞黑板報,又邀請當地出身前清舉人的紳士韓國鈞的女兒韓柳閒,組織一個抗日劇團,藉演出宣傳抗日,正在排演期間,司馬璐奉命急赴上海,與戈揚不辭而別。此後,他「進入一個黨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的時代」。

戈揚後來撰文回憶這段歷史舊事時談到:「七七抗戰開始,小馬義到我家裡說『蘆溝橋打起來了』,然後我們一起到外面貼壁報(也就是日後的大字報)。我奇怪,馬義當時的消息為什麼那麼靈通?我又奇怪,馬義為什麼又突然失蹤,在海安消失了呢?」

這個謎團後來終於揭曉,司馬璐給戈揚看了一份中共黨內的內部材料,戈揚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馬義入黨的時間比我還早呀!」司馬璐是在」七七事變」前夕「突擊入黨」,他得意地說:「我那時真是小小年紀,一顆紅心,神出鬼沒。」

原來,他從海安「突然消失」後,到了上海。「七七事變」,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正在華北激戰。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抗戰全面展開,當時中共的政治口號是:發動群眾保衛大上海;而內部傳達是:國民黨政府要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十月底,大場失守,大上海保衛戰接近尾聲,在撤退期間,中共給司馬璐的指示是「立即準備到延安學習」。「黨叫幹啥就幹啥」,司馬璐義無反顧到了延安。

戈揚後來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馬璐與她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1938年,年僅19歲的司馬璐出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主任。翌年再出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該單位後來和延安「新中華報」及「每日新聞」三個單位合併,改為「延安新華通訊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馬璐被派往四川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擔任地下工作,與戈揚一度在重慶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衣少女」戈揚,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會戰」,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領導人器重。由於那時兩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都在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所以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對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

*覺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變」,司馬璐歷經種種一言難盡的政治打擊,被派到白區(當時中共對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區,一律稱為「白區」)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艱苦的「革命考驗」。當時他一片丹心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強忍內心痛苦,不動搖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湯蹈火,全力以赴執行「黨給我的任務」,但他的積極表現和犧牲精神,招致更多打擊。

他逐漸發現,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逃得過被整肅的命運。他耳聞目睹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一生中都有幾上幾落的紀錄,「被整時未死的,再整人時絕不手軟。不管冤假錯,先下手為強」。他與中共領導人由於感情糾葛,從情敵被打成政敵,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他深入敵區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驗」。其後又派他往浙西,「當時我的處境危機四伏,驚心動魄,分分秒秒與死神共舞、目睹多少為理想奮鬥不息的青年人,死於中共黨內鬥爭」。

司馬璐心灰意懶,他與中共的關係,從最初的革命浪漫主義到懷疑否定,到感受壓力乃至產生恐懼感再到脫逃。最後,他從親身經歷的黨內鬥爭中,大徹大悟,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棄自己當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產黨的「逃兵」,毅然脫離中共。不過,他對自己過去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歷史,無悔無怨。

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夕,政治嗅覺靈敏的司馬璐從上海逃往香港,從零開始,披荊斬棘開創新天地,成為名噪一時的中共黨史專家。他靠賣文為生,並與一群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作家組織「自由作家聯誼會」,時常舉辦各種活動,非常活躍。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一書,記述他從十二歲到三十歲(1931至1949年)接觸中國政治生活的獨特經歷。此書出版後成為暢銷書,共銷約十萬餘冊,並譯成數國文字,他拿到一筆可觀的版稅和稿費,成了「小康」。

司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過約20本各類書籍,視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冊及《翟秋白傳》等。

1958年司馬璐在香港創辦《展望》雜誌,至1983年底移民美國才停刊,歷時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長命」刊物。移民美國後,他在紐約主編《探索》雜誌,長達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個人在思想與政治上,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開始覺悟到,解決中國問題,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民主主義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中國繁榮進步。

司馬璐在八十歲生日時,完成《紅樓夢與中國政治》一書,接著決定執筆撰寫他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親歷這大時代大轉變的過程,絕大多數與他同輩的人都已逝去,他傳奇的一生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史實,令此書頗有看頭。

他說:「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忠實的寫出我的記錄,作為歷史的見證。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須有夢,我走進這個世界就開始有夢,一個夢接著一個夢,我走過來了。..... 從演員變為觀眾,寫回憶錄,一樂耳」。

*數十年生死兩茫茫

回頭再說司馬璐與戈揚各奔前程後,自此天各一方,數十年生死兩茫茫,但對方的音容笑貌不時仍在彼此的心頭掠過。司馬璐在戈揚的記憶中,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小馬義」;而戈揚「紅衣少女」的形象,則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

戈揚早在20世紀三○年代就仰慕共產黨,嚮往「解放區的天空是晴朗的天」,這是那個時代熱血青年的共識。1941年,戈揚參加新四軍,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憶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那時的共產黨也是正義的,要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人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黨。」

解放後,戈揚先後出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和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難逃,前後下放勞動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嚴酷環境下度過黃金年華,飽經風霜,吃盡苦頭。也正是由於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種種折磨,使她重新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產黨。「我發現共產黨沒有為人民做

過什麼好事」。

「四人幫」垮台後,戈揚重回《新觀察》,將這本雜誌辦得有聲有色,以開明開放的風格蜚聲中外。

*人生七十才開始

戈揚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時年73歲,她沒有被逆境擊倒,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安排下,到曼哈頓國際語言中心,從英文26個字母學起。

回憶這段「牙牙學語」的經歷,戈揚笑說,「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詩人北島 (本名趙振開)搭乘同一架飛機出國的,當時北島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她說:「你如果不會說英文,就什麼都不說,光說『Yes,Yes』就是了。」戈揚說:「我如果回答錯了呢?」北島說:「那好辦。你一看對方臉色不對,就說『No,No』就對了。」說得戈揚大笑。

那時戈揚除了學英文,還經常去「中國人權」的辦公室打發時間。在那裡,她第一次接觸到電腦,覺得新奇無比。其時正值信息網路熱到來的時候,她投身其中,切實感到電腦和網路給人帶來的樂趣。「人之所以成為人才,靠的是大腦的智慧,電腦則是人腦的延伸。反正閒著無事,多學一點新東西總是好事。」

好個戈揚,一頭鑽進電腦網路的世界,學起電腦打字來。最初困難不少,邊學邊忘,寫一篇稿要比筆耕花多好幾倍時間。有時一個不小心按錯鍵,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飛全功盡棄,但她沒有氣餒,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漸入佳境。到後來,用手執筆寫稿反而不習慣了。「用電腦寫稿,修改、增刪稿件實在太方便了。」此後數年,她應香港《開放》雜誌每月一篇的專欄文章,都是借助電腦完成的作品。

戈揚學英文,不止滿足於日常簡單會話,兩三年後,她的英文程度已經可以閱讀《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等英文報刊。在美國的流亡歲月,戈揚沒有虛度,最初十年,她忙於寫作、演講和參加研討會、座談會等各種社會活動,接受媒體訪問發表時事評論等,沒有一刻空閒。直到2000年,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大手術,身體每況愈下,才減少了外出活動。

近年在家靜養病體的戈揚,又迷上了研究「羅素思想」。羅素生於英國貴族家庭,他的祖父做過維多利亞王朝兩任首相。羅素98歲的人生,「是在追求與失望中度過的。」羅素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三種簡單的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揚回顧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與羅素產生強烈共鳴。

她說:「羅素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強烈地奔走,走過一生,真是不容易!何況這三件事,都與人的性格不同有關,更加引起我的興趣。」而羅素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跟戈揚由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轉變為民主自由主義的鬥士,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戈揚幾年前眼睛動了白內障手術,近年又因青光眼視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惡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鏡讀書看報,並摸索著用電腦寫回憶錄《風雨蒼茫》。她用回憶錄細說前塵往事,敘述她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晚年卻承受理想幻滅之苦,命運弄人,最後成為年輕時代要打倒的「美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公民。她進入回憶的國度,在回憶的時光中度日。但從2004年上半年開始,她身體每況愈下,回憶錄還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來美國,沒有對美國作過什麼貢獻,可是,「美國對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臟病入院動手術的費用,若在大陸可不得了,但在美國,她不用花一毛錢。出院後回到家中,還有護理員全天上門照顧,充分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許多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流亡到美國後,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揚每個月基本靠幾百美元養老救濟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興興的。

戈揚說:「我自己覺得,到美國後,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這份自由。這裡沒有人跟蹤我,沒有人竊聽,沒有人包圍自己,這就很好了。我居住條件差,但說老實話,在中國的精神壓力,要比這裡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國實行的是一黨專制、獨裁,跟我隔得很遠。」

光靠幾百美元一個月的救濟金,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這樣比較高消費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適確不容易。但是,戈揚卻這樣甘之如飴生活了十多年。她沒有后悔自己的選擇,她說自己已跟共產黨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來共產黨所說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專制獨裁,不平等,我怎麼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國流亡期間,最初戈揚仍保持中國公民身分,一度被拒發養老金,戈揚後來乾脆入了美國籍,這樣繼續領養老金就沒有問題了。戈揚在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因為她沒有想到活到這麼大的一把年紀,還要在國外流浪,更沒有想到為養老金的問題,要加入美國籍。

像戈揚、劉賓雁這樣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識菁英,誰能體會他們孤獨、痛苦和飄零的感受。戈揚與「五四」運動一起,參與締造了新中國的誕生,還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堯如等前輩,他們把一生貢獻給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到了老年,卻不能擺脫被放逐的命運,客死異鄉。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劇。

戈揚前幾年還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國大陸,但踏入2004年以來,尤其是近段時間,身體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東西,聽力也在逐漸消失,已有老人癡呆的跡象,最近數度進出醫院,身邊的人都在暗暗為她擔心。

司馬璐以前常常喜歡外出蹓躂,由於照顧老伴精神壓力過大,今年以來健康狀況差了不少,去年他還龍馬精神海鶴姿,現在走路步履蹣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購物、看醫生,他終日陪伴在戈揚身邊。一向女強人作風的戈揚,自健康狀況惡化後,心靈變得特別脆弱,極度缺乏安全感,經常擔心有那一天醒過來失去司馬璐。司馬璐只好一再承諾與她相依為命,不離不棄。

司馬璐謙稱,他的思想境界沒有戈揚高,看問題也不如戈揚有深度,但他的脾氣沒有戈揚大,在他眼中看來,戈揚什麼都好,就是「愛發脾氣」。

戈揚說,司馬璐是私生子,母親生下他就自殺了,「他與生俱來有憂鬱症」,而戈揚天生說話大嗓門,有脾氣就發,發了就忘了。司馬璐每次在戈揚衝著他發脾氣後,則一聲不響生悶氣,戈揚最初並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麼變成了悶葫蘆」,相處日久,才了解對方的脾氣性情,以後再碰到司馬璐不吱聲,戈揚就會恍然大悟,「壞了,我又說錯話了。」

人老了有時性格脾氣都跟小孩子無異。老太太有時那裡不舒服了,也會使點小性子,年紀一大把了,還會「吃醋」。司馬璐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點,她除了擔心「馬先生」 (戈揚對司馬璐的暱稱)的安全,還會懷疑他去找那個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時司馬璐氣她「無理取鬧」,會跟戈揚的女兒小米或我訴苦。我們都安慰他,她是個病人,您就多擔待點,把她當病人好了。

司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個病人有什麼好計較的。他說,自從戈揚視力、聽力和記憶力都出現問題後,有時覺得自己「挺委屈受氣的」,但每每念及戈揚從前對他的種種好處,一會兒氣就消了。

*同為天涯淪落人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天涯淪落人」。1990年,他住在紐約布碌崙,戈揚住處離他不遠。他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他直到病癒,由於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會不被承認,加上自幼失怙,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戈揚在他病中送來溫暖及情誼,令他特別感動,當時他就在內心暗暗發誓,以後有一天要好好照顧戈揚。他們在布碌崙一住七年,1996年,他們在紐約法拉盛一處合作公寓合購一單位共賦「同居」,互相照顧扶持。

司馬璐說:「我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別人對我好一點點,我永遠銘記在心。對戈揚更是如此,無論她的健康惡化到什麼程度,我都要盡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責任,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戈揚在《曼哈頓》一詩中,記載了兩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誼。「入冬小住曼哈頓,怪事奇談處處聞;青梅竹馬來相會,竟是斑斑白髮人。」司馬璐也和詩一首:「海安青梅竹馬,重慶異床同夢,紐約歷經考驗,從此長相廝守。」

他們兩人本來已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多年,為何遲至2002年才興起結婚念頭?這要從戈揚2000年3月心臟病突發、險死還生講起。戈揚後來在香港《動向》半月刊發表《我死過一次》一文,記敘了她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經過。

2000年戈揚84歲,半夜突覺心疼,「只覺得有一種要死的感覺」,經檢查是心臟兩條相鄰的血管栓塞,醫生當機立斷給她做手術。

戈揚與胡耀邦同年,她說:「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樣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歲,我生病時八十四歲。俗話說: 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兒。胡耀邦十一年前沒有活過來,我卻活過來了。我因這次『死而復生』深深體會到,給病人動手術與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當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認人有『生』的權利,不論職位高低,一律平等。當然還要有崇高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為其服務。我有幸在這樣一個國家,所以活了。」

戈揚的生命力非常頑強,4月13日入院動手術,手術非常成功。術後五天,她轉到性質類似老人療養院的「護士之家」復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與小兒艾雷買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鮮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車上對她說:「您應當寫篇文章,把兩個月來從發病、手術到康復的心得體會告訴大家。」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來。

但戈揚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是,臨推入手術室前,她擔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個「未了心願」,她鄭重其事作為「遺言」說了出來:「我和馬先生就算結婚了。」戈揚守候在旁的兒子小胡趕緊安慰她:「我當證婚人。」

戈揚康復後,一度覺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轉眼兩年過去了,這一回是司馬璐身體不適入院檢查,對方要家屬簽字,司馬璐半天作聲不得,他與前妻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是抱養的,不在身邊,戈揚在一邊「嚷嚷」:「我們結婚吧。」司馬璐如釋重負:「我的太太是戈揚。」

*一對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揚與司馬璐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從此正式結為老伴,兩人喜極而泣,場面感人。他們的婚事,由紐約華人女律師潘綺玲一手操辦,鑒於兩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齡,紐約知名女法官麥曼紐斯 (Margaret McManus),特別為他們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簡單隆重的婚禮。

老倆口在兩岸三地知名度頗高,但在準備結婚前相當低調,保密功夫十足。當天的婚禮,除了由陳健華、潘綺玲律師夫婦及其助理陪同,並邀請紐約公共圖書館東方部顧問大任和我擔任男女方的證婚人,再沒有邀請任何人。此前幾天,我接到馬伯伯 (司馬璐)來電,他說戈揚不把我當記者,視我為女兒,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簽字證婚,並叮囑我要保密。

大喜日當天上午,碰巧他們在台灣的好友陳宏正抵紐約,要約他們中午餐敘,司馬璐只好吐露實情說正要出門辦理結婚手續。陳宏正立刻表示要趕來法院觀禮,我覺得他比我更適合擔任證婚人,主動「退位讓賢」。作為男方證婚人的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詩」,以「恭賀馬義兄戈揚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詩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東西,老天不負有心人,璧合一對老夫妻。」

兩人在結婚宣誓時,別開生面宣讀了他們共同起草的「結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們相識了七十年,從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艱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們懷念! 

我們一個夢接著一個夢,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戰,不斷的接受挑戰。

我們忘記了,彼此說一個「愛」字。

我們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個在北京辦《新觀察》,一個在香港辦《展望》,連結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天各一方,還不知道誰是誰?原因是我們都改了姓名。

我們多次逃過死神的召喚,居然都活了八十多歲。感謝美國這塊土地,使得我們又重新團聚,從此,我們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

後記

司馬璐先生一直說我是最了解、也是最適合寫他與戈揚故事的人。戈揚阿姨與他譜出黃昏戀時,我差一點當了他們的證婚人。冥冥之中,我似乎跟他們挺有緣的。

2002年9月16日,我從前在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的老長官張作錦(尊稱作老)先生,從台北給我傳真一函說:

「讀了妳9月14日的報導,知道司馬璐先生和戈揚女士結婚了,實在為他們兩位高興,請代致最深的祝福。那年他們兩位訪台,曾小酌共話。當時就覺得,兩位長者,人在海外,能相互扶持,實在難得。

「猶記和妳初次去曼哈頓訪戈揚女士,在她那兒巧遇艾端午兄,你們兩位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緣。真是人間佳話。」

作老的來函,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第一次見到戈揚,是1989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主編李怡先生特約我採訪報導會議情況。

初識戈揚,簡直不相信她已年逾古稀。她身裁苗條,步履輕盈,上身穿一件紅色的毛衣,顯得氣色甚佳,臉上的皮膚光滑細膩,說話中氣十足,根本不像一個73歲的老太太

舊金山一別,原以為我們會在北京再見的。沒想到陰差陽錯,命運神差鬼使,最後把我倆都驅到了紐約。

1988年11月,台灣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在紐約成立,辦公室設在紐約世界日報總社。當時美加新聞中心主任是張作錦先生,副主任是孟玄兄。作老歷任台灣聯合報總編輯、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及聯合報社長等。他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先後看到我訪問大陸導演吳天明和劇作家吳祖光的文章,大加讚賞。便叫孟玄打聽作者是誰,有意叫我加入美加新聞中心。

孟玄也真有辦法,居然輾轉打聽到我在舊金山的聯絡電話,游說我來紐約。我當時一心想返香港工作,便謝絕了他的好意。

可是,命運弄人。1989年「六四」事件,不但改變了戈揚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5月13日北京學生宣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開始,我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一顆心懸在半空,每當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往下掉。當北京的槍聲響起,耳聞目睹「六四」血腥屠殺的鏡頭,我心碎夢醒,情不自禁失聲痛哭,那一頭曾經引以為傲的烏黑發亮的頭髮,一夜之間不知白了多少根,

我才相信春秋時代的名將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了頭髮的傳說,並非毫無根據。我可以原諒共產黨當年對我的家庭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犯下的罪行,但我永遠無法原諒一個號稱「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政權用坦克機槍濫殺無辜的行為。

「六四」事件第三天,孟玄的電話又來了,說美加新聞中心急需熟悉中國大陸情況的人手,希望我再考慮。眼看那些當年與我一起跑「中國線」的香港新聞同業,由於赴北京採訪八九民運,大都被列入了「黑名單」,禁足回大陸採訪。好友張結鳳時任香港《百姓》半月刊採訪主任,在天安門廣場中彈掛彩負傷回港。而我說得上是聯合報系聘請的第一個有大陸背景的記者,當時海外民運風起風湧,聯合報系屬下的美國世界日報、歐洲日報大量報導相關新

聞,我自認為可以從中發揮作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為猶豫就答應了。

1989年8月,我首次踏足台灣向聯合報社報到。10月16日,我自香港飛抵紐約正式履新。幾乎在同一時間,戈揚也從洛杉磯西來寺來了紐約,住在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公寓。

作老是位富文人情懷的長者,文章犀利,字裡行間卻有股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懷,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對大陸知識分子有種特殊感情,叫我打電話約請戈揚餐敘。

沒想到這通電話又一次改變了我下半生的命運,歷史有偶然也有必然。那天恰巧戈揚外出買報紙,接電話的是艾端午,後來他成了我的丈夫。

(本文寫於2005年5月;刊於 2009年3月號《前哨》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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