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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争鸣》特稿:李锐等老人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争鸣》杂志编者按】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各常委同志: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又值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降和社会矛盾上升的关口,我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党员细读了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忠心地拥护锦涛同志所号召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研读了锦涛同志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和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经济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口号深得人心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此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这个思路非常好。温家宝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民主、透明、监督这六个字,体现了十七大提出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决策,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上述思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我们坚决支持。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1. 我们非常赞同中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同时十分担心特权和腐败分子乘机自肥,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建议,今后凡关重大的四万亿投入的计划、项目均要严格履行真实有效的民主程序。党内首先要真正实行委员会票决制度,严惩个人独断拍板的第一把手,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搞政绩工程和滥建楼堂馆所。人大要拥有充分时间,真正审查四万亿元的财政收支。政协和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应全程参与四万亿元开支的决策和使用。
  1. 与四万亿元有关的重大决策的产生和实施全过程要透明、公开,向所有媒体开放,鼓励并责成媒体追踪报道。绝对禁止封杀和打压媒体的行为。1953年和1988年中央颁布的有关媒体批评报道的规定,应重申有效。其中,有关记者反映任何一级领导人的内参稿件,无须报送被报道本人及有关上级部门,可径直报送中央的规定,应特别加以重申。汶川地震时期,全国媒体全力以赴,公开、透明地报道了党和政府领导的伟大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不屈形象,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宣部在总结2008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时,提出了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等五项经验和透明度决定公信度等三条体会。我们建议,将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化,施于长期。目前的经济困难尤甚于地震,必须保障媒体的宽松环境,保护媒体作全公开全透明的报道。这对威慑贪腐、凝聚人心,共度时艰,有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1. 增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真正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干预,以保证公正办案。
  2. 扩大民间各种社会组织发育的空间。汶川救灾。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重庆出租车停运的劳资纷争,政府居中调解,效果很好。将此类经验推而广之,保护各种民间组织自主发育,引导工人农民有组织地依法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政府为各方提供协商平台,既有助于增加内需,又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以减少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提供更高效廉洁地公共服务。这是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建议,认真总结重庆和慈善救灾事业的经验,逐步推广。
  3. 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进入市场,私用滥用,贪污腐败蔓延,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遏制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性制度极待建立。
  4. 建议从中央做起改变作风,摒弃官话套话,减少"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类的话语。同时,建议公车使用、公费旅行、公费宴请等问题应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另外,许多国营企业,尤其金融、电力、电信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年薪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很是骇人听闻(当年一级干部月薪500元,与最低一级干部工资相差不足十倍。)建议主动减薪,以示与民共度难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国情,前进步子太猛,党和国家尚无此承受能力。所以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章法地逐步有序推进。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小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锦涛同志和常委各同志:30年前,在经济频于崩溃之际,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以大无畏气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因 而走出危机。30年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民生显著改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国人坚信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好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局势,是30年前所没有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那么困难,但我们胜利了。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越是困难越要民主,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我们党一定胜利!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此致
敬礼
冯健、朱厚泽、李锐、李普、杜光、杜导正、吴象、吴明瑜、张思之、何方、钟佩璋、袁鹰、高尚全、彭迪、曽彦修、魏久明
2009 年1月20日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郭罗基:送戈扬




图:《动向》杂志2009年2月号封二彩页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 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 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 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 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 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 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 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 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 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 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 己走我的流亡之路。”

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

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 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 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 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 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 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 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

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 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 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 《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 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 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 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 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表 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厚 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 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 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冯 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 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 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 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报纸和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 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 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说:郭罗基想当 “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次年,我被“玉皇大帝”赶出北 大、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戈扬特地到南京来看我,就没有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表示歉意。我说:“你做对了。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之前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连《人民日报》都抵挡不住, 何况《新观察》?《人民日报》不可能叫它停刊,《新观察》就难保了。”她说:“是啊!是啊!我那里有一帮子人靠它吃饭,我本人再当一次右派倒不怕,砸了别 人的饭碗于心不忍哪!上次批《苦恋》,我不得不‘奉命’妥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戈扬是一片善心,总想在坚持原则和照顾饭碗之间找到平衡。不管怎样,“ 六四”以后《新观察》还是散伙了。四十年间,戈扬的命运总是与《新观察》同起伏、共始终,《新观察》从诞生到夭折、从复活到灭亡,只有一个主编。

在自由的土地上怀念“辛酸的故事”

戈扬和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 来。”哭笑之间说理想,近乎天真了。为了追求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衣少女”树佩华(戈扬的原名),冒着炮火,出入沙场,当战地记者,办战地小报。一九 三八年,她投入了着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 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

为了申请老年福利,戈扬加入了美国籍。当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 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她得到了生活补助和免费医疗,又说:“我们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 斗,想不到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

戈扬晚年,也有喜事一桩。她与司马璐,青春结伴,老迈连理。司马璐原名马义。由于两人都改了姓名,在报纸上看到彼此的消息,不知道谁是谁。及至在纽约见 面,又续七十年前的旧情。戈扬有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二〇〇二年,戈扬八十六岁,司马璐八十三岁,他们决定结婚,九月十三日,在曼 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婚礼。他们发表了一个别致的《结婚宣言》:“我们相识了七十年。幼年孤苦伶仃,一生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多 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将互相扶持,安度晚年。”“辛酸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 现实已不再辛酸;如果还在辛酸之中,只会逃离,不会怀念了。

戈扬的漫长的人生故事,总算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尾。

戈扬大姐,永别了,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

于哈佛大学(原载2009年2月15日出版《动向》杂志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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