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日星期二

施化:当权力失去平衡

不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体制的设计者或者运作者,主要的用心都在于平衡权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和很明显的现实。只不过,专制君主寻求的权力平衡,是在一人之下的平衡。民主体制运用的权力平衡,是自然调节的平衡。孙中山先生如果心中明白,把政治说成是“权力平衡之事”,要比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对中国这一百年要有益得多,也不枉戴了一个国父头衔。

因为世上产生的所有矛盾,都不外乎利益矛盾。不论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是有外部的),说到底都是利益矛盾。懂了这一点,也就懂了,所有把利益矛盾带上意识形态色彩,挑动人们敏感神经的那些政客们,都不值得去相信或者拥护。是什么利益就说什么利益,就事论事,讨价还价地解决利益矛盾,比把矛盾性质搅成一锅粥,最后让一些别有用心的聪明家伙从中渔利,要简洁实惠得多。

利益的需要与生俱来,谁也不必隐瞒或推让。一个不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与其说是一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怪物,或是一个残废。这样的人不靠别人养着就活不下去。那些说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领袖,没有一个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只不过心里想要的利益比人民还多。我主张今后搞政治的人,都学得坦白一点,把自己想要的权力以及作为交换条件,将满足的哪一些人利益,都直接说出来。带满铜臭的政治,才是清白的政治。

权力是获得利益的最有效工具。所以争夺利益的较量,表现在外的都是争夺权力的恶仗。政治斗争也就是权力斗争。一些人获得更多权力,一些人失去了权力,于是分出了胜负。但是权力的失衡,其结果不是简单使某些人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是政体大厦的坍塌,社会稳定的丧失,最终让最有权力者失去权力。如果知道权力不平衡导致失去权力,就不会说“胜者为王”这种话。

观历代帝王,凡是懂得权力平衡的,都较长久地掌控大局,统治王朝。清代最后一个懂平衡的统治者是慈禧。她在满人和汉人,文官和武将,内戚和朝官,改革和保守之间,一直没有明显偏袒,或者说根据时局需要,有时拉一下,有时打一下。到她死后,满人便一味排斥汉人,排斥改革,于是平衡失去。当袁世凯复出,朝廷就倾塌了。

毛泽东是一个平衡高手,尽管没有任何一手高出历代帝王。他熟读历史经典,善于在不同的派系之间搞平衡。有时即便搞掉的政治对手,也不彻底干净地消灭掉,留在那里以备将来待用。邓小平就是保留下来平衡王张江姚的。没想到人一死,平衡就完了。或许毛死前就知道。

邓小平也懂搞平衡,但手法比毛低的就不是一截半截了。尽管如此,他一次失手后还懂一些弥补。用江泽民平衡李鹏陈希同就是一例。选隔代接班人也是一个平衡的想法。但是自从邓小平死后,就已经不再有过去那种一人之下的权力平衡。专制体制下的平衡优势到此结束。

绝不是留恋独裁的平衡术,而是担心,如果拒绝民主制度的自然平衡,自己又没有独裁者的平衡术,乱世就不远了。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县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烧突发事件,就是权力失衡后的一个典型表现。一般来说,冤案,包庇,误判的案子,许多社会状况下都有发生,但是由此轻易引发骚乱,就不是一般的社会状况,而值得警觉了。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演变为一个警察国家。军队和警察国安成为维持社会的最主要力量。道理很简单,政治信念没有了,宗教信仰没有了,道德伦常没有了,良心正义没有了,只剩下党来维持社会。具体表现就是党领导下的军力警力。

军力警力虽然可以为党保驾护航,可是他本身也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有利益要求,如果没有另一种权力的平衡制约,人的利益要求无止境。正因为党有求于武装力量的保驾护航,不得不妥协让步,默许其不断坐大,坐大的结果自然是无止境地侵犯其他群体的利益,激起公愤。如果公安的公众形象一直很好,绝对不会为一件错案受到这样的冲击。个案只是个别,但是激怒公众的个案,就不应当掉以轻心。

说明党依赖于武装力量的另一个例子是地震救灾中失事的直升机。五名机组人员被大张旗鼓追认为烈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每人家属捐赔20万,而对其他11名罹难公民,只字不提。军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外,总理温家宝在救灾时调动军队的困难处境,也很让人担忧。一个不断坐大的武装系统,对国家对民众都不是福音。党不再是当年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党,命令指挥的作用和当年相比,已经大幅缩水。权力失衡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也许还有其他力量可以依靠?问题是,几十年来,党已经轮番把各个群体各种政治力量的人都打翻在地了,得势的少数大财团和精英都各有自己的算盘。现在的共产党,不依靠军队警察,还依靠谁呢?由于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大,激发的民愤也越来越大,反过来又更加依赖。恶性循环,稳定维持将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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