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

雷颐:避免体制性荒诞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离开插队几年的农村,来到空军航空兵某部队当兵。我当的是“地勤兵”,为“特设”分队的“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的电 器设备。地勤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机械师、无线电师、军械师、特设师,再加上正副“长”、“指导员”等,几乎要占三分之一,这些 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军龄;一些技术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军龄。

这些“老干部”、老兵,见多识广,自然时时闲谈起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他们经常谈及的,是“文革”高潮时的部队许多荒诞好笑的“怪现状”。据他们说,有一度 我们部队曾规定列队不许喊“向右看齐”,只能喊“向左看齐”。检查飞机无线电频道时要两人在不同飞机检查联络,以前规定,检查好一个频道转到下一个时,彼 此说“下一个”,此时规定只能说“前进”。当时部队装备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歼-5飞机,在发动机点火发动时,机械师或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 了”,机械员必须在飞机尾部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 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此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是“打倒 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连连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打不倒刘少 奇”。这虽是一个“政治事故”,但我们部队领导还颇开明,查明情况后并未给这位机械员任何处分,只是要他检查了事。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能到这种程度,或许以为这只是“个别”。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在部队的“特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当时“各自为政”,各种荒唐规定五花八门。李瑞环回忆说:“许多事情,今天年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 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毛主席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刘少奇’,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 行反革命。”(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一位国营大厂退休工会主席回忆“那个年代”自己当兵时的情 况说:“我们部队还有更邪的呢,喊‘齐步――走’的时候,我们都得喊‘紧跟毛主席,永远向前进!’很有节奏的。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喊‘向右转’,因为‘右 ’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如果非得向右转怎么办?那就喊:‘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转三次才能转到位置。”(郭晓慧:《对 话:“关于‘老三篇’和‘红宝书’》,《大学人文》第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荒诞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她对这 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她回忆说,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 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 ‘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 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 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 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她知道“不能公开反对”,但作为“内参”记者,本可“参他一本”,不过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内参”。

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 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 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 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 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金凤由于当年是在上海、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被说成是“中统” 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五年一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 放,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军队的性质必然要求各种信号、号令高度简明、严格、科学、统一,不然会有灾难性后果。当军队的信号、号令都可如此“恶搞”时,社会被“恶搞”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荒诞如此,亦非一日之功,而是一点点“累积”而成。1959年开始批判彭德怀主张“正规化”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一再强调 要“突出政治”。1965年底,开始批判罗瑞卿1964年搞的“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冲击政治”,部队与地方先后传达了“那些不相信突出政 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最高指示”。到了“文革”,“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成为最权威的口号、纲领。为了表示对“突出政治”不是“阳奉阴违”,各地各单位竞相“攀比”,“突出政治”的各种形式便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稍有异议者即 无好下场。金凤那时是《人民日报》当红记者,有这种特殊身份尚“不能公开反对”,只能写“内参”且还入狱数年,遑论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投上所好 必有好处,哪怕表现“过分”,起码于己无害;万一“不足”,不仅于己“无利”,而且很可能“有害”。这种体制,不能不日趋荒诞而无人敢止。一个体制若不能 容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听取不同声音,必然会“一意孤行”到荒诞地步,只有造成灾难性后果才会“迷途知返”。这时,代价可就太大了。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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